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154)
2015 (47)
2016 (67)
2017 (115)
2018 (85)
2019 (93)
2020 (173)
2021 (141)
2022 (166)
2023 (174)
我们楼里的前主任，Wayne Yokoyama, 担任这届美国免疫学家协会（AAI) 的主席，他为NK领域的世界权威之一。Wayne早年在NIH因发现NK细胞的系列抑制受体而闻名，NK细胞既有活化受体也有抑制受体，这些受体还能与MHC结合，这也是免疫missing self理论的来源；他们后来弄出个licensing学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现在提的人不多了。美国对这种主席远没有中国那么热衷，华大Unanue的徒子徒孙队伍的Paul Allen前段时间也当过主席。当然在AAI的Councillors里面排队当主席的Mark Davis贡献卓著，UNC的台湾人Jenny Ting也是候任主席，当选Councillor意味着几年后做主席。
我在这里讲个故事以突现中美文化的不同。大约十年前，Wayne Yokoyama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我们第二天在会议室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会。当时Unanue和病理系的那帮人也来了，秘书还把Yokoyama的太太Lynne也请来了。
Wayne的当选感言是：“我要特别感谢Lynne, 她是一个如此接地气的人（down-to-earth, 中文可能来自此英文表述）。
他说：“我当专科主任这些年，自然有人找上门来，要我去当内科主任”；现在的美国大医学中心的内科主任，行政事务缠身, 学术份量越来越淡，管理色彩更浓。
Wayne接着说：“我有次对Lynne说，我如果去做大内科主任，可能以后就当不了Academy Member了”
Wayne稍有停顿地说道：“你们知道Lynne怎么反问我？她说：“什么Academy？你在说Academy Award?"
听众全是科学家，自然是轰堂大笑。
背景知识：Academy Member这里指美国科学院院士；Lynne说的Academy Award是美国大众都知道的奥斯卡奖，因为是美国影视艺术和科学学院（Academy) 颁发的。
这就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头衔在全球知名科学家的太太心目中的知名度，意味着这个话题根本没有在家里谈过，太太只知道你是医生和教授，那才是你挣钱养家的正业。美国奥斯卡奖可是有公开的候选人的投票评选，然后接着是影星的红地毯和全球瞩目的发奖仪式。现在中国两院院士已经被弄成有点美国好莱坞的星光灿烂的架势，同济好不容易近年评上两院士，公布他们的会议应该在北京，然后凯旋武汉。同济院士从北京抵武汉时，他们都胸前戴花、一手持一个特大的证书，一手则是拿着欢迎送的鲜花，在高铁站拍摄的英雄照马上曝光微信群。我看后觉得很有娱乐效果，问题是院士已经公布了，从最可信的官方媒体，你还把那红证书放在胸前干什么呢？你为了向世人证明那院士不是假的？
这只是中囯和美国院士差距的人文景观中的点滴，他们的水准相差又有多大呢？我们撇开水准不及科学院的工程院院士不谈，就拿中国科学院院士来评估。当然应该不包括最为杰出的像施一公这样的院士，就说中科院的生物医学院士的平均水平，以他们的学术水准或对人类科学的贡献，应该不及耶鲁或华大医学院的优秀的助理教授。这是我多年前的判断，近来中国科学进步很快，但是这话仍然适用，因为美国人也沒有闲着。
美国院士评选规则是公开的，但是评选过程是秘密进行的，一句话，自己单位在提名和评选过程中被完全排除在外。大家可以在PNAS上读到美国科学院院士的评选程序，为Bruce Alberts和PNAS出版人共同主笔。那是完全的同行评议和科学院层层的内部操作，当选人是通过接到电话或邮件才知道当选的，这点与诺贝尔奖还真有点像。我们不排除朋友间的相互提名，但是所在单位几乎无法插手。Alberts的文章很值得一读，他是著名的生化学家，美国科学院前院长和Science杂志前主编。感兴趣的朋友阅读后会明白，中国和美国院士的选择过程真是天壤之别。
美国有沒有自己推销的努力？也有。圈子很小，这些事有人是知道的，从谈话和信函中。但是绝大多数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提名或何时当选。中国是该保密的不保密，不该保密的官员财产则永远不公开。因为中国院士选举是由现任院士们决定的，作为大众的外行没有能力也不应该拥有决定权，所以中科院公布这些候选人的唯一目的是让人揭丑。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评选过程太腐败了，据说几千万的公关费才换来一个院士，有些人多少年前赴后继。我们所知道的八十年代，那时中科院还称呼学部委员，他们的产生并没有像现在需要群众参与，同行评议出的结果更能使他们代表当时的中国科学的水准与良知。现代中国院士制度的建立既然是宋健搬美国的，那么要学就应该学到家：首先应该禁止单位涉及，这会杜绝利用公器的腐败行为，你所有的学术成就都在你的论文和评述中；另外就是仅将院士作为荣誉的一种，不能让院士们从中得到不努力而得到的名利，晚年的院士做不出成绩照样不应该得到资助。
美国院士当选后也可能知道谁提名了自己；耶鲁甚至让耶鲁学生在签免责声明后，查看自己当年申请耶鲁的评语。主导发现了细胞程序化死亡的诸多蛋白（Bcl-2, Bax, BAD) 的Stanley Korsmeyer，他英年早逝，华盛顿大学为他建立了一个纪念讲座，每年邀请世界级的知名学者作学术报告。有一次是请的大陆改革开放后的首位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他当时还在西南医学中心。王晓东在会上说，他当选院士后多年才得知Korsmeyer为他的院士提名人。王晓东当年做出他的细胞色素与凋亡关系的重大发现后不久，Korsmeyer就邀请他来圣路易斯做学术报告，他用的题目类似于“色彩斑斓的细胞死亡＂。王晓东以为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蛋白，结果却告诉他们，凋亡过程中从线粒体膜上释放出来的是一种细胞呼吸链上的古老蛋白-细胞色素C。
斯坦福的Mark Davis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Tak Mak应该因发现T细胞受体（TCR）而获得诺贝尔奖。1984年Davis在NIH的William Paul实验室做博士后时，Paul就让他独立领导一个小组，那个小组包括Davis后来的华裔太太（现在也是斯坦福教授），结果他们克隆了TCR。文章的完成单位为NIH而Paul连署名都不要求，发表时Davis已经和太太搬到了斯坦福。Davis只能享受发现TCR的一半功劳，因为另一半属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华裔科学家Tak Mak（麦德华），麦德华的文章在1984年与Davis的文章同期在Nature上发表，他们同时克隆了TCR的Beta链。麦德华求学和做科学的故事也很传奇, 穷的留学生放弃耶鲁去了加拿大。这里还有一个插曲，Davis在文章发现前的1983年8月去北京和上海演讲，当时中国沒人欣赏他，一周后去日本京都参加国际免疫学大会则反响强烈。Davis他们当年也击败利根川进的组而找到了TCR的Alpha链，他们在1984年发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七篇Nature文章。
在日新月异并且激动人心的免疫治疗领域，很多手段都与TCR和其他的T细胞共同受体相关，像CAR-T，我们自然应该感谢Davis和麦德华在他们十分年轻时的贡献。但是在近期的授奖里，似乎把Mark Davis和麦德华给遗忘了，论在T细胞领域的贡献，得拉斯卡奖的James Allison怎么能跟前二者相比？用于Checkpoint免疫治疗的PD-1和CTLA-4都不是Allison克隆的。这也不奇怪，诺贝尔奖委员会钟情于发现树突状细胞（DC) 的Ralph Steinman，在去逝几天后颁奖给他。我们丝毫不质疑这项诺贝尔奖的公正性，因为DC确实太重要了。但是发现T细胞或用胸腺摘除实验证明T细胞功能的Jacques Miller，以及发现B细胞的Max Cooper都还健在，难道DC比T和B细胞还重要？
华大教授Wayne Yokoyama（左一）和Eugene Oltz（右二，免疫学杂志JI下任主编）在国会游说密苏里共和党参议员Roy Blunt。
CAR-T图谱来自NCI的网络。
Well said! The more fundamental reason why societies like that of the US is have less corruption is capitalism, which protects private property thus prevents it being usurped by the governing power. The governing power in a noncapitalistic society needs the intellectuals to better rule the society. That gives huge incentives for people to become intellectuals in order to gain power and status. This kind of power and status are based on usurpation. That breeds all kinds of corruption. In contrast in a pure capitalistic society, one gains and can only gain wealth, power and status through voluntary trade.
在天朝，它的文化、社会制度和人的价值观时时都在鼓励社会中的每个人去做“人上人”。眼下酱缸国的国民道德的缺失，尤其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的不存在，让人的私欲极度膨胀，物欲横流。中国的读过书人被喻为“知识份子”，美国有独立的“知识份子”阶层吗? 他们鞭鞑共产党官员腐败，其实他们和政府官员同等腐败。只要知道院士、名目繁多的各种头衔以及各种科研项目和获奖的评选黑幕的冰山一角，你就一清二楚。在中国，很难找出做学问做任何事情不是为名为利的。即使有那样的人，他们也无法生存，工作很难开展。
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里，因为民主和法治运行了太久，社会中的等级意识淡化，而平等思想非常浓。在美国，无论是“院士”还是其它头衔，基本上是一种荣誉，它们不能给当事人带来象在天朝那样至高无上的特权和极大的个人。即使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当事人从政府到单位也拿不到什么至高无上的荣誉和其它物质上的特别好处。 在这样的一个健康社会和文化环境里，做学问主要是为了追名逐利的人少之又少了。他们呆不住了，耐不住寂寞了，最后只得走人，象杨振宁。留下来、并坚持到最后的，大多数是一些以做科研为目的、享受过程和享受发现发明乐趣的人，而不是纯粹在得到科研成果后去沽名钓誉。
这就是中国和西方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区别，或者更广泛一点，它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