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修单车老板一家的对话
在马路的拐角处，一家人开了个修单车的铺子。我新买的单车，出了几次小毛病，这次刹车又出问题了，便推到这家来修。现在街谈巷议的都是学潮和六四事件。老板抽着烟，主动开口说：
“学生上街游行，开始我还支持。到后来他们鼓励一些社会闲杂人员，拦汽车、要打倒邓小平，我就感到有问题了。说老实话，过去别说自己开铺子，就是农民上街卖几棵自己种的葱葱，都不行，像做贼一样。那时连活路都没有。自从邓小平上台，人们才有了活路……”
他儿子在旁边说，北京的暴徒烧军车，打解放军，死了还要放汽油烧，再不镇压也不行了。你看我们这里一些歹徒，趁机搞打砸抢，要不抓这些人，老百姓的日子是过不安宁的。
老板娘在旁边说，解放军要不向老百姓开枪，也不会把事情闹大……。
“向老百姓开枪，你看到了？”老板质问她。
“电视上没演出来。可是已经公布死了几百人，街上人都在讲……”
“都在讲，你不要讲！”老板教训妻子，“把你抓进去打一顿，你就不多嘴多舌了！”
修好单车，我推起车往回走。禁不住想起鲁迅的小说《药》里的华老栓一家。华老栓夫妇想给儿子治病，听说儿子的病吃了人血馒头就可治好，于是就到处花钱找人。刽子手杀了反清志士的头，然后用馒头蘸上志士的鲜血，卖给华老栓。华老栓的独生子吃了病未见好，仍然一命呜呼，死后埋在被害反清志士的墓边。七八十年的光阴过去了，在当代，像华老栓一家愚昧麻木的人，恐怕还不会是少数。
另外，据说邓小平调外地部队进京，从调动之日开始，就禁止部队官兵看报纸和电视，进行消息封锁，并欺骗他们说，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要他们去进京保卫党中央……在这种欺骗宣传下，解放军官兵自然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上级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
看来，中国要实现民主化，没有发达的教育和民主启蒙，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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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联艺术研讨会侧记
刚刚发生了六四事件，文联通知一些搞戏剧艺术的人开会，通知上的名目是“小剧场艺术研讨会”。
在文联会议室，稀稀拉拉坐了一二十人。会议未开始，气氛就有些异样：往日大家凑到一起，说说笑笑，显得很活跃；今日有的正襟危坐，一言不发，满脸忧戚；有的则悄悄地交头接耳，就像当年林彪堕机蒙古的温都尔汗，国内官方传媒尚在封锁这个重大新闻，而有人则从外台知道了这一惊人事件，在恐怖中秘密传播这个消息。当然，与那次事件不同的是，这次交头接耳谈的内容，大家都心知肚明。
九时正，文联党组书记赵大雄夹着皮包走进会议室。赵书记五十年代写过小说，但入党做官以后，就成了在意识形态上代表共产党来领导和控制全省文艺工作者的专家。他个子不高，长着一副女人般的白脸，一双小眼十分有神，透着几分精明，他总是把头发梳得油光油光，下巴也是光得发亮，让人很容易想到皇宫里的太监。在他身后，紧紧跟着的瘦高个子是文联副秘书长梁伯林。梁伯林五十年代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分到作协以后，从未见他发表过什么作品，尖嘴猴腮，机灵过人，不久前提为文联副秘书长。现在虽然年近退休，但终于捞到一个正处级，几十年梦寐以求的乌纱帽戴上以后，虽然没有像范进中举那样癫狂，但举手投足和言谈话语中，也不自觉地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得意。
两位领导落座以后，赵书记先发言，他说，这次的会议通知是六月初发出的，没想到，六月四号凌晨北京戒严部队进城受阻，发生了流血事件。昨晚电视简要播了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正如小平同志所讲，今年四五月份以来，由动乱发展到暴乱，绝不是偶然的，是由国际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气候所决定的。对这场政治风波，政治事件，我们应该以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坚决支持中央的决策。我就讲这几句开场白，研讨会由咱们副秘书长伯林同志及剧协副主席老周同志主持。我还有个会，就不再陪大家了。
说完，赵书记便拿起皮包，离座而去。十来年里，每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总之，党中央对文艺界有什么文件、指示，赵书记都要亲自传达、贯彻。他就是省文联党的象征和化身。他总是一本正经，不苟言笑。
赵书记走了之后，梁伯林和老周互相推辞一番，还是梁伯林先开口。梁副秘书长虽然写文章不行，但口才在文联还是屈指可数的。不过，他讲话不像赵书记那样，赵书记完全是驾轻驭熟地操练文件和社论语言，而且滴水不漏，完全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梁伯林则油滑中带有很强的个人感情色彩。他开场白讲的是：
“我完全同意赵书记的看法。对这场动乱和暴乱我是早就有预感的。我看有些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他们借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千方百计想把西方那一套搬过来，搞全盘西化，不要党的领导，……”
“梁副秘书长，请问今天是开戏剧艺术研讨会，还是声讨动乱和暴乱？”一位年轻的戏剧作者打断梁的发言，很客气地问他。
梁副秘书长停下他的发言，两只三角眼锥子般投向那位打断他讲话的年轻人。可惜，大家都是来自不同的单位，工资、福利、报销医药费，包括提级、加薪等等，文联都管不了。因此，你副秘书长有点权又如何？别人可以买你的账，也可以不买你的账。但梁伯林似乎意识不到这一点，他反驳说，作为党的文艺工作者，有必要关心国家大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对最近发生的这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应该有个立场和态度。
“梁副秘书长，”市文化局艺术研究室的谭主任说，“刚才小文的意见是，今天是小剧场戏剧艺术研讨会。因为时间有限，希望很快进入正题。至于动乱也好，暴乱也好，回到各自单位，肯定要讨论，要表态，还有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各单位起码要学它几天，甚至十天半个月。因此，希望早点进入正题。”
“好好好。”机灵过人的梁伯林马上回过神来，开始言归正传。
不过，大家显然没有心思来讨论小剧场的戏剧演出问题，心里想的仍是六四前的学潮，
文联党组书记和秘书长的发言，自然是一种声音，但这仅仅是官方的声音，共产党的声音。他们在这种场合，讲的这些话，究竟是真心话，还是不得已而讲的假话，是很难断定的。但对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能像赵书记和梁副秘书长那样表态，的确是太困难了。在这个社会中，不讲假话是活不下去的。但对一个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来说，常常违心地讲假话，也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因此，梁副秘书长接受小文的意见，要求大家就小剧场戏剧艺术的现实性与可行性发言时，大家反倒陷入沉默之中。梁副秘书长见大家都不愿发言，就点名说：
“小文，你反对我讲题外话，那么你来带个头，先打头一炮。”梁副秘书长是笑眯眯讲的。
小文说：“副秘书长，你这可是打击报复。”他的口吻也是玩笑式的，但他接着半认真半严肃地讲，“好像康德当年讲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我想说的不宜说，适宜说的我不愿说。因此，我还是听听大家的高见为好。”
梁副秘书长侧耳倾听了小文的话以后，半认真地问，小文，你这话里可是有话，能不能告诉我们，哪些是适宜讲，哪些不适宜讲？
小文自然明白，在目前的形势下，对六四事件，在公开场合，最好是三缄其口；另外，他也自然能看出梁的险恶用心。所以，他满脸严肃地回答他：
梁副秘书长意识到毛泽东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经过文化大革命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人们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内心充满恐惧了，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没有经历老一代知识分子那种精神折磨，对人模狗样装腔作势的官僚，内心更是反感。所以，他就放下小文，面向在座的与会者，问哪位谈谈，对小剧场戏剧艺术的发展有何看法。
沉默了一两分钟，仍是无人发言。可能人们都如小文所讲的，适宜说的不愿讲，没心思讲；想讲的又不适宜说。说穿了，人们心里都有一肚子关于学潮和六四事件的话，但在这个场合能讲吗？要讲，也只能和赵书记他们唱一个调子。
耐不住沉默和寂寞，有位五十左右的先生说，小剧场戏剧艺术，我个人认为在目前来说，不是大众的艺术，而是少数人的艺术。为什么这么讲？正像当年的芭蕾舞是宫廷艺术一样，小剧场艺术只能给少数人观赏，这少数人是谁呢？我不说大家也清楚。所以，在经济比较发达，人们的收入普遍较高的情况下，这种艺术也许有生存的土壤；在我们这里，恐怕另当别论。
发言人姓谭，是市文化局艺术研究室主任。老谭曾经写过一个戏剧剧本，名叫《范仲淹》，在省内搬上舞台以后，曾经受到好评。八十年代中期，他曾经到北京的高等艺术学府进修过戏剧理论，显然是个有艺术追求的人。
由于会上发言人太少，气氛过于沉闷，梁副秘书长和剧协负责人老周商量一下，决定休息一刻钟，并宣布有午餐招待大家。
我走出会议室，见市文化局艺研室的老谭和剧协的编辑老陈在谈什么。大家都比较熟悉，平日也都互相了解，我便走过去，问他们在谈什么。
老陈说，吃早点时，文联党组书记老赵在饭桌上讲，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我说我不相信。他问我，那你相信谁呢？我说我谁也不相信，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老谭说，北京有朋友在电话中告诉我，北京的医院里死伤者成百上千，可以说是一片恐怖。他说，看来知识分子当中，除了那些良心已经叫狗吃了的，一贯充当驯服工具的以外，凡有正义感的，都不会有好日子了。我们经历的时代，有点像魏晋时期。建安七子之一 ——孔融，你说他有什么罪？就是对曹操不敬，反对曹操的一些主张，曹操就找个借口把他杀了。司马懿杀嵇康，就为了一篇文章。我们这个时代里，胡风和彭德怀都是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他们俩虽然没有被杀头，一个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头头，一个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头头，两个人所受的精神折磨比死还难受。你说比那时侯又如何？另外，北京的魏京生有什么罪？无非是要求民主，点了邓小平的名，就抓起来判刑十几年。所以，在一党专制下，知识分子只能像魏晋时代的阮籍、何晏那样，饮酒吃药，放浪形骸，抓住时机，尽情享乐，来打发日子。我们这一代，要想得到民主、自由、人权，那是办不到了。
我说：“谭兄，不必悲观，这次学潮和民主运动虽然暂时失败了，但输得更惨的是独夫民贼，是一伙刽子手。”
老陈说，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
（1989年6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