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庄旧事

   我的小名叫三囤。我这条命是捡回来的。捡回我命的是我的师父。

抗战胜利那年的春节前，我从北方老家逃饥荒出来，一路上，兵荒马乱，我与父母走散了。那年，我十四岁。我最后逃到了上海，又累又饿又冻。晚上，我在马路上昏睡过去。等我醒来时，我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暖暖的木板床上。我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穿长衫的男人，正和蔼地看着我。见我醒过来，他高兴地连连说：“谢天谢地! 他醒过来了，他醒过来了! 福明，快去给他弄点吃的东西来。”

后来我才知道，我是躺在沙新钱庄的职员宿舍里了。第二天，穿长衫的男人带我去见东家，在那里他为我求情，要留下我。东家看了我一眼，淡淡地问我：

“几岁了？”

“十四岁，老爷。”

“读过书么？”

“没有，老爷。”

“不想回家了？”

“家没了。”

“肯吃苦吗？”

“肯的，老爷。”

东家没有反对，他转向穿长衫的男人，对他说：

“永发啊，侬这是做积德的好事体。侬就把伊留下来吧，做侬的徒弟。反正，钱庄大厅里缺一个跑腿干勤杂的。”

我跪在地上，向东家磕了好几个头。那天，我正式拜穿长衫的人为我的师父。他叫花永发。我满眼泪水，在地上跪谢我好心的师父：

“师父，谢谢您的大恩大德。您的救命之恩，我一辈子也还不清。”

师父搀起我来，只是心平气和地说：“做学徒是要吃苦的。你要勤快，不可偷懒。你要好好地学，人家会的，你要会；人家不会的，你也要学会。你要学识字，还要学会讲上海话。记牢了否？”

就这样，命运将我带进了沙新钱庄，做起小学徒来。比我大一岁的福明做了我的师兄。一般来说，一个学徒要做的事情主要是收票、抄录、传递等杂务，但刚开始时我还不认字，所以像抄录这样的事只能边学边干。还好那时候我年纪小，脑子也蛮灵，加上勤快，就学得很快。花师父对我很满意。

除了这些正经事以外，我还得干许多杂役琐屑的活儿。钱庄从上午八点开门一直要忙到晚上八点打烊，没有星期日休息。我每天早晨晚上要负责开门、上锁。有客人来时，我要奉茶敬烟。嘴里还要“老爷”“太太”“先生”“小姐”“阿叔”“阿姨”一个劲地叫着。碰到刮风下雨的天气，我要一手接雨伞，一手递毛巾。到了冬天下雪的时候，我便要蹲下身子，给进来的每一位先生女士擦去皮鞋上的白雪。实在遇到无事可做，便要躲在一旁，乖乖地学认字，或练习师傅刚教会我的打算盘。吃饭时，我要站在一旁端菜添饭，等别人吃完后才轮到我。常常要打扫锅底，甚至要饿肚子。钱庄上上下下几十人，我是其中年龄最小、地位最低的一个小伙计。总之，我要哄每一个人开心。要是有人哪一天为什么事在我身上撒气的话，我就得挨骂，严重的话，还有可能要被辞退呢。当然啦，辞退的事一直没在我身上发生，因为我有一位好心的师父，也有一位仁慈的东家。

慢慢地，师父开始教我做一些比较复杂的事情了。日子就这样在不知不觉当中过去。夏天的一个晚上，花师父在凉台上正靠着半躺式藤椅乘风凉。我便趁机问他：

”师父，学徒要满几年才出师？“

”怎么，等不及了？“他一边说，一边头也不抬，继续扇动着手中的蒲扇。

”没有，师父。我只是在想，我要是满师之后该做什么？“

”如果你能想的话，还要师父干什么？小赤佬!“师父这么骂着，但脸上一点愠色都没有。”一般要三年。你要是笨手笨脚或者偷懒的话，五年都说不定。“

”师父，当初您是不是也从当学徒开始的？“

”当然。我师父，也就是你的师阿爷，也是从做学徒开始的。就连我们东家也是这么过来的。“

”师父，您能不能给我讲讲我们东家的故事？“我好奇地问。

”小赤佬，你人不大，要求还不少! 好吧，我给你讲讲东家的故事……“

于是，我知道了沙新钱庄的一些来历。我们东家家境穷苦。三十多年前，十五岁的他从浦东来到浦西，进上海老牌的慎余钱庄当学徒。吃苦耐劳，勤奋节俭，加上人聪明，很快就使他脱颖而出。满师以后，当上该庄的账房助理，再过四年，便正式当上账房。二十五岁那年，被一家规模较小的德兴钱庄聘去当经理。

东家省吃俭用，一个银元接一个银元地积攒，从不去声色场所挥霍。终于在三十岁那年，他自己出来撑起了沙新钱庄的门面。那时，年轻力壮的他一个人东家兼经理，并从像慎余钱庄这样有名气的钱庄请来一些有经验的行家，其中有一位曹师父当了他的襄理。到后来，东家索性把经理的位置让给了他。在我们北方，经理也被叫做大掌柜，那襄理就是二掌柜了。曹师父就是我师父的师父，我得叫他师爷爷 (按照我师父的上海话叫，就是”师阿爷“)。师爷爷在东家这里一干就是十几个年头，几年前才离开钱庄养老去了。

花师父接着告诉我说：”沙新钱庄是东家和我师父他们一点一滴千辛万苦拼出来的。东家很会做生意，也很成功。可是他对自己非常节俭，对人却有一副好心肠。家和万事兴嘛，他一直这么说。他要求大家也像他一样，善待下属。“

他顿了一下，端起他的紫砂壶，喝了一大口茶。

”我们东家可真是个好东家啊。头房太太病故前，没有给他生下一男半女。他一直没再续，他不是对女人没有兴趣，他是要一心一意把生意做大。过了好多年，他才娶进二房太太，她比他小十五六岁──倒是给东家生了一个儿子。

抗战前一年，东家吞并了两家钱庄后，沙新钱庄就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人数曾经到过七八十人。后来，日本人来了，生意就枯萎了。现在就只剩下三十多人。“ 说到这里，师父叹了一口气。他使劲用蒲扇给自己扇了几下。“好了，时间不早了，快回去睡觉。明天一早，还要早起做事体的。”

我慢慢长大，字越认越多，手里的活儿也越做越让师父满意。我不但对沙新钱庄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开始更多地认识上海了。

那时的上海滩，银行、钱庄多如牛毛，多得叫我这个小脑袋瓜都数不过来。我只记得，大一点的银行大楼，比如讲，官府银行、洋人开的外国银行和许多私人银行，大都集中开在九江路附近的外滩。而数量众多的钱庄、银楼则大多分布在过去租界里的天津路和宁波路与江西路交界的这一带地方。当时的天津路简直就成了上海滩上名副其实的钱庄一条街。马路两旁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钱庄招牌，一家紧挨着一家。就连两旁狭小的弄堂里，也是钱庄林立。据说最旺盛时，钱庄多过米店。我们沙新钱庄就是其中一家开在马路旁的钱庄。

银行、钱庄，还有信托保险之类的公司，大都围绕着被称为十里洋场的南京路开，是有道理的。因为从这里向西和向南延伸出去方圆好几里，就是在上海被称为上只角的地方。这是有钱人、洋人、名流和其他有身份的人居住和出没的地方，它代表着财富、机会、势力、生意和新潮，影响着上海乃至整个中国。这里也是享受挥霍的地方。在上只角里，到处有洋房、时新的汽车、漂亮的百货公司、豪华的餐厅和咖啡馆，这里还有戏院、茶园、夜总会、赌场、高挡的妓院、古玩，供有钱的人潇洒。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喜欢这个地方，谁会喜欢下只角里那种到处挤满了穷人、瘪三、外地流民的又脏又乱又闹的地方呢？

南方的钱庄，跟咱们北方的银号或票号差不多，也都专营银两汇兑，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历史上规模比较大的钱庄，还发行庄票，凭票直接兑换现金。钱庄发展到后来，经营的规模范围就变得五花八门、名目繁多了。除传统的存放汇兑外，还有什么贴现、地产、工业贷款、抵押、外币买卖、公债买卖、黄金买卖，等等等等，应有尽有，风险不一。在一家典型规模的钱庄里，除了东家外，还有经理、襄理帮他做管理。在他们之下，设有清账、跑街、汇划、钱行、跑银行、洋房、信房、客堂等八个部门。这许多的头衔名堂，我是过了两年才慢慢搞清楚的。除学徒外，职员们都发工资。到年底，高级职员还有年终分红。

一九四六年，原来接替我师爷爷职位的大掌柜(哦，是经理)离开了沙新钱庄。东家就提拔我师爷爷的大徒弟做经理，我师父升任襄理。

钱庄业里分门别派，有什么绍兴帮、宁波帮、苏州帮、本帮等等，其中要数绍兴帮势力最众，财力最大。而像沙新钱庄这些代表本帮势力的东家们，都是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上海本地人，但他们明显要弱小许多。因此，要在强大的江浙派势力缝隙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实在不容易。

我们的东家不愧是一个会动脑筋、有远见的聪明生意人。眼看国共两党快要开仗打内战了，他便说，物价在今后肯定会飞涨，国府发行的钞票一定会大幅度急速贬值，将来硬通货会很值钱。于是，他把钱庄的正常业务更多地转向做银元、黄金和外币的兑换交易，而且开始囤积美钞与金条。后来发生的惊人的恶性通货膨胀，果然证实了他的先见之明。

只可惜，东家在一九四八年初突然暴病去世了，留下了苦心经营出来的一摊子生意和孤儿寡母。新经理和我师父他们就忙里忙外，帮助张罗着丧事。出殡那天，钱庄停业一天。年轻的东家太太哭天喊地，嘴里不断地重复着：“你怎么忍心走了，扔下我们娘俩，叫我们今后怎样活呢？”那时，东家的少爷才不过十三、四岁。他让我想起了我自己十四岁逃难时得救的情景。曾有几次，我给老家写过信，但都像石沉大海，渺无音信，我至今还不知道爹妈是死是活。

同一年年初，我满师出徒了。我已十七岁。师父就让我做跑街，专门在外承揽生意，居间借贷往来，调查客户信用。我成天在外面跑生意。我师兄福明早我两年出师，现在正做钱行，专管市场拆银，买卖银元、黄金。

自东家死后，东家太太为了自己未成年的儿子着想，硬着头皮学习管理钱庄生意的经营。她是上海读书人出身，东西学得快。但她毕竟是女流之辈。所以起初，她将大大小小一应事务全都倚重于经理和我师父二人。她自己只是忙些她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比如像钱庄运营状况啦，查帐啦，等等。

 
自从沙新钱庄在一九二八年一开张，十几岁的师父就在这里跟着师阿爷当学徒了。师父来自一个家道中落的家庭。他读过几年私塾。师父为人厚道，任劳任怨，做人低调谨慎。他勤恳踏实的做事作风，深得东家和他师父的喜欢。师父长得瘦瘦长长，一副典型江南男子的身材，清秀的脸庞，即使如今他都已进入而立之年，仍然让人可以想见他当年俊秀的样子。师阿爷喜欢这个徒弟，就将自己的独生女儿嫁给了他(自然,我得喊她师娘)。其实，师娘不是师父的头房太太。师父的第一任妻子在结婚后第二年便生病去世了，那时师父才二十二岁。师父是个老实的大好人，虽然姓花，可他一点花花肚肠都没有。既不赌，也不嫖，守着自己的老婆和几个孩子过勤俭日子。

相比之下, 他的大师兄(也就是现在的大掌柜) 跟师父就有所不同了。他头脑灵活，为人圆滑，善于经营。而且，有点霸道。但我师父非常敬重和相信自己的师兄，即使让师兄骂了几句，有时甚至是无理的责骂，师父也不还口。

特别是自从东家过世后，作为经理的他就总揽了钱庄的大权。连东家太太也时常对他好像无可耐何。毕竟钱庄的生意还得靠他支应着。也就因为他的权力越来越大，腰包也越来越鼓，他就更不把钱庄里的人放在眼里了，包括我师父。

后来，人们偷偷地在他背后传说他那漂亮的老婆跟着国军的一个官长跑了。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又后来，我听福明他们说，经理有一次喝醉了酒，要对风姿犹存的年轻女东家非礼，硬要吃人家的豆腐，被毫不留情地狠狠拒绝了。再后来，大家又在传说，有人看到他开始出现在夜总会和赌场这种场所。这种事情，要是东家和师阿爷还在钱庄的话，他们是万万不会允许的。

我不晓得师父知道不知道这些事。我觉得，如果这些事情是真的话，那会坏了沙新的名声。于是，有一天，我就鼓起胆子，把这些事情悄悄告诉了师父。谁知，我还没有全部讲完，他便勾起右手的两个手指头来，在我的脑袋上狠狠敲击了几下，满脸愤怒地对我说：

“小赤佬! 我叫你在我师兄的背后随便讲他的坏话!”一边说，一边又在我的脑袋上使劲敲，疼得我只好拼命躲。“你看见啦，啊？你告诉我，你亲眼看见没有？”

我只好说：“没有。”

于是又一阵毛栗子落在我头上。我从来不曾看到师父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他说：

“你要是再瞎七搭八，我就敲掉你的牙齿，割掉你的舌头!”

我一看情势不对，赶紧在他的一片责骂声中溜之大吉，再也不敢在他面前提起这些道听途说的东西。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去西藏路一个约好的地方与一位刚认识不久的老乡见面。大概十点钟的时候，我就往回走了。在走回沙新钱庄的路上，途经福州路。福州路这一带，我平时是决不会来的，因为这里开着好几家夜总会之类乌七八糟的场所。当我走近一家夜总会热闹的门口时，我有意朝马路中间走一点，想躲开那里的人群。谁知，就在此时，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夜总会门口出现，而且很快来到我跟前。我们相互对望了一眼，都吃了一惊。我的妈呀，这是我们钱庄的经理，我师父的大师兄。我看到他的胳膊上搀着一位舞女打扮的年轻女人，便不作声地赶紧把眼睛看向别处。他也若无其事地从我身边匆忙离开。

回到住处，我跟谁都没有说，我只想跟我师父说。可这天是他的月休日，他回浦东乡下看望师娘他们去了。于是，我只好隔天向他说了这件事。他耐心地听我讲，眉头紧皱。还好这一次，他没有用毛栗子对付我。最后等我讲完了，他只是轻声地关照我说，这件事对谁也不能再说了。那天下午，我看见师父从经理办公室里忿忿地走出来，满脸通红，一副很生气的样子。他走回自己的襄理室，闷闷不乐地关上门，任凭谁敲门也不开。我猜想，他肯定把我上午告诉他的那件事跟经理讲了。

反正，过了两个礼拜，我被经理借故从沙新钱庄开除了。

我离开沙新钱庄后，马路斜对面的长信钱庄的周老板收留了我。他一直欣赏我这个由花永发师父调教出来的徒弟。他让我帮他还是做跑街的工作。

夏至过后，一天下午，我在外面做完事刚刚返回长信钱庄，忽然看到沙新钱庄的门口来了许多警察。我正纳闷，便问周老板这是怎么一回事。周老板支支吾吾也说不清楚。这时候，福明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带着哭腔，他对着周老板和我说：

“周老板，师弟，这怎么办好呢？师父被警察抓走了。”

一听到师父被抓，我就急了，忙问：“你说什么？我师父被抓走了？为什么呀？”

“他们说他偷了保险柜里好几根金条。”

“不可能! 我师父偷保险柜里的金条？这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 ”我大声喊叫着，急得眼泪直往外流，后来索性抱着师兄哭起来了。我自从十四岁时被师父从雪地里救起，还不曾哭过呢。我师父这么一个老实好心的人，怎么可能去偷东西呢？

“我说你们在这里哭有啥个屁用场？”这时，站在一旁听着的周老板插话了。“你们赶紧去找你们的女东家，让她出面为你们师父讲清楚。”

周老板的一席话，立刻点醒了我们。我们约了沙新钱庄里另外几个职员，一路来到东家的府上。一见到东家太太，我们便扑通一声全跪下了，迫不急待地说：

“太太，请你赶快救救花襄理啊。他是被冤枉的。你晓得他一向是忠心耿耿老实做人的。你晓得他不可能去偷东西的。……”

“你们不要着急。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不过，你们讲花师父不可能去偷东西，你们又有什么证据呢？现在的情况是，警察手里有证据: 保险柜里少了好几根金条，而掌管保险柜钥匙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花师父，而另一个是负责汇划出纳的长根，可是长根前两天回家奔丧去了，临走时将钥匙交给我了。”她这么一说，大家惊呆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将目光全看回东家太太身上。“你们不要这么看我。难道你们怀疑我偷了金条不成？”

大家连忙摇摇头。

“我也不相信花襄理他会是偷东西的人。可是，不相信归不相信，我又拿不出证据来，能够证明他是清白无辜的。你们也拿不出证据来。所以，现在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只有等警察调查的结果。另外，三囤，你们应该到警察局里去看看你师父，看看他有什么需要。”

东家太太的话让我们哑口无言。她是对的。

警察局的话跟东家太太说的话大体相同。我们的确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能证明我师父被冤枉。他们要我们等待调查的结果。我们提出要见见师父。他们允许了我们的请求。

在警察局的牢房里，我们看到了师父。师娘也在那里。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我师父是被冤枉的。

“福明、三囤，你们师父肯定是被坏人冤枉的啊。看看你师父，他是多么胆小、多么善良的一个人啊，他怎么可能会去偷人家的东西呢？”师娘哭诉着。

师父茫然地盯着一个方向看着，一声不响。他身上明显有受过刑的痕迹。两天不见，他仿佛老了许多，原本乌黑的脑袋上，已经出现好些根白白的头发。我们把带来的用品放在师娘边上。我对师父说：

“师父，您不要着急。我们大家都相信您是清白无辜的。东家也是这么想的。她和大家正在想办法，要找到证据证明您是无辜的。您一定要放宽心啊。“

话虽这么说，其实我们心里也没有底，不知这个事情的缘由是从哪里来的。师父一生谨慎做人，从来不得罪人，哪里会有什么仇敌要置他于死地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日子就在这痛苦无奈的剪熬中一天一天地过去。长根从老家回来了，可是我们从他的嘴里什么都没得到。钱庄经理也跟大家一样，一副伤心的模样。不一样的地方是，他除了说他也不相信他师弟会是偷东西的人之外，他还补充一句说，师弟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实在是让人想不到啊。东家太太心里也挺着急的。她一方面不相信是我师父做的，她想查清钱庄里谁是这只黑手。另一方面，她也无能为力。她只好花了一些钱财，上下打点警察局里一些办事的警官，希望他们尽力早点破案。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警察果然来了两次。一次,他们跟钱庄里所有的人包括经理本人谈了话，录了口证，他们甚至还过来找我谈话。我知道这是经理出的主意。还有一次，警察到师父的办公室、放保险柜的房间、长根办公的地方，仔细搜集证据，还派人到师父乡下的家搜查了一次。这是福明后来告诉我的。不过，凡对师父有利的证据，警察好像什么都没有找到。

眼看着师父一天天瘦弱下去，眼睛里也开始失去光泽。我每次去牢房看他，他总是向我重复着说一句话：”徒弟，你快去告诉他们，我没有偷。“一个多月后，他就索性又哭又笑了，头发蓬乱，不吃不喝，还把鼻涕往自己的身上和头发里擦。我师父终于在牢里因冤枉和惊吓，病了──他精神疯了。

那时候的上海市面上，有关国军要和共产党打大仗的风声越来越吃紧了。四八年的双十节刚过没多久，国军在东北战场上连吃败仗而共军步步进逼、快要入关的消息不断传来。上海的物价一天连涨几次，国民政府印发的纸币几乎比上茅坑用的手纸都不值钱。银元、黄金和美钞仿佛一夜之间成了紧俏货。上海的有钱人纷纷兑换硬通货，以防不测。东家生前的预测果真发生了。

入秋的时候，福明过来告诉我们：警察又来了。女东家也来了。但这一次，他们带走了经理。警察局的侦探早就盯上他了。原来，沙新钱庄管金库钥匙的长根曾告诉警察说，在他要回家乡奔丧的头一天晚上，他去跟经理告假并希望从他那里先预支一些钱。经理非要长根陪他喝酒不可，结果长根被灌醉了。警察由此怀疑第三把保险柜钥匙在金条失窃事件发生前已被仿制了。而正当经理趁钱庄里人心惶惶、想乘机卷钱潜逃时被当场逮住。一场冤案便水落石出。

上海秋天的气息愈来愈浓了。国共的军事较量这一次连地方都挪了窝。据说，他们要在我家乡的附近决战了。我不懂决战是什么含意。不过我知道，国军又打了一场更大的败仗。共产党的军队离南京不远了。

快到春节的时候，上海的报人都在说，国民政府快顶不住了。蒋总裁正把剩余的军队结集南调，要死守长江天险，守住南京和上海。人心开始浮动。钱庄里的生意也格外忙碌起来。但银行钱庄里取钱的人要比存钱的人多得多。

解放军一过了长江，就势如破竹，一路打到上海。上海周边炮声隆隆。四月的时候，长信钱庄的周老板给我们多发了一个月的工钱，之后便摘牌歇业，去了香港。这样，我便失业了。沙新钱庄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还勉强支撑着。师父早就从警察局出来，回浦东的家里养病去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了。没过多久，我终于收到了家乡父母的来信：他们还活着。我决定回家乡工作。但我心里还惦记着师父。回家乡前，我决定先去看望他。

当我踏进师父在浦东乡下的房子时，我很吃惊。他瘦得简直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已经花白的头发都竖着，胡子长长的。嘴里不断说着原来那句话：”你告诉他们，我没有偷。“ 手里还使劲撕碎身上的衣服。我喊了好几声师父，他只是呆呆地看着我，然后忽然大笑起来，说：”啊，警察来了，你现在可以告诉他们，我没有偷。“

他已完全认不出我。师娘也苍老了许多。她一定跟着吃了不少的苦。我说不出话来，只有默默地流泪。我把周老板给我、自己舍不得用的钱全拿出来，除了我的路费外，都留给了师娘。

     一九五七年，我在自己家乡的人民银行工作已有几年时间了。那年，我受单位领导委派，到上海开银行系统工作会议。我再次见到了我的师兄福明。他红着眼睛告诉我，师父已在去年病逝了。他建议我抽空去乡下看看。我说：

”是的，我一定要去的。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再次去了师父的家，去看望师母和她的孩子们。师父的家已很破落了，原来白白的墙壁，现在已大部脱落下来，里面的砖头也开始碎裂。屋子里只剩下几件不成样的破旧家具。师娘老得明显像个老太太，可是她才刚刚四十出头啊! 困苦窘迫的生活压力和精神负担显然摧残了她的容貌。

师娘告诉我说，她承包了一块地。她要靠自己的劳动养活一家人。她还说，在师父发病后的第三年，仅十三岁的大女儿便出去到附近的纺纱厂里做了童工。后来再过了两年，连她的妹妹也去做童工了。姊妹俩要挣钱帮母亲养活年幼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我在师傅的坟上哭了。我又想到了那个昏倒在沙新钱庄马路旁的夜晚，想到了那个说着上海话、一脸和气的三十多岁穿长衫的男人，想到了他曾手把手教我认字、打算盘、又用两个手指头勾起来在我脑袋瓜上敲毛栗子的日日夜夜。我想起了沙新钱庄所有的旧事。

 
命运真会捉弄人啊! 我的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一般难受。

 

2011年1月9日

 

【注解】
伊 ─ (沪语) 他或她
侬 ─ (沪语) 你
毛栗子 ─ (沪语) 指用弯勾起的手指在头顶上的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