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朗的一天
信口黑白,句句实话
本市交响乐团这周演奏了肖斯塔克维奇的第十交响曲。像往常一样，乐团指挥斯莱特金每场都要给个简短的开场白。讲到肖氏的第十交响曲，他说该曲作于一九五二年，表达了对斯大林暴政的不满。俺虽然看乐谱如读阿拉伯文大字不识一个，但知斯大林是五三年死翘翘的。斯莱特金指挥引用他人的说法指肖氏这首曲子或是压垮撒旦的最后一根稻草。以俺在同一模子铸就的专制邪恶中国社会的生活经历，俺是不敢苟同这一说法的。音乐从来不是稻草，音乐只展现美，而且也从未战胜过邪恶；压垮邪恶的从来都是邪恶自造之孽。
有关肖氏此曲作于何年就有不同说法，通常的说法是作于斯大林死去的一九五三年。同时代的苏联钢琴家塔踢雅娜-尼柯拉耶娃说该曲作于一九五一年，且构思早在一九四六年就开始了。据自称受托于肖本人的音乐传记作家沃尔科夫的那本备受质疑的《见证》，肖本人说该曲作于斯大林死后并且在作品中的第二乐章用谐谑曲的形式对斯大林作了描述。但另一位肖斯塔科维奇的传记作者劳瑞尔-菲在传记中说并没有证据表明肖在作品中有关于斯大林的描述。持同样观点的人也不在少数。沃尔科夫的《见证》据说是根据肖去世前同沃本人的谈话记录写成的。《见证》中的作曲家要远比肖斯塔科维奇照片上忧郁的形象多许多正义的气概，爆了许多作曲家不满当局的说法。肖的朋友中很多不同意《见证》的描述，肖的子女更是明确否认沃尔科夫的谈话记录说。《见证》于一九七九年在纽约出版，其时俄国人仍在苏维埃的统治之下。肖子女的态度是否同当时的环境有关不得而知。创作年代之问实在是人们对何时作曲家开始鞭挞罪恶的一种期望的印证。
音乐在斯莱特金指挥的优雅动作中进入第二乐章，那如沉重皮靴践踏大地般音形的出现令俺毫无疑问地坚信肖斯塔科维奇在他的音乐中表达了他对专制残暴社会的鄙视。作曲家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整四十年了, 其间，俄罗斯经历了专制到民主再倒向专制的戏剧般过程。历史更像一部浩大且永无终结乐章的交响乐，虽然作为听众知道主题还将再现，但也知道将会有变奏。对于第二乐章，或许用英国指挥家马克-维格尔沃斯的话来总结最恰当，他在自己的网站音乐笔记中说：“三十年代斯大林对俄国人民施暴的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了创造一个恐怖的氛围，这种氛围使得人们相互恐惧猜疑从而无法形成团结力量去终结他的统治。教唆人们相互检举为敌所造成的不信任成了他的独裁生存之道……这同理念毫无关系，斯大林最希望的就是人民在恐惧中支持他因为他清楚的知道信念根本不可靠。”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terror that Stalin inflicted on the Soviet people in the 1930s was simply to create fear itself. The dictator could maintain power as long as there was no unified effort to oppose him and there would not be whilst everyone was scared not only of him but of each other too. Mistrust was created by persuading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to denounce their fellow citizens as enemies of the state. Denouncing in fact became one of the main ways to survive. ..There was no ideology involved. Stalin preferred people to support him through fear rather than conviction as he was well aware that convictions could not be relied on. “
--Mark’s notes on Shostakovich Symphony Nos. 5, 6 & 10
笔者后记：
这篇短文在二零一四年四月起了个头直到今天才完成，实在是因为写作的困难。肖斯塔科维奇这位俺最为崇敬的作曲家之一，大概是人类音乐历史上唯一一位生活经历最为独特的音乐家。他的成年生活完全不同于其他的音乐家，他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的苏联社会（较他年长的普洛科菲耶夫虽然也生活在斯大林时代但没有在后斯大林时代生活过）。他一生几经苏维埃当局的肃整，同时他本人的才华和名气又必须为苏联政府所利用。他做过苏联文化部门的高官，却从没因此有青云直上的感觉。在所有能从网络上找到的照片上看，他那厚重的眼镜后面永远都掩藏着平静的忧郁。他的身体状况一直都很糟糕而且还酗酒。他有为自己而创的巨作却沉睡抽屉数载无缘于听众。肖的音乐中据说都有个特定的音形是描述他自己的，他跳进自己作品中去亲自诠释他的音乐，可谓用心良苦。肖生活在信息科技相对已经非常发达的二十世纪，但有关他的很多事情却非常的矛盾，扑簌迷离。这篇文章只是对大师非常自然的好奇之有感而发。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上回小城里的交响乐团请来一位乌克兰大提琴手合演肖斯塔科维奇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据说把乐师们都难坏了，不知怎么啃。后来每人给发了张CD照猫画虎练，结果还是把我给听晕了。美国人，理解不了他啊。
确是是篇好文章。link：http://emwmusicarts.org/l_zhizhe_big5.htm
“中國的儒仕千百年來與政權苦苦週旋﹐真可謂千姿百態。從流放到逃亡﹐他們逐漸由 被迫到主動﹐但鮮有人突破“逃跑”與“躲避”的局限。而蘇聯文化的精髓在於思 想者追求自由的集體流亡。若無叛逆者以獨立人格的創造﹐二十世紀的文化史就不 完整。
逃亡並非流亡。前者是避難﹐後者是抗爭。前者是形態﹐後者是精神。逃亡若是圈狀 輪迴﹐流亡便是線性過程。有的人或一時逃亡﹐或一世逃亡﹐但從未進入流亡。有 的人從未逃亡﹐但畢生在本土流亡﹐如一輩子帶著面具的蕭斯塔科維奇。有的人在 逃亡流亡間變臉﹐游走西方世界時扮流亡之悲情狀﹐與其所“叛”之黨國作交易時 則作逃亡之乞憐相。有的人從逃亡出發﹐以流亡告終。雖義無反顧﹐但始終在過程 中艱難拔步。也有人奮力走出了流亡的隧道﹐最終獲得了自由的天空。他們告別了 四海漂泊的失落﹐擺脫了魂牽夢繞的鄉愁﹐以超然的時空觀使要挾利誘失去了籌碼。 他們以個人的價值與尊嚴丰滿了民族的羽翼﹐把人類文明的精神境界提昇。
他們 ﹐才是真正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