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后的辩白

        1989年，诗人默默跟郁郁来到兰州。在我的蜗居内喝酒聊天，默默给我讲了个故事，说有个叫萨宾娜的女的，站在镜子面前发现自己的鼻子比以前长了，她立刻感到一阵恐慌。她想如果自己的鼻子每天都长长一点点，那么镜子里的那张脸就会变成完全陌生的脸，那将还会是我吗？他告诉我这个故事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小说里的。默默走后，我在书店里发现了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立刻买回来读了起来。然后陆陆续续地买了《为了告别的聚会》、《笑忘录》、《玩笑》、《生活在别处》、《欲望的金苹果》等昆德拉的作品。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带给我的阅读震撼是前所未有的，小说居然可以这样写！在小说中他以辞典的方式解释了在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几个关键词。“媚俗”这个崭新的汉语词汇就是由这部小说提供的。小说里的一些观念也是颠覆性的。主人公外科医生托马斯说他可以忍受自己的祖国被侵略、人民被屠杀，可是他却不能忍受女朋友记者特丽沙的一个梦。在这个梦中特丽沙梦见自己为了等待托马斯而重重地跌到一座坟墓里，为了不让自己错过托马斯她不得不每天都睁着眼睛.她的眼睛里全都是泥,过了一个月,托马斯来看她,因为缺乏睡眠,她觉得自己塌陷的双颊让托马斯感到很难看,托马斯看到他疲倦的面容说你需要好好的休息。就这一句话,又使特丽沙重新跌进了坟墓里.托马斯在听了这个梦以后,心都碎了。让炸弹把这个星球炸得晃荡起来,让这个国家每天都被新的群蛮掠夺,让他的同胞们都被带出去枪毙—他更能承受这一切,只是难于大胆承认。可是,特丽沙梦中的悲伤之梦却让他承受不了。这就是作者所谓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这个细节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极具震撼性的，因为从小到大我受到的教育都是国家是至高无上的，你怎么可以说让群蛮掠夺呢，你就是自己惨遭涂炭也不能让你的国家受到凌辱，甚至连这样的想法都是极大的犯罪。应该说，昆德拉的作品之所以能在中国掀起阅读热潮，是因为他的作品无一不是以他的祖国——捷克和斯洛伐克为背景；再就是小说家的身份。我们知道，捷克和斯洛伐克跟中国一样是共产主义国家，布拉格之春以后昆德拉成了一名流亡者。
        流亡作家好像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纳粹德国才有，像《西线无战事》的作者雷马克，苏联的诗人布罗茨基，都是流亡者。在新近翻译出版的昆德拉的随笔集《相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历史让世人对于被祖国放逐的流亡者的命运极其敏感。如此充满同情的敏感给流亡的问题罩上了催人热泪的道学浓雾，也遮蔽了流亡生活的具体特质，而依照薇拉•林哈托（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位流亡女诗人——本文作者注）的说法，流亡生活经常可以将放逐变成一次解放的开始，‘走向他方，走向就定义而言陌生的地方，走向对一切可能性开放的地方’。”在这里“被祖国放逐”我觉得是不准确的，祖国何曾放逐过你？应该说是“被自己的国家放逐”。我以为这位女诗人的话给人以流亡者是欢欣鼓舞地去流亡的错觉，从而掩盖了流亡者是被迫无奈才去流亡的这一事实。这里有个非常值得探讨的现象，那就是为什么流亡者都来自共产主义国家？为什么在民主国家里没有流亡者？看来流亡者是专制国家的产物。在对付不同意见的时候，专制国家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关进监狱。有人问过毛泽东，鲁迅要是能活着话会怎样？毛泽东回答说，要么闭嘴，要么进监狱。其实在法国昆德拉也是一名流亡者，正是这一身份使得他的作品在中国迅速走红。但是在昆德拉的另一部作品《帷幕》里，有这样一段文字：“七十年代末，我收到了一位著名的斯拉夫专家为我的一部小说写的序言的手稿。序言中他将我不断跟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布宁、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以及俄国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相比（当然，这种比较其实是在吹捧我，当时没有任何人对我有恶意）。我害怕了，阻止了序言的发表。并非我对这些伟大的俄国人有什么反感，相反，我敬仰他们，但跟他们在一起，我就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后来一直都能想起这篇文字给我带来的焦虑感：被放置到一个并非属于我的环境中，我就感到是被流放了一样。”
        显然，昆德拉并没有把自己当成流亡者。而是我们误解了这位来自社会主义的作家，不光是我们，美国，还有昆德拉所说的斯拉夫人也都误解了他。正是这种误解让昆德拉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所以，阅读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正是在阅读的时候“这是一部流亡者写的作品”的意识才让我们在读昆德拉的作品的时候读的津津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