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 四十万右派中的硬汉子 (节选)

章乃器 四十万右派中的硬汉子

　　上世纪30年代，章乃器以“救国会七君子”之一闻名于世，备受国人敬仰与称道。而在50年代，却以中国第一号大右派而家喻户晓，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其实章乃器什么时候都是君子，即使在他被千夫所指整日挨批的1957年，抑或在被贬闲居的20年，也从不减君子本色。
　　一、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
　　章乃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章乃器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可以叫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殊论’”。他对这个阶级总的估计，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长有所用，死得其所”。
　　章乃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意见和主张，在民族工商业者中，产生了积极影响。章乃器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装潢、美化”资产阶级，抹杀阶级界限，否认阶级斗争的祸水，因此遭到责难、非议、批判。
　　对章乃器的批判，早在1955年就开始了，当年4月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作工作报告时脱稿列举事实，赞扬工商业者，并提出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中国红色资产阶级的政党，引起争论，遭到批判。中央统战部向中共中央报告会议情况时说，“对有人在会议中夸大资产阶级进步的一面，宣传民建会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错误主张，会议也进行了批判，指出这是掩盖与忽视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企图模糊阶级界限……”1956年11月民建一届二中全会上，章乃器就两面性、思想教育、对党的态度和理论问题，提出了成套的意见。而会议对章乃器的批判也几乎白热化，有人甚至主张撤销章乃器的民建副主委职务，开除民建会籍。章乃器不仅不服，还发表长文《如何评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两面性》，着力批判教条主义，说教条主义者“关心的是经典著作成语的僵化的尊严，而不是革命的利益；是自己的进步面目和理论家的地位，而不是革命的现实”，迷信‘社会主义愈胜利，阶级斗争愈剧烈’的错误论断”。
　　中央统战部对民建二中全会批判章乃器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认为章乃器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上，只要团结，不要斗争，只要鼓励，不要批判；愿意听独立自主，不愿听党的领导。但统战部的报告也肯定了章乃器，敢于代表资产阶级公开尖锐的批评和斗争的积极性，敢于和我们（中共）唱对台戏的积极性。对他的这种积极性，“不仅不应该打击，而且应该加以重视，对他的错误和毛病则必须进行适当的批评”。
　　毛泽东也于12月初复信黄炎培，从开展“党内斗争”的角度，称赞“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
　　章乃器对自己的理论很有信心，在被批判中，不断加深研究，以期更加充实。他在形式上看来孤立，而实质上并不孤立，不仅许多工商业家以不同形式支持他，而且毛泽东也对章的一些观点表示赞同。
　　1952年3月15日，毛泽东约黄炎培谈话时说，资本家唯利是图，人家说不好，但利可以分析一下：一部分是国家的利，一部分是工人的利，其余一部分是资本家的利。如果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们所图的利，三方面都能够照顾到，正是希望他们，需要他们来“图”。这是黄炎培同年7月2日在民建会上传达的。章乃器自然听到了，他对过渡时期“剥削光荣”是充满自信的。
　　当他的“红色资产阶级”、“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观点受到严厉批判时，他不服，有一次在中南海开会，他直接问毛泽东：“我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是红色资产阶级，有什么错吗？”毛稍停片刻，说在中国不当红色资产阶级，难道当白色资产阶级吗？章乃器1956年10月在民建中央常委会上说：“毛主席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曾对我说：‘我很同意你这个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中国还允许有白色资产阶级存在吗？’。”1957年6月17日的批判会上，民建副主委胡厥文说：有一次，他说毛主席同意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我说，乃器同志，你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我章乃器一生从来没有骗过人。但实际上是骗了人。胡厥文说到这里章乃器当即高声反驳，“没有**！”可见红色资产阶级一说，毛泽东是认可的。章乃器的老朋友，同为民建副主委的化学工业家李烛尘对他说：毛泽东曾告诉李：说民建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没有什么不好，倒是很好，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是红色的也不行呀！
　　但是，在毛泽东、李维汉等人心目中，章乃器仍然是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的总代表。毛泽东在1957年1月27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讲话中，就说“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即把章的话当成应当批判的“臭屁”，应该锄掉的毒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工商业者问题”一节，“现在有些人说：资本家已经改造的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等等。所有的批判就是针对章乃器的观点。李维汉在6月8日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总结讲话，就以章乃器为批判靶子。“有人反对思想改造”，说“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阶级两面性，如同工人阶级一样，只有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资产阶级分子绝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本质的改造等等”，李维汉明确表示，“这种论调和攻击，是在反教条主义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二、“心安理得，轻松愉快”地迎接批斗
　　反右斗争开始了。有了毛泽东、李维汉的定性和批判，章乃器在劫难逃。章乃器直面大批学者、“专家”，直面“金口玉言”，没有退缩、屈从，曲意检讨，而是“轻松愉快，心安理得”地迎接批判，倔强反击。批判章乃器的部门，主要是两个：一是民建和全国工商联，一是粮食部机关。
　　在1957年6、7月间，民建和工商联连续召开多次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对章乃器进行批判。章面对群情激愤的场面，从容辩驳，甚至“顽固地”宣扬自己的观点、主张。
　　第一，不承认“两条路线斗争”。在6月15日与17日的会议上，他针对所谓“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进行申辩反驳。他认为说“两条路线斗争”是没有“区分理论问题与政治问题”的“乱说”。“是违反实际、违反宪法精神的”大帽子。他公开表示不同意李维汉对他的批评，“李部长的讲话，没有解决我的思想问题”
　　第二，不怕当右派。在6月17日，章乃器作了第二次发言，态度鲜明，说“人民日报说章乃器‘拒绝批评’，这四个字我不接受”。“我不承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再讲一句话，我这个人不勉强争取作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可能实质上我还是左派”。两会（指民建和工商联）批斗之后，即做出决定，停止章乃器在两会的职务，检查交代。章乃器的两次发言，在报上公布之后，工商界一些人认为章乃器才真正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是他们这一阶级的英雄；有人说“下次选举时一定要选章乃器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主任委员”。吴大琨、黄炎培等人批判章乃器后，收到恐吓信，不同意他们对章的批判。
　　第三，可以不当代表、委员、部长，“人还是要做的”。
　　对章乃器批斗的另一场所，是粮食部机关。8月12日至16日，粮食部对他们这位由毛主席亲自任命的第一任部长，进行了四个半天的批斗。12月，又开了三个半天的斗争会。粮食部机关干部对章并无恶感，倒觉得他很能干、很负责，有建树，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表扬。毛泽东称赞粮食部是“后来居上”。粮食部的党组书记陈国栋，是章乃器在安徽当财政厅长时的下属，在工作中尚能较好的合作，章说他当部长是有职有权的。因此，粮食部对章乃器的批判，必须借助外力。民建的相关负责人挺身而出，在粮食部大礼堂报告右派分子章乃器的“丑恶面貌”。后来又派人直接参加斗争大会，进行“揭发批判”。章乃器气愤已极，向部党组提出警告：如再任外间市侩在部礼堂上诽谤侮辱部首长，我将宣读宪法第51条条文，下命令解散会议。
　　8月16日，章乃器最后一次参加部党组会议，他对党组书记陈国栋说，我有三点是不能改变的：第一、我非常乐观，就是在黑暗时代也不曾悲观失望，解放后更加如此，自己感觉自己没什么。第二、我同旧的官僚政客不一样，投机取巧，拉拢人，我是不会的。我是靠脑力劳动吃饭的。第三、也是基本的一点，我曾经讲过，在旧社会反动派千方百计威胁我，甚至在安徽时方治（国民党特务）的手枪威胁下，我坚决不肯反共，我到武汉时，蒋介石下手令，要我当三青团干事，徐恩曾（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找我参加国民党，我都拒绝了，我是经受了考验的。因此，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对灵魂判死刑，我是不能接受的！
　　他这种宣言式的讲话之后，自然受到批判，他又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人民代表可以不当，委员、部长可以不做，人还是要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