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我闻，我思我想
从大陆来到美国，至今在东西方度过的时日大致各半。愿以我所见所闻触及一下东西方的文化和制度。也许能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无罪之门”
纽约中央公园110街上靠近东北角的一个大门边的矮墙上刻着“无罪之门”（Gate of the Exonerated）。摄影：溪边愚人
纽约中央公园110街上在马尔科姆-X大道（Malcolm X Boulevard）和第五大道之间的大门，是公园几十个入口中为数不多有自己“名字”的一个。大门边矮矮的石墙上，刻着“无罪之门”（Gate of the Exonerated）几个字。门内的牌子上说明，命名“无罪之门”的意义是向所有被错误定罪的人致敬，而选择这个地点绝对是为了纪念30多年前的一起著名冤案主角 —— 被错误定罪为殴打强奸一名女性慢跑者的“中央公园五人”（The Central Park Five）。
中央公园所有大门的名称都是特意宽泛的，如“工匠之门”、“商人之门”，“发明家之门”，“陌生人之门”，“妇女之门”，等等，都不是以某个人的名字来命名。公园管理者们曾经说明，命名的名字应该“代表全体人民”，并“对每个公民给予尊重的欢迎”。
命名一个中央公园的大门是一件大事。“无罪之门”是自19世纪公园最初原始设计的一批有名字的门之后，150年来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被命名的大门。2022年12月12日，纽约中央公园保护协会全体成员投票一致通过了这个命名。
如此做，是为了承认一个巨大的错误 —— 以刻入岩石的方式。公共艺术史学家米歇尔·H·鲍嘉（Michele H. Bogart）说：“这是在官方层面的自我鞭挞。”
蒙冤入狱
这个巨大的错误，始于1989年4月19日的夜晚。当晚，在中央公园慢跑的投资银行家特丽莎·梅里（Trisha Meili），在园内遭到了严重殴打和强奸，几乎丧命，现场惨不忍睹。第一个到现场的警察说他从来没看见过有人被打得这么惨，梅里看上去像是经历了酷刑。因为梅里被殴打得面目全非，她所戴的项链是她朋友唯一能够用来确认她身份的东西。梅里虽得以幸存，但因为严重创伤造成的失忆，她12天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对整个事件没有一点点记忆。
特丽莎·梅里案发时穿的衣服成了血衣。（纪录片《中央公园五人》截屏。）
当晚中央公园还有其它案子，有不少去做晚间锻炼的人被殴打或抢劫，甚至有多名受害者被殴打至昏迷。警察去公园时，有几十个青少年在中央公园其余几个案发现场，其中有人参与了骚扰和袭击。警方逮捕了几个人，赶走了所有人。正是警方的及时介入把时间线的范围压缩了，造成理论上作案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回于梅里案和其它案子的作案现场。
其余案子无论是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都有比较清晰的线索，只有梅里案，除了作案地点外，其它信息是一无所有，而这个地点离其它案件现场还很远。可惜警方不是另外寻找线索，而是主观地认为一定是所有案子都是同一批人做的，哪怕时间线上完全无法解释。
梅里案成为当时所有媒体的焦点，轰动全国，给警方和检方带来很大压力。随后几日，警方共逮捕了大约20人。在逮捕后的审讯中，有6人在警方的威逼利诱下承认参与或旁观了梅里案，但事后他们都推翻了自己先前的供词，说是被警察逼供的。
事实上，警方采取了多种手段进行逼供，包括长时间不允许吃喝、睡觉等，对这几个孩子分别连续审讯了14-30小时不等。其间，没有一个人得到律师的帮助。有几个孩子甚至是在未征得家长同意，就在没有家长陪同的情况下被审问。而且他们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招供”的：你朋友已经把你供出来了，你也说真话吧，说了就可以回家了，然后就把警察需要的话“喂”给他们，让他们招供。他们事后才知道，每一个人都被审讯警官骗别人先说了。而在长时间的逼供之后，回家对他们来说是最为诱人的。萨拉姆说，一个侦探骗他说受害者的衣服上有指纹，如果他的指纹与之相符，他将被指控犯有强奸罪，而当时他听见隔壁房间里怀斯在挨打。“他们过来盯着我说：‘你知道你就是下一个。’”这种恐惧使得他感觉自己不可能免罪，才承认他在梅里强奸案现场。
虽然这五人在整个案子的审判、服刑期间都坚持自己的清白，非常荒唐的是，法官居然允许把他们不再承认的供词作为法庭证据，甚至，萨拉姆既没有录像，也没有在早先的书面声明上签字，而法院在最后裁定时仍然接受那份书面声明作为审判的证据。而检察官在开庭辩论时就强调主要证据就是他们的供词。
Netflix推出4集连续剧《当他们看见我们》时，《纽约时报》采访了“中央公园五人”的五个原始人物和在连续剧中分别扮演他们的演员，并发文：“中央公园五人：‘我们只是小男孩’”。此合影中上排为原始人物，中、下排为演员。上排从左至右分别为：安特隆·麦克雷（Antron McCray），凯文·理查德森（Kevin Richardson），雷蒙德·桑塔纳（Raymond Santana），尤瑟夫·萨拉姆（Yusef Salaam）和科里·怀斯（Korey Wise）。中排从左至右为阿桑特·布莱克（Asante Blackk）和卡莱尔·哈里斯（Caleel Harris）。下排从左至右为伊桑·海瑞斯（Ethan Herisse），杰瑞尔·杰罗姆（Jharrel Jerome）和马奎斯·罗德里格斯（Marquis Rodriguez）。
最终，有五名黑人、拉丁裔青少年因梅里案被起诉并定罪，分别服刑6至13年。这五人就成了著名的“中央公园五人”。他们分别是15岁的安特隆·麦克雷（Antron McCray）和尤瑟夫·萨拉姆（Yusef Salaam），14岁的凯文·理查德森（Kevin Richardson）和雷蒙德·桑塔纳（Raymond Santana）以及16岁的科里·怀斯（Korey Wise）。（当初认罪参与梅里强奸案的第6人史蒂文·洛佩兹（Steven Lopez）的庭审被安排得比较晚。后来洛佩兹对其他案件的较轻指控表示认罪，并获得减刑，没有因为梅里案被审判。）
真相大白
这五个男孩中，16岁的怀斯是唯一一个被以成人身份审判的，定罪也最重。但是，怀斯本不是嫌疑人，只是警察来逮捕他的朋友萨拉姆时，他们俩正在一起。怀斯为了给朋友一点道义上的支持，主动陪着一起去警察局。结果怀斯也被审问，最后还被指控并定罪，在成人监狱服刑12年，何其荒唐。
然而，正是怀斯遭遇的这桩荒唐判决，竟然给该案带来了戏剧性的大翻转。
2001年，怀斯在狱中偶然遇上了梅里案的真正作案者马蒂亚斯·雷耶斯（Matias Reyes）。当时雷耶斯因多个强奸和谋杀案已经被判无期徒刑。可能是良心发现，与怀斯相遇后，雷耶斯没有告诉怀斯就主动向官方供认：他才是梅里案的作案人。
梅里案发生后，当时媒体报道说没有一个嫌犯的DNA与犯罪现场的DNA相符。（纪录片《中央公园五人》截屏。）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罗伯特·摩根索（Robert Morgenthau）任命了一个团队再次调查梅里案。结果，不仅雷耶斯的DNA与作案现场精子的DNA相符，雷耶斯还提供了一些未经警方公开的，只有当事人才可能知道的作案细节。另外，案件的某些细节也排除了多人作案的可能。调查小组得出结论：证据表明，雷耶斯是梅里案的真正凶手，也是唯一的作案人。
至此，一件事情清晰了：梅里案是一个单独的案子，与当晚公园里其它地方的案子无关。检方这时也意识到，如果当初就给这样的思维一个考虑空间，应该很有理由怀疑在梅里案后不久因其它案子被捕的雷耶斯就是梅里案的嫌犯：雷耶斯已经认罪的几个案子，与梅里案在案件性质、作案方式和作案地点上都极为接近，特别是其中一个作案细节 —— 他用被害人的衣服捆绑被害人的捆绑方式独一无二 —— 都证明了这些案子是同一个人。而梅里是雷耶斯那周在公园里殴打和强奸的第二个女人。
尤其难以原谅的是，参与梅里案的一个警探也参与了调查雷耶斯的另外一个案子，两案都有DNA和其它类似证据，但警方却硬是把梅里案归罪于五个无辜的少年，而放过了就在眼前的真凶。
美国的失败
根据《纽约时报》的事后调查，这5个青少年所有有关梅里案的供词都矛盾百出，与警察在现场收集的证据也不符。但是，他们对当晚其他案件的描述却大致准确。这说明他们至少是旁观了那些袭击。他们是否参与，没有足够的证据。最关键的是，无论是哪个案子，这几个人都没有DNA或衣服上有血迹等任何物理证据。
这里只说一件事就可看出警方不可原谅的不公正：这几个嫌犯的DNA均与犯罪现场收集到的DNA不匹配，连媒体都知道这个结果，警方的报告上却说成是“不确定”。
因为警方、检方处理这些案子的整个过程是一塌糊涂，所以在雷耶斯认罪后，检方认为公平的做法是撤销所有指控。
2002年，“中央公园五人”被除罪。2014年，他们与政府达成和解协议，5人共收到4100万美元的赔偿，但纽约市政府依然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尤瑟夫·萨拉姆（Yusef Salaam）的妈妈坚信自己的儿子没有犯罪，她一直穿着一件印有“Yusef Salaam是无辜的”的T恤。案子原判被推翻那天，她骄傲地敞开大衣，露出里面的T恤。儿子服刑期间，她每周三次去看他，从未间断。监狱在靠近与加拿大交界的地方，那可是开车单程要几个小时的路程。她也是命名“无罪之门”的主要推动人之一。（纪录片《中央公园五人》截屏。）
“中央公园五人”后来都不同程度地投身于推动司法改革，他们捐款，发表演讲，以各种形式亲力亲为去做。2017年，纽约州通过了一个司法改革的法律，内容包括警察审讯嫌犯时必须全程录像。“中央公园五人”对此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在狱中读完大学课程的萨拉姆贡献尤其大（五人中大多在狱中完成了本科或大专学历，但监狱中这个项目被取消后，在狱中拿学位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他在2016年还因长期推动司法改革的努力获得奥巴马总统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真相大白后，人们这样检讨对五个孩子的错误定罪：辩护律师的工作失败了，警察的工作失败了，检察官失败了，法官失败了，陪审团失败了（有陪审员不同意判罪，但最后迫于其他陪审团员的压力同意了），司法系统失败了，政府失败了，媒体失败了。
在这样的一个整体性的失败中，个体也一败涂地。家长也失败了：有两三个孩子最后录口供时，家长是在场的，但却不懂得如何保护孩子，只有一个孩子的妈妈阻止了口供。而有一位家长甚至还鼓励自己孩子认罪，最后听从了的孩子自此一直不肯原谅家长。
一句话，我们整个社会都失败了。
普利策奖网站所列获奖的歌剧《中央公园五人》（The Central Park Five）。
从那时起，社会一直试图理解并弥补这个无法挽回的失败。以“中央公园五人”为主题的影视作品不断出现：一部2012年的纪录片《中央公园五人》（The Central Park Five），一部同名的2019年的普利策获奖歌剧，还有一部2019年的Netflix 4集连续剧《当他们看见我们》（When They See Us）。
这一次，命名他们当初进出中央公园的大门为“无罪之门”，只是试图从这一事件中学习、补偿的最新的一个努力。
媒体的失败
可以说，从一开始，媒体就在这个全面的失败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2019年，Netflix的连续剧《当他们看见我们》上线时，现已故世的时任《纽约时报》记者吉姆·德怀尔（Jim Dwyer）在时报发表了一篇标题为《真实的故事是：一个恐惧中的城市如何残害中央公园五人》的反思文章。1989年，德怀尔曾参与了中央公园强奸案的原始报道（当时他供职于《纽约新闻报》（New York Newsday）），后来又在纪录片《中央公园五人》中出镜当评论员。德怀尔在其反思文章中将这个案子与他后来参与报道的911和伊拉克战争这样做比较：
这是一个当时最大的故事，一个为堕落的底线创造了新低的案子。
这些男孩是恐怖的化身，是这座城市的宣战理由，就像伊拉克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在多年后对这个国家而言一样。这两个故事都是错误的。
易犯错误是人类的天然弱点，来自公共生活的许多方面的人都没有做好他们的工作，包括像我这样的记者。
德怀尔这一宏观叙述的角度正中要害。只是，真正看清这一点的人有多少呢？
1989年中央公园慢跑者强奸案案发后一些媒体的报道，所用语音从“狼群”、“野蛮”等不断升级到要求死刑，而这些报道很少将肇事者描述为“涉嫌”。（《纽约客》视频截屏。）
《当他们看见我们》上映后，“中央公园五人”之一萨拉姆感慨道：这个事件很大，但他们个人很渺小。他说：“我这样说是因为，当我们被认定为无罪时，并没有像最初几周内他们认为我们有罪时那样出现海啸般的媒体报道。刑事司法系统说，在证明有罪之前，你是无罪的。但如果你是黑人或棕色人种，你就是有罪的，必须证明自己无罪。而我认为这就是区别，也就是经常被谈到的两个美国。有这么多的组成部分是靠不住的。”
当然，媒体也不是所有声音都一致。梅里案认罪的6个人的信息公开后，媒体发现他们大多来自经济上有保障的稳定家庭，而且都没有犯罪记录。警察也排除了毒品等因素。当年4月26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文章，警告人们要谨慎下结论，并质疑为什么这样“素质良好的年轻人”可能犯下这样的“野蛮”罪行。
只是，当时的环境里，这样理性的声音几乎完全被淹没了。
川普赢了
那时，最响亮的噪音正是尚未出名的川普发出的尖叫。
1989年5月1日，在中央公园慢跑者强奸案案发10天后，当时在纽约地区以外还并不广为人知的房地产开发商唐纳德·川普，在纽约市四家主要报纸上刊登整版广告，呼吁恢复谋杀罪的死刑。媒体估计该广告花费了85,000美元（相当于2021年的186,000美元）。
川普1989年在《纽约时报》上做的广告。
在一个挤满人的新闻发布会上，川普说：“你最好相信，我恨那些带走这个女孩并残忍地强奸她的人。你最好相信这一点。”
川普在广告中说：“我要恨这些歹徒和杀人犯。他们应该被迫受苦......是的，科赫市长，我要恨这些杀人犯，我永远都要恨......我们伟大的社会怎么能容忍疯狂的失足者继续残害其公民？必须告诉罪犯，当他们对我们安全的攻击开始时，他们的公民自由就结束了！”
当时，CNN的拉里·金（Larry King）节目采访了川普。拉里问川普是否承认他的广告很具煽动性，川普坚决否认，并说：“我们社会的问题是，受害者一点权利也没有，而罪犯有难以置信的权利。令人难以置信的权利！我说这必须停止。这就是为什么我投放这广告。”多年以后，《时代周刊》上奥利维亚·B·韦克斯曼（Olivia B. Waxman）的一篇专栏文章指出，川普当年的广告就是一封公开信，他“认为政客们过度关注了公众对警察暴行的呼声 —— 例如80年代中期纽约警察开枪打死一名残疾老年黑人妇女。”，这封信“在塑造公众对该案件的看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曾在2002年重新调查梅里强奸案时免费为“中央公园五人”提供法律服务的纽约资深民权律师迈克尔·沃伦（Michael Warren）确信，川普的广告在确保定罪方面发挥了作用。他说：“他毒害了许多纽约人的思想，……，尽管陪审员声称他们可以公平公正，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或他们的家人，自然有影响力，绝对会受到广告中煽动性言论的影响。”
很多东西都必须与当时当地的背景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懂得。当时的大环境就是纽约市犯罪率太高了，尤其是黑人社区，社会的共识就是要严惩罪犯。那时流行的一句话是：最危险的物种是年轻的黑人。（The most dangerous species is young black man.）在这种背景下，川普广告的影响力不容低估。
当时“中央公园五人”都上了电视镜头，他们的姓名和地址也都被公布了。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已经生活在恐惧之中。萨拉姆说，在报纸刊登了川普的整版尖叫后，他和他的家人收到了更多死亡威胁。他说：“如果这是20世纪50年代，那些来自这个社会黑暗地方的人 —— 他们想要那种病态的正义 —— 肯定会来到我们家，把我们从床上拖下来，在中央公园的树上吊死我们。这将类似于他们对埃米特·蒂尔（Emmett Till）的所作所为。”
埃米特·蒂尔（Emmett Till）是一名生长于芝加哥的黑人男孩。1955年，14岁的他去密西西比州的叔叔家度暑假，结果在当地被绑架、折磨并处以私刑，因为他被指控在一杂货店里冒犯了一名白人妇女店员。他被谋杀的残酷性和凶手被无罪释放的事实，引起了人们对美国长期以来暴力迫害黑人的历史的关注。蒂尔之死后来成为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主要导火索之一。上图为埃米特·蒂尔生前与死后容貌对照。图片来源：埃米特·蒂尔纪念委员会。
也是五人之一的麦克雷说，当年案子审判期间，他们走进法院的时候，很多示威者在那里高呼“强奸犯”、“你这个畜生”和“你不配活着”……，“那感觉就像整个世界都在憎恨我们。”
川普登广告时，梅里案刚刚开始调查。六个男孩被指控，但还没有任何人被定罪。如果说川普的广告不能直接被理解为他是要惩罚这几个男孩，而只是要惩罚罪犯的话，那么到了2002年，真相大白，“中央公园五人”被洗脱罪名后，川普却依然坚决否认他们是无罪的，就不得不问一句到底是为什么了。川普2014年还在《纽约每日新闻》发文称，政府与“中央公园五人”的和解协议是一种“耻辱”。究竟该如何理解在已经确认该案另有真凶的情况下，川普依然不肯放过这“中央公园五人”的原因？
纪录片《中央公园五人》的电影海报，画面意喻法律的天平并不是公平的，“中央公园五人”分明处于劣势。
这让我想起五人之一的理查德森在《当他们看见我们》上映后时说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当他们看到我们》这个标题：当他们看到我们这些黑人和棕色人种时，我们已经从我们的皮肤颜色中得到了评判。”
理查德森还说：“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们是这个事件的幸存者，我们不希望看到另一个“中央公园五人”；我们不想看到另一个斯科茨伯勒男孩们（Scottsboro Boys），我们不希望看到另一个埃米特·蒂尔。”
斯科茨伯勒男孩们（Scottsboro Boys）：1931年，九名13-20岁的黑人青少年在阿拉巴马州被错误地指控强奸两名白人妇女。这一事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系列法律案件涉及种族主义和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这些案件包括在犯罪嫌疑人被起诉前的私刑暴徒、全白人陪审团、仓促的审判和破坏性的暴徒。此案通常被引为美国历史上司法体系中法律不公正的又一个例子。上图摄于九名男孩被捕后的第二天。
萨拉姆说，在监狱的经历令他倍受侮辱，留下了终生的创伤。但是，2015年6月川普宣布决定竞选总统的消息才更让他震惊。他说：“看到他没有改变他作为一个充满仇恨的人的立场，看到他没有改变他煽动人们的立场，看到他仍然是同一个人，而且在许多方面他已经完善了他作为头号煽动者的意识，我很害怕。”“我想了一下：如果唐纳德·川普当上总统，这个国家会是什么样子？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不知道2020年1月6日国会山暴动发生时，萨拉姆是什么感受？
拒绝反省
时报记者德怀尔，历史学家克雷格·史蒂文·怀尔德（Craig Steven Wilder）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教育记者林内尔·汉考克（LynNell Hancock）都以专家学者或评论员身份参与了纪录片《中央公园五人》的制作。他们在影片中的分析都非常犀利。
德怀尔说：“梅里案纠正判决时的社会反应比当初错判时更糟糕。”他说各方面对新的判决都很抵制。媒体并没有直面自己的错误，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也没有直面自己的错误。
怀尔德也说，2002年推翻原判后，这个社会并没有真正检讨错误，只是轻轻地对自己的错误点了下头就不再承担责任了。他说是“我们逃避了自己的罪行。”“我希望我们记住那天发生的事情，并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惊恐，因为它确实是我们社会的一面镜子。我们不应该把它装饰成一个礼品盒似的，以为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东西，我们会成为更好的人。我认为我们真正需要认识到的是，我们不是很好的人。而且我们真的，更经常，不是。”
怀尔德还说，中央公园五人的故事，在许多方面与今日依然有联系。你在电影里看见的警察的做事方式，以族裔和阶级断罪依然存在于今天的生活之中。要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获得最终结果的正义，依然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这只是一个归还这五个人无辜身份的故事。但我们纠错的工作只是刚开始，因为，（1）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没有得到公正的结果。（2）很多州因为这个案子修改了法律，严厉对待青少年犯罪，比如将他们作为成年人审判等等。这些法律依然还在，这个案子的负面遗产至今到处都是。（3）当初在这个案子中犯错误的人，无论是警察还是检察官，都没有被追责。
“中央公园五人”被宣告无罪后，《纽约邮报》发文说曼哈顿地方法院检察官罗伯特·摩根索应该把那“野蛮的5人”关在监狱里。（纪录片《中央公园五人》截屏。）
中央公园五人案的原判被推翻后，《纽约邮报》所发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没这么容易就还那五人清白”。（纪录片《中央公园五人》截屏。）
中央公园五人案的原判被推翻后，《纽约邮报》发表的一篇安德烈·佩瑟（Andrea Peyser）的专栏文章，标题为“慢跑者案五人的供词不会撒谎”。（纪录片《中央公园五人》截屏。）
中央公园慢跑者强奸案的首席检察官伊丽莎白·莱德勒（Elizabeth Lederer）（前左）和领队检察官琳达·费尔斯坦（Linda Fairstein）（前右）。（纪录片《中央公园五人》截屏。）
事实上，不少当初办该案的警探、检察官等人在2002年原始判案被推翻后依然不认错，坚持说只是作案人多了一个而已，或者说那几个孩子对其它案件有责任。1989年担任该案领队的检察官琳达·费尔斯坦（Linda Fairstein）2002年就公开反对撤销所有起诉。在《当他们看见我们》推出后，她又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观点文章反驳这个系列电影。对此汉考克毫不留情地指出：“琳达·费尔斯坦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很大部分是因为这个案子。该案对她的职业和声誉都极为重要。如果她说我把一切都弄错了，稀里糊涂把这些孩子送进了监狱，她将承受很大的损失。”但是，组队重新调查该案的地方检察官摩根索非常明确地公开说，这些孩子根本就不应该被起诉。
伸张正义的阻力体现在各个方面。2002年“中央公园五人”就已经被撤销所有指控，成为无罪之人了，但他们要求纽约市赔偿的官司却是十多年始终无进展。怀尔德说，2014年的和解协议与2012年的纪录片《中央公园五人》有很大关系，否则真不知道会拖到猴年马月。
每当发生暴力犯罪时，总会听见一种声音：一定要严惩罪犯，因为即使只有一个受害者，也是太多。这话没错。但是，另一种声音也不容忽视：无辜被定罪的人，一个也是太多。不如此，法律的天平就一定是倾斜的。
最后的话
写此文时，为如何翻译被命名的这个门的名字纠结了挺久。Gate of the Exonerated，字面翻译可以有多种选择，包括“脱罪者之门”，“无辜者之门”，“洗冤者之门”和“无罪之门”等，我最初特别想用“蒙冤者之门”。问朋友，这样算不算违背了原意。朋友说：“感觉是可以的，它肯定也纪念那些没有伸冤成功的人。”这正是我心里想的呀！
不知道有多少人意识到，“中央公园五人”差一点点就得不到伸冤了！被冤枉的人在狱中遇见自己那个案子真正的罪犯，而且该罪犯还愿意主动坦白，这是多低概率的事情啊！我总是忍不住地想，还有多少人没有伸冤成功呢？大门石刻揭幕后，看见旁边牌子上说命名该门的意义是“向所有被错误定罪的人致敬”，感觉更证实了翻译成“蒙冤者之门”没有错。但我还是有些犹豫。
中央公园“无罪之门”入口处的一个说明牌，介绍这个门名字的来历和意义。（摄影：溪边愚人。）
根据中央公园网站的信息，公园大门的命名体现的是对所有纽约人的敬意，也是为了表彰帮助纽约市成为一个伟大的大都市的职业和团体。大门命名所涉及的职业有学者、艺术家、工匠、商人、开拓者、农民、猎人、矿工、樵夫、海员、工程师、发明家和战士，涉及的团体除了妇女、儿童、男孩、女孩和众圣外，还有一个出乎我想象的“陌生人之门” —— 以表彰移民在纽约市发展中发挥的突出作用。作为一个移民，这个“陌生人之门”让我感动，让我看见了建园理念的包容和谦卑，也让我看见了公平和尊重。
现在新命名的Gate of the Exonerated，我相信也是致敬所有为了公平和正义而努力的人。这些人是在最艰难的地方和领域，帮助纽约市成为一个伟大的城市。为这样一个群体命名一个大门，同样体现了包容、谦卑、公平和尊重。
中央公园是所有纽约人的公园。它是住在上中城五大道和公园大道的富人的后花园，但也是哈林区穷孩子的后花园。然而，1989年4月19日，5个黑人、西班牙裔男孩只是去公园玩，就被关进了监狱！令人唏嘘的是，参加大门命名揭幕式的理查德森和桑塔纳是自1989年被捕后第一次回到中央公园，尽管理查德森就住在附近。
纽约中央公园“无罪之门”的入口。（摄影：溪边愚人。）
所以，我觉得以他们的名义命名这个门太有意义了。这是以一个大举动来承认一个巨大错误。五个孩子失去的东西无法弥补，但命名一个中央公园的大门体现的是这个社会认识错误、纠正错误的诚意。同时也是一种声明：一个人不应该因为走入这个门而被定罪。
为此，我最后还是决定用更宽泛、更包容也更带乐观情绪的“无罪之门”，而不是“蒙冤者之门”。我相信，这个门也是为依然蒙冤的人命名的。或者说，此门的意义在于，我们不能忘记还有人在蒙冤，还有冤案等待我们去推翻。而“无罪之门”更应该是一个提醒：我们需要时刻警觉，时刻诚惶诚恐，不要再制造新的冤案。所以，当有人强调“法律和秩序”时，我们也要强调美国历史上曾经有、现在还在继续发生很多“中央公园五人”这样的冤案。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19/05/30/arts/television/when-they-see-u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19/05/30/arts/television/when-they-see-us-real-story.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2/12/12/arts/design/central-park-five-gate.html
https://www.timeout.com/newyork/news/a-central-park-entrance-is-being-named-to-honor-the-exonerated-central-park-five-121322
https://www.cnn.com/videos/cnnmoney/2016/10/07/trump-1989-central-park-five-interview-cnnmoney.cnnmoney
https://time.com/5597843/central-park-five-trump-history/
https://www.nydailynews.com/new-york/nyc-crime/donald-trump-central-park-settlement-disgrace-article-1.1838467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6/feb/17/central-park-five-donald-trump-jogger-rape-case-new-york
https://www.blackhistory.mit.edu/archive/ken-burns-central-park-five-intro-craig-wilder-2020
https://franklycurious.com/wp/2018/02/14/craig-steven-wilder/
https://www.centralparknyc.org/articles/peoples-park-design
https://www.pbs.org/video/central-park-five-central-park-five/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culture-desk/an-artist-revises-the-racist-news-coverage-of-the-central-park-five
https://www.themarshallproject.org/2019/05/31/it-s-time-to-change-the-way-the-media-covers-crime
https://www.sigtheatre.org/scottsboro/a-miscarriage-of-justice
https://innocenceproject.org/central-park-exonerated-five-gate-new-york-city/
本文原创首发于“信息正义”公众号
放在美国其它地方， 尤其是南方，就是有一， 两个有担当的人，在所处环境下，想改正这样的错误，几乎不可能。纽约吸引新移民，有道理的。
看一下哈佛大学的陈刚，你比他更牛吗？ 就算是， 你的下一代呢？
好的， 公平的环境才重要。
美国在87年就已经在法庭上使用DNA作为判决证据，而警方使用DNA侦查案件更糟，记得是七十年代后期。如果认为如此多的人参与作案，而且是近距离接触性质的犯罪，不可能不留下DNA证据。
纽约也不是什么犄角旮旯的地方，不具备美国当时最先进的DNA检测技术。
基督教认为，我们不能Judge别人，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只有上帝才可以； 俗世中我们需要法官，检查官，因为上帝强调的公平正义需要有人来执行，这就需要司法独立，坚持法律至上就是坚持公平正义，而要坚持法律至上，就必须坚持法律程序至上，刑讯逼供，依据社会舆论来判案只能是人们对良善法律的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