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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陈季冰] 稚嫩的民主和撕裂的社会

(2009-04-15 05:28:36) 下一个
如果说泰国今日的政治社会乱象对这片风光旖旎的旅游胜地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的话,它也造就了唯一的一个“赢家”。那就是他信——不管动荡中的泰国人民将怎样书写自己国家今后的历史,这位泰国第24任总理注定已经预留了重要的一个章节。

   
自从200129日他信当选泰国总理以后,这个笃信佛教的和平国家似乎就无可挽回地走上了分裂的歧途,而2006919日泰国军方趁他信在国外出访发动政变、解散政府并废除宪法,则给这个素来以温顺的笑脸呈现世人的国家点燃了一把烈火。

   
现代历史上泰国曾发生过难以计数的军事政变,但从来没有一次像2006年夏天推翻他信内阁的那次政变那样,全面深刻地展示了一个稚嫩而脆弱的新兴民主社会的制度以及——更为根本性的——精神缺陷。

   
我同意许多观察者的观点,泰国问题植根于严重的贫富分化,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不仅没有提升下层民众的经济地位,反而使这种巨大的社会不平等日益触目惊心。这并非他信造成的,相反,身为泰国权贵阶层中金字塔顶端的一名巨富政治家,他信试图以其雷厉风行的个性风格和纯熟高超的政治技巧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扭转这种状况。这使得腰缠万贯的他信具有讽刺意味地赢得了大多数泰国底层穷人的爱戴,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得罪了曼谷各领域的精英、军队,甚至王室。

   
很难断言他信“背叛”自己隶属的那个阶级,究竟是基于执着的政治理想,还是纯粹的权力欲望,亦或两者兼而有之。但有一点是可以基本确认的,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和顺利推行其政策,他信采取了带有明显民粹主义色彩的政治鼓动手腕。正是后者,在原本一向平和安宁的泰国社会和泰国人民心中撕开了一道伤痛的裂痕。

   
政治、经济、宗教、种族和文化地位的不平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广泛存在,由此滋生的对现行体制和政策的不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广泛存在。与成熟的西方老牌民主国家非常不同的是,在新兴民主国家,政客们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往往是从“建构”社会对立开始的。这确实是最方便快速地唤起强大精神资源的一条捷径,但它就像金庸武侠小说里的魔道武功——一旦族群对立的潘多拉之盒被打开,整个社会受到的贻害都将是无穷的。残酷的历史还一再告诉我们,最初的民粹鼓动者自身也终将被他自己所掀起的滔天巨浪所吞没。

   
如果把近年来发生在泰国、经历过“颜色革命”的独联体国家、以及我国台湾省等新兴民主社会的那一场又一场群情激奋的游行示威和骚乱冲突与发生在英、美、法等成熟民主国家的表面上很相似的集会、罢工、示威等对抗性政治活动作一个细致的对比,我们会发现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在成熟民主社会,示威者反对的从来都是政府的某一项具体政策;而在新兴民主社会,示威者反对的永远都是现任政府本身。从著名的美国“反战母亲”辛迪·希恩的言行的激烈程度来说,她对当时的布什总统可谓深恶痛绝,但她从没有说过布什总统应该下台或扬言要发动对他进行弹劾,她所要求的是美国立刻从伊拉克撤军。而我们在台北街头看到的情况则正好相反,不管执政的国民党马英九政府作出任何决定或出台任何政策,蔡英文女士的民进党及其背后的深绿支持者都要反对。换言之,他们根本不接受马英九和国民党的执政地位。

   
这实在是一种异常深刻的悖论。在成熟的民主社会,有头脑的公民普遍赞同一条原则是:凡是能够不用投票箱解决的分歧最好不要投票。因为他们深知,投票必然意味着多数对少数的强迫,必定会造成被压制的不满;而协商和妥协虽也不能达到皆大欢喜,但最后的结果至少是各方自愿接受的,不致留下很多后遗症。这条原则的反面其实是:一旦决定启动投票箱,结果必须得到无条件的服从。而在刚刚摆脱独裁专制的新兴民主社会,也许是公民的合法政治权利长期备受高压所激发起的一种心理补偿的需要,人们恨不得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摆满投票箱。然而,假如开票的结果不是自己的选择,他们就会立刻倾向于把他们自己经过浴血奋斗换来的投票箱一脚踢开。

   
在我看来,当红衫军高举着他信的巨幅画像高喊“阿披实下台”的时候,他们等于在宣布自己不承认上一次总理选举,因而实际上也就等于宣布他们反对泰国现行的民主选举制度。但假如真是这样的话,他们又没有提出任何改革现行选举制度的主张。说到底,他们要的只是他信,而不是民主制度——为了他们拥戴的他信,他们可以轻易地抛弃民主。

   
一个人“有权利”做一件事情,并不等于他“有能力”做成这件事情。新兴民主社会民众身上高涨的政治权利意识与幼稚的政治行为能力之间的惊人反差更加集中地表现在,他们不能明智地区分政治与法治的关系,他们无一例外地继承了专制独裁时期政治代替司法的强大精神传统。他信在任总理期间的贪腐行为显而易见是证据确凿的,如果在美国这样法治完备的成熟民主国家,他就算有再高的民意支持率,也难逃遭弹劾下台乃至锒铛入狱的下场,但缺乏独立性的泰国司法系统和他信派政治势力掌控的泰国议会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于是,为了纠正一个政客贪污腐败的错误,就必须通过发动一次军事政变这样一个更大的错误来完成。我们应该能够注意到,在他信的反对者中,除了利益受损的曼谷权贵阶层外,确实亦不乏民主法治的理性倡导者和维护者,包括好几任泰国前总理和一些资深议员。遗憾的是,为了扳倒他信这个“贪污犯”、“野心家”和“独裁者”,他们与红衫军一样,也轻易地默认、甚至加入了军人干政这样一桩更加严重地践踏民主法治的罪行。可以理解的是,这当然会进一步激起他信支持者的强烈对立——还有什么比用武力推翻一个民选政府更不能为民主社会所容忍的?

   
在过去的8年里,美丽的泰国就是这样被鼓动对立的政治一点一点撕裂的。昔日和睦相处的人们因为他信而反目成仇,持不同政见的人们愿意共同遵守的政治规范荡然无存。而这一切,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我之前就说过,泰国贫富差距的拉大的确是客观现实,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分配状况的手段绝不应该是唤起同胞之间的敌视和仇恨。前南波黑战争时期,有一个塞族士兵曾经说过一句无比令人感慨和发人深思的话:我和我的穆族邻居从小像兄弟一样一起长大,我甚至不知道他是穆斯林。战争开始了,从他现在的军服颜色上,我辨认出他是我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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