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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軍收復新疆之戰
(2013-11-04 06: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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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家主權,保持領土完整的一次正義戰爭
19世紀60年代,隨著西方列強在世界範圍內爭奪殖民地鬥爭的日趨激烈,中國的邊境形勢日益緊張。沙俄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奪取了中國東北邊疆的大片領土,隨後便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國西北邊疆。1864年,沙俄通過與清政府簽訂《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又侵佔了中國西部領土44萬多平方公里,並妄圖吞併整個新疆。1865年,中亞浩罕汗國侵略者阿古柏率軍侵入新疆,在英國支持下,建立反動政權。1871年,沙俄出兵佔領伊犁地區。新疆面臨著被肢解吞併的危險。
70年代中後期,清政府在左宗棠等人的積極推動下,勝利進行了收復新疆的戰爭,維護了中國的領土完整,粉碎了英、俄企圖肢解和侵吞新疆的陰謀。
1864年,新疆地區的回族、維吾爾族人民,在陝甘地區回民起義影響下,在天山南北起兵反清,先後攻佔庫車、烏魯木齊、哈密、瑪納斯和喀葉噶爾舊城。但是,這些打著反清旗號的武裝暴動,一開始就被少數反動封建主竊取了領導權,成為他們搞割據分裂的工具。喀什噶爾的封建主金相印為了兼併漢城(今疏勒),向浩罕汗國求援。潔罕汗國派遣阿占柏率大軍於1865年侵入南疆。阿古柏在南疆地區大肆攻城掠地,不斷擴充勢力,於1867年底以喀什噶爾為中心,成立所謂的「哲德沙爾」偽政權,自稱「巴達吾來特阿孜」(意即洪福之王)。到1870年,阿古柏控制了整個南疆和北疆的部分地區。
阿古柏侵佔新疆期間,對外投靠俄、英和土爾其,對內殘酷壓迫各族人民。沙俄趁機施展狡猾的伎倆,一面以幫助清政府安定邊境秩序為借口,於1871年6—7月間,強佔中國伊犁地區,名曰「代為收復」;一面悉心籠絡阿古柏,於1872年承認阿古柏為「哲德沙爾汗國君主」,同阿古柏簽訂通商條約,獲得許多侵略權益。英國也於1874年同阿古柏簽訂正式條約,承認阿古柏的「艾米爾」(即統治者)地位及其竊踞地區為「合法的獨立王國」,從而取得了在阿古柏統治區通商、駐使,設領事等特權。這樣,阿古柏就成了沙俄和英國分裂中國領土的共同傀儡。
面對新疆地區這一嚴重形勢,清政府決定採納陝甘總督左宗棠收復新疆的建議,出兵新疆,消滅阿古柏傀儡政權,恢復被沙俄侵佔的伊犁地區的主權。
光緒元年(1875年)5月,左宗棠被任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金順為烏魯木齊都統,幫辦新疆軍務。左宗棠根據敵我情況和新疆地區的地理條件,制訂了緩進急戰、先北後南的戰略方針,並花了近兩年時間籌集軍餉、采運軍糧、整頓軍隊、改善裝備,完成了收復新疆的作戰準備。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從蘭州移營肅州,準備發起進攻。當時,清軍已有部分兵力駐守在哈密、巴裡坤、古城、塔爾巴哈台等戰略要地,與敵軍相持。4月底,左宗棠命總理行營營務、湘軍統領劉錦棠率馬步25營分批入疆,經哈密前往巴裡坤。至此,清軍出關總兵力有80餘營,約六七萬人。清軍按先北後南的方針,決定首先收復南北疆的交通要衝烏魯木齊。
阿古柏得知清軍西進的消息,急忙佈置防禦,令馬人得,馬明、白彥虎等分守烏魯木齊、昌吉、呼圖壁、瑪納斯、古牧地等地,阻止清軍南下;主力部署在吐魯番和托克遜,阿古柏本人在托克遜督戰。其總兵力約4萬人。
1876年7月,劉錦棠率所部各營到達巴裡坤,並進駐古城,7月底與金順部在濟木薩會合,謀攻古牧地。8月中旬,清軍進扎古牧地城東和東北,用開花大炮轟塌堅固的城牆。8月17日,清軍經過數天激戰,佔領古牧地,殲敵近6000人。
劉錦棠從繳獲的敵方信函中得知烏魯木齊守備空虛,決定除留兩營兵力守古牧地外,主力迅速向烏魯木齊挺進。8月18日黎明,清軍出發。守衛烏魯木齊的馬人得、白彥虎未料到清軍行動如此迅速,一聞炮聲,即棄城向達阪方向逃跑。清軍收復烏魯木齊、迪化州城及偽王城。盤踞昌吉、呼圖壁與瑪納斯北城之敵如驚弓之鳥,未等清軍進攻即棄城而逃,只有瑪納斯南城之敵負隅頑抗。從9月2日始,清軍金順部會同劉錦棠部,伊犁將軍榮全等部猛攻瑪納斯南城,11月6日攻克。至此,北疆地區除伊犁外,所有敵佔據點全部克復。此時冬季來臨,大雪封山,不便於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清軍決定暫停進攻,進行休整,待春天到來再向南疆進軍。
收復南疆的部署,左宗棠根據敵方情況於1876年11月初即已擬定,阿古柏在達阪、吐魯番、托克遜三城部署重兵,加強防守,其本人則坐鎮喀喇沙爾指揮。左宗棠針對這一情況,提出了三路並進的作戰方案:劉錦棠、廣東陸路提督張曜、記名提督徐占彪各部克復達阪、吐魯番、托克遜三城,打開南疆門戶,然後乘勝西進,收復所有失地。具體部署是:劉錦棠部由烏魯木齊南下攻達阪城,為北路;張曜部由哈密西進,為東路;徐占彪部出木壘河,越天山南下,為東北路。張、徐兩部協力攻取吐魯番,得手後,立即攻托克遜。
1877年4月14日,清軍經過幾個月的充分準備,開始向南疆進軍,劉錦棠率主力1萬餘人及開花炮隊由烏魯木齊南下,16日進至達板外圍,乘守敵不備,迅速完成對該城的包圍。4月18日,清軍打退增援之敵,在達阪域外增築炮台。4月19日,炮台築成,清軍用開花大炮轟塌城中大炮台、月城和城垛,擊中敵彈藥庫,敵軍死傷甚眾,企圖突圍,被清軍截殺未逞。敵守軍在清軍強大攻勢面前只得投降,達阪城遂克復。這一戰,清軍共擊斃敵軍2000餘人,俘敵1000多人。
與此同時,張曜部和徐占彪部在鹽池會師後,於4月21日克七克騰木,22日克辟展,25日克勝金台,向吐魯番挺進。
4月26日,劉錦棠部攻克托克遜。隨後,張、徐二部在羅長祐部湘軍協助下收復吐魯番。至此,清軍三路並進,未及半月即收復三城,為徹底打敗阿古柏創造了條件。南疆人民紛紛起義,反對阿古柏的反動統治。阿古柏見大勢已去,於5月下旬逃至庫爾勒自殺。其子伯克·胡裡在喀什噶爾稱王,繼續頑抗。
1877年9月,清軍挾連克三城餘威,乘秋高氣爽之際,開始部署收復南疆八城之戰。劉錦棠率馬步32營為前鋒,張曜率馬步16營為後隊,共2萬餘人,向西挺進。敵守軍放棄喀喇沙爾和庫爾勒西逃往庫車。劉錦棠根據敵西逃庫車,立足未穩等情況,決定親率精兵追擊。10月15日,劉錦棠率2000精兵追至布古爾(今輪台),擊敗敵騎千餘。10月18日,追至庫車城外,發現大量敵軍。劉錦棠在隨後跟進的後隊到達後,猛攻庫車,敵軍大敗,白彥虎率余部向西逃跑。清軍收復庫車。
10月19日,劉錦棠繼續西進,21日抵拜城,22日在銅廠大敗白彥虎軍和伯克·胡裡軍。24日,清軍克阿克蘇城。26日克烏什。至此,清軍在一個月內馳驅1000公里,連克南疆東四城(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
清軍的破竹之勢,使盤踞在西四城(葉爾羌、英吉沙爾、和闐、喀葉噶爾)的敵軍驚恐萬分。和闐叛軍呢牙斯向清軍請降,並主動率兵圍攻葉爾羌。伯克·胡裡率兵自喀什噶爾增援葉爾羌,打敗呢牙斯。但前喀什噶爾守備何步雲乘機反正,率數百滿漢兵民佔據喀什噶爾漢城。伯克·胡裡趕忙回救喀什噶爾。何步雲派人向劉錦棠乞援。劉錦棠當機立斷,決定不待張曜全軍到達,便分兵三路前進:一路由余虎恩率步騎5營從阿克蘇取道巴爾楚克(今巴楚東)直趨喀什噶爾為正兵;一路由黃萬鵬率騎兵6營、張俊率步兵3營,經烏什取道布魯特邊境,出喀什噶爾西為奇兵,約定於12月18日兩路同抵喀什噶爾;劉錦棠自率一部經巴爾楚克直搗葉爾羌和英吉沙爾,策應攻取喀什噶爾。12月17日,余虎恩、黃萬鵬等部齊至喀什噶爾,當晚一舉收復該城。伯克·胡裡、白彥虎率殘部逃入俄境。12月21日,劉錦棠收復葉爾羌,24日收復英吉沙爾。1878年1月2日,清軍克復和闐。至此,新疆全境除伊犁地區外,全部收復。清軍收復新疆之戰取得偉大勝利。1881年,中俄通過談判,中國收回伊犁。
清軍收復新疆之戰,粉碎了英、俄勾結阿古柏侵佔新疆的企圖,維護了中國的領土主權,打擊了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具有重大歷史意義。
這次戰爭所以取得勝利,除戰爭的正義性和新疆各族人民積極支援這一根本原因外,還有軍事上的原因。首先,清軍的戰略方針正確。左宗棠根據西北戰場具體情況,提出「緩進急戰」、「先北後南」的總的方針,把糧餉的采運、保障和武器彈藥的供應放在戰略位置加以考慮,使戰爭準備十分充分,體現了因地制宜、打有準備之仗的原則。事實證明,這一方針完全符合新疆戰場實際,是十分正確的。其次,清軍的作戰指揮靈活機動。左宗棠坐鎮肅州,掌握全盤情況,而將前線指揮權賦予劉錦棠。劉錦棠和前敵諸將積極協同,善於抓住有利戰機,機斷行事,從而在整個收復新疆之戰中攻必克,戰必勝,勢如破竹,銳不可當,充分體現了正義之師的不可戰勝。
從敵方來看,阿古柏反動政權的分裂行徑遭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一致反對。在清軍的強大攻勢面前,敵方難以組織起真正堅固的防衛。加上阿古柏對清軍的戰鬥力估計不足,又未能事先佔領控制哈密、巴裡坤等戰略要地,在作戰指揮上又執行被動挨打、消極防禦的方針,這就難以避免被清軍打敗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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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胡耀邦的评语:此人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不得要领。
维护民族团结,必须认清某些错误思潮带来的严重后果。中共的成功经验就是:相信,依靠和动员群众,而不是依靠精英,即使优秀精英也是群众的一部分,但绝不是人民的全部。
建国60年,如果放到国家大战略方面,中共超过国民党,甚至超过任何历史统治者的地方,
一就是国家意志的统一,对防止外来侵犯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二就是民族的团结,这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是难题的东西得到解决,而且让少数民族一夜越千年,极大地缩短了本民族的历史自然演变过程,从原始部落、农奴制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
三就是乡村社会的有效管理,铲除了土匪和家族封建的非公道权力的影响
四就是妇女解放
而“乱邦”则陷入了依靠精英的道路,否决了群众路线政策,将某些精英人物不分良莠,一律重用平反,具有巨大讽刺意味的是,某些精英从80年代以来在重视知识分子政策的翅膀下,集体性的往右转,成了社会的混乱源泉。自由化、民族矛盾等问题的出现都说明乱邦思路的异化与定位的差异,缺乏战略智慧的政治短板。虽然自命不平,时常用开明形象出现,但是管理国家从来是需要钢柔相济的,领导者遏止某些人的私欲满足大多数人的权利,对知识分子既要重用信任,也要引导。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不得要领的弊端显露了出来了。乱邦仅仅用一个错误来批判另一个错误,而不是继承上的提高,也就陷入邦乱的混乱局面了。
当提起胡耀邦的时候,不少少数民族兄弟有些敏感,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提及他便是要提到民族关系问题。但其实在这点上,汉族和少数民族是同一阵线的。胡耀邦的政策就是扶持上层精英并对各少数民族进行一定的“优待”。为什么要给优待打上引号呢?主要是因为他这些优待算不上优待,却让汉族人气愤,给部分少数民族抹黑。
这就是乱邦的“两少一宽”政策:依据“反动网站”维吾尔在线论坛的交流来看,维族人根本就不认可这个政策。他们看到的是很多宾馆在奥运期间不招待维族人,在车站对维族人查的更紧,而不是小偷小摸可以立即释放。原因何在?一个民族的小偷小摸的人有多少?而普通的维族人民有多少被两少一宽的机会?鼓励和纵容这批人不但没有惠及维族人民,还伤害了维族人的声誉。对少数民族表现好的查的更紧,对表现坏的却非常优待,这难道不是一个笑话?一个好的政策,是激励那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民,而不是那些祸害人民的人!
再说说胡耀邦对少数民族上层和下层的区别:
胡还亲自听旧贵族,农奴主控诉共产党,满足他们的要求,落实统战政策,为大批旧贵族,农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照顾特权。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儿女都要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深造镀金,毕业后也都当干部掌权。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耀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旧贵族吉普,曾是达赖手下五品官,也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党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沦为贫困阶层。
就这样,拥护中央的藏人下层积极分子被抛弃了,而农奴主却杀回来了。中央所拨的款项,都被官员和喇嘛拿走了。试问,如果你是藏人,你会感激胡耀邦的恩情吗?新疆也是一样,热比娅就有幸在他当政期间成为新疆首富,政协委员。但这些“精英分子”靠得住吗?你给他们再多的恩情,也比不上他们自己掌权来的爽,这点道理难道很难去理解吗?
还有那些支边的各族人士,来到这么艰苦的地方献了青春献子孙,反倒要被胡耀邦谴责,就因为他们的花的国家经费太多。难怪他们要起绰号“胡乱帮”。
毛对中华民族伟大贡献之一是基本解决了困扰中国几百年的民族问题。在新疆,百万支边汉族同志和当地维吾尔同志平等和睦相处,共同建设边疆。我身边的朋友,有的来自新疆,他们的父母是老一代支边青年,他们自小在新疆长大。他们讲,新疆人民待汉族青年如同一家人,非常和睦,他们从来也没感到民族隔阂问题。甚至感觉不到他们是不同民族的人。老一代支边人员为国家的安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国家应感谢他们。目前国家对他们的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而胡耀邦就是扶持各族上层人士,全面抛弃各族下层。但因为他的“两少一宽”,一个伤害双方利益的政策,少数民族和汉族却形成了分歧。殊不知,他的政策伤害了所有人 。
揭开了批判毛的盖子,丢了毛的思想,就是根源所在也。导致了社会的信仰之塔的倒掉,少数民族信仰的坐标消失了,社会正义性的价值观消弭,所以有了80年代的严打,少数民族地区的骚乱,民主分子、分裂分子在外部势力豢养、庇护下的张狂。
胡耀邦上台后,与万里到西藏考察 9天。此行虽然也讲了几句共产党的好话,但整体上却是否定毛泽东时代党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绩。公开指责当时的政策是极左路线。不尊重西藏民族自主权;汉族干部多,压迫了藏族干部;中央对藏的拨款被汉族干部职工吃了;中央对藏工作采取“一刀切”的错误做法;不尊重宗教工作和上层人士,对这些“极左”政策要彻底纠正。撤销任荣西藏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任阴法唐为第一书记,解散人民公社,要将汉族干部调离西藏。万里定调,藏族干部要占80%以上。
后来,胡耀邦还表态,欢迎达赖在国外亲自培养的所谓“教师”回藏执教(实际是分裂势力人员)。达赖兄弟讲先回来三、四十人。胡耀邦说、达赖回来,将担任相当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级别的职务。胡耀邦纠正毛时代的“极左”错误。胡还亲自听旧贵族,农奴主控诉共产党,满足他们的要求,落实统战政策,为大批旧贵族,农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照顾特权。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儿女都要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深造镀金,毕业后也都当干部掌权。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耀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旧贵族吉普,曾是达赖手下五品官,也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当年,党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沦为贫困阶层。
胡耀邦的政策还引发了新一轮宗教狂热。宗教活动场所,僧尼人员迅猛扩张。从1982 年的64座1288人增加到1987年的928座14320人,胡下台后扩张势头不减,到1994年达到1787座46380人。藏传佛教成为藏独的重要宣传阵地,公开否定中国合法统治,喊出“西藏独主,汉人滚蛋”的口号等等。阴法唐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强烈抵制胡耀邦的所谓西藏政策改革,遭到斥责,阴法唐 1985年6月被胡撤职,另派伍精华任西藏区党委书记。伍精华变本加利推行胡的极右路线,让更多的流亡海外活佛回藏原寺作法,还派高级轿车迎接。伍精华亲自穿藏袍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提拔重用旧势力人员,实行“抑汉捧藏”政策。许多高级干部出身于旧贵族家庭,同达赖分裂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伍精华被称为 “喇嘛书记”。藏独活动日益嚣张猖狂,在拉萨策划了许多分裂事件,2008年大规模的打砸烧抢事件,正是多年来藏独分裂活动的结果。藏独势力东山再起,越演越烈,中华民族面临分裂危险,斗争日趋激烈,其重要原因,就是胡耀邦亲自操作,先否定毛,再否定中国模式,否定斗争理论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也是胡耀邦极右路线的惨败。
7.包庇纵容西化,自由化头目。胡耀邦掌权后他适应国内外否定毛,否定中共,否定中国模式的逆流,坚持对中央关于开除西化自由化头目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党籍和制止学潮的指示顶着不办,结果引起一大批元老的不满。老一代革命家认为胡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不具备领袖的素质,继续担任总书记是危险的。迫于元老们的压力,1985年,邓小平让人传话:“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1986 年,邓又对扬尚昆讲:“陆铿(香港《百姓》杂志主编)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邓小平即用非常手段将胡耀邦拉下马。
胡耀邦表面看好象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光明磊落,其实不然。当他从华国锋手里夺权的时候,完全是在破坏党章,背后搞阴谋诡计;所谓“真理标准”的讨论,也是背着华国锋搞,又突然捅向社会,搞臭华国锋。而对“两个凡是”的具体制造者郑必坚,龚育之却大加重用;平反冤假错案,其实质就是翻案搞阶级报复,彻底清理共产党。其目的就是重组阶级队伍,为推行西化路线服务。胡耀邦批判华国锋搞“两个凡是”,胡耀邦却又对资改路线搞了“三个凡是”。凡是资改路线处理错的人不能复查与纠正。可见,胡耀邦为人处世处事,是为一已私利或小集团的利益。那有什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光明磊落。
胡耀邦的重大贡献,后果如何,对谁有利,如何评价,经过三十多年实践的检验,已经一清二楚。只是中国和西方立场不同,答案不同而已。
1.大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全盘否定毛的革命理论与实践;否定中国模式;全盘否定反霸权,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坚持右倾,搅乱了全党全民思想,动摇信念,放弃原则,混浠是非标准,纵容反毛反共反中国模式势力发展壮大,成为当时中国的主流力量,把中国推向被颠覆的边缘。
5.平反所谓的冤假错案。胡耀邦当上中组部部长,利用职权平反冤假错案搞一风吹,得到国内反中国分子的支持与赞赏,评价甚高。从建立新中国起,到文化大革命,当年的敌人几乎全部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职务、级别、补发工资,提拔重用。甚至双手沾满鲜血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沈醉也平反了,享受共产党离休干部待遇。胡耀邦在为当年的敌人平反之时,又在全国开展了所谓清理“xxx”地方势力运动。上至省委领导,下至基层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县委、人民公社,贫协主席、民兵营、连负责人、积极分子统统被审查,很多人被处理。如,胡耀邦指派的中央工作组到广西搞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运动,清理“xxx”势力,大抓“三种人。”全广西审查了上百万人,立案23万多人,核查“三种人”6.2万,定性“三种人”4万多,受各种处分116934人,判刑1894 人,判死刑22人,执行死刑12人,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老红军,老八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老战士,劳动模范。当年,他们南征北战,抗日寇,打老蒋,剿土匪,清恶霸,抓特务,搞土改,斗地主,批资本家,支援朝鲜、越南抗美斗争,开矿山,建工厂,筑公路,修铁路,造田地,修水利,搞科研,促生产,等等,为巩固和建设新生的中国流血流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1978年以后,这些革命和建设的功臣们,被胡耀邦推行的极右路线反攻倒算,统统打翻在地。而过去的敌人及其后代却翻身作主人。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重组了阶级队伍,为在中国全面西化扫清了障碍,奠定了组织基础。
6.否定中共的西藏工作政策和巨大成绩,把翻身农奴重新打倒在地,让旧贵族,农奴主翻身掌权,培养藏独势力,为达赖反共和分裂祖国提供了最重要条件,造成严重的后果。
胡耀邦否定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绩,让本已哀落的达赖分裂势力卷土重来,严重威胁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