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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活记忆之60年代:凭票限量供应 (转载自东方网)

(2015-01-03 05:16:29) 下一个
说破天,谁爱去谁去,反正我是绝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转载者

中国生活记忆之60年代:凭票限量供应            

来源: 东方网 | 2014-09-05 09:43 | 作者:陈煜

60年代,是英雄人物辈出的年代,他们作为榜样的力量,一言一行都被灌输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60年代,中国人民经历了生活的苦难——饥饿,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左”倾错误占据上风,当日常生活异化为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整个民族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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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的菜票、油票(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但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但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许多东西要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购买,比如,冬贮大白菜每户供应数斤、十余斤不等;食糖每人每月供应2两;食盐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芝麻酱逢三节(春节、国庆、五一)每户供应1两(50克)、茶叶1两(低档),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市场罕见;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碱面儿半两,皆按户供应。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回。每逢春节光临,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2两(熟)。直到1965年以后,才由每户居民每年供应半斤改为每人供应半斤和瓜子2两。

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品种以豆油或棉籽油(当时叫卫生油)居多。花生油则在年、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

此外,春节每户额外增发“节日补助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香油(芝麻油)1两。

稀黄酱每月每户凭证供应半斤(无包装,自备器皿),超过十口人“大户”增加半斤。

酱油(低档)、醋(散装)基本是敞开供应,但每次购量不得超过3斤。所幸不限次数。群众称之“限量不限次”。

每户每月发给糕点票和饼干票各一张。凭票购买糕点半斤和饼干2两,同时另加收北京市粮票4两(全国通用粮票不行)。(以上内容参考《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

1959年开始,上海的市场副食品供应全面紧张,对大白菜、萝卜、葱、蒜、副食调味品、糕点、糖块也采取按人口分配,限量供应或凭票证供应的办法。此后,限量供应或凭票供应的种类逐年增加。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保证人民生活基本需要,上海市区商业部门发放的各种商品供应票证多时达53种,141个票面。按人或按户分配的票证,由粮店代发。

1966年,中国经济刚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打击中恢复,轻工业出版社(今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了14万字的《大众菜谱》。意在通过这本菜谱,为老百姓家庭做饭当个参谋。书中收入各地经济实惠的大众化菜肴264种,突出的特点就是大众化。这也是当时全国的第一本大众化菜谱。由于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低,饮食结构也不尽合理,菜谱中收集的菜肴数量有限,烹饪方法也带着那个时代的特色。

这样一本封面设计简单、内容并不丰富的大众菜谱,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以至于一再重印。截止1981年8月,合计共印刷190多万册。此书确立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以美食图书为基础的生活图书强社的地位。

为了分配有限商品,北京还发放过:肥皂票、火柴票、烟筒票、铁炉子票、铁锅票、铝壶票、生炉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还有大衣柜票、大木箱子票、木床票、圆桌票、闹钟票、手表票、电灯泡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这些票都是一次性的,按票面规定的数量购买。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1961年度凭票供应物品达69种,还不包括凭证的。

1961年底,北京又发行“工业券”。从此,除凭证和凭票之外的商品皆凭券供应。工业券发放是在职人员按其工资收入比例,平均每20元工资配一张券。购买范围较广:毛巾、毛毯、毛线、手帕、电池、轴线、铁锅、铝盆、铝饭盒、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便盆、线手套、铁壳暖水壶、竹壳暖瓶、运动鞋,雨伞、棉胶鞋、缝衣针、缝衣线、油布雨衣、夹胶雨衣,人造棉制品,尼龙内衣裤、皮鞋、闹钟、收音机、腰带、刀剪、进口刀片、各类箱包、巧克力糖块及定量之外的香烟、茶叶、白酒等。

城里供应紧张,农村更困难。由于办“人民公社”,社员被迫吃集体食堂,淳朴的农民响应党的号召,把自家铁锅、铁勺等家伙无偿捐献出来,投入高炉熔炼,大炼钢铁。1961年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各家农户不得不重起炉灶,但又买不到铁锅等炊具,纷纷涌入城里寻购。然而,市区的商品几乎全都凭证或凭票供应,农民根本买不到东西。

由于票证太多,什么票买什么,很难完全记得住。

有时临时公布几号票证买什么,复杂得很,老百姓要花很多精力打听。

商品短缺,票证奇多,造成当年中国市场一大特色——排队。人们上街,只要见到排队,先不问卖什么,赶紧先排上队再说。

白排一通也是常有的事,眼看快排到了,突然东西卖完了,只好沮丧回家。只好再等下一次排队的机会,怕再也买不到,浪费了票证。

后来,人们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词,改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嘿,九十号!九十号呀,九十号,九十号!

烟号票,酒号票,

豆瓣儿豆粉全要票。

肥皂一月买半块,

火柴两盒慢慢烧。

妈妈记,娃娃抄,

号票不能搞混了。

原歌词中的“就是好”,改为谐音“九十号”,这真是苦涩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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