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已经彻底背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以毛泽东为首的极端左派，在文革中彻底砸烂已经形成的党政系统，建立工农（兵）为主体的革委会，从最底层的工人、农民中直接培养领导干部，并且扬言这类的干部体系的大清洗要每过七、八年来一次。江青配合这种极端的清廉政府思想，开发出直接颂扬工农兵的八个样板戏。

所以在中国的左倾时期，左派已经走到左倾的极端，在旧党政体系中种下深刻的仇恨，为邓小平右转舵形成了环境和气候。

在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权以后，经过三反、五反、镇反、反右近10年的时间才彻底地消灭反对派势力，然后，中共才放开手脚大干社会主义（大跃进嘴啃泥）。在文革过程中，旧党政机关的各级官员并没有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只是被虐待、关牛棚、去57干校。所以文革的反对派的主体依然强大地存在和蛰伏，在邓小平主政的 81年11.3全会后，获得最大的支持，过去被打倒的文革前党政官吏被重新启用，右派摘帽。

但是，邓小平在以后的若干年，都在清查“文革五种人”，纷纷送入监狱。为什么清查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文革五种人，没有引起百姓的抵制？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的最底层的老百姓对官员的本质上的对抗。无论何朝何代，任何当官的，无论什么级别，都是反人民的，都是与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中国无论是毛左时期还是邓右时期，都没有理顺人民和统治者的良性关系。这里面涉及私有制和公有制的本质的冲突和矛盾，以及中国的统治者和人民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当邓小平上台以后，剿灭左派党政官吏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并没有反对。无论是谁，在清理官吏这件事上，总是能够获得老百姓的支持的，尽管毛左时代的官吏的选拔，能够从民间的草根中直接选拔，但这与百姓的直接利益没有关系。

所以，邓右时期的81-85年，以一种不张扬的手法清算文革五种人，基本上打掉了这部分政治势力。

邓小平的改革开发政策，几乎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这里面的核心障碍就是邓的改革开放“大跃进”的想法。邓小平以为只要在全国各地全面地搞开放，经济就能够直飞。事实上，能够在中国搞供应、搞平均主义、极端地保持官吏的清廉这些毛左极端左派的做法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与中国的绝对贫困和普遍贫困有关，这种贫困是无法依靠任何一种制度能够迅速转变的。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性规律，邓小平们并不懂。无知者无畏，中共在中国的整个执政期间，最大的特征就是无知者无畏。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开发政策并且企图在工农兵三大领域搞活经济、一切向钱看、解放思想，等所有的做法，并不是宇宙真理，能够迅速地解决中国的总的问题，贫穷和腾飞。相反，几乎任何一项改革开发政策都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问题。比如，东南沿海地区的迅猛发展，和内地、中原和东北地区的停滞。

但是，无论改革开发的利弊如何，却对于贪腐却是最大的有利。在毛左时代，最大的贪腐是走后门和特供。在邓右时代，因为中共任何一个党政机关，都是一只手为公、另一只手为私，各级党政机关就是公有和私有的共存体，所以公私共同营私舞弊。中国的经济在这种奇怪的经济体制中走过30年，逐渐显露出其本质，就是党政行政机构是中国最大的政治经济公有私有综合体。围绕着党政机关的是非常少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的利润几乎是绝大多数用于行贿。而官员手中的权利巨大，把握全部国家的资源、资本，主导经济发展，自主决策公有和私有的发展，并且毫无章法。所以，形成了今天的极端少数的官宦官僚体系与极大多数的人民的极端对立。这种官民的对立是建立在利益分配的极端的不合理的长期积累上，所以，这种政治形态是处于爆炸的前期。这导致官宦体系内部对中国生存环境失去安全感，而纷纷逃离。

如果邓小平企图从体制上提供更大的私有空间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当年毛泽东把中国的官吏恶魔打入牢笼，后来的邓小平把这个恶魔放出来，并且失去对这个怪兽的控制。

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