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和民主：印度照搬英国民主体制之代价

贪污

一项名为“2005年印度贪污研究”的调查总共收集了14，405名受访者的信息和意见。“为得到11项最基本的服务，印度人必须支付46亿美元用于贿赂官员”，这份报告指出。

6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都曾有过直接贿赂或者通过关系贿赂官员以获得一些最基本服务的经验。
警察部门、私立学校、政府医院、国税部门和次级法院等都是印度人重点贿赂的政府部门。
报告指出，这11项服务被选中作为指标，是因为其公共价值以及非营利的特性。75%的受访者表示，印度的贪污腐化是日益严重。
这项贪污指数显示，他们不得不付钱给官员，是因为如果他们不这么做，这些官员有可能会来破坏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印度警察被评为贪污最严重的政府部门。80%与警察打过交道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必须用钱来解决问题。
提供土地管理和市政服务的次级法院名次紧跟其后。而第三和第四分别为电力和水力部门。
比哈尔邦(Bihar)被评为印度最为贪污的地区，喀拉拉邦(Kerala)地区则最为清廉。受访者关于遏制贪污的建议包括：打破一些行业的垄断，引入竞争机制；按劳分配；增加申请过程的透明度，减少中间人的环节。
这份报告10月18日在伦敦出版，在159个经调查的国家中，印度在世界贪污贿赂最为严重的国家中排名第88位。
民主导致贪污、无高速公路、人口问题？
印度1947年独立时的精英们，没有对本国民族的现实状况做深刻的分析，也由于设有经验，不加思索地就继承了前宗主国英国的民主政治体制，而这种政治体制并非本国历史“自发演变”而来，因而造成了很多社会顽症无法解决，致使整个国家大部分人民的思想还停留在中世纪的状态，印度有一个“现代”的政治体制，但人民的心灵却依然是古老和封闭的。
“印度的民主政体迟早崩溃：用自由理论利器分析”文章指出，宪政民主政体的基础是私有财产保护，权力制衡和法治的精神，恰恰是这几个最重要的东西都阻得了印度的发展。

私有财产保护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土地产权的保护，印度与美国不一样，美国由于地广人稀，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当美国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如修建高速公路时，遇到的私人土地产权的纠纷相对较少，相应地成本也就小。

而印度人口稠密，印度的土地基本上是小块经营，印度政府如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如修建高速公路时，则势必要与大量的中小土地拥有者发生冲突，光是土地费用和司法纠纷就足以让政府赔上一大笔钱，这就大大增加了政府建设的成本，旷日持久的土地司法纠纷和众多的“民意”也足以吓退政府的任何“建设”计划，这就是印度高速公路几乎没有的根本原因。
印度的法律体系源于英国，属于“海洋法”体系，这个法律体系重取证、重法庭控辨，由于取证困难（因为政府软弱，管理混乱），造成印度政府内部的腐败现象无法受到惩罚，致使贪污盛行，俞演愈烈。
同样地，印度的官场也形成了贪污腐败的“潜规则”，只不过这是民主政体下的“潜规则”，这种现象是现行的印度的法治体系无法根除的。印度的权力制衡的政体不但没有起到她应有的“宪政”作用，相反却成了各方势力从事政治分肥，攫取纳税人血汗，以及为一己之私而互相扯皮的工具。
印度人口的自由流动，城市里涌进大量的农村人的现象，一方面反映了这个国家“人口爆炸”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种政体的低效和无能，印度的人口增长率是很高的，今天印度总人口己突破10亿大关，有资料显示再过三、四十年代印度的人口就会超过中国，居世界第一。
印度的有识之士不是没有意识到印度的人口问题，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也是英迪拉.甘地政府，曾经推行过类似于中国的“计划生育”的政策，可是这顶政策很快被废止了，因为它引起了选民的强烈不满，也由于它违反“人权”而被总统下令终止。到了今天，任何一个印度的政治家都不敢再谈论类似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除非他不想再从政，也不怕再得罪选民了。
今天的印度政府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控制人口生育的政策，印度人口的恶性增长不仅是印度、也是亚州乃至全世界的一颗定时炸弹，不知到它什么时候会爆炸，要知道人口过剩问题是一个国家面临的最难办、最棘手的问题，它几乎是无解的。环境破坏了还可以恢复，经济危机可以渡过，粮食可以通过科技增产，唯有庞大的人口过剩是无法解决的，世界上没有那一个国家的人民象我们中国人一样深深体会到在人口问题上的无奈和沮丧，也体会不到我们对人口问题的敏感。
所以当一个国家出现人口严重过剩的危机时，是不能听从选民或人民的意愿的，政治家应当有勇气为了民族的长远利益而做出断然决定。从印度的人口问题及人口政策的变化，我们也可以加深对“自由不是人民，自由远高于人民,人民的自由不是人类自由的全部，民主政治并不能单独完成或者推进人类的自由大业”这段话的理解。

印度民主政体得以维持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她的经济体制。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在经济上采用类似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的体制，这种经济体制无疑有很多弊病，但是在客观上，它保护了印度下层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存，使得印度这样一个人口大国避免了由于贫富问题而产生的种种不良现象，使得贫无一锥之地的人也能吃上饭，这样就缓解了社会矛盾，也保障了民主政体的运行。

上个世纪九十年初，也就是1991年，印度政府开始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在经济中引出更多的“市场”的色彩，减少政府的干预和补贴，从那时起印度的经济开始有了一些起色，例如软件业得到快速发展。

但是印度也同样遇到了中国在快速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例如农业的问题，印度农民比中国的农民更穷，更需要政府的补贴和帮助，印度的农业并未市场化，政府仍在管制着农民的产品，农民不能自由地向市场出售他的产品。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印度安得拉邦政府曾在英国国际开发署的资助下对农村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英国国际开发署向印度安得拉邦共提供了2.48亿英镑（约合4.55亿美元）的援助。这笔钱名义上是用于改善当地的卫生和教育状况，但实际上是有附加条件的，即安得拉邦必须对境内的43家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改革措施包括关闭、重组和私有化。
在改革中，安得拉邦关闭了4家国有企业，其中包括两家与农业有关的企业，它们此前分别向农民低价出售农机和向贫困农民提供可靠种子来源。与此同时，在1999年至2004年间，安得拉邦许多农民在当局的劝诱下，由种植传统的谷物改种经济作物。

但同期，当局大幅削减了对化肥的补贴，银行也减少了向农民提供的低息贷款，这迫使不少农民只得到私人机构那里去贷款，其利率竟至少高达36％。
然而，由于生产过剩和国际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等原因，农民以高昂代价换来的收成，却卖不出几个钱，许多农民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一些可怜的农民将农药灌入了自己的肚子，安得拉邦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导致4000多农民由于债台高筑而自杀，严酷的事实迫使英国中止了它的援助计划。
由此可见，经济自由化，对于脆弱的印度农村经济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蕴涵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印度农民与中国农民不一样，印度农民的生产相对单一，只有粮食和蔬菜等种植业，印度由于宗教原因，肉类产量很低。
而中国农民不仅有粮食和蔬菜等种植业，还有养殖业和水果业，甚至还有乡镇企业，中国的肉类产量，特别是猪肉产量居世界第一，家禽肉类和渔业产量也名列前茅，这大大降低了中国农民的经营风险，即使是这样，中国也还面临着严重的“三农”问题，可以想象印度农民的处境又会好到那里去呢？
印度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对于印度的民主政体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经济自由化必将带来“商品崇拜”和“金钱崇拜”，它有可能诱使印度人民向“物质主义”的方向转变，使得印度穷人开始对现实不满，对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正现象切齿痛恨，如果真到了这一天，印度大动荡的时刻就会到来。
当我们深入到印度人民的内部去观察这个民族时，印度人，或者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人，与世界其他民族包括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深刻的差别就显示出来了。如果说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多少都属于是“物质主义”的民族的话，那么印度教的印度人则是典型的“心灵主义”的民族，或者说“唯心主义”的民族，我们中国的藏族同胞，也属于这种“唯心主义”的民族。
根源：传统文化？
印度是“唯心主义”大国。“唯心主义”民族有什么特征呢？一般来说“唯心主义”的民族，他的一切行动的出发点，都是从自己的心灵出发，从宗教信仰出发，而不是从赤裸裸的物质利益的角度出发，这与“物质主义”的民族成了鲜明的对比。现代印度的历史，是完全由心灵推动的，印度的独立不是靠暴力，而是靠印度人民在甘地领导下的不合作运动，靠忍耐，靠自己的崇高的精神气节而成功的。
独立之初圣雄甘地在面对教派冲突，血腥的事件一个又一个在全国上演时，他不是动用国家机器来强行介入，制止悲剧的继续发生，相反，他采用绝食这种方式，企图用自己崇高的心灵来感化冲突的各方，圣雄甘地成功了，因为他抓住了印度人的心灵要害。
“唯心主义”民族是完全被宗教控制的，宗教的教义不仅控制了他的心灵，也控了他的日常生活和他的行为方式，印度教民族的种姓制度，素食主义，以及马路上的“神牛”，就是印度教对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影响的外在表现。
“心灵主义”的民族无疑在精神上非常崇高，圣人倍出，但在物质成就方面却乏善可陈，他也不追求物质主义的享受。而“唯物主义”的民族虽然在物质建设上有很大的成就，但在精神境界上却非常渺小，心灵空虚。所以“心灵主义”民族在面对贫穷，不平等，腐败等社会问题时有很强的宽容和忍耐力，他们习惯安于现状，把希望寄托在来世，即使是一贫如洗的人也心平气和，随遇而安。几千年来，印度人民就是在这种心灵的追求中生活的。
但是“心灵主义”的民族也必须要有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例如人总得吃饭，以维持生命的延续，假如一个民族到了饥饿的边缘，那心灵主义也必须要让位给物质主义，印度人民的幸运之处就在于这个国家的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这个国家的面积虽然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但耕地却比中国还多，这足以保证印度人民至少在今天有充足的粮食供应，所以至少在今天，还看不出印度教人民存在着向物质主义转变的动力。
“心灵主义”民族与民主政体相结合，就产生了一个奇妙的现象，一方面她使这个国家的民主政体顺利运转，另一方面这个国家的物质建设的成就却极为糟糕，也就是说“物质自由”被阻碍了。
大量的外国人的对印度的考察报告告诉我们，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之差让人震惊，独立近六十周年了，这个国家还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遍布全国的电力网，粮食产量只有中国的一半，文盲和赤贫人口仍占很大比例，城市里存在着大量的贫民窟，大量的无业游民进入城市，造成城市管理一片混乱，这些无业游民的后代也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成了流浪儿童。
政府的软弱管理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由于人民的麻木和不理性，使得他们对政府的腐败和不作为听之任之，无动于衷。这种怵目惊心的情况是任何一个“物质主义”的民族不能忍受的，很可很早就爆发革命了，可是在印度，“心灵主义”的民族是不会革命的，他们只有忍耐，甚至认为这一切天经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