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论持久战》并驳扬蒋百里的谎言

关于“持久战”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抗日战争爆发后才提出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十年内战后期就已经提出的问题。持久战的提出，是基于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正确认识。

毛泽东在其1936年12月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报告里带有总结性地说，中国革命战争“我以为有四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
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
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991年版，第188-190页》在此基础上，他进而分析了持久战的原因：“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
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同上，第191页）

他指出，持久战是战略原则而不是战术原则，战术原则是速决战，不能旷日持久。在这个报告里，毛泽东还明确地指出，战略的持久战和战术的速决战不仅适用于国内革命战争，也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对外战争。
他说，“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这是国内战争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同上，第233页）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写的《论持久战》，不是一时的想法，更不是受朱德的影响，而是他基于对从建立井冈山红色政权以来所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总结。如果我们联系他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及后来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论著，可以说，他的这一战略思想，其实是由来已久，而且是一以贯之的。

当然，《论持久战》一书进行了中日各方面的对比，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对于指导抗日战争具有更加现实的指导意义，不仅在解放区，而且在国统区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赵文的谬说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特别是关于《论持久战》的观点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赵文发表后，一些一向反对毛泽东的人如获至宝，大肆宣扬赵的观点，于是所谓毛泽东剽窃了朱德的谎言也就不胫而走。
去年因为在讲《古代汉语》课时不务正业，离题胡言乱语而遭学生激烈反对、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那个杨师群教授，在他的博客上也发表了一篇题为《伟大领袖的剽窃和造假考论》的文章，文章说：“今年第七期《炎黄春秋》上登了赵于平的一篇文章《朱德：不可替代的总司令》，其中谈到许多老毛的军事思想其实都是朱德提出和首创的。”“文章还谈到“朱老总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战”，由1937年4月和8月的二次延安演讲为根据，并在《前线周刊》上发表专著《论抗日游击战争》。老毛是在抄袭了朱总的军事思想后，1938年5月发表《论持久战》。
最近蒋百里的儿子提出，是蒋百里率先提出抗日要打持久战，1937年蒋写了《国防论》一书，其中已经明确提出这一军事战略。然而大陆民众却只知道“持久战”是老毛首创的。”
这位华东政法大学的教授是专攻历史的学者，其父杨宽是在史学界颇有些名气的先秦史专家，本来，既是科班出身，又有家学渊源的他，也应该是一个功底深厚、治学严谨的学者，但是，从他的所作所为和这篇文章看，情况远不是这样。
你看他，读了别人的文章，既不去考证其真伪，也不去辨别其是非，一篇所谓的《伟大领袖的剽窃和造假考论》就出来了。这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应有态度吗？这像一个历史学教授写的“考论”吗？ ... 

我怀疑，这位杨教授也和那位首先发难的赵某一样，既没有认真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也没有认真读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更没有将二者进行对照研究。
至于蒋百里的《国防论》，我可以断定那位扬蒋抑毛的杨教授压根就没有看过。如果他们看过并且比较过，就不会说什么毛泽东“剽窃”了。这除了我在上篇文章和本文所说的毛泽东有关“持久战”的思想远较朱德和蒋百里为早外，朱德的论述与毛泽东的论述显然不是一回事，而蒋百里甚至根本说不上有什么论述，他们根本没法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比，怎么可能是毛泽东“剽窃”朱、蒋的论述呢？ 



这里须得介绍一下蒋百里其人。蒋百里早年曾留学日本、德国，并到西方一些国家进行过考察；他还创办过《浙江潮》，其著述除军事学外海涉及文、史、哲及外交等诸多领域，是一位学贯东西、文武兼备的学者型军人。台湾学者张其昀说他是“中国近代军事学的开山之祖”。他做过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民国初年曾因经费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开枪自杀过（未遂）。
中国军界许多著名将领包括蒋介石本人以及陈铭枢、唐生智、白崇禧、陈诚、张治中等都是保定军校出身，可见这个保定军官学校在中国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他被任命为校长，可见其当时在军界的地位之高。后来，他曾给不少军阀（从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直至蒋介石）当过顾问，最后还被蒋介石任命为被称为军事最高学府的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并被授予上将军衔。不过他没有带过兵，也没有打过仗。在一定意义上说，他更像一名学者，但我们不能否认他是一个军事家。
他在1937年初曾出版《国防论》一书，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曾派其赴德国、意大利考察，1938年回国后还发表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抗战的基本观念》等论著。毫无疑问，在近代中国的军事和军事学史上，他都是一个极为显赫的人物。 


现在有人通过电视台（凤凰卫视）和网络大讲蒋百里在《国防论》里对“持久战”的论述比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论述不仅更早，似乎还要高明。
比如在凤凰卫视的一个访谈节目里就说，“蒋百里在《国防论》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
第一用空间换时间，等待时局扭转；
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
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


但是，我找来《国防论》进行阅读，感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下面是该书的目录：


导言一 

导言二 

导言三 

第一篇 国防经济学

第二篇 最近世界之国防趋势 

第一章 世界军事之新趋势 

第二章 兵学革命与纪律进化 

第三章 介绍贝当元帅序杜黑制空论之战理 

第四章 张译鲁屯道夫全民族战争论序 

第三篇 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 

第一章 从中国历史上解释 

第二章 从欧洲历史上解释 

第四篇 二十年前之国防论 

第一章 政略与战略（敌与兵）论战志之确定 

第二章 国力与武力与兵力 

第三章 义务征兵制说明 

第四章 军事教育之要旨 

第五篇 十五年前之国防论

第一章 裁兵与国防 

第二章 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

第三章 义务民兵制草案释义 

第六篇 中国国防论之始祖 

第七篇 现代文化之由来及新人生观之成立 

第一讲 古迹与新迹 

第二讲 美术与宗教 



全书共三篇导言七篇正文，是多年所写、所译文章和讲稿经过整理而成，讨论的是国防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未专门涉及中国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更未讨论“持久战”。当然书中有些思想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如该书的题词说，“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而在导言里他还说，“要想解决中国当前的困难问题，复古也不行，学新也不行，还是从两者中间再辟一条路。”他分析：“如今从世界全体状况来说起，所谓国力的原素（战斗的与经济的是同样的。）可以大别之为三种：一曰‘人’，二曰‘物’，三曰人与物的‘组织’，现在世界上可以分为三组：



“第一组三者俱备者，只有美国。实际上美国关于人及组织方面尚有缺点。 

“第二组是有“人”有“组织”而“物”不充备的，为英、为法、为德、为意、为日，以及欧洲诸小邦。这里面又可分为二种： 

“第一种如英如法，本国原料不足而能求得之于海外者。物的组织长于人的组织。 

“第二种如德如意，原料根本不够，专靠人与组织来救济。 

“第三组为有‘人’有‘物’而组织尚未健全者，为俄。 

“今日欧洲人所劳心焦思者，重点偏于物之补充，所谓基础武力 Force Potentielle 者，即是此义。至于人及组织之改善，要皆由于物之不足而来。故若将今日欧洲流行之办法强以行之中国。其事为不可能，抑且为不必要。



“盖今日之中国亦处于有‘人’有‘物’而组织不健全之第三组，而中国之生死存亡之关键，完全在此‘组织’一事。此在稍研究德法两国历史者皆可知之。“（蒋方震：《国防论》，民国丛书第二编第31集，上海书店影印本，第11-13页）.. 

这些话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凤凰卫视访谈里说的三点在书里是怎么也找不到的。我还看了台湾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该书第三版，上面有台湾著名史地学家、台湾文化大学创始人张其昀和蒋百里之侄、前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分别为此版写的序和跋，他们二人对蒋百里的《国防论》虽然称赞有加，但是都没有说到该书有什么关于“持久战”之论。

与《国防论》相比，蒋百里在1938年回国后写的《抗战的基本观念》一文与抗战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但是里面也没有某些人所概括的那三点。至于《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人们对其最后一句话——“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载戴季陶《日本论》之“附录”，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往往表示欣赏，常有引用。

应该说，此话中的“不要和他讲和”固然说得很好，但是前面的“胜也罢，败也罢”则说得并不好。中日之战关系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怎么胜败皆可“也罢”呢？

而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既批判了“亡国论”，又批判了“速胜论”，并且在科学地比较了中日两国的各种因素之后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这些，比之于蒋百里的说法显然要积极得多，也科学得多。
我怀疑，这个所谓的三点概括，是某些人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伪造出来的，与《国防论》根本无关，只不过是谎言而已。
其实，就是从语言上也可以看出伪造的痕迹。比如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变换问题，显然不是蒋百里的语言，而是白崇禧的语言。


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人在网上说，“如果说毛泽东回答了‘中国能不能打赢日本？’这个题，当时中国共产党屈居西北贫瘠之地，人少枪少，毛泽东不可能从全国的角度来论战，他只能从中国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以及悠久的历史来作理论上的肯定：日本无法灭亡中国。而蒋百里则是从具体的战略战术和全中国的军事、经济的实际状况，回答了‘中国怎么样打赢日本？’之题目，他提出了一线在上海开战，二线在武汉一带作顽强抵抗，最后退入大西南作长期的抗击，终能最后打败日本的战略战术；蒋介石的抗日基本上是遵循了这一战略的。所以说蒋百里提出以时间换空间的理念，就坚持持久抗日，在中国的确实是最早提出的第一人。” ..



这种说法明显地是为了贬低毛泽东而抬高蒋百里。不错，当时的共产党和毛泽东还“屈居西北贫瘠之地，人少枪少”，但是这并不妨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人能够以宽阔的胸怀和远大的眼光来观察和思考中国和世界的问题。斯诺在谈到毛泽东时说，“我发现他对于当前世界惊人地熟悉。甚至在长征路上，红军似乎也收到无线电新闻广播，在西北，他们还出版自己的报纸。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6-67页）

实际上，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就已认定，“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毛泽东选集》第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同时，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和革命发展不平衡，指出，“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我们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正太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同时，第153页）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此基础上谈到了党的策略问题，即要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缺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同时，第155页）

最后，他还谈到国际援助的问题，说，“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与他们是休戚与共的。”（同上，第161页）而在1936年7月16日与斯诺的谈话里又进一步谈到了这些问题。

在这些事实面前，又怎么能够说毛泽东只回答了“中国能不能打赢日本？”这个题目，而蒋百里回答了“中国怎么样打赢日本？”这个题目？事实上，毛泽东早在1935年就很好地回答了这两个题目。


事实上，不是毛泽东剽窃了蒋百里的思想观点，倒是蒋百里可能有意无意地学习了毛泽东的思想观点。
我们知道，1936年冬，蒋百里在考察欧洲后回国，他去西安准备向蒋介石报告出国考察情况，正在这时发生了西安事变。当时蒋介石顽固得很，于是张学良就想利用蒋百里从中斡旋，蒋百里一口答应应，去面见蒋介石，起了很好的作用。而当时的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相当密切，有关共产党抗日方针政策当然也十分了解，要蒋百里去做蒋介石的工作，不可能不把这些情况告诉蒋百里。因此蒋百里对毛泽东的持久战的战略、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及战略三个阶段的思想也就很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有意无意地在自己的言论里把它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也是有可能的，不过在《国防论》里还没有。毛泽东的雄才大略自是蒋百里所不能相比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发表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据曾经担任白崇禧办公室机要秘书的程思远回忆，白崇禧在协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后回到武汉，适值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发表，他曾从当时在武汉担任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那里得到这篇著作的原文，看后深表赞同。当下，将此文的精神概括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他拿去给蒋介石看，蒋也十分赞赏，即以此两语由军事委员会令发全军，作为抗日战争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在1938年11月25日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白崇禧还建议成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由汤恩伯和叶剑英主其事，请共产党的军事干部讲游击战。由于程思远当时是白崇禧办公室的机要秘书，了解此事的全过程，后来在其所写的《白崇禧传》等著作里一再提到此事。（程思远著：《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0、206页）应该说，程思远的这些说法的可信度是很高的。这些事实说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不仅对于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有着巨大影响，而且对全国范围的抗战都起了非常重要指导作用。 ...。


查了蒋校长之大作，笑眯眯，很遗憾，其中无一句曰“以空间换时间”，更无一词曰“持久战”，能够找到相对靠谱的谈及持久作战的，是这么一段 

【要之，以上五问，无论如何明察，决不能得数学之确解。其至善者，亦不过近似已耳。故贤明之政府，则于此五问之外，更生一问，曰：万一敌之力较预测为大，我之力较预测为小时，其危险之程度当在何等？故对于彼此同等抑或较强之国，尤不可不审慎出之，文明国之战争，其起也甚难，而其动也甚猛，不动则已，动则必倾全国之力，而财力国力不许其持久，故动作尤必速而且烈。 
案伯卢麦之所谓主权云云者，即主将法令赏罚之谓，所谓民力云云者，即兵众士卒之谓，所谓有形诸物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