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与新闻出版局刘局长的对话
刘大龙是学历史的，文革前毕业于省内最著名的某高校。刘大龙在大学里是个“调干生”，也就是说，他先工作了一段时间， 才进大学读书，在班上比一般高中来的同学，自然要成熟许多。他的妻子是他的同班同学，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毕业后，夫妻双双分到一个地区所在地的县份上。刘大龙是共产党员，安排在州政府的政策研究室，任务是跟着州领导东走走、西看看，开开会，然后给文化水平不高的领导当笔杆子，起草个文件、报告，或写总结之类的。他妻子则分到一所中学里当
刘大龙瘦高个子，一双大眼睛，一看就知道他是个精明之人。他长期在地区领导身边，谨言慎行，善于察言观色，深黯官场的游戏规则。但在骨子里，他则酷爱文学，醉心于小说创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十几年前我们就相识了。作为文学编辑，我曾审阅和编辑过他的小说稿子，也曾为他在省级文学期刊上的小说写过评论文章。所以，我们在一起谈文学，谈文革，谈当前的形势等等，往往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
不过，刘大龙终究不是一般的文学爱好者，他世事洞明，深知在我们社会里掌权对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此，他很早便入了党，在八十年代讲究知识化、革命化和年轻化时，被提为地区文化局长。没几年，又提到省里当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成了高级干部，出入有了小车。
虽然我们在谈论文学艺术时，大家很少有什么分歧，但在谈到政治问题时，他的观点有时就和我们这些普通知识分子有区别了。有一次，我们谈到共产党在五七年打了那么多“右派”，这些所谓右派实际上都是敢讲真话的人，其中很多人是民族的精英，他们那种仗义执言的精神，代表了民族的正气。
“一个民族的正气被摧毁，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
刘大龙听了笑了笑，摸了我的后脑，说：“你是不是三国时期的魏延？长着反骨？”说明我们在政治问题上是有不同认识的。当然，我们彼此仍然把对方视为朋友。
昨天，刘大龙携夫人和儿子到我家来玩。坐定之后，我先开口：
“没想到，你竟成了党的新闻检查官了。”
“是啊，服从组织的安排。”
“那么，违心的话，每天都要讲几句喽？”
“没办法，不讲也不行啊……”
“你是搞文学的，现在中央要整顿报刊杂志，目标每次都对准通俗文学，你认为真正问题是在通俗文学上吗？”
“自然不是。他们只看到花花绿绿的通俗文学坏人子弟，实际上瓦解党和败坏党的形象的却是严肃文学。”他毫不含糊地讲。
“对。你就拿《小说选刊》、《人民文学》上所发表的那些文学新人的作品来说，几乎都是从人性的角度对现存体制的批判和抨击。最近《新华文摘》上转载一个叫阎连科的作者写的中篇小说，题目叫《祠堂》，写支左解放军为了入党和提干，是如何在丧失人性与扭曲灵魂的路上挣扎。这篇小说与刘震云那篇《新兵连》，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最有意思的是，《祠堂》是《解放军文艺》首先发表出来……”
刘大龙听了，问坐在对面沙发上的儿子：
“我们家有这本《新华文摘》吗？”
“咋没有,就是今年的第六期，上面还有赵紫阳的讲话。”刘的儿子受父亲影响，也是文学爱好者，他今年参加了高考。
我问刘局长：“你说，文学界出现这么多控诉共产党，给共产党脸上抹黑的作品，难道那些极左强硬派不知道？”
“谁去提醒他们？你愿意去吗？”
“给我五万块钱奖金，我去举报。”
两个人都笑了。刘局长看着我，说：
“你老兄那篇在小报上发的关于《河殇》的文章我看了，观点有问题呀。”
“你老兄头几个月在省报上那篇关于我省文学现状的分析，也统一不到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上吧？”
两个人又相视而笑。
“中国新闻出版署的署长杜导正为何下台？”我问。
“为何下台？根本原因就是支持赵紫阳。”
“这叫什么干部政策。”
“以人划线。”
“这样搞法能长久吗？”
“谁知道呢？”
“我想，除非把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弄到边远山区，在那里不让他们看书、看报、不看电视，不让他们读书受教育。因为中学生学历史，知道古往今来世界各国的变化，知道什么是民主制度，什么是专制制度，还有，他们读了高中课本上鲁迅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和《纪念刘和珍君》这些文章，可以联想到北京的六四事件，即使学生联想不到，教课老师也会暗示学生……”
一直坐在沙发上注意我们对话的高中毕业生小刘插了一句：“大家都说，六四和鲁迅写的简直是一模一样……”。
我指着小刘对刘局长说：“他们这一代人是无论如何也愚弄不了啦……”
刘说：“邓小平讲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决定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定要来的。这话是正确的。”
我说：“可惜，他站的角度和广大青年学生与广大人民群众相距十万八千里。”
究竟是高干，是城府深的官员。刘局长不随声附和，也不反驳。停了几秒钟，我试着问：“据说主管文教的副省长也有想法？”
“咋没有。他对这次整顿报刊，私下对我说，要实事求是，不要自己发明创造。这意思不是很明白吗？”
刘的妻子坐在那里，始终不发一言。
临走，我见他内衣外还加一件茄克外衣，问他：“这么热的天，怎么你穿这么多衣服？”
他捏捏我只穿背心裸着的胳臂，说：“我哪有你的身体好？又白又胖。”
“唉，这都是吃人民的血汗长的。”
他和我又是一笑。
（1989年8月21日 星期一）
同公安厅的“笔杆子”闲谈
星期日晚，我们全家正在看美国电视片《傲骨正气》，小陈带着一位青年敲门来访，坐下之后，小陈介绍说：
“小李是公安厅的，也是个‘笔杆子’，今天他来问问成人高考的事……”
小陈是我家的朋友，个子不高，是个大龄女青年，快三十岁了，还没男朋友。她孝敬父母，为人热心，大概就是因个子矮，相貌平平，加之她的择偶标准可能高了些，婚姻问题一直迟迟没有着落。她以往似乎讲过，公安厅有个小李，像个小弟弟一样，经常去她家玩。
“你具体搞什么工作？”我问小李，口气似乎有些不妥，但又无法收回自己的问话：
小李没有介意，递过一张名牌，只见上面印着：省公安厅八处编辑，《机关青年》杂志社编委、记者，省某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所兼职研究人员，《中国青年报》社特聘通讯员，《新大陆导报》编辑部特约评论员、记者。一共是五个头衔，说明他社会活动面较广，有相当的写作能力。一问，年龄才二十三岁，去年刚从省某著名高校中文系毕业。
现在，人们见面很少谈其它，谈的几乎都是六四事件。由于和小李是第一次见面，我试着问他，公安厅的领导对待学潮和“六四”是什么态度。
“这很难说，”他说，“从表面来看，正厅长是政法学院毕业的知识分子，他似乎就有自己的看法，只是不流露而已。另一个副厅长在做报告时，谈北京的暴乱，他扯到建国初期剿匪时的事，谈得没边没沿，下边不少人听得都快睡着了。只有一个南下干部提上来的副厅长，他文化不高，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在下边讲，戒严部队进不了城，拿机枪扫嘛！我就不信没办法！”
看来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喜欢没文化的工农兵，绝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些人可以党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向哪里，就像当年希特勒的冲锋队一样。
“听说现在便衣很多？”妻子问，“而且抓住通辑的学生还有重奖。”
“增加了四万多人。”小李回答。
“我听说，”小陈插话说，“头些日子在公共汽车上，有个年轻人坐在位子上，旁边有个妇女抱着孩子站在她旁边。旁边有个中年人讲，小伙子，让一下位子嘛！这个青年人瞅了那个中年人一眼，非常不服气地讲，邓小平那么大年纪都不让位，我凭什么让？邓小平让位我就让！结果旁边两个便衣走过去，一边一个把这个年轻人抓起来，准备带下车。旁边有人说，算了，一个年轻人讲话欠考虑，让他下次注意点。两个便衣装没听见，车一停，就把那个青年带走了……”
“我也听人讲，”妻子说，“有一个人到北京出差，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两个妇女吵架。最近北京人的火气特别大，吵着吵着就厮打起来，北京妇女就把另外一个外地来的妇女胳臂咬了一口，当时那个妇女的胳臂就肿起来了。在场的没一个人劝架，也没人动手把她们俩拉开。还是一个外国人出面把这两个妇女隔开。这时，一个年轻人说，真是给中国人丢脸。另一个中年人说，军队在北京开枪才真是给中国脸上抹黑！这时，也是两个便衣马上把这个中年人抓住，一边一个，车一停把这个人带走了。”
小李说，北京回来的人讲，北京的大学生经常失踪。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一些教授和讲师，没事就去钓鱼。便衣特务这么多，白色恐怖有点像国民党失败前那种情形……
我说，在民主国家，老百姓可以随便批评政府的领导人；在我们这种国家只能谨言慎行，最好是在公共场合不谈政治。
小李说，我们宪法上也规定了言论自由这一条，但却是一句不能兑现的空话。所以，出逃国外的人，跑到台湾的人，人们都叫“投奔自由”，这种说法是很确切的。
小陈马上提到美国之音广播的两条消息：一条是上海昆剧院的五名演员“叛逃”美国，另一条是贵州的两名舞蹈演员在美国参加艺术节，留在美国不归。她说，如果允许中国人自由移居美国，恐怕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百分之八十以上都会选择出国这条路。
小李说：“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上面提到从八二年到八八年底，大约有七万多大陆人跑到澳门去。至于到香港的，恐怕就更多了……”
妻子又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六月份抓人都登报，怎么现在抓人不登报了呢？
小李说，主要是国际舆论的压力太大，现在只能密秘逮捕，密秘审判，密秘处决。
“还有一个原因是，”小陈说，“群众对抓学生反感。这些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都是怀着满腔爱国热情，起来参加游行、示威，他们爱国有什么罪？！他们又不是想捞个一官半职。可以说是一点私心都没有。抓这些人，除了那些老不死的家伙，没人支持。”
“会不会把这些抓起来的学生判死刑？”妻问。她本来是不关心政治的，现在也常常为那些被抓起来的大学生担心。
我告诉她，连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没判死刑，这些学生领袖能判死刑吗？
“死刑倒不会判，”小李说，“如果政府授意监狱的人对他们进行肉体折磨，也可能把他们弄死，或者搞残废。”显然，小李虽然年轻，但对我们这个社会的黑暗和共产党的残暴却是认识很清楚的。想当年，我们像他们这样年轻的时候，那种愚忠和虔诚是多么幼稚可笑！
小李还谈到他最近读的一本书，书名叫《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他说，当年胡风明明是文艺界不同学术观点和不同学派之争，当然也有与周扬等人的权力之争，可是毛主席大笔一挥，把胡风一伙定为“反革命集团”，连胡风的死对头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等人都感到意外。有了这个定性，就可以顺理成章地逮捕、抄家、审讯、判罪，结果把一批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打入十八层地狱，弄的这些文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胡风当年是抱着圣上英明的幻想写了三十万言的意见书，结果落得沉冤二十多年，是何等可悲！看看毛泽东当年的整人手法，再看今日邓小平的所作所为，你对共产党还能抱什么幻想和希望？！
真没想到，一个刚出大学校门一年多的年轻人，对共产党的认识竟如此深刻！我们老一辈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从忠心耿耿到彻底醒悟，则经历近半个世纪，用了将近一生的时间。从这点来看，中国的民主事业，是大有希望的。谈到目前的中央领导，小李说：
“邓小平从来不和知识分子接触。他喜欢打轿牌，只有几个牌友。但是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他像毛主席当年讲的，是大权独揽。不久前我看到一个材料，在中央领导的人事安排上，赵紫阳主张杨尚昆年纪大了，只担任国家主席就行了，由秦基伟任军委常务副主席。邓小平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秦基伟不放心。还是坚持让杨尚昆当军委常务副主席。”
“那么，李鹏呢？”我问。
“据知情人讲，”小李说，“李鹏留学苏联时，学习成绩就很糟糕，除了俄语和联共党史以外，其它功课都不及格。虽然才气和能力没有，但政治野心却不小。仗着他是周恩来的养子，靠邓颖超的大肆活动，才把他提上来当总理。他在改革开放中，始终扮演保守派的角色。在学潮和六四事件中，他的表演得最充分。”
小陈说：“可不是嘛，李鹏出来接见学生代表时，满脸凶相，冷冰冰地打官腔，讲套话，毫无一点人情味，我侄子都骂他不是个人，简直就是个猪！”
大家听了都笑起来……
（1989年8月22日 星期二）
再访好友胡义雄夫妇
下午两点多，我去义雄家送照片，顺便看看义雄夫妇。义雄午睡尚未起来，他妻子吴玲刚从民委回来。吴玲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就进卧室把义雄喊起来。吴玲告诉我们，说省民委主任住院了。
我和义雄问是什么病？
“什么病？还会是什么病——回来都吓哭了！这下子不好交待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你还不知道啊？”吴玲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说，“我们学校艺术系的瞿丽在美国跑了，留在美国了！”
“哦，听到一点传闻。美国之音上周也播了这条新闻。瞿丽她们究竟是怎么跑的呢？”
“听说艺术团开始规定，”吴玲说，“团里的人不准单独活动，必须集体活动。最后几天是在美国的犹它州，说是让艺术团的人分别住到美国人家里，结果为瞿丽他们创造了逃跑的机会。”
“那么省民委主任有什么责任？”
“是他带队出去的呀。临走发现少了两个人，左问右问，大家都说没看见，把主任急得团团转。最后没办法，机票已订好，只好垂头丧气回来了。回来就生病住院了……”吴玲说。
“那么瞿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我问 。
吴玲介绍说，瞿丽在艺术系打洋琴，三十岁了，还没结婚。由于她年轻，身材好，扮相好，业务还可以，所以，学校里有什么晚会演出，都让她报幕。在学校里，她也算是个惹眼的人物。为什么呢？一是在学校经常登台亮相，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二是她和政治系的系主任老赵关系有点浪漫。老赵是个风流才子，五十六岁了独身一个——他妻子在法国。老赵和妻子本来都在法国，但他不愿意留在法国，就和老婆友好分手。大家说，老赵可能很有手段，不费什么劲，就把瞿丽抓到手了。两个人在公开场合都卿卿我我，毫不避讳，就像夫妻一家人一样。平时没事，瞿丽就往老赵那儿跑。大家都说，两个人的关系就说不清了……老赵在六四以后有点倒霉，成了重点审查对象。他的问题主要是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美国之音的广播内容。不过，吴玲接着仍然介绍瞿丽的事，说：
“听说瞿丽没回来，老赵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每天失魂落魄。临出国前，老赵曾经问过瞿丽：你会不会一去不回？瞿丽说，到时候再说吧。不过，老赵说，瞿丽平日倒是讲过，说在我们国家有什么呆头？我宁原到民主国家去洗碗洗盘子。所以，瞿丽一走，老赵回忆起她过去讲的这些话，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一旦成为事实，他还有点接受不了——听说他吃不好，睡不好，一个人晚上经常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有时和他打招呼，他好像都听不见……”
“你们学校的老师们是怎么看的？”
“消息传开以后，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瞿丽不顾国格，给中国人丢脸！有人反驳说，在北京开枪打死那么多人，这才是真正丢脸！在世界人民面前丢人现眼。”
吴玲的丈夫讲，艺术系的人集中时，大家谈起来，公开说，瞿丽跑得好！我要去了，我也跑！也有人感到兴奋，感到鼓舞，觉得给共产党的脸上抹黑，是大快人心的事！
胡义雄还说，政治学习时，书记读文件，大家根本不想听，都在谈论瞿丽逃跑的事。书记就说，请大家支持，我这是照章办事。有人说，你读的这些，电视上、广播中、报纸上，到处都有。听也听了几遍，看也看了几遍，何必再浪费时间？书记装没听见，照读他的。
“你们学校有没有紧跟中央的极左分子？”
“咋没有？”吴玲说，“这种人各单位都有。你比如我们学校的周尚文，原来是在一个很落后的地区师范学校毕业，在地区教书。靠周院长的关系调上来，安排到艺术系。由于水平低，能力差，不懂业务，讲课学生不欢迎，站不住脚，他只好去找周院长，要求去进修。学校花钱让他去进修，回来以后，安排到民语系，上课还是老样子，仍是没多大起色。”
“有些人，的确不适合教书，花钱再多，培训时间再长，他也上不了课。”我说。
“可不是嘛，就像有人讲的——让一头牛到美国去留学，回来仍然是头牛。可是共产党连这个起码的常识都不懂。”义雄说。
吴玲接着说，有次周尚文从楼上下来，顺便到我家坐坐，谈起学生的游行示威，他说，这些大学生懂什么？国家大事也不需要他们去过问。他们的责任是好好读书，将来为四化贡献力量。胡义雄就和他争论，说毛主席当年要求全国人民要关心国家大事，你怎么理解？古人也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又怎么理解？
他说，关心国家大事，经常看看报，认真参加政治学习，这当然是应该的。搞什么游行示威，搞绝食抗议，这就太过分了。
他走了以后，我都讲胡义雄：你和这种人没必要争，他虽然不是小孩子，可是智商就那么低，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再者说，多年愚民政策造就出来的木头脑袋，你能改变他？另外，周尚文这种人不仅素质很差，而且品质也不好。本来他是靠周院长调上来，又靠周院长去进修，包括后来的提拔。可是周院长一退休，他马上宣布，说他和周院长没有任何关系。这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吗？和这种人最好少罗嗦……
胡义雄听了妻子的话，觉得有道理，就接着妻子的话说，也有人不是品质不好，只是认识问题。比如我们原来呆的那个地区文化局长，是个南下干部，高中文化程度。他为人不错，从不整人。学潮期间，他来到我家，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上街游行了吗？”
我说，我这么大年纪也没必要了。
他说，这就对了。你看着吧，到一定时间，中央肯定要采取措施。五七年的教训摆在那儿。谁掌权也不会撒手不管。
胡义雄说：“他是多年受共产党的教育，只知道听党的话，服从组织的安排，坚决跟党中央保持一致；至于国家走不走民主化道路，中华民族怎样才能振兴，这些问题从不考虑。这些人一辈子考虑的东西，主要是个人的前途和个人的安危。这些人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对。”
“什么角度不对？”吴玲反驳丈夫，“一句话，私心太重，所以才奴性十足。”
我说，你讲的有道理。
谈到目前党中央领导人的方针政策，胡义雄说，高明的领导人现在应该淡化六四事件和学潮，让人们在记忆中逐渐把悲愤消解。可是他们明明自己搞错了，明明伤害了千百万甚至上亿中国老百姓的心，使对他们抱有希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彻底失望，可是他们还不善甘罢休，还对这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搞个个检查和人人过关，还搞什么对重点事件，重点单位，重点对象，进行彻底清查，还提出什么“除恶务尽，不留后患”，这不是错上加错，往大家心灵的伤口上撒盐吗？另一方面又搞什么平暴英雄巡回报告团，到全国各地作报告。这样做，你说愚蠢不愚蠢？你想想，这岂不是把千百万青年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都当成傻瓜，当成阿斗？这些中央领导人怎么会如此弱智？
吴玲说，我们单位有个平日最不爱讲话的人，那天在办公室翻报纸，看到上面有“向平暴英雄学习，向平暴英雄致敬！”几个黑体大字，就骂：
“什么鸡巴英雄！镇压人民的刽子手！他妈的，这些狗娘养的不会有好下场！”
当场人们听了，瞅着他笑了笑，谁也没说什么……
我问，他恐怕不是个老师吧？
吴玲说，是后勤处的，听说还是部队下来的，会开车。
最后，话题又扯到学生领袖郑旭光被捕的事情。胡义雄说，郑旭光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刚年满二十岁，这么年轻就去坐牢，真是太可惜了！吴玲也说，不知道郑旭光的父母该多伤心……
沉默一会，胡义雄又说，最近有人从深圳、珠海那边来，说现在香港方面重金奖赏那些协助大陆被通辑的高自联和工自联的领袖逃跑的人。每协助一个被通缉人出逃，奖赏十万港币。我们公安部则是每协助他们抓一个被通缉的人，奖励两万元。
吴玲接着丈夫讲，从深圳、珠海回来的人还说，他们在电视上看到吾尔开希讲话时，他身边站着两个彪形大汉，据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怕共产党派人去暗杀，实行一级保卫。
我说，最近报纸上说，吾尔开希等人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出逃的。
胡义雄说，这说明美国决策人站得高，看得远，为建立一个民主的世界，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独裁政权下受迫害的民主斗士。而我们国家的当权者，为了他们一小撮特权阶层的利益，却千方百计迫害和屠杀这些爱国的仁人志士。两相对照，文明和野蛮，先进和落后，崇高和卑鄙，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
（1989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