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这种才是好看的东西： 夏衍与中共隐蔽战线关系述考

几坛吵架甚多， 没劲， 看到一篇啥东西， 转来大家看看， 在下觉得这些好像才是几坛应该的吧， 不做考证， 看看而已---转载者

 

夏衍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由佐尔格1930年初来中国所建立。佐尔格后来由于受“牛兰事件”牵连，为掩饰身份撤离了中国——他后来又赴日本，并在日本建立了世界谍报史上最有名的一个间谍组织“佐尔格小组”。这个小组的多位核心成员如尾崎秀实、中西功等即是他在上海发展起来的。佐尔格离开后，远东情报局继续开展工作并在组织上有所扩大。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特殊的组织关系，中共党员很可能同时参与中共特科与远东情报局工作。
由潘汉年引荐，夏衍部分参与特科工作后，对某些关系亲密人士的这种工作状态是有所了解的。他后来在自传中以相当轻描淡写的口吻提到：在当时他就既“知道”袁殊是特科成员，也知道蔡叔厚“已从中国党的‘特科’转到了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但他的组织关系还在中国党的‘特科’（吴克坚）”等等情况。而由于与蔡叔厚的特殊关系，他还可能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发生过一定的工作联系。
蔡叔厚，浙江诸暨人，1916年毕业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是夏衍的学长。夏衍去日本后，他也在日本电机专业学校念书，二人都是浙江同乡，往来较多。回国后他办起了绍敦电机公司。夏衍1927年回国后衣食无着，曾借住在绍敦电机公司，在这里一住就是两年多。
和夏衍一样，蔡叔厚也是在中国共产党最危难的时刻，加入到了革命运动的阵营中。与此同时，他还和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发生了直接的组织联系。学者指出：“到1929年夏，中共的第一个电波便从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福康里9号蔡叔厚寓所传出。周恩来闻讯后决定，将第一台无线电设备送往江西根据地，从此沟通了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无线电通信联系，以后蔡叔厚与李强又制作数台收发报机，送往洪湖贺龙、鄂豫皖徐向前领导的红军根据地。1932年，蔡叔厚被佐尔格看中，也成为一名红色国际特工。我们所知道的，蔡叔厚除了完成通讯方面的本行，还根据佐尔格的指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为小组购买武器。”
蔡叔厚为中共和共产国际隐蔽战线做出了杰出的功勋。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曾说他应当得到列宁勋章。
此外，根据陈修良与陆久之的回忆，1932年陆久之在东京受命筹建中央特科东京情报站时，夏衍曾秘密前往为陆久之提供工作上的指导——陆久之曾是绍敦电机公司的技工。
据说，夏衍到了东京找到陆久之，首先便告诉他：我是替叔厚打前站的。他太忙，一时过不来。大概要二三个月后才能来吧。交待了一些工作上的问题后，夏衍不客气地指出：老陆，你的房子太小了。房子要租大一点，四周不要有什么邻居。租房子的费用，组织上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
夏衍在为陆久之布置工作的时候，一天他还遇到了陈修良。陈修良与她的丈夫沙文汉（化名“张登”）当时也在东京，与陆久之保持有工作上的联系，突然来找陆久之，本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夏衍这时并不知道陈修良的身份，一看有外人进来，便收起了谈笑风生的态度，一副冷漠的样子。陈修良那时也年轻气盛，只觉得陆久之这位穿西装的客人既矜持又傲慢，心中有气，坐不多久便走了。过了许久，她才在陆久之那儿了解到夏衍的身份，当然也就理解他多重身份的苦衷了。1935年，受到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叛变的牵连，东京情报组织撤回国内，沙文汉、陈修良一时失去了组织关系，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夏衍，想请他帮忙与中央接上关系。无奈这时上海党团组织已被彻底破坏了，夏衍只能明确地告诉他们：他自己也已经失去了党的关系，不能转达外地来的关系给任何组织。
而就在与陈、沙夫妇见面后不久，夏衍就被深深卷入了“怪西人”案中，遭遇到其地下工作生涯中一次最大的危险。
1935年5月，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接替佐尔格的华尔顿（真名劳伦斯，或译作“罗伦斯”），由于陆海防、陆独步兄弟的出卖，在上海不幸被捕。但华尔顿斗争经验十分丰富，无论国民党特务机关怎么审问，他始终一言不发。这样，国民党连他的国籍、姓名、住址、职业都问不出名堂，就更谈不上情报、间谍组织方面的问题了（上海各新闻媒体对他无以名之，只得称之为“怪西人”）。华尔顿的助手们十分机警，见他久久不归，估计出了事，便破门而入，将室内有关文件、记录、名单等全部转移，待国民党特务寻踪追至，已经无法捞到更多的东西了。
在这场喧闹一时的“怪西人事件”中，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及与它有工作往来的中共情报部门，其实并未受到太大的打击，只是损失了一些外围的工作人员。但在这些被捕的人员中，袁殊却给夏衍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袁殊，本名曾达斋，湖北蕲春县人，曾经留学日本。在“左联”成立前后，他归国与妻子马景星一起主办了《文艺新闻》，并在“左联”活动很困难的时候，刊登了不少有利于左翼文运的消息。“左联”五烈士事件国内最早的消息即刊发在《文艺新闻》上。袁殊为人聪明能干，夏衍一度非常赏识他。他曾加入中共特科工作，其失去组织联系后，夏衍又把他介绍给了蔡叔厚。袁由此加入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
五月的某一天，夏衍接到电影演员王莹转来的袁殊的信，约他到北四川路虬江路新雅茶室见面。夏衍认得是袁殊的笔迹，心下便无怀疑，按时去赴约了。夏衍这时对“怪西人”事件还一无所知。所谓“怪西人”事件是较晚时间后，国民党特务机关认为已无情报价值，才让新闻机关报道的。
夏衍坐有轨电车，已到了“海宁路”，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忽然记起：虬江路是“越界筑路”地区，这个地方由租界工部局和国民党市政府共管，特务们随时可以捕人。这地方不安全啊！前年楼适夷就是在北四川路的越界筑路的地方被捕，然后被押解到老北门警察总局的。他直觉地感到某种危险，即刻在下一站下了车。
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表明：这次约会极可能是一个诱饵。夏衍没有赴会后，袁殊竟直接打电话给夏衍的熟人，询问起他的行踪来——在当时这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事情，这往往就意味着出现了最坏情况（电影《烈火中永生》甫志高出卖江姐的一段故事即真实再现了这种情形）。夏衍在自传《懒寻旧梦录》中《“怪西人”事件》一节于此有较详细的描述，在此不赘述。
但夏衍自传中关于这次事件解决过程的回忆是值得讨论的。根据夏衍的说法，他脱险后找到蔡叔厚，把袁殊的情况跟他说了。蔡叔厚有些紧张，因为袁殊知道他的身份。蔡设计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计谋，利用袁殊有名的“亲日派”身份向国民党当局施压，给予袁殊一定的保护，方便他尽早脱身（也使得他不至于死心塌地地招供出所有秘密）。夏衍后来回忆说：蔡的“计谋果然起了作用”，风声没多久就渐渐平息了。
根据现在已经公布的材料，袁殊事件的来龙去脉颇有几点值得分说一二。
第一是袁殊的身份问题。
根据现在某些公布的材料，袁殊很可能是一位多面间谍，甚至有人说他是“五面间谍”：最多的时候，他可能同时为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国民党、日军和汪伪政权服务。但他的核心身份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情报战线的工作人员，则不该受到怀疑。抗战时期，他是潘汉年华中情报网的重要成员，研究者指出：潘汉年指导部下袁殊（日本外务省在沪情报机关负责人岩井英一的“助手”），在“岩井公馆”内部建点，并帮助延安派来的刘人寿（潘的代表），直接打入“岩井公馆”任机要秘书，设立秘密电台。潘还指导袁殊，既在上海为岩井办《新中国报》，让恽逸群、鲁风（原名刘祖澄）等中共干部成为该报负责人（鲁风曾“荣赴”东京，出席“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又兼任汪伪中宣部副部长、清乡委员会政工团团长，去打开南京新局面。而从香港迁来的“老太爷”张唯一，则是潘汉年身边协管上海摊子，并联系香港与海外的枢纽。这个情报网为中共提供了大量极其珍贵的情报信息。目前有关潘汉年、袁殊这条情报线索所立功勋的介绍已多，在此不赘。
第二，袁殊究竟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参与了诱捕夏衍的行动？
根据现有的材料，袁殊那封信应被视作一个诱饵。不过他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供出了夏衍，却不无讨论的余地。他是想借朋友的人头来染红自己的顶子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目的？根据袁殊日后的表现以及组织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于袁殊的认可程度，他抛出夏衍很可能是基于“丢卒保帅”、“打草惊蛇”等多重目的。他很可能已经判断出夏衍虽然与远东情报局的人员有所往来，却不是什么重要的情报人员。这和他供出王莹的缘由是一样的。在此事件中，蔡叔厚丝毫未被触动可以作为这个揣测的一个旁证。
这对于夏衍来说当然是极不公正的，从人情来说也让人难以接受。不过在那个岁月，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士所完全无法想象的。夏衍、袁殊、王莹、蔡叔厚等都早已远离人世，我们已经不可能来追溯这个事件的真相。不过，在今天来看，袁殊对这一事件处理虽然不当，但未必就成了真正的叛徒。笔者早年在《夏衍传》的写作中称他被捕后“变节”并说了一些严厉谴责的话语，是不够公道的。他们这一代早已为他们的信仰接受了严苛的、甚至是过于严苛的考验，我们评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应该脱离历史实际而发。
第三，根据现有的材料，是日本在华间谍机关的领导人之一岩井英一出面保下了袁殊，袁殊才在入狱后不久即被释放。袁殊事件最后的不了了之是否真是蔡的计谋所起的“作用”，或有可商榷的余地。
根据上述讨论，夏衍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关系或可作如下的基本判断。
首先，根据夏衍自己的陈述，他应当不是远东情报局的成员（甚至连外围人员也不是）。最明确的证据就是组织上从来没认为他有这方面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他也从来没有因为这方面的问题受过审查。“文革”时期专案组甚至曾经玄想夏衍或许是“日本特务”，却从来没有人追查他和远东情报局（苏修）有什么关系。
其次，夏衍确和远东情报局有着不一般的联系。除了前已提到的蔡叔厚（他当是夏衍与远东情报局产生一些工作关系的枢纽性人物），陆久之、袁殊等，他的多位朋友乃至密友都是远东情报局的重要成员，如潘汉年、陈翰笙（及其夫人）、王学文（及其夫人）、陶晶孙等。而夏衍所熟稔的那些国际友人，如尾崎秀实、史沫特莱、西里龙夫等都直接参与了佐尔格的情报工作。
尾崎秀实对夏衍怀有特殊的革命友情。据他的弟弟尾崎秀树，则在《三十年代上海》一书中分析，尾崎秀实在日本事败被捕后，在狱中供述提及中国“左联”时，“故意把时间与人物岔开来了。这里，跟他关系密切的夏衍和陶晶孙等人的名字，被避开了”。
史沫特莱的身份更加难以捉摸些。有学者指出：“美国联邦调查局自1946年开始怀疑史沫特莱是苏联间谍网的成员并对此进行了秘密调查，1948—1949年的美国舆论不断指责她为共产党的情报系统服务，但始终未能公布非常确凿的证据。史沫特莱究竟有否正式加入过共产国际或是苏联的情报系统，至今似乎仍是个有待解开的谜，但她相当程度参与了相关的活动应该是事实。”这是一种较为温和的说法。也有学者直接认为史沫特莱是“美国共产党秘密党员”或共产国际情报人员。
笔者认为史沫特莱是很可能直接参加过远东情报局工作的。她与“佐尔格小组”的两位核心人物佐尔格、尾崎秀实都有超乎寻常的友谊关系。当她战后偶然得知尾崎秀实牺牲的消息时，几近崩溃，情不自禁地向友人坦承：“那个人是我的……我非常重要的人、我的丈夫……是的，以前是我的丈夫。”佐尔格则通过史沫特莱结识了尾崎秀实。他在上海一遇到史沫特莱，就“立即明白，我可以依靠史沫特莱……我在组建上海小组时，特别是物色中国合作人时，就请她协助。只要是她的一些中国年轻朋友，我都设法认识他们。特别是设法结交那些自愿合作的人，结交自愿为左翼事业与外国人共事的朋友。”
史沫特莱还参与了远东情报局在中国布点的工作，尤其是华南站的建设。“1930年5月9日，佐尔格带史沫特莱前往广州，在这个南方的重要城市的公共租界里也建立了情报组织。佐尔格小组在广州的中国助手以中共党员方文为首，他租赁一幢小楼，佐尔格住在一楼，史沫特莱住在二楼。佐尔格要求方文平时不参加任何公开的革命活动，以避免暴露。张文秋曾扮成阔太太到香港活动。成员还有董秋斯和蔡步虚夫妇等，他们与方文同学，均是翻译家。这年夏天，史沫特莱曾被广州市警察局逮捕。”
因此，在特殊历史情境中，夏衍被某些略知内情的有心人看作是远东情报局的“相关人士”却也是颇为自然的。袁殊事件对夏衍来说的确属于池鱼之灾，但在那个年代，则是从事革命工作的理想人士必须接受的代价。事实上，夏衍后来也基本原谅了袁殊。20世纪80年代年代，《袁殊文集》出版时，书名即是由夏衍题签的。夏衍只为很少的五六个人题签过书名（不过，夏衍这个题签似未落款）。
最后我们要来谈一点与潘汉年冤案相关的话题。这不仅是夏衍与隐蔽战线“终”的问题，并且实际上导致了此后数十年间夏衍必须对其这方面工作噤口不言。待到潘案昭雪，时过境迁，物非人亦非，许多事情就只能永远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了。
1955年4月3日晚，潘汉年被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带人在北京饭店逮捕。多年后（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潘汉年是“长期隐蔽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内奸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文革”时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这就是著名的“潘汉年案件”，今天也有不少人称之为“共和国第一冤案”。
潘汉年被逮捕后，他的朋友们即使侥幸脱身，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也不可避免地要对他的问题“表态”。而在后来的岁月动荡中，他又作为活的“证据”要为他曾经的战友们写各种“外调材料”。我们在此就略略勾勒一下潘汉年与他的朋友们在这种不正常岁月中的往来关系以作为本文的终结。
在各类冤案中，人们都能感受到人性被摧残的一面。不过在“潘案”中，我们则意外地还能看到个别人性闪光的因素。这里有几个人的事迹尤其值得一说。
其一是李克农。潘汉年下狱后，李克农顶着巨大压力置疑潘汉年“内奸、叛徒”罪名成立的可能性，并提出了五条反证。这五条反证为日后平反“潘案”起到了巨大作用。罗青长的《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刘人寿的《一代英才——陈云、李克农等领导人与潘汉年平反》（《人才开发》1998年第1期）等于此有详述，不赘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原型李白实际是潘汉年系统中的情报人员。该片的拍摄恰是1955年。李克农顶着压力支持文艺界将这个作品完成了。
其二是韩练成。韩练成与潘汉年似乎没有太多交集，但他在内心中大概从来没有相信过那些强加在潘汉年头上的罪名。1970年2月他写过一首《怀友人》的诗作：“十年生死两茫茫，谁知‘小开’在何方。如此‘特务’堪罕见，犹记当年过香港。”在“文革”高潮之际，韩练成却写下了这样意思非常直露的诗篇，其胆魄令人尊敬。
其三即是夏衍与潘汉年的关系了。潘汉年被加上“内奸”、“反革命”罪名后，有研究者指出：“按照统一部署，在党内外发动了一个揭发批判的热潮。上海更是重点，在潘被捕后的几个月内，各种所谓检举、揭发和交代的材料数以百计地转到了专案机构。但这里面竟没有见到过去和潘汉年的关系最久最深的夏衍所写的揭发和交代文字。”在潘汉年被捕后的二十多年中，夏衍保持了一种有尊严的缄默的态度。而这位据说看过潘汉年入狱后全部档案文字的研究者还指出，“文革”中因为潘汉年特殊的地位，找他的专案组特别多：其中，夏衍专案组的人员当然更清楚潘汉年和夏衍之间的长期交往，过从甚密的历史。他们几次以中央专案办的名义提审潘汉年，要潘交代和揭发夏衍的“罪行”。潘汉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忆他和夏衍的交往经过以及他所知道夏衍的全部情况。为应付专案人员的外调与追逼。潘汉年用了一整段时间写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关于夏衍情况的材料。由于这份材料的重要，有关部门还特地打印出来归档长期保存。20年之后，笔者读到这份材料时，深感这份材料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除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不可能没有的一些空词的政治帽子和流行的行文习惯用语外，就事实本身而言，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虚构杜撰以及捕风捉影、蓄意夸大成分的。这既反映了潘汉年的政治品质，又反映了他对老战友夏衍的一片真诚负责态度。见惯了“文革”和各种政治斗争中的背叛出卖甚至夫妻、父子、兄弟间的相互揭发，我们不能不对这种经受了最严酷人性考验的人间真情表示最大的敬意。潘、夏都是十分正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这种实际上的“拒绝揭发”的姿态，当然不是因为什么朋友义气，而是在心灵深处对于对方的信任之情。这种具有巨大厚度的信任之情，使友情经住了艰难时世的考验，也让人们在最绝望的时候对于人性中善良、温柔的一面有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