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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死去的父亲(王孝和)也难逃厄运(作者王佩民)

(2019-07-09 15:04:38) 下一个

死了也不太平啊, 文革期间确实是说王孝和是叛徒,后来他的小姨子和我在一起插队, 有时也听她讲点有关的事情。那时还有些怪说法, 比如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江南造船厂的老工人,文革前一直说包括他在内地一些工人, 临解放时把已经开出吴淞口(中国当时最大的一艘)准备去台湾的一艘浮吊,想方设法又开回来了, 当然被当成是“护厂”有功人员, 文革一来, 不知咋地他老爸被抓到牛棚隔离审查了,有说他们是故意这么干以便渗入革命队伍(?扯蛋吧),另一种说法是在船上的一部分人是真的地下党, 还有些人是真的想去台湾的, 比如我同学他老爸, 所以揪出来了。荒谬时期的荒谬事。-转载者

                ·王佩民·

  父亲王孝和(1924年-1948年)浙江鄞县人,出身于上海工人家庭。1938年在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学习,结识中共地下党员许统权,读了《红星照耀着中国》等进步书刊。民国30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民国32年1月进杨树浦发电厂发电管理室当抄表员,他组织读书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成为工人们的贴心朋友。民国35年1月,上电爆发大罢工,他始终积极参加,赢得工人们的信任和拥护,当选为上电工会杨树浦发电厂支会干事,分工负责工会的文化、组织和文书等工作。在读书会基础上,他建立了工人图书馆,为工会会刊写稿。由于上电工会在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中站在前列,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并于民国36年9月宣布解散上电工会,通缉工会干事。经过工人斗争,民国37年1月召开大会选举工会干事,王孝和等仍当选为常务理事。国民党又派出特务以“指导员”、“秘书”等身份驻在工会进行监视,并威胁利诱他参加国民党。他以“对政治不感兴趣”加以拒绝。民国37年2月,“申九惨案”发生,他代表工会参加“申九惨案后援会”,在厂里发动工人缠黑纱、捐款,抗议当局的血腥暴行。同年4月,国民党当局为镇压工人和学生的民主运动,以破坏生产和社会治安等名义,在全市逮捕各厂工会负责人。19日,特务万一闯进王家要他自首,遭到拒绝。他妻子及好友要他到乡下暂避,但他考虑到党和工会的安全仍留下来。21日清晨被捕,他经受酷刑考验,保卫了地下党的秘密和战友的安全。6月28日,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判处王以死刑。上电党组织指定专人帮助王妻上诉,狱中党组织也帮助王研究上诉内容。各界人士纷纷向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寄送抗议信。9月24日,特刑庭维持原判,王在狱中写了三封遗书:一封给双亲;一封给怀孕的妻子,要她把孩子抚养成人后告诉他父亲是怎样死的,“要继承父志,完成未竟事业”;一封给狱中难友,号召战友们“为正义而继续斗争下去!前途是光明的!”。9月30日上午,他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英勇就义,押赴刑场时,高呼“特刑庭乱杀人”,时年仅24岁。

◇ 我所知道的父亲

  我妈的娘家就在我爸外婆家的隔壁,所以他们是大人做媒的。按乡下常规,订了婚的女儿到15岁,男方就要送聘礼,16岁正式结婚。父亲一直在上海读书、工作,一直到妈妈18岁那年,妈妈家既没有收到聘礼,也没有父亲的消息,双方大人都很着急。以后才知道,父亲在上海听人说妈妈在乡下既信佛又嗜赌。他曾写信给他的表妹(因我妈不识字),大意思是,个人的终身大事不能由父母作主的,就如一盘菜,你不喜欢吃而要硬吃下去也会吐出来的。他表妹接到信后却没有转告我妈。旧社会,姑娘订婚后被夫家退婚是很不光采的,邻居会认为姑娘一定是有什么不检点的地方,在背后会有许多闲言闲语。外婆仅一个独生女儿,知道此事后心急如焚,但此时做媒的父亲的外婆已经过世,找谁去呢?就在妈妈19岁那年(1946年),外婆带着妈妈来到了上海。

  父亲王孝和此时已是共产党员了,在个人的问题上他也服从组织的。有一次约会,父亲让地下党的领导同志在对面马路看看我妈,那位领导同志看了后说,乡下姑娘好,朴实、单纯,对我们开展工作有好处,不识字更有利于我们工作。我爸很听话,组织说什么就是什么,父亲决定娶我妈妈为妻。2个月后,父亲与母亲结婚了。听从听组织安排,父亲报考了海关、邮局和上海电力公司。结果3个单位都录取了他。家里人认为邮电局是“铁饭碗”,去那里工作比较好。父亲自己很想去海关工作。但最终他还是请示了党组织。考虑到上电是个动力部门,需要加强力量,党组织希望他去上电厂。父亲毫不犹豫地听从了党的安排。1943年1月,进了杨树浦发电厂,在发电厂的控制室当抄表员。那时候电力公司、邮局,还有海关,都是好地方,他就是用外文去应试的。我爷爷以前在太古轮船上(太古轮船是一艘外国船)烧煤的,因为每年夏天要生病的,外国老板就把他踢出来。我爸到海关去与他们交涉,由于英文不懂,他受了一肚子气,所以他发誓要学英文。父亲读英文的学校就在思南路皋兰路那里(二工大后面。现在这所学校已经没有了),学校的学费相当贵,都是有钱人读的。为了完成学业,他半工半读(上完课后打扫教室)。虽然被有钱人家看不起,但他书读得相当好,都是第一、第二名。他也是在这个在这个学校入党的。父亲是1938年进校的,一直读到1941年,但最后并没有毕业。组织上让他去电力公司,就是想让他加强工人运动。

◇ 父亲被张春桥定性为“叛徒”

  没想到,死去的父亲也难逃厄运,被诬陷为了叛徒。

  1965年时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的张春桥,利用国民党特务强加于父亲的伪造材料,以市委名义报请中央不再宣传父亲的事迹。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北京铁道学院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说我爸是假烈士、真叛徒(到现在这份东西我还保存着)。之后,我爸就变成了“叛徒”,而且传说很多很多,还有说我爸是潜伏特务,没有死的。我妈那时候住在杨树浦,杨树浦邻居都不相信那是真的,他们到我家里来问我妈,我爸是否还活着?我告诉他们是她亲眼看到我父亲落葬的,怎么会活着?但外面传说活灵活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在拍摄大型文献纪录片《先驱者之歌》时,率先在银幕上重现了父亲的英勇形象。

  我就觉得他们胆子很大。

  解放前,我妈是家庭妇女,是不知不觉地帮我爸做事。她没文化,搞不清楚什么事情,但她知道我爸是好人,不会做坏事。后来我妈特批离休的,专门有两个地下党干部为她做证明。我父亲被捕后,地下党等于暴露了。地下党不能做的事情,都由我妈出面做。我妈以她合法的身份到监牢门口去吵闹,要国民党把我爸放出来,说国民党不讲道理,把无辜的人杀掉,引起民愤。这是地下党要做的事情,但地下党不能出面了,我妈出面名正言顺,我妈起了地下党不能起的作用。

  杨树浦发电厂是美国人开的。我爸牺牲以后,据说厂工会与美国人结过帐,每个月按照大月小月发工资,我爸工资照拿,说是养我们两个人到18岁。文化大革命时,钱全部冻结了,我们生活费也没有了。我爸当初被捕时的罪证是破坏发电厂(说是共产党要借他的手破坏发电厂)。他刚被抓进去时,有人证、物证。国民党就是用这个借口抓他。说他叛徒是因为被抓进去以后审问了,我爸承认他是共产党员。那时候地下党没有对他说你不能承认,所以他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就承认了。据我的分析,后来大概地下党转达给他说你的情况特殊,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快点再翻供。因为地下党的人说我爸没有承认过,我觉得张春桥可能就利用这一点。

  我是在整理我爸材料时发现了这件事。实际上那时候发电厂是不会引起全上海一片漆黑的,只不过是厂里受到一些影响。解放前夕,地下党想要牵制国民党的力量,在上海搞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想要弄点事情出来,所以想在厂里引起一些大的运动。我爸始终没有承认共产党破坏发电机,这是历史造成的原因。我爸最后牺牲时,他的身份也不能说,只能作为一般老百姓,所以他的案子很特别、很难说。张春桥说不要宣传,说我爸不是烈士,说他有变节行为。

  我到市档案局查到我爸从监牢写出来的46封信。我妈没有看过这些信,因为我妈解放前是不识字的。这些信都是我爸亲笔写的。我是通过我中学同班同学马长林(他是档案局局长助理)看到我爸的亲笔信件。我曾想问他要回这些信,他说信不能给你,除此之外你有什么要求我都可以满足你。我就复印了两套,并把复印件全部装订好。我爸的字比较潦草,所以我将信件全部输入电脑打印出整理好。到2003年,我爸的一些在世的老同事,我也基本上都采访过了。

  沈鸿春(音)是我爸的上级,是他跟我爸联系的。那时我爸实际上是可以走的,上级已通知沈鸿春(音)了,让他通知我爸撤退。发电厂事件是4月1日,我爸是4月21日被抓进去的,中间有3个星期的时间。但我爸始终没有接到上级叫他撤退的通知,他组织纪律性很强,他就是不走。解放后,每次扫墓,我姐看到沈鸿春(音)就骂,因为我爸的命就因在他手上拖了一拖。问他为什么拖?他说交通员没有找到,撤退到哪里去不知道。

  我爸的老家在宁波的小普陀,我去年去过一次,老家的房子一面山,一面水,躲个人,根本找不到。我妈曾是跪下来求他快点逃,但父亲就是不走。19日国民党特务头子万一(音)来了,他说我们政治上走的是两条路,他说,我和你是兄弟,你快点老老实实坦白。这个人是厂里工复委的特务,我妈预感肯定要出事,当天晚上她又劝父亲快点走。那时候走,可能走不掉,也可能走掉了。父亲第二天又去上了一天班。19日晚上,父亲和我妈谈了一个晚上,把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好,他也肯定知道自己要出事了。他讲第二天上班假如出来怎么样,不出来又怎么样,一一和我妈交代清楚。21日他早上上班时果然被抓了。1日到21日,3个礼拜,父亲完全有机会可以逃掉,但他就是不逃。

  沈鸿春(音)后来一直在厂里,文化大革命时也挨整了。他活着的时候,每年都去扫墓。我那时候很幼稚,但我姐看到他一次就骂一次。那个特务万一(音)后来是在监牢里死的。那晚,我妈是跪下来求我爸逃的。那时候她肚子正好有我,不时会有反应。我爸还问她生什么病了,要去看了。父亲关在牢里时又问我妈,我妈说怀孕了。我妈一直哭,我爸说你不要哭,应该开心,你做第二个孩子的妈妈,我做第二个孩子的爸爸了,我爸很乐观。

  我爸一直到1988年才平反。“四人帮”粉碎后,我爸活着的同事觉得能够活到今天也不容易,父亲被抓进去以后,没有出卖过一个人,没有出卖过组织。他们给我父亲动刑时,肋骨都打断了。我妈第一次去看父亲,都不认识他了,人完全变了,身上都是血。但我爸还笑嘻嘻对着我妈。我爸被抓进去前,很多事情都关照好的。他说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告诉人家,到我们家里来的是谁。他说,如果你说了,对我没有好处,只有不利。父亲被他们抓了以后,一次母亲到厂里去吵,正好碰到万一(音)。万一(音)就让我母亲看看有没有谁认识?他说,以后你家里生活成问题,钱我就叫认识你的人给你送过来。幸亏父亲关照过母亲,否则就会被他骗了。我妈看到很多来过我家的人,但她说我一个都不认识,就认识你一个。事后其中有一个人看到我妈时说,我的命就在你的嘴巴里,只要你一说出来,我就完蛋了。由此可见我爸做事是很地道的,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我爸没有出卖过一个人,连和我爸单线联系的人到现在还在,他说假如出卖的话,我第一个被抓进去(这个人是我爸的下线)。我现在还和他保持联系,把他当自己爸爸一样,逢年过节就去看他。张春桥说我爸是叛徒,可能就是他刚被抓进去的那段时候(他们打他,而且还有人证、有物证,所以父亲可能承认过自己是共产党。后来地下党开会,说你的身份不能暴露,马上翻供)。父亲到底有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我也搞不清楚。不过有人说,他的手印是昏过去时按的。

  我父亲1965年以后就不能宣传了。父亲没出卖过一个同志,当年跟他一起工作的老同志觉得现在自己在享受待遇,而我父亲王孝和却牺牲了,都觉得于心不忍。所以他们写工人运动史时,专门组织了一批人,调查我父亲这段历史。他们弄清楚以后一直上报到市里。1988年,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电力局的陈局长和江泽民是同学,我们通过他的关系找到江泽民。结果,在我爸牺牲40周年时,他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昭雪,1965年的那个文件随之撤销。1988年9月29日由中共上海电业委员会、上海市工运史料委员会在延安西路200号上海文艺会堂召开了《王孝和烈士就义四十周年纪念会》,会上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杨堤同志宣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同意恢复宣传王孝和烈士事迹的复函》。市顾委、市总工会、团市委等有关方面领导及各界代表400余人参加了纪念会。江泽民那天正好在中央开会,他也给40周年纪念大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复印了下来。

  父亲牺牲后,是在国华殡仪馆举行大殓的。1949年5月还开了一个很大型的追悼会,大概有20000人参加。追悼会以后,父亲葬在虹桥公墓。我们每年扫墓,那里有一间很简易的草棚,接待我们,放点水果、点心。每次相关领导都会家属接见,问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后来,他的墓迁到上海烈士陵园。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有人可能去敲过我爸的墓,但那时候墓地已经空了。外面传说我爸的墓都被掘掉了,实际上并没有掘掉,而是正好转移了。我去看的,我爸的棺材很好,一点都没有烂掉,我们在外面套了一个水泥棺材。里面的棺材仍然很好,我爸的名字还很清楚。我曾要求打开看看,但没被批准,说不能打开。

  父亲的墓从上海烈士陵园搬到龙华烈士陵园时,因为龙华烈士陵园是是将遗骸放入宜兴坛子里的,所以要开棺。我听说之后,马上对墓地的人说,我爸活着时我没有见过,看看尸骨也好。那天就我一个人去(我妈不敢去)。可惜我那时候没带照相机,也没有这种意识。陵园的同志他们拍了几张照片,但并没有拍棺材里面。开棺一看,里面就一个头颅,两根长骨头;棺材是空的,衣服都没有,全都风化了,但棺材还是好的,里面很干,有石灰,不是很多。我想,自己没有看到过爸爸,我看看骨头也好。

  地下党这批人,比在战场上牺牲的人还要不容易。战场上的人死是被一枪打死的,而地下党他们是一点点受折磨而死的。他们在生活中,天天神经很紧张,是提着脑袋过日子的。我妈说沈鸿春(音)真的就是拎着一个包,随时随地准备在外面过夜,生活很不稳定。

  我妈说,如果我爸活到文化大革命,也会被人家整死。父亲比我大24岁,假如活到现在,应该有80几岁。当年介绍他入党的许统全就是被迫害致死了。“文革”中,他实在受不了,有五六顶帽子戴在他头上。他后来是打入中统的地下党员了,我父亲出事那会儿,他还到上海来救过我爸,但是没有救成。我爸的案子,后来大概是蒋介石过问的,问这个案子怎么样了,到现在没有口供?他指令9月30日之前要弄掉我父亲(我是后来在一本杂志上看到)。

◇ 姐姐因父亲罪名无法参军

  我的家倒是没有人来抄过。但我姐分配时却遭遇到很大的坎坷。我姐是(19)66届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的。总政歌舞团到音乐学院附中来招生挑了5个人,说这5个人我们总政要了。但因指标还没有批下来(他们单位是不是可以招生还没有批),他们怕晚了要不到人,就先要了5个人,其中就有我姐姐一个。等到名额下来,他们对我姐审查后,说我爸是叛徒,不能批准她入伍。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姐就到音乐学院去了。总政不能要她,战友文工团也不能接受她(凡是部队都不能要她)。战友文工团是北京军区的,我姐夫那时去了战友文工团工作,而我姐被分配了到人民机器厂里。但阴差阳错,由于名字搞错了,她结果也没去成,只能在家里待分配。有时她去上海海港剧组帮帮忙,拉拉琴。

  后来山东省《奇袭白虎团》来借人,就把我姐借到了山东。我姐夫是在战友文工团(在北京),他们两人分居3年,我姐一直想过去,却一直过不过去。到了山东后,江青说8个样板团全部要到北京去集中管理。我姐开心得不得了,因为山东《奇袭白虎团》剧组也过去了,她可以和姐夫在一起了,而且她的户口也从上海迁到了北京。但待了一年不到,山东人在北京待不惯,吵着要回来,整个团全部又搬回山东济南。我姐户口也迁到了山东。结果他们夫妻俩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北京。我姐真的很苦,1975年,我姐夫查出癌症,姐姐、姐夫结婚3年后,姐夫就因病去世了。姐夫得的是肠癌,年头生的病,年底就去世了。因为我爸是“叛徒”,姐姐不能到部队,他们夫妻一直分居。姐夫生病时,姐姐被借到北京工作。姐夫去世后,她仍借在北京中国京剧团。人虽在北京,但户口还在山东,工作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想调回上海,也一直没有落实。1977年,姐姐在北京,我母亲打电话问她上海联系得怎么样?我妈告诉她还没落实。姐姐在电话里很失常地说算了,我没有路可走了。我妈接到这个电话,急得不得了。那时“四人帮”已打倒了,但我爸的问题一直没有明确。为了我姐,我妈到市革会去哭,说她没办法了,豁出去了。我妈说她丈夫为革命牺牲了,现在女儿发生这种事情却没有人帮忙,在北京走投无路,我怎么办?里面接待的人怕影响不好,把我妈拉进去问我妈,你有什么事情告诉我,我帮你解决。因为母亲这样一“闹”,我姐调回了上海。那时已1977年。我想姐姐的事肯定经过市领导同意的,但那时候我父亲的事迹还不能宣传。

  我也是老三届的,分配工作是上中工宣队一手安排的。可能是因为我父亲在他们心中有很深刻的影响,工宣队对我蛮好。将我安排在了上海工矿。

  1968年,我被分配到在虹桥路的上海电讯器材厂,做电话机。当初是把我分配到仪表局下属的26厂,上讯厂拿材料的人看到我的材料后,就把我弄到了电讯器材厂。我还属于比较稳当的,没有算叛徒子女。后来听我妈说,她厂里就不用她,因为上面有关照,不能用她。所以她一直是厂里的技术员。

  “文革”期间,厂里应该说对我蛮好的。我们支部书记思想有些左,我经常会对他提意见,他好像对我有些生气。我很直爽,看到什么事情不对就要说,可能他觉得我对他不大好吧。我们有几个同事在说,照理说工农兵大学生选拔应该选你。但当初地下党本身就受不到重视,地下党的子女怎么可能受到重视?而且我这种人太直了,不大讨有些人喜欢。

  我妈曾对我说,你们以后生小孩,要有一个姓王的,还一直灌输我以后要生两个小孩。

  我是1974年结婚的,1977年有了大女儿。之前,我一直习惯性流产,这个大女儿硬是被我保住的。1978年我又怀孕了,我想生下来算了。结果厂里叫我弄掉。我很老实地告诉他们,我一直是习惯性流产,好不容易有了,我想生下来。那时候是可以生两个的,但一定要间隔4年。我说你们就看在这个份上,让我生下来算了。你们假如觉得不能交代,我在组织生活上做检查吧。但厂里一定要我做掉,我那时已怀孕七个半月了,我说我不做。

  我在组织科做事,组织科科长是一个离休干部,他对我很同情,先让我去了工宣队,回来以后就分在组织科,等于是从车间跳出来了。为了我第二胎这件事,又把我发配到金工车间去劳动。但两个老师傅对我很好很好,不叫我做什么事情,就叫我坐着。后来他们还让我教教他们数学。我待在厂里觉得没劲,就要求调出来。后来我调到了仪表局测试所。他们那时正好要一个人事干部,我就去了。

  父亲王孝和在文革之前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员的榜样,他的形象深深地刻在工人师傅的心中。尽管文化大革命遭“四人帮”的诬蔑,诽谤,但金子总是会发光的。文革之后,为他平反昭雪,说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是勇于承认和纠正自己的错误的。

□ 来源:《中学生的文革岁月》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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