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日战争[正史]

元日战争 [ZT]　

一、第一次元日战争（注1）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出使日本的国信使赵良弼回国，宣告与日本通好的努力失败，忽必烈准备以武力敲开日本的国门。从至元十年起，忽必烈开始着手部署征日战争。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四月，忽必烈趁耽罗岛林衍起事反对高丽王统治之机，派元军驻高丽统帅祁都、洪茶丘和高丽将军金方庆，率军攻入耽罗岛。元军镇压林衍之后，于耽罗岛设招讨司，驻扎镇边军一千七百人，从而控制了日本与南宋间的海上通道。随后，忽必烈召祁都、金方庆等至元都商议征日事宜。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正月，金方庆回国向高丽王传达了忽必烈的造舰命令：共造舰九百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高丽王不敢怠慢，立命征集工匠役夫，驿骑络绎不断于途。限期紧迫疾如风电，民甚苦之。（注2）由于伐木造船，大木伐尽，绿山为秃，役夫弃田，农失其业，怨声载道。高丽王恐激起民变，遣使请求每船留五十人，期于放归乡里事农。役夫工匠的减少，加之限期紧迫，遂按高丽船式而非南宋船式建造。六月，九百艘军舰完工，上报世祖忽必烈，忽必烈遂任命征东都元帅祁都、（注3）右副帅洪茶丘、左副帅刘复亭，统帅蒙汉军二万人、高丽军五千六百人，加上高丽水手六千七百人，计三万二千三百人，于八月出发。（注4）

　　由元世祖授命组成的征日元军，是由蒙、汉、高丽三族军队组成的联军。联军的核心是蒙古族部队，经过成吉思汗的训练，当时的蒙军军纪森严，应用善战，战斗力极强。部队的组织在当时亦较为先进，每十人、白人、千人、万人各为一个战斗队，每队设一长率领。千人队为兵力的基本计算单位，任命武功卓著的将领担任队长。元军的战术也较日本先进，据日本史书记载：

    击鼓鸣锣，杀声震天。日军战马惊恐不安，跳跃打转，当武士拨转马头冲向敌人的时候，已经被敌人射中。蒙古矢短，但矢根涂有毒液，射上既中毒。敌数白人箭射如雨，长柄矛可刺进铠甲缝隙。元军排列成队，有逼近者，中间分开，两端合围，予以消灭。元军甲轻、善骑马，力大，不惜命，豪勇自如，善于进退。大将据高处指挥，进退击鼓，按鼓声行动。在后退时，铁炮中装铁弹，随着火焰喷出，四面烈火，烟气弥漫；其声凄厉，心碎肝裂，目眩耳聋，不辩东西，被击毙者极多。（注5）

　　这是元日战争参加者的一篇战况纪实。从中可以看出元军的战斗队型和战术应用。首先，元军击鼓鸣金，鼓噪前进。这使日本武士及其战马很不习惯，战马惊惧，在原地打转不敢冲锋，致使武士在拨转马头时，已经中箭落马。

　　其次，元军列队集体前进，敌人冲至队前，立即中间分开，两头合围聚而歼之。

　　其三，元军弓箭手集体排射，矢短弓硬，射程近二百步，短矢能穿透日本武士的铠甲，而且矢尖有毒。

　　其三，士卒身者护头轻甲，便于运动，随身携带短弓、曲刀、长矛、大斧，应英勇悍斗。

　　其五，指挥官占据高处，以鼓指挥进退

　　其六，元军使用日本武士没见到过的铁炮。蒙军在征服欧亚各国的战斗中，经常使用火器。大炮的轰鸣使日本武士极其害怕。

　　元军的武器和战术，日本武士从未建国。因而在初次接战中，损失不小。

　　反过来再看当时日本武士军队的情况。

　　日本武士部队的基础是守护地头制（庄头制）。这使源赖朝建立幕府时期形成的兵制。任守护地头职的武士，多为有功于历代将军或执权的家臣，即“御家人”。守护，是掌握某一地方兵马大权的最高行政长官；地头，是管理公私土地进行征税的官吏，并对其管理的土地拥有警察权。他们按其管理的土地面积大小，蓄养私兵。这种私兵就叫做“家子”（家人，族人）、“郎党”（家臣）。家人是守护、地头一族的世仆，在需要时即成为武士队伍的骨干。郎党类似于汉、唐时代的曲部，是第一线的战斗员。家人和郎党是多年随从守护、地头的世仆。此外，隶属于浪让以武士的从卒、马卒，又叫做下郎或下部，是补充战斗员。某一守护率队出征，其一族的家人、郎党即成为该守护部队的骨干随同出阵，守护所辖的地头，亦率其家人、郎党自成一队，归守护指挥。这种主从关系构成的部队，组织巩固，不易溃散，散而可以重聚。家臣以死于君主马前为荣，因此战斗力颇强。但是，这种队伍各自为战，指挥不统一，战斗时又偏重于一骑对一骑的单打独斗（即一骑讨），因此战斗几乎是混乱、无组织、无纪律的，不易于指挥，无战术可言，因而从整体上来说战斗力是弱的。

　　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侵日元军在祁都、洪茶丘、刘复亭三将的指挥下，十月三日从高丽合埔（今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出发，驶向对马。十月五日逼近对马岛。守护官总右马允助国，召集八十余骑弛向元军登陆据点，双方展开激战。由于众寡悬殊，对马守护军全部被歼，六日占领对马岛。稍事休整后，元军于十四日傍晚攻入隐岐岛。元军二船约四百人先行登陆，部队上陆列好队伍后即立赤旗为标记，与守护军左卫门尉平经高（平内左卫门景隆）所率领的百余骑激战。经高军战斗不利，退于城内。十五日元军陷城，经高自刃而死。十六日元军逼近肥前沿海岛屿及西北沿海一带，肥前守护松浦一族（松浦党）英勇抵抗，或被杀或被俘。元军没有在此处登陆向纵深发展，将军力直接指向博多大宰府。

　　元军十月五日进攻对马岛的消息，在十月十七日方送到镰仓幕府，十八日至京都。（注6）到十月二十二日，方知对马岛为元军所占，（注6）而这时，元日第一次战斗已经结束了。从这一情况来看，日本朝廷和幕府对元军侵日战争，没有任何具体的部署和指挥，战斗主要在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的指挥下进行的。

　　大宰府西守护所少贰兼任“三前二岛”守护藤原经资得到元军进攻对马的战报后，一边上报幕府，一边部署防御。藤原经资自任总指挥，丰后守护大友赖泰任副指挥，经资之弟景资任前线指挥，同时命令九州各地武士队伍向博多湾集结，准备参加战斗。

　　十月十九日，元军舰队进攻博多湾，杀散海滨守军占领今津一带。由于今津一带地形不利于大部队展开作战，且距离大宰府尚有一日行程。因此元军当晚回到船上，准备次日进攻大宰府。

　　二十日晨，元军展开登陆战，一部元军从博多湾西部百道源滨海一带登陆，昨晚已在此布阵的第一线指挥藤原景资所率领的五百骑兵，并没有趁元军登陆半途截击。而是在元军登陆整顿好队型后，方才按日本当时会战的惯例，由主攻部队放“鸣镝”表示进攻开始，然后由一名武士单骑溺战，弛在前边，大队骑兵随后冲杀。日本武士对元军的战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当日本武士骑兵部队逼近时，元军鼓声大作，杀声震天，硬弓短矢，大炮轰鸣，日本武士心惊胆战，战马惊恐不前，两军刚一接触，日本武士军队死伤严重。百道源战场日军“伏尸如麻”，（注7）元军推进至鹿原。

　　另一部元军攻入百道源西部的赤坂高地，肥后武士菊池二郎武房率自己所部武士一百三十骑与元军展开战斗。大宰少贰藤原经资所率领的武士部队，按一族一门的战斗组织形式，轮番与占领赤坂高低的元军进行殊死战斗。终于迫使这部分元军向鹿原方向后撤。在元军撤退时，肥后武士竹崎季长率自己的郎党四骑，尾追元军，负伤落马侥幸未死。元日战后，竹崎季长以自己参加战斗的经验和目睹实况为基础，绘画《蒙古袭来绘词》一卷，为研究元日战争留下了比较逼真的史料。

　　鹿原及鸟饲一带的元军，继续登陆，扩大占领地面。日本北九州各地武士如怡土松浦党、原田一族、日田、栗尾、山田氏等所率各队武士，先后赶到战场，一队一队轮番进攻元军。尽管武士军队人数不少，但就每一队而言，都教元军为少，因而死伤惨重。

　　这时，另一部分元军从博多湾东部箱崎方向登陆，占领岸边松林，从背后夹击与百道源元军作战的日本武士。该地守军大友赖泰的武士队伍经不起元军的夹击，开始向东南方撤退。由于大友赖泰部队的撤退，与百道源元军作战的日军腹背受敌，被迫向大宰府水城方向撤退。

　　二十日，元军与日军激战了一整天，近傍晚时候，博多湾箱崎等地先后落入元军之手，日军被迫全军撤退，但元军紧紧咬住不放，随着撤退的日军节节进逼。元军作战指挥刘复亭为了更好地指挥作战，从高坡走下骑马前进。这个情况被日军前线指挥藤原景资发觉，他立即引马搭箭射之落马。元军统帅受伤，使进攻的势头略受挫折，加之天色昏暗，遂停止进攻。这时，日军方摆脱元军的追击，迅速退往大宰府水城。日军撤退后，没有来得及逃走的老幼妇女，被俘近一千五百余人。

　　夜幕降临后，战斗基本停止，受伤的左副帅刘复亭，先行上船。元军统帅祁都召集其余将领讨论明天的军事行动。经过一天的战斗，元军对日本武士的勇猛战斗，颇有惧意，而且对一队队参战的武士部队难以估计其准确数字，以为数倍于元军。同时元军虽然占领了滩头阵地，但死伤不少，兵疲矢尽，并且统帅受伤，这些对久经战阵的元军统帅祁都产生了影响，从而不能准确地判断出战争双方的形势。高丽军将领金方庆比较冷静，他看到当时的战争形势对元军比较有利，只要坚持苦战，便能攻克大宰府，保住阵地以待援军。所以，他建议：“我军虽少，但已入敌境，人自为战，即孟明焚舟、淮阴背水计也。”（注8）但是另有打算的祁都否决了金方庆的意见，他认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策疲兵入境，非完计也，不若班师。”（注9）于是祁都决定，全军撤退到船上，明日班师。然而，就在当夜，突降大风暴雨，元军不熟悉博多湾的地形，船只触礁沉没者极多。祁都连夜率军冒暴风雨撤退回国。

　　元军侵日的第一次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据史料记载，是役元军不回者约一万三千五百人。（注10）这个数字为侵日元军的半数，当然这并非都死于战阵，主要是死与风暴。

　　第二天即二十二日早，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

　　镰仓幕府和天皇朝廷方面，在十一月一日尚不知元军进攻博多的消息，十一月六日接到镇西守护藤原经资的报告，才知道元军入侵九州并且战争已经结束。据当时的大臣堪解由小路藤原仲兼的日记：

    十一月六日，戊午，来人言，凶贼船数万泛海上，突然逆风虞起，吹归本国，少数船只搁浅陆上。式部大夫（即大友赖泰）郎从俘获凶贼五十余人，以绳缚之。已命其解送进京云。逆风之事盖蒙神佑，值得永世虔敬，受福非浅。（注11）

　　入侵元军遭暴风袭击，连夜遁走的消息传入镰仓幕府和京都后，幕府朝廷、公卿大臣、武士人民，无不认为是天佑，是祈神的结果。因为元军不是为日军所击退，是被暴风吹走的。因此，全国上下，朝廷和幕府开始了大规模的祈神运动。一是为酬谢神佑，二是为祈神使元军勿再来。

　　当时实际掌握朝廷大权的龟山上皇，从十一月初开始，向寺、社奉献钱币，在延历寺，为祈愿“异国降伏”，修行五坛法、金轮法、佛眼法、四天王法等。第二年建治元年（公元1275年）正月，三次去石清水八幡宫参拜不动明王木像，其中一次竟不间断地祈愿七昼夜。在上皇祈愿的同时，朝廷还派出僧正、名僧赴全国各地举行祈愿仪典，发动全国人民共同祈愿。龟山上皇亲手书写“敌国享福”的字条三十张，防在佛像神座以及社、殿的石基之下，表示以神力压倒元军之意。目前箱崎的八幡宫尚保留有这样的字条。这种祈神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二次元日战争结束以后。现在看来这些活动不免有些可笑，但在当时，是天皇朝廷唯一能做的事。因为天皇政府不掌握有军队，备战的问题完全由幕府进行。

　　当时不仅天皇在祈神，幕府的实权者北条时宗也在祈神。北条时宗信仰禅宗，师事道隆。道隆于日本弘安元年（公元1278年）去世后，时宗为聘请高僧曾令日僧德拴和宗英二禅师赴南宋物色。弘安二年（公元1279年）五月德拴和宗英聘请南宋名禅师祖元等至日。时宗对祖元尊敬。祖元原本为南宋温州雁山能仁寺主持，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军攻入温州，群僧逃走，祖元独坐禅房不动。据说元军入禅堂，刀架项上，祖元神色不变，口念一偈：“乾坤无地卓孤昀，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注12）元将为祖元的气魄所慑服，收刀率军离去。这虽然是传说，但也反映出祖元反对元军入侵南宋的思想感情。祖元入日后，从宗教和思想上影响被北条时宗，鼓励其进行抗元斗争。弘安四年（公元1281年）春，元军第二次侵日战争在即，北条时宗去祖元处学禅，祖元故意以“莫烦恼”三字禅语。北条时宗追问其故，祖元闪烁其词地说，春夏之交博多湾将有骚扰，但时间不会很久，即可安宁，请勿烦恼。祖元暗示元军入侵时将会得到神佛的佑护，北条时宗应虔诚祈愿。北条时宗在祈神运动中为表示虔诚，曾刺指血书经卷。后来祖元说：“太守（北条时宗兼任相模守）血书经卷，一句一偈，一字一画，悉化为神兵。”（注13）身为武士首领的北条时宗尚且如此，其他武士的崇佛情况自然就不问可知了。

　　北条时宗惧怕元军的再次入侵，在祈神的同时，着手加强西部的守护力量。首先加强长门守护所的力量，任命胞弟北条宗赖为长门守护，统率长门、安艺、周防、备后各国的“御家人”，防卫中国西部。与此同时，增派北条实政去镇西主持九州方面的备战工作。为了充实九州防务，幕府下令，凡居住镇西的幕府御家人，免除其负担的京都防卫任务，由京都武士接替，以便专心防守博多、箱崎、今津等地。镇西幕府御家人以外的武士，应与御家人共同守卫九州沿海。镇西所属因幡、出云、石见等国的岁贡原地储存暂不上缴，充做战时的军粮。

　　北条时宗在增强西部兵力之后，开始在博多湾沿岸建造石坝卖座为反抗元军入侵的防御工事。石坝西起今津，东至箱崎，坝高约五、六尺，厚约一丈，沿自然地形长达十余公里。这个工程由大宰少贰藤原经资负责建造，凡在镇西领有土地的武士，按其领地面积多少，分担筑坝的任务。该工程费时五年，知道弘安三年（公元1280年）方始完工。这个石坝在元军第二次入侵的防卫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幕府在加强镇西防务力量的同时，在建治元年（公元1275年）十一与，下达“异国征伐令”，准备入侵高丽。命大宰少贰藤原经资准备船只和水手，并动员镇西和中国西部的御家人和其他武士参加出征部队。原定于建治二年（公元1276年）三月准备齐妥，即刻出发，但届时幕府并未下令出征，而是将动员起来的武士用于修筑石坝，以加快石坝的进度。不过，既然幕府以出征高丽作为动员武士的借口，尽管部队没有出征，已有部分武士未经幕府批准，即自行侵扰高丽南部沿海。为此高丽王呈请忽必烈迅速进攻日本，以解本国受日本扰边之苦。可见北条时宗的征伐高丽令虽未正式实行，但已为部分武士的个人行动所实现了。

　　元世祖忽必烈第一次派遣元军入侵日本的目的，在于威吓日本，使其迅速通好，尚无灭日的决心。祁都等元军统帅利用忽必烈的这种想法，巧妙地掩饰了遭风败退的事情，以“入其国败之”（注14）的战绩，上报世祖。忽必烈信以为真，认为日军在元军的打击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必将立刻与元通好。因此，大赏征日有功将士，同时决定派出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携带国书出使日本，以求通好。四月，元使杜世忠一行绕过大宰府，直抵长门室津，企图顺利地闯过关卡，到达京都或镰仓。但长门守护却将元使杜世忠等人押送大宰府，然后上报幕府。北条时宗得到此消息后，立命将元使送至镰仓。

　　八月，元使杜世忠一行抵达镰仓。刚愎自用的北条时宗，既无接受国书，也不考虑其他后果，就立刻下令斩元使之首以表示自己的勇武不惧。九月七日，元使杜世忠一行三十余人，被斩于镰仓龙口，只放逐了四名高丽船员。因此，元使被杀的消息并没有立刻传入元都。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这是自古以来的惯例。北条时宗无视这个惯例，以为斩了来使，既显示了武士的气概，又可杜绝再有人使日，从而彻底消除忽必烈要求通好的幻想。实际上，这正表示了北条时宗目光短浅，无政治家风度。六百年前，圣德太子摄政时，以独立国之礼与傲慢自大的隋炀帝周旋，获得无限的好处。北条时宗如果能效法圣德太子，则可避免元军的二次入侵。而且在北条时宗杀元使之后，忽必烈尚未获得消息之前，日商船一再赴庆元要求以黄金兑换日本急需的中国铜钱（日本自古就一直使用中国造铜钱作为货币），忽必烈特意下令，准许日商赴元贸易。这些都说明了北条时宗完全没必要杀害元使，招致元军的第二次入侵。而且两次元军入侵，给日本带来的严重后果，正是北条氏垮台的重要原因。

二、第二次元日战争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元统一中国。这是忽必烈注意到杜世忠等尚无消息。南宋降将范文虎奏请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日本政府，请求通好。范文虎的使者周福，在同年六月入日，八月被杀于大宰府。忽必烈要求通好的努力毫无结果，迫使他下了征服日本的决心。

　　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任命祁都和洪茶丘为第二次征日的元军统帅，同时命令高丽王再次造舰九百艘。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杜世忠被杀的消息传来，忽必烈征日决心始定。为了集中领导工作，忽必烈特设征东行中书省，任命范文虎、祁都、洪茶丘为中书右丞，行中书省事，加封高丽王为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行中书省事。

　　忽必烈征日决心已定，遂着手建立海军。命范文虎去江南收集张世杰旧部及其他自愿从军者计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组成江南军。江南军由范文虎统帅，从水陆出发东征日本。另一方面，另命洪茶丘至东北，招募沈阳、开原等地自愿从军者三千，归洪茶丘统领。祁都仍统领蒙族军。又任命高丽将领金方庆为征东都元帅，统帅高丽军一万、水手一万五千，战船九百艘，军粮十万石。三军合计近四万人，组成东路军，取道高丽东征日本。

　　元世祖的军事部署完成后，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正月，召集两路征东军统帅会议，并任命宿将阿刺罕为两路军总指挥。会议确定，两路军各自择日出发，于六月十五日至隐岐岛会师。同时，忽必烈命令各船携带农具，以备占领九州后做囤恳之用。由此可知，忽必烈征服日本之心甚坚，并认为此行的胜利是必然的。

　　二月，诸将陛辞，忽必烈指示取人之国者，在于得到百姓土地，切勿多杀。同时将帅要同心协力，切勿猜忌，以免招致失败。（注15）忽必烈此时已经看到了将帅间的不合，但却没有加以处置，是第二征日行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初，元世祖忽必烈征日军事部署已经基本完成，即将择日下令出征。恰值此时，高丽王上书世祖，日本武士犯边。于是，元世祖下令征日大军出发。

　　五月三日，元军东路征日军进攻对马岛的世界村（上岛佐贺浦）、大明浦，守岛日军奋勇抵抗，但因重寡悬殊，全部战死。元军占领对马岛后，不顾忽必烈的指示，大肆杀掠。五月二十六日，东路大军进入隐歧岛。元军占领隐歧岛后，理应按忽必烈在军议会上的指示，在此等待江南军。但是，祁都自持有上次战争的经验，且兵力多于上次，尤其是出于对于南宋降将的心结，恐怕江南军抢占首功，因而在没有对日军的防御措施进行侦察的情况下，贸然率军自隐歧岛出发，驶向博多湾。忽必烈最担心的将帅不和的情况出现了。不侦察日本的防御地形和不与江南军会师，是东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六月六日，东路军舰队出现在博多湾附近海面。与此同时，祁都还排除一只小型舰队，前往长门海域，以牵制长门的守军，使其不敢救援大宰府。（注16）

　　日本当时的快报，其实走得相当慢，五月二十一日元军进攻对马岛的消息，在十天之后的六月一日才先后送到幕府和朝廷（其实第一次元日之战也是如此，战争结束了，幕府才得到了元军来犯的消息）。元军进攻长门的快报，六月十四日方始送到。

　　元军进攻长门的消息，震惊了镰仓和京都。民心不稳，舆论惊慌，以致市中无米，民有饥色。谣言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元军占领九州、元军已从东海、北海入侵等等。朝廷的公卿大臣尤为恐慌，在朝议中甚至有人主张迅速将朝廷迁往关东，招募武士浪人守卫京都等。后宇多天皇亲临神宫祈祷七昼夜，龟山上皇在清水神社祈祷，又派人去伊势神宫祝词：愿以身代国难。各王公大臣纷纷向寺、社献币、写经、诵经。

　　武士们的恐慌不亚于天皇和公卿们，北条时宗立刻命令圆觉寺开山祖师祖元禅师祈愿，祖元对时宗说：“朝臣（指时宗——引者）发挥勇武精神，血书大经。”（注17）北条时宗立刻刺指血书经卷，同时命令各地武士向社、寺献地祈愿。

　　当北九州镇西守护所得知元军入侵对马、隐歧后，在镇西奉行少贰藤原经资率领下的守护部队立即进入沿海石坝阵地，严阵以待。北九州的守护部队通过第一次元军入侵战即文永之役，取得了宝贵的战争经验及教训，对部队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总指挥仍为藤原经资、大友赖泰作副手，在他们领导下，有藤原领导的“三前二岛”的御家人武士部队、大友的丰后武士部队、筑后守护北条宗政、肥后守护安达成宗的、以及岛津久经所率领的萨摩、大隅、日向三地的守护武士部队。参加第一线的战斗人员大约有四万余人，连藤原经资的父亲，八十四岁的入道觉惠，河野通有的儿子，十四岁的河野通忠等都积极勇敢地参加战斗。此外，四国和中国地方部分御家人和武士，参加了九州的战争，宇都宫贞纲率领约六万中国地方的武士部队，作为增援军在必要时将前往筑前。

　　六月六日，元军舰队驶进博多湾才发觉，沿海滩头筑有石坝，登陆战的实施困难很大。祁都派出侦察部队，侦察终日，始知志贺岛和能古岛防御薄弱，未筑石坝，遂命令舰队靠近志贺岛下锚。元军第一次侵入博多湾，是以突然袭击而得手的，第二次侵入侦察终日未能登陆，为日军防御赢得了整整一天时间，已不再是突袭而是强攻了。

　　六月六日夜幕降临时，熟习近海作战的松浦党御家人草野次郎经永，率少数部下分乘两小舟偷袭元军，是、纵火焚船，乘元军慌乱之际斩首二十一级。这一果敢行动引诱其他武士效法，偷袭元军彻夜不断。（注18）元军为预防偷袭，将大船调于外围，日本船小难以正面冲击。偷袭者至，元军以石、矢投射，日本武士的小船非碎即穿，损失逐渐增加。日军统帅镇西奉行少贰藤原经资下令，若无命令不准进行偷袭。

　　七日晨，由洪茶丘所率元军登陆占领志贺岛，与元海军形成犄角之势，扩大占领区。八日和九日，元日两军的陆站，就集中于这个狭长的岛屿之上。志贺岛在海潮退时，露出海滩直通陆地，元军试图从海滩突破，进攻博多守军后路。因此杀争夺战相当激烈。据《张成墓碑铭》记载：

　　八日贼遵路复来。君率缠弓弩，先登岸迎敌，夺占其要，贼弗能前。日贼军复集，又返败之。明日倭大会兵来战，君统所部，入阵奋战，贼不能支，杀伤过众，贼败之。（注19）

　　战斗越来越激烈，高丽军也比投入这场争夺战。日军副指挥大友赖泰之子大友贞亲亲率日军突入，击退元军和高丽军，恰遇洪茶丘。幸亏王姓万户长率军抢救，战退日军，洪茶丘方免于难。（注20）九日，日军复来进攻。在这狭长的滩头阵地，元军不能发挥其所长，恰好适应了日本武士一人一骑的战斗方式，因而元军伤亡很大。据日本史书记载，元军被杀千余人。（注21）战斗进行到六月十三日，元军未能前进一步。这是正值六月（公历七月）盛夏，长期船上生活和战斗，蔬菜、饮水供应困难，疫病不断发生，病死者已达三千余人。元军处境不妙，抢占博多湾的计划已难以实现。因此，祁都等决定，于六月十五日率军撤离志贺岛，驶向隐歧岛，（注22）与江南军会师。

　　然而，江南军亦未按时到达指定会师地点，衍期后至。五月，征日行省侦知，靠近大宰府的平户岛守军皆调至大宰府，应以该岛作为两路军的会师地点。忽必烈将此情报通知两路军统帅阿刺罕，由他做出决定。阿刺罕作出两路军会师与平户岛的决定后，在六月初病死。（注23）忽必烈任命阿塔海代替阿刺罕职，由于人事更动，致使范文虎江南军未能按期出发。范文虎于六月初已派出先遣舰队去隐歧与东路军联系，不幸这只舰队误至对马，（注24）然后始至隐歧。九州日本守军知道江南军（尚不知是先遣军）至隐歧，总指挥藤原经资率一部分军队进攻隐歧。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激战二日日军不敌，退走。（注25）

　　范文虎因先遣舰队已发不宜久等，遂在阿塔海未到任的情况下，命江南军于六月十八日分批开航。（注26）阿塔海于六月二十六日到庆元，这时江南军已全部离港，所以阿塔海未能参与江南军的指挥工作。江南军在七月底全军进入指定阵地，（注27）范文虎与东路军会师之前，所属各部尚未与日本作战。两路大军会师后，七月二十七日开望鹰岛，先头部队遭日军舰队的截击。据《张成墓碑铭》记载：

贼舟复至，君整舰，与所部日以续夜，激战至明，贼舟始退。（注28）

　　战争进行了一天一夜。天明，日军撤退后，范文虎与祁都等相议，“欲先攻大宰府，迟疑不发”。（注29）两路大军会师后，军势大振，本应立即进攻大宰府，其所以迟疑不发者，大概是看到了台风到来的前兆，“见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会青髯见于水上，海水作硫磺气”等等。（注30）元军两路统帅均无航海常识，见台风前兆不知躲避，如果当时退到平户、隐歧、对马或高丽，尚可保全。由于在海上迟疑了一天，遂导致全军覆没。

　　八月一日，台风袭来，元军船毁人溺。师丧大半。江南军张僖所部和也速都儿所部，因见天气恶劣，夜里停泊时，命将战舰各去五十步下锚，因而避免了台风袭击时各舰船互相碰撞，所以损失极小。（注31）台风过后，张僖和也速都儿即乘船各处搭救元军将士。江南军总指挥范文虎旗舰破碎沉没，抱船板漂流海上，被张僖所救。张僖立即向范文虎建议，据他了解，江南士卒未溺死者尚有半数，且皆为青壮战士，可以重整旗鼓进行战斗，利用船坏后将士没有退路义无反顾的心理，强行登陆，因粮于敌，扩大战果。从当时形势来看，这个建议是可行的，但是，刚刚脱险的范文虎已经被台风夺去了斗志，坚持要立刻回师。他对张僖说：“还师之罪，我辈当之，公不与也。”（注32）张僖只得分船于范文虎，收集残卒共同班师。这时平户岛尚有被救起的四千军卒无船可乘，范文虎命弃之不顾。张僖不忍，将船上战马弃于岛上，载四千军卒回国。

　　第二次元日战争和第一次一样，最终也遭遇台风而失败。《元史》日本传载，江南军“十万之众，得还者仅三人耳”。这条记载明显失实。据现有史料可知，元军两路大军的损失轻重不一。东路大军中高丽士卒和水手共二万七千余人，台风后归国者约一万九千余人，损失约七千余人，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减去战死和死于疫病者，则溺于台风的人数还要减少。由高丽水手驾船的蒙、汉军队的损失亦可按此类推。所以，年过五十六岁的百户长张成，能够在元日战争中得以生还，并留下一块记述元日战争的墓碑铭，就不足为奇了。相反，江南军的损失比较惨重，只有张僖和也速都儿部得以全军返还，其余各部均损失惨重。据张僖的估计，台风过后尚有半数军兵尚在，即五万人左右，回师时范文虎抛弃了一些，因而“士卒十丧六、七”（注33）的估计是可信的。元世祖忽必烈准备数年的侵日战争，因而不当，以致江南大军十万之众，三千五百艘战舰，不见一阵，丧师而还。

　　范文虎回国后，被遗留在日本海岛上的元军士卒，大部分被日军杀害。据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从日本逃回的士卒反映，被遗留在各岛的元军士卒约三万人。因将领皆走，众人推举张姓百户长为帅，组织伐木为舟，伺机回国。八月七日，日军乘船逐岛搜捕，约三万元军除一部分被俘外，其余战死。九日，日军将被俘元军带至八角岛，从中选出新归附的南宋人和工匠、农民留作奴隶，其余尽杀之。（注34）被幕府留做奴隶的人中，有部分人如莫青、吴万五以及江南把总沈聪等得以逃回。

　　范文虎等回至元都，向忽必烈汇报时，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

    至日本，欲攻大宰府，暴风破舟，犹欲议战。万户历德彪、招讨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不听节制逃去。本省载余军至合浦，散还乡里。（注35）

　　范文虎和祁都等联合欺骗忽必烈，既不汇报先期出师破坏军事会议时定下的会师日期，招致战争失利，又隐瞒了范文虎至平户一个月不进行战斗的过失。同时，以在合浦将军队散还乡里的措施，掩盖了军队的真实损失情况。范文虎等把失败的罪过，都推倒部下历德彪等人的身上，骗过了忽必烈，还得到了赏赐。一年之后，莫青等逃回，忽必烈始知范文虎等的欺骗行为，非常震怒，立即将征日军大小将领，全部罢免。征东行省左丞指出：“罪在元帅”，不要累及将校。（注36）实际上，罪在元帅一语也包括了忽必烈自己在内的。

　　元军在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八月一日（日本弘安四年闰七月一日），受台风袭击被迫撤退的消息，报至京都的时间为日本历闰七月九日，报至镰仓幕府的时间为闰七月十三日。日本朝野上下、天皇、将军、公卿大臣、御家人以及各级武士、工、商、农民无不欣喜若狂，热烈庆祝。经度和镰仓二地的祈愿活动，从祈求“敌国降伏”的内容，改为感谢神佑的内容。在热烈庆祝的同时，幕府并没有放松警惕，担心元军的第三次入侵。因此，幕府对西部的防御工作，再次做了部署。

　　九月下旬，幕府通过镇西奉行大友贞亲，对九州武士下达命令：

　　一、贼船虽退，但不得私自离开阵地，如有特殊急事，先行必须请假。

　　二、对所俘虏投降的人员，人人有责，进行监视。

　　三、昼夜检查港中往来船只，身份不明者不得出国。

　　四、不熟悉的外国人禁止入境。

　　五、维修要塞、站岗放哨，不得放松。

　　六、如有违犯，定责不贷。（注37）

　　幕府除下达上述指令外，对高丽两次随同元军入侵深为不满。建治元年（公元1275年）十一月曾下达“异国讨伐令”，因故未能实行，现在重新提出讨伐高丽的问题。幕府在日本弘安四年（公元1281年）八月，命令重新以筑前、丰后、丰前三国武士为基础，组成高丽的入侵部队，以少贰藤原经资和大友贞亲为指挥，准备出征。同时，令山城和大和两国武士中的凶悍者五十六人，限期八月中旬至镇西报到。他们和三国武士组成小部队，对高丽南部沿海进行骚扰劫掠。高丽国王苦于日本武士小部队的骚扰。上书忽必烈，要求增派军队防御。至元十就年（公元1282年）十一月，忽必烈命令在高丽南部金州设镇边万户府，以防日军入侵。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元军又增派五百军队至金州。

　　战后，幕府对参加反元军入侵斗争的武士奖赏。但是，武士参加战争的军费和对战死者家属的抚恤费等，均由武士自己的负担。这笔军费以前是靠幕府的封赏予以补偿的，而幕府用以封赏的财务和土地，是没收者战败者的。现在，由幕府领导的反对元军入侵战争，名义上是胜利了，但却拿出不土地和财物分赏御家人。御家人和其他武士在战争中的损失很大，立功得了荣誉，却使自己陷入贫困。武士开始对幕府产生不满情绪，终于导致北条氏势力的削弱，形成其灭亡的基本原因。

　　元世祖的两次征日军事行动，未取得任何成果，心中极为震怒，决意第三次征日。他不顾臣下的劝阻，独断专行地进行第三次征日的各种备战工作。

　　忽必烈首先整顿了征日备战的领导机构，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正月，撤消原征东行中书省，罢免了该省的各级负责官吏。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重新设立征东行中书省，以宿将阿塔海为该省丞相，刘国杰、彻里帖木儿为左右丞，高丽王为该省左丞相，组成征日领导核心，进行练兵、筹粮、造舰、扩兵等各项工作。

　　忽必烈鉴于两次征日行动中，舰船均毁于台风，因而在备战工作中着重于坚固耐风的大舰。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二月，派吏至乾山监造江南战舰千艘，七月令高丽造舰一百五十艘，九月令平滦、扬州、泉州等地造大小舰三千艘。同时命阿塔海接受范文虎率领的海船三百艘。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又命女真造征日迎风船二百艘，令枢密院征集胶、莱各州的漕船、江南各处的海船，以备征日。大规模的造船，各地山秃林尽，民工应役，丧失农时，民不聊生，积怨四起。有些不堪压迫者逃至山林，起义反抗。忽必烈被迫下令缓造征日之船，所拘民船亦皆返回。

　　在造船的同时，忽必烈开始训练海军和培训水手。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令彻里帖木儿率领万户三十五人、蒙古军二千人练习操舟，探马赤人五百练习水战。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一再命令军官练习操舟，招募水手。至元二十而年（公元1285年），甚至下达这样的命令：凡熟悉海战者，可以自行招募水工，募得百人授百户职，募得千人授千户职。（注38）

　　忽必烈在募兵之外，还以赦免重囚、死囚（除谋反、杀父兄等外）充征日军。拨五卫军、侍卫亲军、回回炮营和工匠等军种归征日行省指挥。与此同时，还令高丽王储粮以备征日，令江淮各地运粮百万石蓄于高丽合浦以做征日军粮。

　　忽必烈在备战的基础上，从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二十三年（公元1284年）、二十五年（公元1286年）、二十六年（公元1287年）、二十七年（公元1288年），一再下令征日，但都因大臣劝阻或人民起义，使征日之举未能实现。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死去，征日计划也就束之高阁了。

　　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成宗即位，虽有征日之议，实际上只限于空谈，具体的军势备战工作早已经停止。成宗在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曾派普陀山僧人一山一宁赴日。这时，北条时宗已死，新执权北条贞时对一山一宁未加以杀害，但仍坚持不回信的态度。因此，元日之间的政治联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成宗后期，元朝的国力逐渐衰退，已无力再作征日之举。但相反，日本武士开始逐渐乘船串扰中国沿海。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被迫在定海设千户所驻扎军队，“以防岁至倭船”。明代倭寇的祸根，在这时已经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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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日本史书简称为“文永之役”。
注2：《元史》，高丽传。
注3：《元史》中征日元帅出现祁都和忽敦两个名字，这里统一用祁都这个名字。
注4：《元史》，世祖本纪，至元11年条。
注5：《八幡愚童记》，下，载竹内荣喜，《元寇研究》，日文本，第58—59页。《国史资料集》，卷2，第588—589页，因版本不同，文字略有出入。
注6：《堪仲记》，10月18日。
注7：《堪仲记》，10月22日。
注8：《高丽史节要》，载山口修，《蒙古袭来》，日文本，第124页。
注9：《高丽史》，金方庆传。
注10：《高丽史》，金方庆传。
注11：《东国通鉴》，载王婆楞，《历代征倭文献考》。
注12：《堪仲记》，文永11年1月6日，载山口修，《蒙古袭来》，日文本，第139页。
注13：《元亨释书》，卷8，净禅3之3，释祖元。
注14：《佛光圆满常照国师语录》，收《国史资料集》，卷2，第323页。
注15：《元史》，日本。
注16：《元史》，日本。
注17：《堪仲记》，弘安4年6月条。《壬生官务家日记抄》，弘安4年6月15日条，收《国史资料集》，卷2，第596页。
注18：《国史资料集》，卷2，第323页。《元亨释书》，卷8，祖元。
注19：《皇元故敦武校尉管军上百户张君墓碑铭》，旅顺博物馆藏。
注20：《皇元故敦武校尉管军上百户张君墓碑铭》，旅顺博物馆藏。
注21：《东国通鉴》，忠烈王7年6月。载竹内喜荣，《元寇研究》，日文本，第33—34页。
注22：《八幡愚童记》，弘安4年6月20日条。载竹内荣喜，《元寇研究》，日文本，第33—34页。
注23：《皇元故敦武校尉管军上百户张君墓碑铭》，旅顺博物馆藏。
注24：《元史》，日本。
注25：《堪仲记》，弘安4年6月24日条。
注26：《皇元故敦武校尉管军上百户张君墓碑铭》，旅顺博物馆藏。
注27：《高丽史》，忠烈王8年6月条。
注28：《元史》，日本，相威传。
注29：《皇元故敦武校尉管军上百户张君墓碑铭》，旅顺博物馆藏。
注30：《元史》，相威传。
注31：王婆楞，《历代征倭文献考》，第86页。
注32：《元史》，张熹传。
注33：《元史》，张熹传。
注34：《元史》，相威传。
注35：《元史》，日本。《八幡愚童记》、《东国通鉴》、《壬生官务家日记抄》，弘安4年闰7月12日条，载《国史资料集》，卷2，第599页。
注36：《元史》，日本。
注37：《元史》，刘国杰传。
注38：山口修，《蒙古袭来》，日文本。第225页，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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