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内斗文化之变迁

中共党内人员派系之间，向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著称于世。大概是为了保持纯洁和统一吧，建党伊始便不时开展 “内部清理”。规模大时叫“清理阶级队伍”、搞运动，间断进行；小至个案处理，无日无之。盘点战果，累累赫赫-----伤人无算、杀人无算。又专设部门平反昭雪、落实政策，未曾停歇。九十年下来，回头一看，真正该杀、该关、该批斗的铁案寥寥无几，看似透着历史地合理与无奈。

 

1921年中共建党时，中国已经有了一个革命的政治团体：国民党；斯大林等认为该党的社会基础和奋斗目标，与列宁主义不够契合，于是一手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更加激进的暴力组织：共产党。核心人员是些心怀不满、个性乖张、自命不凡而尚武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人，擅于给自己的行为找依据，做什么、怎么做全都理得心安。

 

那是些反叛者，不仅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而且背叛正统的文明文化。继承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仁义、忠恕、中庸，一概视为迂腐和“吃人”；把“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一律地用于开拓革命大业和内部组织管理。这种思路和方式，之轻易确立于中共呱呱地并代代传承，因为中国民间的游民意识，特色里就有唯我独尊、排斥异己、你死我活，其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列主义之“阶级分析的方法、暴力革命的手段”，乃天作之合。党内人士无不认可、自觉执行。既如此，一部党史，怎能不杀气腾腾、恐怖万分、鲜血淋淋？

 

九十年里一大半，老大哥苏共言传身教带领中共，党内杀手、内斗高人夏曦、王明、康生等等，都在苏联受过培训，整肃同仁丝毫不逊色于导师斯大林，其不可理喻、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且有过之。毛泽东虽然没有赴苏受训，却无师自通、更胜一筹。如1930年江西根据地时期，严酷的肃反引起骚乱，红二十军在富田哗变，被毛泽东派出彭德怀和林彪率领红三军团围歼，军长以下副排以上军官几乎全部处决。

 

有人说，那个时期的几个根据地，是党内同志的鲜血染红的。虽然军队不多、力量不大，却普遍开展不惜伤筋动骨的肃反。连国民党都奇怪：我们派往苏区的AB团（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全称“AB反赤团”）哪有那么多人？也许是国民党成功实施了反间计？至今没有相关史料出来。披露越来越多的是自相残杀。倒是有一种说法可以参考：苏区时代肃反太狠，为了维系部队的员额和纪律，“国家保卫局”只能用更残忍的手段威慑全党全军，稍有差池者就有丧命之虞。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贺自珍的弟弟贺敏仁，小孩子、司号兵，长征路上从一个喇嘛庙里拿了百十枚铜钱，被说成拿了上千枚银元，就地正法了。

 

后来的“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等“亲者恨、仇者快”的荒唐事，则无庸赘言了。虽然中共当时改造社会的理念很有感染力，经不住如此恶性考验的幸存者，不免脱队的脱队、叛变的叛变。有加入国民党的，有当汉奸的，托派则大举投效留苏同学蒋经国。他们反戈一击、献计献策，不无报复心理吧？

 

解放后，党内整肃和斗争的形式有所变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低头认罪、重新做人。可见，党内斗争少了血腥气，但是心理压力大增。毛泽东喜欢把一切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对事的不同意见、处事的不同方式等等，统统化为党内斗争，以左、中、右划分敌、我、友。或许毛泽东认为，简单的肉体消灭不足以显示其手段，他要征服的是所有人的心。经受过那种折磨的人说：斯大林式的格杀无论，有时还比身陷冤狱、自我作践、尊严无存好受一点。从中央到地方，历次政治运动伤害的人何千万，但是党员官员已经无可逃遁。他们的荣辱系在共产党的战车上，今天被批斗、明天获甄别，都靠“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所以，他们把党比母亲。

 

比如，党政要员罗瑞卿，因得罪了几位元帅、文革前夕被毛泽东突然抛弃。经过批斗、游街、关监狱，1973年从牢里放出来，先不回家，让司机把他载到天安门，放下车窗欠起身子，向让他九死一生的毛泽东的画像行了一个礼。做作是必要的，骂娘在心里。经过那么多年兄弟阋墙、全党上下恩恩怨怨，已经是人欠欠人，人人自危了。“……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在这样的循环里，只有吃亏没人能占便宜-----今天我斗你，等于给明天你整我做铺垫------想起来就怕。至此，党文化又该变一变了。

 

正值“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气氛，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党内斗争的目标和方式。官还是要撤的，但是不批判了；牢也是要坐的，但是不洗脑了。谁在能捞钱、捞大钱的位子上，谁就是新形势下党内斗争的宠儿。所以外国人说：共产党人，在共产国家最危险------过去的危险来自举手投足、一言一行；今天的危险来自权力的腐蚀和腐蚀了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