潘文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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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中的挣扎——一个富农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6)

(2017-04-08 19:41:04) 下一个

 

 

5 再次回到北京

       风珍:回到北京,妈和潘文平去贵州大哥那儿了。二哥就让我和风琴、晓娟去南苑大队。南苑大队书记姓王,我们姐仨找到他,要他给我们解决吃住问题。他瞅了我们姐仨一眼,板着面孔说,你们回老家去好好劳动,由你们老家解决。

       我说,我们从小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在这里上学读书,我们也没犯法,凭什么让我们回老家去?回到老家要吃没吃,要住没地方住,你让我们怎么活?

       说了半天,他始终板着面孔,一点同情心也没有,就是一句话:“我们解决不了。”

       我们家的房子,已经由大队贫协主席孙宪明占了,有家回不去。没办法,我们姐仨就住在书记办公室的外边。

       住了两天,书记说影响他的工作,就把我们撵到广播室去住。当时已是北京的秋天了,晚上已经很凉,我们既没有被子,也没有褥子,只好底下找点稻草铺,上面放一床破席。没有盖的,夜里就靠我们姐仨的体温来互相温暖。广播员看我们姐仨太可怜,就找了一条旧毯子给我们仨个盖……

      吃什么呢?大队经我们再三要求,一天给我们三斤棒子面。不够吃,我们姐仨就到野地里去捡点白薯、花生、芹菜根、野菜什么的,回来买五分钱酱油下着吃……当时,我们姐仨和要饭的乞丐也差不了多少了……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我就领着琴和娟去东高地的医院卖血。我们三人走到东高地,浑身一点劲都没了,到医院上楼梯腿都打颤……我们找到大夫,大夫听我一讲,看我们姐仨这么小,面黄肌瘦,营养不良,说:

   “你们仨还想不想活?”

     我说,就是为了活命才来卖血。医生说啥也不给我们抽血,我们仨只好又走回去……

七八里路,我们姐仨是一步一步挪回去的……

     回到大队,大队又把门关上,不让我们进大队的院子了。我们就找妇联主任韩玉珍,她是造反派头头,请她开门。她不开,我们就说,那我们就睡在马路上,死了你负责……

    过了一会,她可能考虑怕出人命,就把门开了。

    国庆节到了。可能是没吃没喝,又没地方住,人的心情不好,我就又病了。

     潘晓娟:“十一”那天,到处贴标语,插红旗,人们忙着去参加各种庆祝会。我三姐浑身发烧,四肢无力,找谁谁不管。三姐眼里淌着泪,拉着我们俩的手,说:

   “琴、娟,你们将来可别忘了你们的三姐是怎么死的……”

     我们姐仨手拉手,哭成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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