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剖白 zt

偶尔从朋友那里了解到刘亚洲在国外的地址(应美国斯坦福大学东方语言系之邀，刘亚洲从一九八六年四月到九月在该系讲学)，便攒着劲给他写信。大概我的勤奋和邮资像愚公感动上帝那样感动了他，他终于同意在归国后的第五天──十月五日，在中国的心脏约见我。

刘亚洲是一个非常准时的人，与别人约定时间，如果对方迟到一会儿，他绝不等候。我早早地就出发了。沿着府右街一道长长的红墙往北走，据说红墙之后是党中央，灰墙之内才是国务院。红墙太长，好容易才走到灰墙──中南海北门。离约见时间还差半个小时。我不能在这附近徘徊而被当成不速之客，但向附近一个书摊走去。

书摊上碰巧摆着刘亚洲的好几本书，《恶魔导演的战争》、《给男儿们看的书》及《女人的名字是弱者吗》。不一会儿，就有许多人抱着书兴冲冲地离去。这些各种说不出身份的青年都是先说“买几本”，然后再问书价。特地找了位年龄大点的女同志问：“这书好吗？”她正正眼镜说：“她的东西吸引人，我喜欢。”

时间到了，我挺挺胸向大门走去。哨兵不看证件、介绍信之类，先问姓名。之后，我便被领进会客室。我顿时有点犹豫：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写他的事得小心翼翼……

问──有人说你很幸运，事业成功，家庭幸福。从功利的角度看，你现在拥有了一切，名誉、地位、金钱、娇妻，再加一个宝贝儿子，你感到幸福吗？

答──不!一点也不幸福。如果一个民族不强大，你就是成了这个民族中最优秀的人，也是一个弱者，也无法得到幸福。一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往往决定了这个民族的强大程度。在美国，但凡你是有点名气的作家，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会知道你。可是，作为中国作家，就算你的名气再大，首先八亿农民不知道你的名字，那还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

问──那么说你很痛苦。为什么？

答──作为一个作家，我有我的痛苦。升到民族意识上，是一种悲哀、一种自卑感。我刚参军那年，在街上见到一个瘦小的乡下老汉，提着一个很重的包裹，焦急地四下张望。显然是迷路了。问他去哪儿，说是去火车站。我扶住那老汉，顺手提起他的行李，要送他去。突然，我发现老汉用手悄悄地捏住了我的后衣角，我先是不解，即而恍然大悟，他怕我跑掉!顿时，我的心紧缩了(停顿片刻)。

问──你很悲伤？

答──是的。从老汉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中国人丑陋的一面。那一刻，我的心中索绕着这样一个念头：我们，中国人，曾经令世界震动的中国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难道我们不是古代的中国人的后裔？日本的厂商在中国的电视上大作广告，其中有一则广告开头说：日本从古代的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每次听到这话，我的心针扎一般的疼。民族是没有优劣之分的，可民族的气质与文化是有优劣之分的。如果考古学家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几千年前的日本人不过是我国云南穷乡僻壤中的蛮族部落。同样的小眼睛、单眼皮，同样的矮个子，同样的黄皮肤，可你看看他们的举手抬足，那么自信，挂着一个写着大名的牌子，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们脚下!

问──你写作时，总有这样的冲动？

答──是的。每当我骑着自行车走在大街上时，看到我的同胞的那些表情各异的眼睛：神色木然的，得意洋洋的，可怜巴巴的，我心里就有一种遏制不住的冲动。也许我的身份决定我无法与普通的中国人站在同一地平线上。有一个读者给我写了这样一封信，刘亚洲，你住在壁垒森严的高墙深院里，你出入可以坐中国大陆少见的高级轿车，你出过国，你有不能说多但也绝不能说少的钱，你有各种各样的日本电器，你还有别人爱读的作品，就因为这些，我们恨你。这样的信我几乎天天收到。

问──你感到孤独了？

答──是的。我的心灵深处。有一种苦闷。直截了当地说，是一种孤独感。我似乎没有知己、没有朋友。我的作品就是我唯一的知己和朋友。写作就是一种发泄，一种能量的释放，否则会爆炸的。(笑)我几乎每时每刻都有创作冲动，心中常有狂想。比如，小时候，听爸爸在饭桌上讲过一个新四军中发生的故事，当时我很激动。这一冲动折磨了我二十年，终于在去年写出了《将军的泪》之后，才告解脱。我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拼命地读书，拼命地积累，拼命地写作。

问──去年四、五月你陪同冯牧出国访问有何感受？

答──这次美国、加拿大之行，再次深化了我对一些过去我曾思索过的问题的认识。临上飞机前，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到田纳西州的大草原上去，好好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可是，在我真正踏上那片被人称为人间天堂的土地之后，却怎么也无法忍受那种自由。在那里，你可以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去，不用担心会有人阻拦你，包括五角大楼、国会山和白宫。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你的各种看法，哪怕把里根总统骂个狗血淋头也不会有人指责你。但是，到处飘扬的星条旗会时刻提醒你，这里是美国、美国人非常热爱他们的国旗，每天早晨，星条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人们总要激动地高声唱起“星条旗永不落……”，哭声一片。天天升旗，天天如此。我没有想到，在这个没有民族的国家里，每一个公民都是那样地热爱自己的祖国。这是怎样一种民族精神。今天，在二十世纪暮色苍茫的时候，中国正要腾飞，整个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世界的挑战。我的心中充满着强烈的民族危机感。我要用我手中的笔，去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我常常将自己视为敢死队员，不倒下就要永远向前冲。纵然倒下，也要让伤口留在身体的前部，像冲击老山的士兵，像秦始皇骁勇的战士。伤口留在背后是可耻的。

问──那你这次到美国讲学半年，又是为什么呢？

答──为中国做点什么。我老想，当今的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平庸。是时候了，中国人，要么现在就干，要么永远不干。我要走出去，重新认识我们的民族，认真地反思一下。中国只有行动才有希望。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第一件是发生在加拿大。在到处是森林的温哥华，我看到一批从其它国家进口的木材被巨型货轮运进码头，堆进港口上的进口木材，像小山一样。这是何等的有眼光，有气魄。第二件事发生在国内。我去四川新开发的游览区九寨沟，看见无数伐木工人扛着电锯纷纷涌入原始森林。当时，从来不曾想过要写诗的我突然有一种想要写诗的冲动，诗的题目是：《二百年后的中国没有树》。

问──能不能说，这是一种未来意识？

答──是的。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有一种超越自己、超越历史的意识。今年，我一直在写一部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报告小说。开始，定名为《十月六日》，可这一天绝对包容不了那么多内容。后来又改为《十月》，好点，可一动笔还是感到掣肘。最后，终于定名为《龙年》。这一年对整个中国历史有着巨大的影响，必须有一种超越历史的未来意识，才可能把握住这一题材。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人会像龙一样摆脱任何枷锁，风驰电掣地向新的世纪跃进。

问──《龙年》不是中国内已经出笼不少的那种猎奇作品？

答──绝对不是。我写这部作品的主旨是揭示中国何以会产生这种旷日持久、自相残杀的灾难，今后有什么又能保证这类灾难不复再生。

问──你还有什么要说？

答──我不想说我在这一个历史阶段里都做了些什么，我是想说我们有多少事情没有做。我只想重复一句著名的话：“睁开眼睛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