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它是深山，因为这里只是海拔百十米的黄土丘陵而已；也很难说它有老林，因为这里连一棵稍有点资历的大树也难见；这里也没有河流，也没有古寺，只有一大片一大片既灰蒙蒙又耀眼的黄，以及因为今冬长久的干旱而看上去尽显无精打采的麦苗。然而，这里距我故乡那座在历史上曾经十分著名的古城漂亮而华丽的新市区，直线距离大概只有十五公里左右。天气晴朗的日子，眼力特别贼的人，站在高处完全可以看得见远方那座如同梦幻般的城市摩天般的楼群。
这只是一个叫“石崖沟”的小山村。它属于豫西的哪个县所辖？其实我也不清楚。不是名山大川，没有名刹古寺，春节假期里为什么我会跑到这个旮旯呢？因为这个小山村里，有一家已疏于往来多年的远亲戚。究竟是什么远亲呢？其实这已不重要，只知道按辈份论，我得问女主人叫姑，问男主人叫姑父。
姑父姑母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但看上去，他们都要比实际年龄老得多。据说，他们家曾经还有三孔窑洞，有三间厦房；但现在，只有临街的一间半瓦房和一小间灶房了。“一九某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发洪水，窑塌了；一九某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下大雨，厦子屋塌了！”姑父对这些家庭重大变故是铭心刻骨的，因此记得真真切切；而我当时并不在意，所以也未认真听，现在更是忘了。
更要命的是，姑父姑母尽管年事已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儿女们还小，还难以接上力：大儿子三十多岁了，由于智障，全部的脑力与体力加起来只能够照看住一头老牛；大女儿嫁到外地了，一年半载难得回来一趟；老三也是个女孩，才十三四岁，还上着初中呢；老四又是个男孩，更小，尽管机灵得很，但毕竟太小了，才十岁左右。所以，姑父姑母还得像村里的青壮年劳力一样，得常年在田地里为生计奔波。但姑父姑母并不怨孩子们小或接不上力，而只是埋怨自己：“腿不行了、腿不行了，年轻时累伤了，现在连路都走不利落了。”姑父说。“不中用了，不中用了，只能吃不能干了！”姑母说。
亲戚家尽管简陋，但我看着很亲切。那黄泥垒的土灶，灶边上被柴火熏得漆黑的铝水壶；家门口临沟的牛槽，牛槽边健壮而悠闲的老牛；沟沿边儿堆的取暖做饭用的柴禾，柴禾上晾着的褥子和大红棉被，都让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这才是乡村啊，这才是故土！
亲戚家尽管贫穷，但他们很满足。因此也很幸福、很快乐。“政策好，吃上低保了！”姑父说。“干部好，咱评上贫困户了！”姑母说。末了，姑父姑母又齐齐朗声地说：“一个月补助二百多块钱呢！”说罢，他们都露出了真诚的笑容。那种笑容，一看就是在城里已不常见的、纯朴而发自肺腑的。“有啥难处没？”我和妻子反复问。“没有。”“没有。”姑父姑母反复说。“啥都不缺。”姑父又说。“家里啥都有。”姑母又说。
临走的时候，我和妻子还是执意给他们留下了 200 元钱。姑父姑母接住钱后，心里很是不安，不仅回赠了我们一大袋花生，而且全家一齐出动，到村外野地的红薯窖里，七手八脚地给我们又拾了一布袋红薯。并强调说：“麦茬的，可甜！”
阳光下，望着这一袋婴儿般红润的、久违的红薯，我突然想起，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困难年代，每次下山的姑父姑母都是赶着牛车来的，车上给我们这些居住在平原且口粮紧张的亲戚们装的正是满满的红薯。于是，我眼里顿时有些湿润：我的这门远亲，以及乡下无数平凡的农民，是多么像荒山野岭上的红薯啊———温饱时，你可以忽视它，甚至忘掉它；但饥饿时，它最顶饥，能救命。
很难说它是深山，因为这里只是海拔百十米的黄土丘陵而已；也很难说它有老林，因为这里连一棵稍有点资历的大树也难见；这里也没有河流，也没有古寺，只有一大片一大片既灰蒙蒙又耀眼的黄，以及因为今冬长久的干旱而看上去尽显无精打采的麦苗。然而，这里距我故乡那座在历史上曾经十分著名的古城漂亮而华丽的新市区，直线距离大概只有十五公里左右。天气晴朗的日子，眼力特别贼的人，站在高处完全可以看得见远方那座如同梦幻般的城市摩天般的楼群。
这只是一个叫“石崖沟”的小山村。它属于豫西的哪个县所辖？其实我也不清楚。不是名山大川，没有名刹古寺，春节假期里为什么我会跑到这个旮旯呢？因为这个小山村里，有一家已疏于往来多年的远亲戚。究竟是什么远亲呢？其实这已不重要，只知道按辈份论，我得问女主人叫姑，问男主人叫姑父。
姑父姑母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但看上去，他们都要比实际年龄老得多。据说，他们家曾经还有三孔窑洞，有三间厦房；但现在，只有临街的一间半瓦房和一小间灶房了。“一九某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发洪水，窑塌了；一九某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下大雨，厦子屋塌了！”姑父对这些家庭重大变故是铭心刻骨的，因此记得真真切切；而我当时并不在意，所以也未认真听，现在更是忘了。
更要命的是，姑父姑母尽管年事已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儿女们还小，还难以接上力：大儿子三十多岁了，由于智障，全部的脑力与体力加起来只能够照看住一头老牛；大女儿嫁到外地了，一年半载难得回来一趟；老三也是个女孩，才十三四岁，还上着初中呢；老四又是个男孩，更小，尽管机灵得很，但毕竟太小了，才十岁左右。所以，姑父姑母还得像村里的青壮年劳力一样，得常年在田地里为生计奔波。但姑父姑母并不怨孩子们小或接不上力，而只是埋怨自己：“腿不行了、腿不行了，年轻时累伤了，现在连路都走不利落了。”姑父说。“不中用了，不中用了，只能吃不能干了！”姑母说。
亲戚家尽管简陋，但我看着很亲切。那黄泥垒的土灶，灶边上被柴火熏得漆黑的铝水壶；家门口临沟的牛槽，牛槽边健壮而悠闲的老牛；沟沿边儿堆的取暖做饭用的柴禾，柴禾上晾着的褥子和大红棉被，都让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这才是乡村啊，这才是故土！
亲戚家尽管贫穷，但他们很满足。因此也很幸福、很快乐。“政策好，吃上低保了！”姑父说。“干部好，咱评上贫困户了！”姑母说。末了，姑父姑母又齐齐朗声地说：“一个月补助二百多块钱呢！”说罢，他们都露出了真诚的笑容。那种笑容，一看就是在城里已不常见的、纯朴而发自肺腑的。“有啥难处没？”我和妻子反复问。“没有。”“没有。”姑父姑母反复说。“啥都不缺。”姑父又说。“家里啥都有。”姑母又说。
临走的时候，我和妻子还是执意给他们留下了200元钱。姑父姑母接住钱后，心里很是不安，不仅回赠了我们一大袋花生，而且全家一齐出动，到村外野地的红薯窖里，七手八脚地给我们又拾了一布袋红薯。并强调说：“麦茬的，可甜！”
阳光下，望着这一袋婴儿般红润的、久违的红薯，我突然想起，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困难年代，每次下山的姑父姑母都是赶着牛车来的，车上给我们这些居住在平原且口粮紧张的亲戚们装的正是满满的红薯。于是，我眼里顿时有些湿润：我的这门远亲，以及乡下无数平凡的农民，是多么像荒山野岭上的红薯啊———温饱时，你可以忽视它，甚至忘掉它；但饥饿时，它最顶饥，能救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