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太原

    又 到 太 原

 

       田  心

 

 

若按我个人的意愿，绝不想在花甲之年再到太原一次。但是神的奇妙旨意不在乎人的心思意念，除了顺服，我没有更好的办法回应。原因是新西兰霍华德弟兄那个教会的以撒弟兄三年前曾在太原传过福音，如今他仍然乐此不疲，所以想旧地重游，看看那些撒出去的种子的下落（《马太福音》13:3-8）。若没有一个懂英文的中国基督徒作陪伴，他这趟太原之旅可能要花费几倍的时间和金钱; 而我们教会里懂英文的年轻弟兄们都有世上的工作缠身，于是我就心甘情愿当了这个陪伴（赔钱的旅伴）。

我从前在民航单位工作的时候两次到过太原，都是为了当时的中国通用航空公司开通和经营“太原-南京-深圳”航线的事。那两次实际上对太原城区没有什么印象，甚至连是否进过城我都记不清楚了。因为通用航空公司优待我，他们觉得一年到头灰蒙蒙的城市太原是他们的羞耻，所以两次都安排我住在武宿机场内的民航宾馆。第一次是公司老总陪我去游玩山清水秀的汾河沿岸。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那次参观了阎锡山故居，我在那里买过一方砚台，回去送给了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的郑市长（他第二年受股票风波牵连而调任江西省副省长）。后来看了当时红极一时的巩莉主演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我认出那场景就是阎锡山故居。曾问过那个剧组的一位成员，证实果然没错。我第二次到太原时是通用航空公司的书记陪我去玩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寺庙群，从山西省境内进第一个寺庙，从河北省境内出最后一个寺庙，中途还住了一夜旅馆。不过我大概是被众神之神预定了不能接受佛的人，所以尽管那时我并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在五台山里逛了那么多佛教寺庙，我也没有烧过一支香、没有下过一次跪。这次来太原的航班上，估计有一半左右的乘客是广东（也有日本和东南亚）到五台山拜佛的，其次就是做煤炭生意的。以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为目的的乘客，以撒弟兄和我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吧。

飞机下降时报的地面气温是摄氏三十三度，但是下飞机后的感觉比广东的二十八度还好受，因为这里的湿度低，出汗容易挥发。到进了城，更是凉风习习，毫无燥热的烦恼。惟有看到空气里灰尘弥漫，给人以不舒服的感觉。时近八点，天色却还明亮。出租车路过一个巨大的露天餐馆，有百八十张小桌，围坐的男女老少一个个吃得津津有味。我问出租车司机：“他们不怕把那么多的灰尘吃进肚子里去吗？”司机一开始楞了一下，接着弄懂了我的意思，回答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他们个个可都健康着呢。灰就是土，土也是灰，人的身子本来就是灰土做的啊。”这位司机没准还读过圣经呢。我正想跟他多聊几句，可惜车子已经到了旅馆门口，我们刚刚付款下车，他就争分夺秒地开走了。

在飞机上吃过盒饭，本来我晚上不想上街了。可是年轻的以撒弟兄饿得快，他想上街去吃东西。天已黑透，我怕他一个人出门出事，就陪他走到街上。旅馆门口的这条街叫柳巷南路(似有“花街柳巷”之嫌)，离“太原的长安街”迎泽街不远，以前这一带是太原最繁华的市区。当然改革开放后这些年各地的变化都很大，新建的现代繁华区域往往是在过去的市郊。不过，从旧城区里倒是更能了解一个城市的真正特色。

在深圳，正规的街道上已经见不到什么骑自行车的了，在街心下棋、乘凉、卖唱等，更是不许可的。而在太原，这些都不足为奇。记得二十几年前读一篇境外中文杂志上的文章说：大陆-台湾-香港三地的发展水平，分别以自行车-摩托车-汽车三大主流交通工具为象征。当时广东先富起来的人也不过刚刚买摩托车，还挺召人羡慕的，而那时我们骑自行车的人则根本理解不了发达地区的人对街上的自行车和摩托车多么厌烦。今天在深圳住惯了的人，可能也会对太原街上的自行车之多感到厌烦吧。

当了十年基督徒之后，我对太原街上闪烁的霓虹灯，舞厅卡拉OK和澡堂足浴等广告都有强烈的抵触之情。在等候以撒弟兄吃饭的时候，我想：我怎么在深圳时没有过这种感受呢？难道是深圳之夜不及太原之夜邪恶吗？仔细一想，在深圳除了每个星期三晚上到一趟教会，我何曾在夜里出过家门呢？说基督是避难所，夜不出门而免于掉入撒但设在夜生活里的陷阱，也是其中之一项理由啊。

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去以撒弟兄住过半年多的郊区嘉节村。那个村子本来坐落在大公路边上，但是由于村口新修了像广东那样的高大牌坊，以撒弟兄从牌坊下面过来过去好几次，不敢进去。后来他终于确认是那个村子，于是我们走了进去。村内的路都是泥土路，民舍似乎全都被灰尘笼罩着，我们的皮鞋一进村就成了灰鞋。你若仔细观察路边的每一片树叶和杂草，就会发现它们都承载着一层不薄的灰尘。不过以撒弟兄居然在灰尘滚滚的菜场里认出了一位以前的村妇邻居，于是由她带领，找到了他过去的房东家。

房东家是比较典型的北方平原地区的富裕农家。彩电、冰箱、摩托车那一类东西都有，但汽车、钢琴、电脑这一类东西都还没有。客厅和睡房里虽然铺了瓷砖地面，但是厨房和厕所里都还是泥土地面，做饭和取暖全靠烧煤。共院的三户人家也共用一个蹲坑厕所（听说村里大多数人家是五、六户共一个院子和一个蹲坑厕所），厕所既无门又无标牌，我估计已经进去的人要靠咳嗽为号来阻挡想进去的人。房东家应该是有洗衣机的，但是妇女们更愿意在院子里砌的池子里洗衣服，洗好后随手就晾在空中横七竖八的铁丝上。

以撒弟兄的人缘非常好，经先头领路的村妇通报，几乎全村的人都陆续到房东家来看望他，都问他妻子和儿子怎么没有来。幸亏以撒弟兄带了手提电脑，就指着电脑里的照片解说因为又生了一个女儿，妻子就在家带两个孩子。村民们看到电脑居然还能放映照片，惊奇赞叹不已。后来又有两个懂点英文的中学生来了，他们抓住操练英文的机会，我就乐得在旁边屋里的床上小睡了一会儿。

到吃中午饭的时候，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我悄悄问以撒弟兄，过去接受福音的人来了没有，他说还没有见到一个。听说有一家搬到太原城里去住了，明天可能回村里来。另外一位信主的弟兄，今天可能有事外出了。以撒弟兄认为我们明天必须再来一趟，我想也只好那样。

下午我们由房东带领去参观以撒弟兄和妻、儿过去居住过的地方，房东带他孙女骑摩托车，其余的人一人一辆自行车。这可能是我近二十年里第一次骑自行车吧。那是很偏僻的田野里独立的一个小院子，离嘉节村牌坊大约还有一公里远，全程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自从以撒弟兄回新西兰之后，那房子再也没有人住过，所以屋里积尘成垢，屋外杂草丛生。房东说从前以撒弟兄住在那里的时候，屋里干干净净，屋外花草齐整。无奈厕所也是一个蹲坑厕所，不过因为是以撒弟兄自家专用，那时候是被以撒弟兄的妻子打扫得很干净的。那屋里没有供水、降温和取暖设施，只在附近一百米远处有一口电抽水井。以撒弟兄买的一辆三轮脚踏车还放在那里，当年他骑着它去打水、买东西，有时候他妻子和儿子也坐在后斗里跟他去逛嘉节村和小店镇。可想而知，一个三口之家的白种人住在根本见不到白种人的村野，又经常骑着人力三轮车招摇过市，远近的村民们很快就都认识他们了。那时以撒弟兄在城区的一个学校教英文，每天挤一元五角钱一趟的公共汽车上下班。下班后两口子在门口打蜂窝煤，或骑三轮车到村里菜场买菜。那年夏天格外热，他们没有一点降温的办法，夏天过后，三个人都脱了一层皮。那年冬天却又来得早，十月中旬就下了第一场大雪。他们住的地方周围没有其他人家，以撒弟兄根本找不到被雪覆盖的路在哪里，煤又烧完了，三个人只好缩在床上，拥着一床被子等候雪化。到那年十一月份，他们终于回国了。

没有到过西方发达国家的嘉节村村民们同情地对我说：“这一对老外真可怜！在他们自己国家里穷得活不下去，到俺们国家来也挣不了多少钱。”他们哪里知道，在新西兰即使完全靠政府救济过日子的人的生活水平，也比中国所谓的小康水平高得多，何况以撒弟兄在那里还是个小业主呢。以撒弟兄自己说，他在新西兰和在中国，经济条件方面的区别，以拥有六台汽车和搭公共汽车为标志。无知的村民们既连我们自己祖先说的“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都不懂，又怎么能懂得像圣弗朗西斯那样的富豪基督徒故意去孤岛上或丛林中寻求试炼的行为呢？

晚上我们在城里就见到了搬进城的那家信过主的人家，请他们在我们旅馆附近的一家酒楼吃了晚饭。饭前饭后，我故意把话题往耶稣上引，饭后又给他们放了一段电影《福音》。无奈他们怎么也理解不了世上怎么还会有比照顾他们的老父亲和女儿明年考大学更重要的事，我几个小时的传教可能毫无效果。

六月七日，我们再到嘉节村那位房东家，果然见到了前一天没来的信徒王弟兄。我问起他们村里传福音的情况，才知道他们已经与邻村小马村的信徒合成了一个三十多人的家庭教会，每星期天上午和星期四下午都在小马村的一间大房子里聚会。不过最近因为是农忙季节（割麦子），参加聚会的一般只有十多个人。我问这教会的负责人是谁，他说是一位王姐妹。我不便马上讲解女人不能负责教会的道理，就请王弟兄去把王姐妹请来见面。王姐妹来了之后，我先说我带来了一套新出的福音碟，我们一起看看吧，王姐妹和王弟兄都说好。房东老薛听说要放电影，就骑上摩托车出去，几分钟工夫请来了十多个七、八十岁的老头。放电影之后，王姐妹说今天下午正好是聚会时间，你们就参加我们的聚会吧。于是以撒弟兄和我下午两点多钟就去参加他们在小马村聚会点的聚会。

小马村的聚会三点钟正式开始，开始的时候只有四、五个人。王姐妹开始领唱歌，她自己唱得很好，不过基本上听不见另外几个人的声音。过了十来分钟，陆续又来了一些人，一来到的第一件事都是倒水喝，因为大家步行过来，都热得冒汗。到我讲道的时候已经是三点半钟，一共有十六个人（包括以撒弟兄和我）。讲道之后我又放了一段电影《福音》，旁边住的民工听见音乐声过来了几个人，最多的时候大概是二十个人。散会后，七、八个弟兄姐妹围着我说：“我们第一次听见你这么个讲道法，真后悔没有带个录音机来录你的音。我们平常听小店镇上来的人讲道都打磕睡，像你这样讲道，我们可睡不成哩。”又有一位年轻的弟兄问我明天什么时间离开太原，他明天上午要进城找我转刻《福音》，我说好啊。我们离开小马村的时候已是晚上七点半钟，不过天色还很亮，回到城里吃完晚饭就十点了。

在村里得到一项意想不到的收获。我把关于伯南汉弟兄的书《神奇的一生》送给一位中学生时，他接过一看，大声说：“威廉•伯南汉，这个人我知道，是美国的牧师。”我立刻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在小店中学上初一的时候，班上有一个优等生，后来他全家都搬到太原市里去了，他现在肯定在太原市里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上学。刚搬走的那年他回来过，还找我玩了呢。他手里拿着一本书，比你这本书薄些，封面上就有威廉•伯南汉这个人的名字，一个字不差。他说跟父母一起在太原市里入了一个教会，那本书就是教会发的。他对我说，那本书可好啦，问我要不要借他的看。我翻了翻，没有借他的，不过谢谢了他的好心。哎呀大叔，你给我这礼物可不轻啦，因为你这本书封面上也有威廉•伯南汉这个名字！”我问他：“你还记不记得过去那位同学的名字？”他说：“那还能忘得了吗？XXX嘛，他以前跟我玩得可好啦。”

从这位中学生说的姓名WILLIAM BRANHAM的中文译法和有一次澳大利亚彼得林弟兄打电话给我时电话号码显示的区号是太原这两点来判断，我知道至少在太原市里有接受伯南汉信息的教会。但是前不久在电话里我告诉过彼得林弟兄我要陪新西兰以撒弟兄到太原的事，他对我居然只字未提关于太原信息教会的事。我不禁对彼得弟兄肃然起敬：他默默无闻地做了多少传福音的工作啊！就在深圳我们的身边，谁又知道彼得弟兄建立的家庭教会有多少个、地点在哪里呢？是啊，若不是以募捐或荣耀自己为目的的传道人，本应该都像彼得弟兄一样安安静静地做工啊。就像圣保罗说的：“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罗马书》15:20）”

这趟又到太原，引起了我对神的旨意和自己未来传福音工作的进一步思量。

 

（二○○七年六月八日写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