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琉球的重要性——“当中国称霸海洋”

 来源： 四月网

核心提示：琉球国者，南海胜地也，而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二中间涌出蓬莱仙岛。以舟楫为万国之津梁，异产至宝充满十方名刹。

琉球国者，南海胜地也，而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二中间涌出蓬莱仙岛。以舟楫为万国之津梁，异产至宝充满十方名刹。

——琉球国钟铭文（1570年前后铸造）

1490年，当欧洲人开始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活动的时候，这其实比明代开始的世界史上第一次大航海已经落后了80年，而且，它比明代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也差不多落后了65年。布罗代尔曾经问道：

正当欧洲因所谓百年战争而出现经济大衰退的时代，如果中国帆船于1419年绕过了好望角，如果世界的统治权转到了这个遥远的东方大国，转到了当时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生产最发达的区域，那又会是什么情形？

其实，布罗代尔并非唯一一个发出这样疑问的人。因为李露晔（Louise Levathes）也曾这样感慨说：

郑和与达·伽马到达非洲的时间相差了80年，或许有人想知道：如果他们相遇，会发生什么事情？在了解了大明水师超凡力量之后，达·伽马及其85英尺的小船，还敢不敢继续穿越印度洋呢？见过了葡萄牙的小破船之后，中国水师的指挥官会不会想在前进的途中踩扁了这些挡路的蜗牛，从而彻底阻止欧洲人打开一条东西贸易的海上道路呢？[ ① 李露晔：《当中国称霸海上》，邱仲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中国不可能全力面向海洋，有几乎命定的地缘政治原因，因为自秦统一以来，中国致力于打交道的主要对象，其实是中亚－北方各民族，而非西洋各民族。这使得中亚各民族的活动深深嵌入中国历史之中，宋代以来，也是大陆和北方边疆的危机带动了海洋的发现。但是，在元、明两朝和清乾隆初期，中国依然称霸海上。自至元九年到至元三十年（1272-1293），元派亦里迭尔多次出使南洋，至马八尔国、俱蓝国等，从至元十八年（1281年）起，先后于海上用兵击日本、占城、安南、爪哇。自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至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明朝击败了东南海上唯一的敢于挑战者——日本，形成了四百年海上无敌手的战略格局。

在中国“士农工商”的差序格局中，商的活动位置在周边、外围，商仿佛专门是用来与“天下”外围的“夷”打交道的。商与“夷”交往，这也是很自然的。在忽必烈时代，因回人擅长理财、贸易，又不似儒生喜爱干预政治，故深得蒙古统治者的青睐，在元朝帝国里，回人的地位相当特殊。元征服江南后，先后用回人阿合马、桑哥主持江南，此二者为服务忽必烈的战争而大肆搜刮，颇有恶名，为江南汉人所不齿。而明初依然重用回人与夷打交道，除郑和本人是穆斯林外，郑和船队的二号人物太监王景弘，亦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回人，详细记述出使经历的《瀛涯胜览》的作者马欢，同样是“善通番语”、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他的祖上亦为随蒙古伯颜大军的色目人。这也说明儒家实际上并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完全一统天下，毋宁是相反，汉代以降，魏晋时代基本是道家、老庄的天下，隋唐佛教极盛，且杂以祆教、景教，元代宗教信仰则更为庞杂。可见，儒家在中国历史上“得意”的时间实际上并不长。明代皇权与六部冲突剧烈，遂使太监有权，而明代不少太监又确是非常能干的，例如郑和、张居正改革的助手冯保，所谓能干，是说他们比“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只擅长于“党争”的明代东林党们有更为切实的才能，东林党人一贯高倡气节，但不幸的是，他们往往把气节用在了礼教和理学最保守的地方去了，即把气节用在了维护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的大义上去了，这使得争“帝王家事”，成为明代道学的政治传统，它最终发展到把国事等同于皇帝的家事，通过介入皇帝的家事来干预国事，而最终是于国事无所补益。

在历史上，把君臣父子夫妇的纲纪附会为儒教核心的，其实便是道学。道学原本是在排斥佛教的“无君无父”的“毁家”思想斗争中逐步确立起来的学说，周敦颐和张载将道教的太极宇宙图景，与宗族、家族伦理融和为一体，造成了道学，这在当时的主要目的，就是排斥教会而倡导尊王尊父。两宋期间，道学虽然渐次得势，但却没有取得正统地位，不过朱熹这样的道学大师和文天祥《正气歌》这种高标气节的文献，却都可以说代表着道学在历史上的战斗精神。蒙古时代，为了统治和控制汉人计，当局才把道学奉为正统，二程、朱熹这些人其实是被元代异族统治者钦定为孔子的唯一继承人的，这也使得道学在明代承传下来。但是，明代的道学却反而如同儒教教会，全没有了朱熹、文天祥那样对于现实事功和政治改革的留意，相反，他们主要代表着不关心现实事功、只一味空谈名节的保守派人士的议论，因此，在明代，道学的主流一般是不接触现实和一味反对任何改革的。实际上，贯穿明朝的儒生与太监的斗争背后，一方面有正统儒学的重本抑末，重农抑商思想，与发展海外贸易和民间商业诉求之间的斗争，也彰显了道学家的空疏迂阔。因为，这些道学家们不仅仅是与太监争斗，也更是大肆反对王阳明的良知自由说（骂王学放荡恣意），同时也反对张居正的改革主张（骂张为功利小人）；而他们自己却只是提倡功夫、规矩和气节，而在那样一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大转折时代，在那样一个最需要读书人承担和做事的时代，道学家们却一股脑地反对做事。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当成化年间（1465－1488），达·伽马和哥伦布航海前数年，一位显赫的太监又动起出洋的念头，准备继续郑和的事业之时，而明政府这时却震惊地发现：皇家档案库中保存的郑和航海的资料（包括海图和造船图纸），都被慷慨激昂的车驾郎中儒生刘大夏付之一炬了。在这个意义上，那个道学家刘大夏烧毁的不仅仅是异端，不仅仅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资料，他毁掉的，甚至是中国未来数百年积极走向海洋的发展道路。[ ① 周宁：《风起东西洋》，团结出版社，2005年，第129页。] 当然，它也使得达·伽马的小船幸运地避开了与大明船队的遭遇。

在15世纪初的中国，最奋发有为的学问是张居正等所推崇的“实学”、是王阳明“贵我”的心学，往往留心于现实经济财政司法乃至军事的，甚至是太监而不是道学家，这是很值得今天思考的问题。

1405年，郑和率领由2万多人组成的船队，开始了环绕世界的航海大发现，到1433年共七下西洋。而郑和大航海的目的首先是贸易，因而我们说郑和下西洋，是人类沟通大陆与海洋的长途贸易的开端。

具体地说，明代的海洋长途贸易基于几个目的，第一就是由于明代早期的货币信用问题，即明代早期的纸币——宝钞，一直不是商品交换的硬通货，由于货币“失灵”，所以国家的经济活动和商业活动需要依靠大规模的以物易物来进行，即需要引进大量海外珍品来刺激国内的商业和交换活动，甚至来给官员们发俸禄和奖金。第二是基于社会目的，特别是医疗卫生目的。明朝前期发生了大规模的疾病和瘟疫，需要大量的海外药材安定形势、对抗瘟疫。所以郑和船队中有大量的“药船”，它所带回的南洋物种，对于《救荒本草》、《本草纲目》等植物学、医药学著作的编纂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郑和航海所引进的矿物：如从阿拉伯世界引进的钴，乃是著名的明代青花瓷生产的基本原料。[ ② 明代青花瓷是中国的瓷器制造工艺中添加阿拉伯的钴而成，中国扬州博物馆中展示了郑和航海引进钴的过程以及对于明青花制造的影响。另外，成祖朱棣的胞弟朱橚，曾著《救荒本草》一书，应对当时的疾病与灾荒，此书的科学价值，得到了李约瑟等人的高度评价。参见伊维德：《朱有燉的杂剧》，张惠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页。] 第三，就是船队由大规模的战舰和兵船构成，这是因为长途贸易与近距离的贸易不同，它要保障长途贸易线路的安全、贸易点的稳定，这就非需要武力不可，长途贸易与战争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郑和船队对于现代海洋战争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启发作用，这已为李露晔的研究所证明。打击海盗，绥靖海疆，是郑和航海的第三个目的，郑和的航海之所以被称为“和平之旅”，那不过是因为当时的舰队太强大了，所到之处，基本上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而已。

而在上述三者中，货币信用与航海、海洋贸易之关系问题又是最首要的。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悬案是：为什么几千年来，中国对于海外贸易，总缺乏一个积极的态度？甚至在中国国力空前强盛、称霸海洋的时代，竟然也还多次出现了“海禁”的反复？这个重要问题当然并不能以中国文化“先天的闭关自守性”来解释，也不能简单归结为道学家的“干扰和破坏”，这里最为核心之原因，首先就是由于货币问题。

简单地说，因为中国是一个包括铜和白银在内的贵金属产量很低的国家，这一向造成了严重的货币短缺问题，亦成为中国历代政治和财政经济上的一件大事。因此，对于历代中国政府来说，虽然什么商品都可以下海，但是货币却是不能下海的。比如说，南宋虽然奖励海外贸易，但却严令“铜不下海”。[ ① 南宋历朝几乎都颁布过禁止货币下海的法令，见《宋史本纪》。] 元代自忽必烈起，一方面鼓励海外贸易，另一方面则严令“金银铜铁货不许下海”，所谓“金银铜铁货”，其中除铁是武器制造的原料外，其余都是贵金属，而在国家信用货币不能确立的时代，特别是在多币种混用的体制下，金银铜铁等贵金属，因为其自然属性，就必然充当稀缺性货币的角色，而其流失对于国内经济的影响当然是巨大的，故对货币流失的担忧自古皆然。

例如宋代由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一直渴求大量的马匹（明亦如此），而马匹又主要只能从西北的马市交易中得来，而马市时开时关，其主要原因就是政府担心货币流失使然。这个问题直到王安石时代发明了以布、特别是茶，而不是以贵金属购马的物物交换模式，才得以解决，而这就是“茶马交易”。郑和远航之所以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以其巨轮装载大量货物到海外交换，也是为了应对国内货币的短缺。

郑和宝船的尺寸是很有讲究的，好像我们今天迷信“8”这个数字一样，郑和的宝船是444，即44丈4尺或者444尺，这倒正是施密特所谓“将某种精神性的东西灌注到航海中”，因为四这个数字代表时空（四方和四季），即地有四隅，天有四德，同时也意味着居四海之中为中国，其他与这个数字有关的还有：四季、四维，礼义廉耻四德，士农工商四职等等，所以在明朝“4”是个吉祥的数字。而宝船的尺寸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一般认为，这种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木制宝船长度在400英尺左右，宽度在166英尺左右。[ ① 李露晔：《当中国称霸海上》，邱仲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研究这种尺寸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可以去追溯中国海洋观的起源，按照这种中国式的海洋观：“德”居于四海之内，它象征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居四海之中。中国之所以能够和平利用海洋或曰“以德治海”，则取决于以下条件：其一，中国作为当时的海洋强权无人匹敌，中国亦不必动用武力使周边臣服；其二，中国可以用财富和商品购买周边的效忠，同时更能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支配这种资源、支配这种购买力。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不听话”的势力，作为“德政”体现的“中国购买力”就不会降临到他们头上。正是上述儒家伦理观、“天下观”赋予海洋以意义，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海洋和海权意识。它使航海不仅仅是探险、掠夺，而是一种以“德治”为核心的文化和精神行为。而在宋代之后，所谓“四德”的象征在民间则由妈祖的形象所代表，她代替了原有的中国海神“龙王”；而妈祖居中，四海环绕其周的形象，在著名河南朱仙镇木刻年画中有着栩栩如生的体现。因此，有学者的研究指出：

宋代以来，四海龙王的地位每况愈下，逐渐为天妃所取代，在妈祖的传说中，海龙王的地位都居于妈祖之下，甚至为妈祖所支配或降伏。如山东蓬莱天后宫的主神为海神娘娘，四海龙王则成为其侍卫。[ ② 李露露：《妈祖神韵：从民女到海神》，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74页。]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探究郑和征服海洋的伟大航行为什么在1433年之后会突然停止了这个问题，恐怕比单纯地夸耀中国称霸海洋的怀旧要有意义得多。在这个问题上，前人已经有许多意见提出来供我们参考，除了我们所讲到的货币流失这个重要问题外，其中最有价值的包括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提出的生态危机和木材短缺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自然经济的时代，木材是重要的稀缺资源，因为人们吃饭、取暖、建屋，发达的中国大量造优质的纸需要木材，而要建造郑和这样庞大的船队，征役砍伐之外，还要把木材运到位于扬州的国家造船厂，当时最经济、省人力的办法就是依靠河流，而随着航海规模的扩大，航海次数的频仍，沿河的森林就几乎被砍伐光了，从远离河道的深山中运出木材，成本则越来越高，这最终使得建造大型的、可供远洋的宝船的代价实在太高了，明朝大规模的航海活动，遭遇了生态和市场的瓶颈，是其最终不得不停下来的一大重要原因。

那么，为什么西方能持续航海，难道他们没有遇到过生态和木材的问题吗？实际上，西方当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只不过因为明朝开始航海早，规模大，明代中国经济发展得早而且快，所以它只是比西方更早地遇到了这种资源的、生态的和发展的问题罢了。欧洲当然随后也遇到严峻的生态问题，虽然通过他们在美洲的殖民活动，即在美洲通过种植业和大规模的砍树，使得这种危机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到了17世纪的后期，欧洲也几乎不能持续进行大规模的远洋和航海了，因为对欧洲来说木材资源的代价也太高了，也正是这种严峻的生态危机，加上全球气候变化（严寒和取暖的需要），才促发了煤炭（先是泥炭）在英国的大规模使用和开采，并由此带动了蒸汽机和冶铁业的发展——我们知道，英国最大的地利，就是它相当于欧洲的山西，即它有大量的浅层地表煤，正是生态的危机促发了煤的开采和利用，而煤的开采又促发了工业革命。[ ①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4页。]

而明朝应对制约远航贸易的木材短缺问题的办法是：一方面是禁止大规模的民间砍树、造船、下海，另一方面，明代则是通过建立一个“海洋朝贡贸易体制”来代替国家支持的大远洋。所谓海洋朝贡体制的实质，一它是以中国购买力为基础的“德政”海外分配机制，二就是通过设立“海上贸易中继站”的方式，以中小型船来代替巨轮航海活动。

除此之外，明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其中一个是蒙古北元的问题，而另一个就是东南沿海的海盗问题。头一个问题最终演化为女真南下入关，夺取了明朝天下，而后一个问题，则是500年下来，一直没有得以彻底解决，相反却是日益扩展，这两者间的联系是：女真在明末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朝鲜而进口大量日本白银，丰富了自身财力的结果。实际上，对明代来说，女真的祸乱其实是与海上的倭寇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明代的海盗问题，又经倭寇问题，到清代绵延不绝，最终发展为西方殖民主义自东南海上而来，并以鸦片战争的方式占领了中国的东南沿海，摧毁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

因而，明清两朝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上，都面临着既要在东南沿海发展海外贸易，又要打击大规模海盗之间的矛盾，既要顾南又要筹北的问题。所谓海洋朝贡贸易体制，实际上就是应对上述多重矛盾（货币、生态和军事安全）的一个制度性方案。任何从单一角度去理解这一特殊体制的企图，都不免是简单化的。

即使今天的海洋战略也显示出：大规模的海上军事力量，并不足以杜绝和打击小股海盗，同时，明代中国过于偏重于以购买力为基础的德政分配机制来控制周边，这也使得在海洋上出现了国家和军事的真空，并且使得海盗成为这一真空的添补，乘虚而入。

即使在明代，海盗问题也不等于是外部倭寇问题，相反，倭寇问题也是明代社会内部政治和经济变化的结果。在明朝建国之前，日本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因经济、贸易发展不振，部分土豪、商人就已经开始与中国浙江沿海的民间商人、强盗勾结起来，从事劫掠式海盗活动，这些人被称为倭寇—— 一方面看，所谓“倭寇”仿佛是个“跨国犯罪集团”，它的主要据点是日本南部和浙江双屿岛，但是另一方面看，终明一代，倭寇海盗势力日益巨大（明中叶葡萄牙、荷兰殖民者也纷纷加入东南海盗的队伍），其头目却一直以浙江、福建的中国人为主，而且他们更与中国国内的豪强巨商相勾结联络，所以，倭寇问题又不是单纯的国际问题、更不是单纯的日本问题，而是随着中国海外贸易的扩大、国内外贸巨商的崛起，而发生的中国近世社会内部矛盾不断发展之结果。

具体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豪门巨商的势力也日益扩大，他们在垄断国内商业贸易的同时，也力图垄断海外贸易。其中南京、北京的豪门巨商与浙江、福建沿海的民间走私商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后者则是海盗的主要依靠力量。故而，嘉靖时代积极主张打击倭寇海盗的浙江巡抚朱纨就曾经这样感慨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① 《明史》205，《朱纨传》。] 而他说的“中国衣冠之盗”，就是指与海盗相勾结进行走私贸易活动的巨商大族，海盗集团与南京、北京的官商都有密切的联系，从而在朝廷中具有深刻的官商勾结的关系网络，正是由于他们内外勾结，最终竟然导致朱纨在朝廷中遭弹劾而自杀，——这说明海盗和倭寇，盘根错节，已经结成了多么强大的势力。

明朝建国初期，为了抑制倭寇和沿海地区居民互相勾结，甚至为了抑制官商勾结，实施了海禁政策，而海禁实施后，中国民间商人进行海外贸易的行为自然受到限制，故明朝政府就需寻找一个能替代中国商人向明朝政府提供各国物产的固定海外贸易渠道。

明洪武、永乐年间，在对北元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明军的火器——火铳枪，一直是它战胜蒙古骑兵的主要利器，因此，明对于硫磺的需求格外强烈，海外硫磺也是明清两朝最大的国家垄断、“禁运”的战略物资，加之明朝初期对于香料的需求（香料是明初奖励官员的重要赐物），故而，在众多的朝贡国之间，明朝遂选择了拥有特殊地理优势、富产硫磺的琉球，从而使得琉球成为联结大明与东亚、东南亚海上贸易的中转站。

明朝开国后，即将原本属于中国民间商人的商业利益让给了主要朝贡国琉球，与琉球保持着密切的朝贡关系，等于在东南海上设立了一个稳定的外藩，从而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明沿海地区和海外贸易的安全。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海禁止，福建泉州月港－马尼拉－墨西哥之间的大帆船贸易开通之前，而琉球一直是中国对南洋贸易的重要中转，由于长期扮演着中国与南洋各国之间的贸易中继角色，以中转贸易立国的琉球王国迅速崛起。琉球问题，也成为近500年来关系中国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害。

《明史》卷323说，“琉球居东南大海中”。13世纪末期，琉球就已经存在着中山、山南和山北三个分立的地方政权，从明洪武五年（1372年）起，琉球“三山”均开始来中国朝贡，明与琉球互市的主要货物是：明提供大量瓷器、铁器给琉球，而琉球则向明朝提供马匹和硫磺等战略物资，以用于明军对于北方蒙古（北元）的战争。马匹和硫磺的大规模进口，解决了自宋以来中国军队急需的装备问题，而大量铁器的出口，也使得琉球内部武器的质量迅速得以提升，随后，琉球分立的三个政权（中山、山南和山北）分别派遣王室后裔来明国子监留学，1416年，中山王尚巴志征服山北，1429年中山王尚巴志再征服山南，从而形成了统一的琉球王国（第一尚氏王朝）。从此，每一代国王都需要由明册封任命。1470年琉球大臣金元夺位自立，建立第二尚氏王朝，但依然维持尚王姓不变，新王朝因此得到了明的册封，确立了合法性。

可见，早在葡萄牙航海之前，琉球就作为联结东亚和东南亚贸易航路的枢纽，成为了15世纪以降亚洲海上中转贸易的核心。《明史·外国传》中，对于14—15世纪各国对明朝的朝贡次数均有记载，从其中，我们即可以看出当时对明朝进行朝贡的国家，已经遍布于东亚（琉球、朝鲜、日本、乌斯藏、哈密、吐鲁番等）与东南亚、中亚（安南、暹罗、爪哇、满剌加、真臘、苏门答腊等），而对明的朝贡次数，琉球居17国之首，先后共达171次，是居13位的“日本”的9倍。所以，仅从朝贡次数上来看，与当时的琉球相比，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还远处在朝贡体系中的边缘，这客观上更加剧了日本由于经济贫困而引发的海盗活动的嚣张。

对于琉球所担负的中转贸易的历史意义，日本研究者村井章介在《海から見た戦国日本：列島史から世界史へ》（《海洋视角的战国日本：列岛史与世界史》）一书中甚至概括说：1470年之后开始的琉球中转贸易效果，显然比郑和兴师动众的长途远航更为经济而持久，琉球中转贸易的长期性和常规性，以及它所实现的贸易的规模，其实要远远超过郑和的长途远航。[ ① 村井章介：《海から見た戦国日本：列島史から世界史へ》，筑摩书房，1997年。]

从海洋战略上讲，琉球处于浙江、福建与日本交通的要冲，结交琉球，既可以弹压海盗，又可以进口大量军事物资，以应付北面的战争，故明朝为了确保这一航线，对琉球实施了包含许多特殊内容的“最惠国待遇”政策。如：恩准琉球的朝贡次数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同时，明朝还向琉球提供朝贡贸易用的先进船只，并派“南人”（闽人三十六姓）至琉球教授与外交及贸易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在福州开设专门接待琉球使节的商馆“柔远驿”（现存旧址），更长期接纳琉球王室子弟就学于明朝的国立大学——国子监。其中，派遣“闽人三十六姓”这一政策是后来促进琉球发展的关键。闽人三十六姓中包括“知书者，授大夫长史，以为朝贡之司；习航海者，授通事，总为指南之备”，即他们不仅是善于操舟者，且担任通译和其他与朝贡有关的事务。他们定居琉球以后，在尚姓之外，别有三十六姓，他们虽是琉球“国民”，于“族”则在福建，是为中国海外移民的先驱。今天，冲绳岛那霸市内，闽三十六姓的旧居虽已不复存在，但是，时至今日，在当时闽三十六姓聚集居住的村落“久米村”附近，位于“久米一町目”的天妃（妈祖）小学内的上天妃（妈祖）宫的石门仍在，矗立在与“久米二町目”相邻的“若狭一町目”上威严的孔庙仍然完好，均成为中国文化远播海外的历史明证。[ ② 中国自古有姓有氏，姓是族号，氏为姓的分支。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原姓》篇认为国君无氏，不称氏，称国。所谓“闽人三十六姓”，谓其人为外国籍，而其姓仍为中国，宗族仍在中国，此即后来之“海外华人”。]

1450—1550年是琉球王国的黄金时代。与明、朝鲜、东南亚和日本进行贸易，使得琉球积累了庞大的财富，琉球尚真王在位50年间，其王国之富裕，堪比布罗代尔所描写的地中海地区之热那亚。

悬挂于1485年建成的首里城的正殿，至今尚存的大钟上的铭文，对15世纪末期琉球海上贸易的繁荣，记述如下：

琉球国者，南海胜地也，而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二中间涌出蓬莱仙岛。以舟楫为万国之津梁，异产至宝充满十方名刹。

由于从明朝进口的大量铁器，使得琉球的武器水平得到长足发展，尚真王进一步进行领土扩张，终在其执政期间将琉球的版图扩至八重山诸岛（今属冲绳县，位于台湾与冲绳岛之间），从而构成琉球列岛的广阔版图。

走向强大的琉球一直是明的唇齿和辐辏，特别是在战略上紧密、积极配合明朝打击海盗的军事活动。《明史》卷323载：

（嘉靖）三十六年，倭寇自浙江败还，抵琉球境。世子尚元遣兵邀击，大歼之，或中国被掠者六人，至是送还。

隆庆中，凡三贡，皆送还中国漂流人口。

正如杉原薰所指出的：如同地中海地区同时期一样，16世纪的东亚海上同样存在着剧烈的贸易竞争，[ ① Japan in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Edited by Kaoru Sugihara and J.A.Allan, Routledge, 1993, p.91.] 不过，这种竞争是围绕着中国购买力的分配进行的，它特别表现为日本与琉球之间的竞争。琉球海上中继贸易核心的角色，一方面沉重打击了明东南海上的海盗行为，另一方面也直接威胁着日本德川幕府的利益，迫使日本对琉球的发展作出剧烈反应。而随着16世纪末明王朝将朝贡贸易重心转向北方边疆，琉球的历史发生了逆转。

自1570年北元俺答汗正式接受封贡之后，漫长的明对于北元政权的战争终于告一段落，代替明与北元间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是大规模的北方边关贸易互市的展开，长期困扰明军的马匹问题，因而可以从俺答封贡中得以解决，从此，明朝对琉球硫磺、马匹供给之需求大幅下降。这一时期恰恰又是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开始，由此，明朝逐渐把对外贸易的重点和重心由琉球海转向了菲律宾和美洲，从海外进口的大量白银，更使得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对货币流失海外与代北的担忧为之顿解，自1570年代后期起，东起辽东，逶迤向西到甘肃，明朝与蒙古的边境线上出现了近40所各种形式的贸易点，北方贸易以马市为主，此时的马市，因南部海洋贸易的大规模白银进口，也由王安石时代的茶马交易，扩张为以白银购马为主，而如此大规模的北方边贸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明朝廷手中掌握的大量白银，更是其“德化及于代北”，诱降北元蒙古的有力武器。贸易中心由海洋向大陆的转移，反过来极大地影响了琉球在以明朝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中的地位，这也给长期觊觎琉球地位的日本德川幕府造成了重要的战略机遇。

据日本文献记载：1609年，在尚宁王执政第19年的3月4日，由萨摩藩（今鹿儿岛）岛津家家臣桦山久高率领的军士3000人，分乘100艘军船从山川港出发，于3月8日登陆奄美大岛，开始了对琉球列岛的征服。萨摩军于3月22日攻破德岛，3月24日攻破冲永良部岛，3月26日登陆琉球本岛北部的运天港，侵略军先打下今归仁城，后直逼首里城（今那霸市）。琉球方面虽出兵4000人以上迎敌，但是面对战国时代萨摩兵的强烈进攻，升平日久的琉球军队基本无力还手，首里城很快就被攻破了，尚宁王走出首里城向萨摩求和。岛津军于4月5日占领了首里城，4月中旬方撤回萨摩。德川幕府随即认可萨摩藩对琉球的占领，并将奄美群岛割让给萨摩作藩属。[ ① 谢韫：《亚细亚的孤儿——琉球王国的兴衰》，《世界博览》，2009年第10期。]

次年（1610）年，尚宁王被挟制离开首里城，与萨摩藩主岛津忠恒一起奔赴江户。途经骏府谒见了隐居在那里的德川家康，是年8月28日，在江户城谒见了德川秀忠。为挟制琉球国﹑以达到与明朝贸易的目的，家康以外国使团的礼节接待了尚宁王，并许下不亡琉球王室的承诺。

日本幕府发动战争的目的本不是占领琉球，而是力图通过挟制琉球，加入对明的朝贡体系而换取物质和财富上的好处——即在对明朝贡中“使琉球得虚名而日本获实利”。故而，在尚宁王归国同年，幕府立即通过琉球国着手恢复明日贸易事宜，示意藩主岛津义久让琉球代之传信明朝，这其实是向明朝通报日本与被挟制的琉球之间达成的重新分配中国购买力的盟约，两年后，萨摩方面将起草完毕的书翰交付琉球，让其转交明朝的福建道总督军务都察院御史所，在这封书信中，岛津义久感叹说：“中华与日本不通商舶者三十余年于今矣”，并抱怨明朝“施德不均”，迫切希望借助琉球，向中国转达日本的朝贡要求。[ ① 岛津义久：《与琉球王书》，1606年。]

也许令今人费解的是，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把朝贡视为对其他国家的“德政”，而周边的国家却一直把能够到中国朝贡，视为一件必须努力争取的恩惠——甚至日本竟不惜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获得一个朝贡国的地位？这就是因为朝贡对于这些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发展经济是十分有利的，朝贡名曰市场交易，实际上就是经济援助。对于中国来说，完全就是花钱买效忠，尤其在1567年中国得以通过对外贸易引进白银之前，朝贡贸易又只能造成中国财富和货币的流失。在这个问题上，陶希圣的论述是很精辟的：

本来中国的闭关政策，基本动因乃是货币的保存。外藩进口的货物大多是珠宝香料，中国付出的代价乃是货币，货币乃是商人资本特殊发达的社会财富最高形式，于朝贡中流失，于中国乃最得不偿失之事。[ ② 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391页。]

因此，竞争朝贡，就等于竞争分享中国购买力的好处，而相对于周边对于朝贡的积极态度而言，中国对于接纳朝贡国因此却是不甚积极的。于是，当明朝得知萨摩入寇琉球，知日本所谓“进贡”不过是借琉球之口实现日本自己的经济愿望而已，就以“琉球新经残破，财匮人乏”为由婉转拒绝了，命其“俟十年之后物力稍完，然后复修贡职未为晩也”。于是，德川家康苦心等待的“朝贡关系正常化”，最终破产，萨摩则成为入侵琉球的最大利益得主。公元1620年阴历9月19日，在位32年的尚宁王在郁闷中去世。因尚宁身后无子，在萨摩的授意下，由尚元王之孙﹑王后的堂兄弟“任敷王子”尚丰继位，琉球王国的命运从此走上下坡路。

对于琉球王国史的这一重要转折，《明史》的记载是相当简略的：

当是时，日本方强，有吞灭之意。琉球外御强邻，内修贡不绝。万历四十年，日本果以近兵三千入其国，虏其王，迁其宗器，大掠而去。浙江总兵杨宗业以闻，乞严令海上兵备。已而其王释归，复遣使修贡，然其国残破已甚，礼官乃定十年一贡之例。四十四年，日本有取基隆山之谋，其地名为台湾，密迩福建，尚宁遣使以闻，诏海上警备。[ ①  《明史》28，中华书局，1974年，第8369－8370页。]

上述记载又表明，琉球之地位于中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因为一旦琉球丧失，台湾的地位也就不保了。《明史》所述之事实是：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长崎代官（相当于现在的市长）村山等安奉德川家康之命，由他的儿子村山秋安率船十三艘，动员二、三千人侵略台湾，这是日本首次大规模的对台用兵。但是，军事行动被琉球王尚宁侦知，特别派遣通事蔡廛前赴明廷报告。《明实录》说：“琉球国王中山尚宁遣蔡廛来言，迩间倭寇各岛造战船五百余只，欲取鸡笼山，恐其流突中国，危害闽海，故特移谘奏报”，——所谓“鸡笼山”，即指现在的台湾省基隆市。

琉球地位之丧失，终于造成中国周边形势之一变，这种形势到了清末日本借琉球船民被杀再次发难于台湾，又至明治维新后琉球被废藩置县为日本冲绳县（1870年）再一变。其后，琉球问题至二战后美军据冲绳而设立威胁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则为三变。凡此三变，都导源于明代中后期联系明、琉之间的海洋朝贡贸易体系的解体，这是影响中国500年命运的大事，故史家不可不重视其中之原委。

今天看来，海洋朝贡体系衰落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首先是明朝贸易重点的变化使然。自秦征匈奴、唐伐突厥以来，中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即在中亚、蒙古地区而非海上，而明尤其如此。随着1570年明蒙边关贸易的扩大，明对外贸易的重心由海洋转向了大陆。明朝的国家购买力，很大部分被重新分配到北方边疆方面，明朝的海上购买力下降，以琉球为中继的海洋朝贡贸易体系整体地位下降，而琉球的重要性随之下降。

其次就是海盗的日益猖獗。这是长期的“以德治海”造成的海洋政治、军事真空使然，明中期以降由于倭寇的出没，琉球和明朝在为册封而派船出海时都需等待海洋局势趋于稳定才能实施，完成册封的时间短则数年，长则需要十几年。尚元王是在即位后5年才得到明朝册封，尚宁王则在即位后十几年才得到册封。

第三，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的大航海活动，世界海洋体系发生了剧变，由于美洲白银的大规模出口，中国从此不再格外担心海外贸易会造成货币和贵金属的流失，转而通过海外贸易大量吸收白银货币，在这个意义上，明朝于1567年解除海禁体制，这是对于新的海洋时代降临的回应。而16世纪后半期“海禁”之解体，又标志着新的航海线路的形成。这条新的贸易线路，主要就是福建－菲律宾－墨西哥的长途国际贸易，其中继站为马尼拉，而非琉球。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至此也完全变化，即已不是以购买力换取臣服，也不是以货币换取海外产品，而主要是出口商品而换取美洲白银了。海禁体制的解除，客观上更使得与东南亚方面进行非法贸易的中国商人形成了庞大的势力。这不仅瓦解了琉球的贸易基础，其中一部分商人实际上是亦商亦盗，更威胁着正常的海洋朝贡贸易。

严格地说，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滥觞，也正是从1567年开始的，这一方面是地中海地区新的银行家阶级的出现，另一方面则是美洲白银贸易造成了中国主导的国际贸易线路的改变。从此，中国商船开始往来于东南亚各个港口开展贸易，而此前的东亚中转贸易站——琉球的重要程度自然大为下降。

与此同时，1511年，葡萄牙海军又占领了15世纪初以来与明朝建立朝贡关系的马六甲（满剌加），从此使马六甲王国从以明为核心的朝贡贸易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由于马六甲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印度洋贸易中转，只要占领了马六甲，就等于扼住了跨越印度洋的欧－亚贸易中继站。这对琉球来说，也等于失去了两个南海贸易的重要据点。从这一年起，琉球船就不再往来于菲律宾和马六甲海域了。与此同时，葡萄牙的势力又向爪哇、暹罗以及华南逼近，使得琉球船的贸易活动圈越发狭窄。

在欧洲人撰写的大航海时代的记录中，葡萄牙人托梅·皮里（Tome Pires）在《东方诸国记》中对琉球的描述是不容忽视的——因为他是第一个把琉球比作了热那亚的欧洲殖民者。托梅·皮里1511年来到印度，第二年便来到离新加坡不远的马六甲，在当地的葡萄牙商馆办事。随后，他作为葡萄牙大使（葡属满剌加总督大使）被派往中国，1520年到达广州，准备前往北京。但当时明朝皇帝没有谒见葡萄牙使节一行，因为就在托梅·皮里一行来到北京时，马六甲王国的使节正在向明朝皇帝控告葡萄牙的入侵。御史邱道隆、何鳌先后上书，其中邱主张严厉声讨葡萄牙占领满剌加的罪行，命其立即归还满剌加国王领土，而何鳌则主张中国为了维护朝贡国利益，必须对葡萄牙进行经济制裁，“驱逐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禁私通，严守备”，结果自然是：托梅·皮里满腔热情而来，却受到了明王朝“礼部”下层官员的一顿申饬，满怀失望地回到广州。1523年，葡萄牙人入寇广东新会，被中国水师击败，托梅·皮里被俘获，1524年在中国被处死。[ ① 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943页。]

这表明：在大规模的白银贸易开始之前，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中国眼中依然还是无足轻重的海盗。而葡萄牙未能进入明的海洋朝贡体系，因此它也只能如同日本那样去联络海盗。1510年，明朝最大的海盗王国首领王直的前辈——许栋兄弟，第一次将葡萄牙人从马六甲带入浙江海域。今天看来，葡萄牙人之所以能闯入东亚和东南亚，无非是得到了中国走私贸易商人的帮助，并且借用了他们建立的走私贸易的航线。对此，葡萄牙人思巴鲁·达·克路士（Gaspar da cruz）在《中国志》中的叙述是这样的：

因被朝廷禁止回到中国，而不得不居住在马六甲、北大年等南海群岛的海外中国人，与葡萄牙互相勾结，私下和中国进行走私贸易，最终造成了在广东进行贸易的葡萄牙人也失去了做合法贸易的资格。为了能将贸易继续下去，进行走私贸易的海外中国人又将葡萄牙人带去了他们的亲戚朋友所居住的浙江双屿岛。

在双屿，当地居民通过出售粮食给葡萄牙人而获得丰厚利润，福建人王直在海上建立的海盗王国是16世纪东亚最大的海上强权。日后，倭寇首领王直又带着日本人出现在了双屿岛上，这使得明朝对付东南沿海的海盗问题的斗争更为棘手。

1548年，明朝官军追杀到双屿岛，王直又将根据地转移到了日本的五岛（现在的五岛列岛，以福江岛、久贺岛、奈留岛、若松岛和中通岛五岛为中心，位于长崎县西部，距长崎100公里），同时在日本平户置业继续走私贸易。而平户领主松蒲隆信允许王直这样的反叛者居住在当地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考虑到来自走私贸易的丰厚利润。1550年，葡萄牙船第一次驶入了平户港，加入了海上走私贸易。走私贸易扩张的结果，使得海外的珍奇异物充斥着平户，凭借着来自贸易的利润，松蒲隆信成为暴发式崛起的日本战国大名。日本平户（今长崎地区）于是取代了琉球，成为东南海上的贸易强权。不过好景不长，1557年，王直受到浙江巡抚胡宗宪的诱降离开了平户，次年即被囚杀于杭州，此后平户的前景也走向惨淡。

综上所述，一方面围绕着中国购买力所进行的朝贡竞争日益激烈，另一方面由于倭寇、中国内地走私豪商，加上来自欧洲的葡萄牙人这“三股势力”联手开发连接东南亚与中国－日本－南洋的航线，使得处于矛盾核心的琉球于1570年完成了与暹罗的最后一次贸易后，彻底退出了南洋贸易舞台。

第四，1609年琉球被寇，明朝没有像援助朝鲜一样对琉球提供坚定的军事支持，是琉球在日本的军事侵略和威胁下丧失了国家主权的直接原因，16世纪末期，朝鲜两度遭到丰臣秀吉的侵略，而明朝立即派援军前往相助，与朝鲜一起打退日军。朝鲜与中国的北方边疆接壤，朝鲜与蒙古（北元）和后金都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如果朝鲜丧失，则明朝的反对势力将在地域上连成一体——这是明朝绝对不愿意看到的。而在1609年，明朝经济已经深深地卷入海外白银贸易，对进口白银的重视和依赖，却使明朝统治者轻视了琉球的地缘战略位置。

第五，明代中期以降，东南沿海宗族势力向海外的发展，又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它促成了“东亚社会共同体”的形成。明朝初期从事走私贸易者，被朝廷禁止回到中国的反叛者，从而不得不居住在马六甲、北大年等南海群岛的海外中国人，成为“东亚社会共同体”的主干，随后，“闽人三十六姓”这种官方外派的移民，则成为南洋各地的精英力量，在漫长的历史上，他们与“倭寇”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实际上，从明末到清初横行海上的王直、许栋、郑成功集团，近代孙中山革命的海外依靠力量“洪门会”，再到我们改革开放之初的主要引资对象“亚洲四小龙”，其中都包含着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族群——南洋中国人。[ ① 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由于是皇权直接面对基层，必然造成上下脱节，而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主要依靠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明代中期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宗法势力与海外贸易的结合，终酿成海盗、海商势力的庞大，这在明代，主要是浙江、福建两省海盗势力猖獗，而到了清代，更有所谓“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之说。立足中国基层的地缘而形成海洋共同体，由海商、海盗而发展为海外中国人共同体，乃是500年来中国社会体制上下脱节的痼疾，在海洋时代的地缘政治表现，它既构成了瓦解中国制度的力量，同时，也是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基础和重要依靠力量，这从康有为等的“庚子勤王”和孙中山革命都依靠东南沿海的海商势力和海外中国人群体，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参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3页。]

由于中华帝国的地方治理，主要是依靠宗族势力，明中期之后，因为国家缺乏深入地方和基层的能力，东南沿海海盗势力的猖獗则又是宗族势力膨胀的必然结果。杉原薰的研究指出，明代中国开始的以社会扩张、宗族扩张为动力的海外移民过程，是与近代西方以国家军事扩张为动力的殖民过程不同的，它持续的时间更长，并形成了以“船头”、“客栈”、“信局”为中介的海洋贸易、人口、货币流动网络，而这就是跨国的“东亚社会共同体”形成的真正基础。[ ① Kaoru Sugihara attern of Chinese Emigration to Southeast Asia, 1869-1939, Japan，China, and the growth of the Asi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50-1949, Edited by Kaoru Sugihar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44.]

从“东亚社会共同体”形成的历史看，近代以来的西班牙、荷兰、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势力，其侵入中国的历史也不能仅从1840年算起，因为所谓的“西方势力侵入中国”，一开始并非是攻击中国本土，而是建立一个新的海洋体系以替代以中国为核心的海洋朝贡体系，即从外围瓦解所谓“海洋中国共同体”， 它更极大地利用了宗族国家内部的离心力量、利用了明代以来中国社会向海外扩张所形成的网络、也借助了与东南亚有着密切联系的买办商人的势力，而在此意义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近代东南亚（即中国意义上的“南洋”）为背景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实际上就是以“海洋中国”的近代命运为背景，描述了原有的“东亚社会共同体”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下，那一地区“只知有家族而不知有国”的“天下子民”，如何力图通过西方式的“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形式，来寻找政治认同的曲折、动荡的过程。

节选自《500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