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闲人
几方田亩，耕耘不辍，乐在其中
二 练翅（上）
可能是在诸城的生活太艰辛或者难以为继，李云鹤在12岁那年随母亲一道去天津投奔姐姐李云霞。姐夫王克铭是奉系军阀的一个小军官。李云鹤在他家做一些杂活。她曾想去工厂做工，但姐夫没同意，因此作罢。第二年，王克铭奉调济南，李云鹤和母亲也一道来到济南。1929年，15岁的李云鹤不愿长期闲居于姐姐家，于是就到山东实验剧院学艺。这个实验剧院是政府资助的，院长是赵太侔，剧务主任是王泊生，都是当时的名人。她说：“一九二九年，我进入济南的山东省实验剧院，这是一家实验剧院。我所学的以话剧为主，但也有一些古典音乐和戏剧。当时我只有十五岁。学校免收学费和膳费，而且每月有两元津贴。因为剧院只招收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甚至还有大学生，而我没上过中学，严格来说，我是没有入学资格的。我被录取，只是因为剧院的女学员实在太少了。我在那儿只读了一年，但学到很多东西。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尽可能低多学东西。”（维克多 《 江青同志》P54）
这是江青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在山东省实验剧院，她不仅广泛阅读了戏剧史，学会了唱传统剧目和演现代戏，不仅如此，她还了解了许多乐器，如钢琴，这在当时是舶来品。但她只学了三个星期的钢琴，因不喜欢老师粗暴地打她的手腕，而中止了学习。从这点可看出，江青反对粗暴的教学方法，这和毛泽东后来的教学观点完全一致。在山东省实验剧院，她仅仅学习了一年时间，也就是这短短的一年时间，奠定了她日后从事文艺的基础。从她后来的艺术生涯看，不管是在青岛的海鸥剧社还是在上海滩的文艺舞台，她塑造了许多生动的形象，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受到观众、同学、老师和院长的赞誉。说明她的这个基础她夯得扎实，也说明她有较高文艺的天赋。仅仅一年时间就学会了那么多东西，这不是一般的悟性，只能用天赋来解释。
有两件趣闻反映出李云鹤的与众不同的胆识和反抗精神。在特里尔的《江青全传》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描写：实验剧院的课堂设在一座破败的文庙里，里面有孔子和72圣贤的塑像，每到夜晚，更是阴森可怕，从没有人敢到大殿的深处，认为那儿是神出鬼没的地方。“有一天，一位同学发起一场可怕的竞赛，看看哪个男同学的胆子大，条件是：夜半三更时，走到大殿深处，爬上孔子塑像，取下他的头巾，拿回来让同学看看，证明自己的胆量，就能得到奖励。”（王庭树回忆）一连几个夜晚，没人敢试自己的胆子。后来有天夜里，宿舍里一片混乱，原来一个女孩子爬上了孔子的塑像，抓住了他的头巾，同学们一个个目瞪口呆。这个女孩子就是李云鹤。其超人胆量可见一斑。这使人不由得联想到1948年，在转战陕北的危险又艰苦日子里，只有她一个女性将女儿托付她人，参与了党中央机关的转移全程，脚步遍及陕北大地，迂回辗转数千里，从延安一直走到西柏坡，给了毛泽东以极大安慰和支持。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有这样的胆识的女人又有几人？这既有功劳也有苦劳的非凡之举，不但没获得赞誉，反而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男权主义的妖魔化手段简直达到丧失理智的程度。
另一件趣闻则反映在维克特的《江青同志》里。在山东实验剧院里，只有三个女生，其中一个是校长夫人的妹妹（有误，可能是教务主任的妹妹），她没完没了地欺负江青。但江青坚持立场，并设法搞恶作剧报复。40年过去，她还能回忆起一个有趣、但不无敌意的往事：夏天，破败的文庙里，房间非常闷热。一个闷热的夜晚，江青走进大殿，在一把旧藤椅上坐下来。那两个女同学走进来，命令她搬椅子给她们坐。江青顺从了她们的要求，先提起一盏灯笼，帮助她们搬来两把椅子。可当她们洋洋得意地坐下后，江青却不动声色，提起灯笼悄悄地走出殿外，把门关上，逃之夭夭。两个女孩突然被关在阴森的大殿里，吓得大喊救命。在这则趣闻中，江青用恶作剧的方式报复同学的方式值得商榷，但同样作为学生，为什么要役使别人？由此也不能说江青的恶作剧完全没道理。在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社会背景支持下，江青可以对权势者（况且还是顶头上司）的妹妹施以报复，突出地反映了她反压迫的性格。但这一反抗性格，在获取了巨大权力后，如不加以约束，其毁坏作用无疑是很剧烈的。
在山东实验剧院，李云鹤经历了第一次婚变的痛苦。
一次她出演话剧《湖上惨事》，由于精彩的演出，博得了一个叫裴明伦的青年的爱慕。裴明伦是一个中学毕业生，家境殷实。他欣赏江青的表演，一下子就迷上了她。怀着青春的冲动和崇拜之情，他一连给这位女演员写了好几封求爱信。正处于少女青春期的李云鹤，也渴望爱情，双方很快坠入爱河。
在他们相爱期间，山东实验剧院因为政权更迭失去了经济来源，不得不关门歇业。院长赵太侔去青岛大学赴职；一些学生独闯上海继续从事文艺；剧务主任王泊生和妻子吴瑞燕，则带了一部分学生去北京。李云鹤渴望自己能在艺术上有所建树，也随王吴去了北京。她在北京的演出受挫，原因是山东地方口音浓重，不得不返回济南。回到济南后，既没有人帮她谋职，也没有一个可以安身的家，一时生活无着。这时，她深切地体会到：没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可靠的家庭背景很难在社会上立足。于是就在一位要好的朋友的参谋下，于1931年5月嫁给了仍在迷恋她的裴明伦。
这次婚姻只维持了两个多月，便以协商离婚告终。原因是李云鹤不是裴家想象中的具有传统观念的儿媳。据说李云鹤很懒，“日出三竿才起床”；“像贵妇人一样”坐在那里等候别人伺候；还经常去参加舞会。这些情况如发生在当代，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可发生在妇女完全受压迫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则完全是一件件没有妇德的忤逆之举了。于是乎，裴明伦不再是一个集粉丝、情人、丈夫于一身的帅哥，摇身一变成为务实孝顺的封建道统维护者，站在家庭的立场指责李云鹤，说她把家庭“……搞得鸡飞狗跳”。李云鹤也不甘示弱，提出离开大家庭分过，并让裴明伦在她和家庭之间选择。李云鹤的摊牌，使裴明伦清醒过来，知道妻子是在变相提出离婚，可能也察觉到妻子是一位具有新潮思想且个性突出的女性，继续维持下去，只能使家中继续鸡飞狗跳，充满火药味。在李云鹤好友的调停下，只好同意无条件离婚。
这段来得迅速散得也迅速的婚姻，成为后人攻击江青的一个例证。但是，我们透过事情的表像看本质。无疑会得出如下判断：江青是一个独具叛逆性格的女性，她不愿碌碌无为静守安闲，她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短期的追求目标。这个理想就是自由、独立，反压迫，不做男人的附庸。短期的追求是要在艺术上取得成功。
为什么会这样说？请看下例分析：在旧社会，男权主义一统天下，儒家的三从四德是一座大山，半边天的女性一直在这座大山的压制下存活。绝大多数女性只能认命，成为男人的附庸。摊上富裕家庭，尚有一个体面的说法——相夫教子，在相对安闲且谨小慎微的环境中，慢慢地熬上几十年，等熬成了婆婆，一切立马改观；如果是贫寒家庭，只有从锅台到田亩的劳作之苦，没有丝毫的管理家庭的权力，一切权利都掌握在公婆和丈夫手中，她们中的多数熬不到婆婆那一天，就会劳累而死。按照李云鹤当时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用微贱二个字便可概括，稍不坚持，就会被贫困的漩涡吞噬，为“安贞”而放弃自我，甘做做男人的附庸，成为亿万默默忍辱受屈的女性中的一员。能嫁嫁给裴明伦这样的富有的帅哥，进入富裕的家庭，是像她这样阶层的人做梦都做不到的好事。只要能进入这样的家庭，恪守孝道且谨小慎微，一般都会有幸福美满的结局，若能为夫家生出子嗣，则洪福非浅也，母以子贵是封建大家庭妇女获得尊荣的唯一途径。可是李云鹤却视这样的机遇为草芥，她不能在安闲拘谨的环境中生活，她蔑视三从四德的腐朽道统思想，不愿受公婆的压制，要裴明伦脱离大家庭去和她在自由独立的蓝天中比翼双飞，进而实现她摘取表演艺术皇冠的伟大抱负。在裴明伦不愿接受她的分家建议后，便毅然决然地与其离婚，第一次冲破封建的篱笆，奔走在自由的大道上。李云鹤的这一行为，和杨开慧执意追随毛泽东非常相似，都是离开安定富裕的家庭，去寻找自由和理想。
我们不能用当今的眼光去平淡地看待李云鹤先提出分家继而提出离婚的举止。小夫妻单过在当今是一种普遍现象，和公婆在一起过反倒属于不正常，受拘束不说，可能还有“啃老族”之嫌；离婚在当今也是一种社会常态，据说有些地区已达30%以上，感情融洽则和，感情破裂则分，虽痛苦伤人，但踏上去却不是雷区。可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青年人提出脱离大家庭“单过”是要有胆量的，会落下不孝杵逆的名声，身败名裂不说，甚至会在浓厚的封建气息中窒息而亡。而提出离婚在一般人看来则更是胆大妄为之举，因为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只有男人休妻之说，没见过女人敢和男人提出离婚的。众口能铄金，况一柔弱之女子乎？非刚果坚毅性格的人所不能为。因为一些小报记者专门编撰花边新闻，其报导往往站在大男子主义的立场上，羞辱和贬低女性，来诱导舆论走向，屡屡造成唾液淹死人的悲剧；无聊文人也喜欢拿弱女子寻开心，文绉绉的字里行间，隐藏着恶毒无比的暗箭，常有女星被暗箭射死。阮玲玉就是著名的一例。从这两件事看，李云鹤绝非等闲之辈，她有挑战社会的胆量，也有顶住泼向她污泥浊水的定力。但她此时还仅仅是一只翅膀未硬的海燕，还需要在暴风雨中历练。
谢谢来访！很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