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彭大明再谈目前形势和中国的民主化问题
在我的人生路上，特别是在80和90年代，和一些有才气的年轻学者如我文章中提到的陈宏涛、刘君山、周向阳等接触，再有就是和同龄人中的彭大明等学者交朋友，使我有了启蒙老师。每次和这些学者交谈，我都觉得深受启发。正是和他们的接触交谈，加上不断阅读有思想深度的文章，才使我从被洗脑以后的愚昧状态中醒悟过来，渐渐有了独立思考能力。不知读者看了这些谈话记录有何感想？
晚上停电，两个孩子提前上床，妻子去打麻将，看来在家什么也干不成了，便散步到彭大明家，看他家是否也停电？好久没和他聊聊了。
敲了几下门，彭先生听出是我的声音，才把门打开。他说，最近楼上有人遭偷，家家都不敢轻易开门了，非问清楚才行。
我说，我们单位的职工宿舍也遭偷了几家。据说是公安派出所的警力全用到抓动乱分子上，因而小偷就活跃起来了。
坐下之后，彭先生给我倒了一杯水。他听我说市内分片停电，原因是枯水季节来临，电力供不应求。
他说，往年为什么这时候不停电？肯定是哄鬼的。
坐在他的书房里，见写字台上堆着不少书，笔记本摊在桌子上，他似乎正准备开始晚上的写作。我说，走在路上才想起，我来之前应该先打个电话，问问你们这里是否也停电，倘若停电，我来坐坐不妨。现在看这样子，恐怕你今晚有自己的安排，我知道你的习惯是晚上工作，而且现在是效率最高的时候，所以，干脆我改日再来拜访吧。
彭大明站起来，把我按在坐位上，说没什么要紧的事。六四以后，心绪不好，也没什么心思干事。这两天想到香港某刊物约篇稿子，就翻翻资料，做些准备。他说，香港的稿酬比大陆要高，而且还有这么一条：对香港的稿子按规定付，对大陆的稿子则按香港标准高出一倍付。但是稿酬寄来，中国银行以官价折合人民币给作者，这样一来，就划不来了。所以，我的稿酬一律存在香港的银行，那里我有亲戚。
我想，知识分子待遇普遍偏低，稿酬也不高，他这样做，我完全能够理解。
不过，最近各单位都在搞清查，我很想听听他们单位是在如何搞，就问他，你们单位清查搞得如何？
他说，社科院的清查，省委派了个工作组，由一位省报退休的老主编任组长。来了之后说，在全国范围内，社科院是清查的重点单位。最初，听他这么一说，大家还有些紧张，把清查当成一回事。但是，没几天，大家发现只有少数人对清查热心，多数人无非是观望和应付。对清查热心的是哪些人呢？是那些业务不行，想吃政治饭的人。以往，院里的书记和院长各有自己一伙人，分为“院长派”和“书记派”，两派平日就明争暗斗。这次“书记派”想整“院长派”，可是院长六月四号前后一直出差在外，抓不到他的把柄，就搜集院长手下几个所长的材料，企图把院长的左臂右膀整下去，让院长成个孤家寡人。但是几个所长都是业务骨干，把他们整下去，业务谁搞？书记手下多是草包饭桶，是吃政治饭的党政干部，他们搞运动还可以，搞科研根本搞上不去，让这些人当所长，又有谁服呢？
我说，我们学院也和你们那里类似。原来的院党委书记想把几个副院长排挤出院党委，把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学生处长等等心腹都弄进党委。没想到，他煞费苦心地经营了一两年，建立了党委新班子，结果出他意料的是，党委决议好多执行不了，几个副院长不买他的账。最后，重大决策只好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来讨论，在会上因为书记的心术不正，没威信，往往也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无法形成决议，党委扩大会议常常是不欢而散。这位书记在这里开展不了工作，又调到财经学院去任书记。听说书记一走，他手下的几员干将蔫了下来，院长派又占了上风。这次一搞清查，原来的书记派又开始形成一股力量，企图东山再起，搞掉几个院领导和一些中层干部，一方面想借机向上爬，另一方面则是重新控制学院的党政财大权。
彭大明说，几十年来，每次运动，都是整倒一批，提拔一批，这些热心参加运动的积极分子说穿了，就是想踏着别人的尸体向上爬……
我说，的确是这样。从七十年代末，知识分子刚刚形成一种抓业务求上进的风气，现在又被迫卷入政治斗争中。而政治斗争又演变成派性斗争，这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派性斗争又死灰复燃吗？
彭先生说，现在和文革时期不一样了。你看现在大家还像文革时期那样热心吗？严格来讲，林彪事件前后，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就开始醒悟了。对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你争我斗，不管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或者是在单位，大家都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现在的特点是，大家骗——上边骗下边，下边骗上面。你看，现在有几个是像文革初期那样认真？有几个是言行一致？
我问：“你说的骗，具体是怎么个骗法？”
“你想，”他说，“现在中国报纸、电视、红头文件上的话，有几句是真的？中央领导讲的话谁还信？除非那些头脑简单和愚昧无知的人。在知识文化界，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你看连那些跟着中央文件跑的人，也无非是为了利用中央的精神来谋个人的私利。现在人们聪明了，采取的办法是上行下效——你骗我，我也骗你。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这种相互骗的一种表现形式。又比如，现在上面要大家学习江泽民的讲话精神，我们院领导说，既然社科院是重点清查单位，咱们就多学几天：别的单位学一个星期，咱们学它两个星期。你说他这是真想好好学吗？无非是哄上级。小组讨论时，又有几个认真发言？大家无非是在一起闲聊。聊什么呢？聊的都是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谁给你认真学？另外，江泽民讲话和中央文件列举出十八种清查对象，除了抓的人以外，现在清出几个来？所以，上上下下都在演戏。你说，现在谁心里不清楚——六四早晚要平反。
我问，当前这种搞法是不是一种非理性的表现？或者说是一种农民意识的体现？
他说，咋不是？六月份出动军队，就是一种土八路作风。当时邓小平肯定又气又急：气的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不仅不感谢他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这种政策给文化知识界带来的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不感谢在他的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政策下，起用大批知识分子当各级领导，相反，却反对他“垂帘听政”，要打倒他；急的是学潮如烈火燎原，全国各大城市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用四二六社论压，也压不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他像个封建家长，对子女的造反行为好说歹说都不行，只好拿起棍子来乱挥乱打。还有什么理可讲？枪杆子就是理。你想，八十多岁的老人，满脑子封建意识，还能想出什么好办法？你再看看他对胡耀邦和赵紫阳，也同样是这种逻辑：我提你们上来，你们就得听我的，按我的意思办，稍有不如意，就赶下台去。不知你注意没有，胡耀邦当年在深圳讲，邓小平要退休。邓小平要退休，这种话只能由他自己讲，你总书记讲，他心里会怎么想？他会不会认为你是想赶他下台？赵紫阳也是犯了胡耀邦同样的错误，他在接见戈尔巴乔夫时的讲话中，说所有重大问题都要请示邓小平，赵紫阳显然也是对邓小平的“垂帘听政”有些不耐烦，他在电视上那么一讲，我就知道事情不妙，邓小平绝不会客气。
不过，在这方面，邓小平反倒比胡耀邦和赵紫阳更有韬略，当年他看到毛泽东要整他，他就赶忙写检查，不像刘少奇那样硬顶。邓小平为了使毛主席放心，还主动要求到汪东兴手下去工作。众所周知，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大忠臣，又是邓小平的死对头。从这一点来看，邓小平就比别人棋高一筹。另外，华国锋掌权时，邓小平给华国锋和党中央写信，说自己坚决拥护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并且说自己永不翻案，还建议继续批邓。你看邓小平是何等有心计，何等令人放心。可是，一旦他大权在握，对华国锋等人就不客气了。汪东兴也好，华国锋也好，都一个一个踢开。现在，邓小平大权独揽，都得看他的眼色行事，谁还敢提他当年的假检讨？谁还敢揭穿他的韬晦之计？所以，苏联也好，中国也好，只要是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你要打倒谁，就一定要先坚决拥护谁。你要保住自己的官位，你就要懂得韬光养晦。赫鲁晓夫和邓小平在这方面的表演都非常出类拔萃、令人叹为观止！
我估计彭先生今天一定喝了酒，谈兴才这么浓。我问他，下一步会出现什么情况？
他说，现在是过渡时期，就等邓小平这口气，他一死，局面比毛泽东晚年还要危险。现在国库空虚，大量炒票流入私人腰包。光我们省，最近听到的小道消息就够惊人的。比如有个经理，捞了一大笔钱，设法把钱打到香港，在香港买了房子，然后全家都搬到香港，入了港藉，你怎么去查他？还有省政府有个干部，捞了一百二十万，逃得无影无踪，听说也是跑到外国去了。报纸上也登过类似的案子，比如头些日子，报上登，有个28岁的北京青年，搞了三百多万美元，合人民币就是两千多万，逃到台湾去了。据说他是个一般干部，那么比他更有权，地位更高的人，那些人难道不会从国库挖更多的钱？另外，学潮时期提到的五大公司，镇压完学潮之后，说是要清查五大公司，清出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也没有。这都是骗人走过场的事。可以这么讲，经济上的问题，要多严重有多严重。邓小平也好，李鹏也好，都不会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着想，他们只是为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在打算盘。那么下边的人如何呢？党内的一些老家伙是靠枪杆子起家，现在为了保住自己和子女的既得利益，自然是坚决支持邓小平和李鹏的。这一点，明眼人谁看不出？
我有个中学时代的同学，现在部队是大校。有次我们闲聊时，他说，现在有些人就是想搞全盘西化。我当时就问他，你们部队不搞西化，为什么买那么多外国武器？为什么军装都不再像当年的土八路，还要带肩章，打领带？我对他说，当年中国人都留辫子，穿长袍马褂，辛亥革命以后，人们才渐渐头上不留辫子，脱了长袍马褂。五四以前，人们写字都是从右向左，竖着写，不是像现在这样从左向右横着写。我们现在这种写字的方法，就是向西方学的。他听了以后不讲话了。
中国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这些农村青年没受过多少教育，到部队以后灌输的思想就是永远忠于党，党叫干啥就干啥。不仅是部队上的干部和战士头脑被搞僵，弄得孤陋寡闻；就是地方上的干部，包括相当一批知识分子，也好不了多少。你比如我们在小组讨论时，何卫东的发言就很可笑。他说学潮时期的学生领袖王丹和柴玲等等，都是被人操纵指挥的，是受人利用的；还说严家其没什么本事，叫他领导一个区，他都不一定能搞好……总之，他接受的都是报纸和电视上的东西，你听了以后，简直哭笑不得。你想，就这样的头脑，他能在社会科学院搞什么科研？
我们省里还有这样一位领导干部，他大概也是三八式的老干部，有次讲话，他在会上说，许多省里领导干部出国考察，回来以后就崇洋媚外，说资本主义这好那好，骂共产党不行。他听了非常反感，就坚决不出国，几次放弃出国考察的机会。他说，他一辈子坚决跟党走，绝不崇洋媚外。这也是个典型人物，他到死也要抱着老一套不放，你说可笑不可笑？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说明一些领导人出国考察，钱并没有白花，百闻不如一见。这些人平日读书看报都很少用脑子，想的都是儿子、房子、车子……一出国，亲眼看看外国的情况，看看人家的现代化建设，看看人家的文明程度，富裕程度，回来以后至少不再骂资本主义如何如何，而是认识到自己的闭目塞听，土头土脑，有的还会进一步反思自己过去所接受的那套教条与谎言的可笑。有了这次开眼界的机会，至少不再做改革开放的绊脚石。
我说，记得，你曾经讲过，说中国目前的文化土壤还不适合推行民主政治？现在还是这样看吗？
他说，是这样。我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传统根深蒂固的大国，农村教育落后，一党专政几十年，灌输的都是当代的封建专制主义意识，这么多年，你看电视《百家讲坛》上讲的都是帝王将相，都是封建社会那些东西，西方如何走向民主的内容，一讲也没有。所以，真正觉醒的毕竟是少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实行民主政治，还要做许多工作。弄不好，还要流血。伊朗就是个例子，国王巴列维受过西方教育，有现代意识，他想把伊朗推向现代化，结果反倒被思想保守的宗教领袖霍梅尼推翻，被迫流亡国外。这说明，在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先进的文化思想不一定都能战胜落后的文化思想。中国的八九民主运动，无疑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代表的先进思想和先进的制度，最后却惨遭失败，被一批头脑保守落后的土皇帝用现代化武器镇压下去，这也是一个世界历史上很典型的政治悲剧！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就是中国需要一个铁腕人物，强行推行现代化，推行民主政治。否则，中国始终是一盘散沙，谁也没办法。
我低头看看表，已经十一点多，我说，告辞了。今天真对不起，耽误你一个晚上。
他说，不要客气，大家是多年朋友，在目前形势下，彼此推心置腹地聊聊，也未尝不是一件快事。
(1989年11月2日)
连小平同志提出的“20万“指标都没杀满党，而且又没说要“Kill Everybody in China”---> 绝对不算“辱华事件”。
谢谢前辈对中国历史上那段重要的事件如此记载,历史不是由统治者来写的,而是象您笔下这些有血有肉的同胞共同写成.我们需要更多的经历过那段历史有良知的人们从各个方面描述,让后人有可以借鉴的真实史料,吸取教训,社会才能变得更加文明,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