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小偷的七次遭遇和较量 

   小偷乃至大盗是每个社会形态在不同时期难以根除的现象。当我还在国内某所大学任教时，是一个穷得不可思议的人，却也有好几次被小偷打量和光顾。

第一次遭遇小偷是在婚后的两年半左右，也就是1995年的“五一”节过后。那个“五一”节我是在父母家度过的，顺便去看了看寄养在父母家只有一岁半的女儿，还在那里为她照了好几张有趣的照片。
   节后返回武汉。我在家乡小镇峰口登上了去武汉的长途客车，坐在了左边倒数第三排靠中间走道的座位上。与我同坐靠窗的是一个四十岁出头穿着棕色夹克的男子。当我在他的身边坐下时，看到他一副昏然入睡的样子，而夹克的上半部拉链则敞开着。那天我穿着结婚时的深灰色绒料西服，一副很有来头的样子。
   车行了大约二十多公里左右进入仙桃市的张沟镇不久，我突然感到右侧大腿的中部靠外侧被什么东西非常轻微地碰了一下。我下意识地感到这个触碰不同寻常，于是回头看到后排座位上一个身高超过一米七五的帅气小伙子，故作一脸正经地坐在那里。我突然想起我的21钻Fuji牌全自动手表放在我的西服下方右侧的口袋里，便伸手去查看。不摸不知道，一摸赫然发现自己的两个手指从一个洞里穿了出去。这才意识到西服口袋被人翻过来从里面划了一个口子，将手表偷走了。那块手表是结婚前用了相当于我的将近三个月工资的钱买的，也就是说，它对于那时的我来说非常的昂贵。其实，它是我父母省吃俭用为我买的。它现在依然戴在我的手腕上，每天误差3秒钟左右。当时也为太太买了一块21钻的女式全自动手表，一年多后的某一天她在武汉街头挤公交车时被人将指针兼日期调节杆挤飞了。2001年秋季她来美留学前在江汉路有名的老字号“亨得利”钟表店花了99元人民币修好了，但来美国后不久，有一天上课时她嫌带在手上累赘，取下后放在课桌上，下课后没带走，就此送了人。
   我坐在座位上转过上半身，面朝后方将伸进口袋的右手食指和中指从那个破洞里伸出来，翻起衣服的下摆，对那位帅气的小伙说：“咳，伙计，搞么子名堂撒。那个手表不值钱，但我上课需要定时间。”
   小伙子很快就默默地把手表递到了我手里，没说一句话，并很快就站起身要往车门方向走，随着他的起身，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上的乘客里也有另外两个年轻小伙站了起来跟他一同来到车门边，喊着司机停车让他们下车。司机也就在那个不知名的乡村的路边停了车让他们下了。
   三个小伙一下车，和我坐在同一排靠走廊右侧座位上的一位五十岁出头的乘客以及我身后的其他几位乘客立即像炸开了锅似的说道：“我看见他捏你的口袋好半天了。大概是在你还没坐下时就开始捏你的口袋了。”又有人说，“我早就看出他们是一伙的。前面的人偷，后面的接应。”……。正在大家七嘴八舌地谈论那几个小偷时，我的邻座也从睡梦中醒了过来，一听车上刚才有小偷下车，再低头一看自己的夹克拉链被拉开了，立即伸手进夹克里面贴近心脏部位的口袋摸查，随即大惊失色地叫道：“我的三千块钱没了！”接着就从座位上蹦了出来，要司机赶紧停车让他下车找小偷。他下了车，但我不知道后果如何。
   身边的乘客们更加兴奋了。有人说：“这家伙活该，一上车不久就睡觉了。揣着那么多钱毫不提防。我是看着小偷把他的钱偷走的。”又有人对我说：“你真幸运。我估计他们是不想惊动你旁边的那位才把手表还给你的。”
   那天回到武汉后不久，我花了400元人民币（相当于那时我和太太两人月收入的60%以上）买了两张音乐会的票带着太太去武汉剧院听了一场来自德国的交响乐团的演奏会。为此，我和太太两个多月里生活无着，靠借钱度日。好在，太太没叫嚷过一句怨言。那时的她看起来有点儿傻乎乎的，不像现在的一些年轻女性特别看重钱财。

1996年八月暑假即将结束时，我和太太带着两岁多的女儿从太太的老家兴山回武汉，在顺道拜访了在江汉油田工作的大姐和二哥两家人后，我们从油田登上了返回武汉的长途客车。我们的座位是正对车门的那一排双人座，我们带着两个大包的行李，其中一个较小，塞在了自己的座位底下；另一个较大的行李包是黄绿色带褐色小方格子的帆布包，高约两尺，宽约一尺半，厚约一尺，其上方有一道拉链，拉链上有两个拉扣。它的底部外面有四个万向轮，方便转向和托运，而其底部里面有一个较硬的活动夹板。我们把父母和姐姐兄长等资助我和太太读研究生的钱放在了那个夹板的底下，上面再放满衣物和其它用品，包括女儿一路上的吃喝饮料和食物等。
   那天我坐在靠走廊一侧的座位上，太太靠窗坐。我坐下后就将这个大行李包放在我的身边，放的时候我在心里就意识到车上可能会有小偷，于是，特意将那道拉链的两个拉扣拉拢后让它们朝向我的视野可及的前方。女儿那天有点调皮，想要自己一个人呆一会，便跑到车门处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在那里喝着袋装的甜饮料。
   几分钟后，也就是客车刚刚离开油田矿区时，我第一次低头看了一下我身边的包，发现它被前后掉转了方向，随即向后方转过低下的头，看到拉链已经被拉开了，一只胳膊伸进了包里正在摸索东西，而后方满车的乘客对此视而不见。我略微抬头看了一眼小偷，是个方脸的英俊小伙，二十岁出头的样子，穿着很是得体。我没说一句话，将包包转到原来的方向，并将拉链重新拉上，随即叫着女儿的名字要她过来坐在包包上。她也就很高兴地跑到我的身边让我抱她起来放在包上。那个小伙子一看没有了机会，便叫司机停车让他下了车。

从潜江到武汉的一路上就这样顺利度过了。我们在武汉的汉口宗关村的江汉二桥的桥头穿过解放大道后的路边下了车。那里离开往东西湖的中巴车站点非常近。我们等来了一辆中巴车，司机在我们的身边停下了车，开了门，只见门口正弓着上身站着一位四十多岁、身高近一米八的男子。他一手抓着车内顶部的拉手，另一支手臂弯曲在胸前的水平位置上，上面搭着一条毛巾，脸上露出亲切和蔼的笑容，热情地帮助我拎起那个较大的行李包，就在我转身准备拿起第二个放在地上的行李包时，我下意识地瞟了一眼那个大包，赫然发现他已经拉开了拉链，在那条搭在手臂上的毛巾的掩护下将手伸进了包里摸索着。我立即停下手里的动作，转过身来对他说，算了，不要你帮忙了。随即强行从他手里接过自己的行李包，又吩咐妻子要她把地上的包拎起来带着女儿一起上车。就这样上车后一路顺利到了位于东西湖二支沟小区的家。那天我们没有损失任何财物。

第四次遭遇小偷是在1997年夏季的一个周末。那天我和太太带着女儿要到汉口玩。我们在小区附近的318国道的路边等开往城里的公共汽车。就在我的左脚踩上公交车第一级台阶的一刹那，一只手伸进了我的裤子右侧的口袋，那里面只有两块钱的公交车路费钱。我立即伸手压住口袋，并大声地对这车内的方向喊了一声“哪个在掏我的口袋！”我甚至都没回头看一眼小偷是个什么模样，便上车了。太太则还是稀里糊涂的样子，她是带着女儿跟在小偷后面上车的。她是个大马哈，眼睛从不长事，脑子更是不善思考。
   我和太太上车后就发现没有座位了，那天的车里不是太拥挤，但中间的走道上也是稀稀拉拉地站满了人，于是我在靠近门右边的一根竖着的金属管旁站了下来，并将身体靠在上面，面朝车后方，盯着那几个结伙上车的小偷们；太太上车后则站了我的身旁，面朝车前方。我告诉她车里有小偷。正要试着回答她的怀疑，便看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穿着洁白而干净衬衣的男子靠近了一个站在过道中部位置上的一个穿着优雅的年轻男子的身旁。那个男子左手抓着固定在车顶上的扶杆，右肩挎着一个黑色的类似笔记本电脑包似的黑色皮包，右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因而其肘部将皮包挤压到了其身体的后方，两眼直直地看着车窗外面，全然没有发现站在他身边的小偷正在用锋利的刀片将他的皮包的侧面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并且将里面的东西往外掏。我用手指着车的后方对太太说：“你不信吗，看那里。”她看到了，惊愕中只对我说了一句“你别管了。”我回答说：“我才懒得管这屁事。他们是三个一伙的，我管得了么？我上车时就大声喊过有小偷了。那个人自己管不住自己的东西，活该被偷！”

第五次是1998年夏季在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现武汉大学测绘学院）门前，我被一个五十多岁、看似老实的农村模样的妇女掏了包包偷走了整整八百元人民币，而我当时的月工资不到七百块钱。她留给了我两张印有黄色图片的光碟，其实里面的内容是计算机软件之类的东东。这是我失的最大的一笔财。
   事情是这样的。我站着那里等公共汽车返回汉口，这位面相老实、说话带着笑容的妇女走向我兜售她手里的淫秽光盘，我不想买这类东西，家里也没有那时流行的VCD机。办公室虽然带光驱的电脑，但同事包括太太都是女性或老教授，哪敢干这种事情。就在我不理睬的一小段时间里，她绕到了我的侧后方，将我的公文包打开，盗走了里面的钱，并留下了两张假的淫秽光盘。那一刻，我犯下了与前面车上被划包的小伙子一样的挎包的姿势错误。我太大意了，我无法想象这位上了年纪面相和蔼的妇女也会公然在人来人往的街上行窃。那天直到回到家里才发现被盗。

第六次与小偷的遭遇是一场真正的较量。那是2001年七月底的一天，离太太八月初赴美留学的日子只有几天了。那天晚饭后我陪太太到同济校门前马路边的服装小店买衣服，我们逛了好几家店也没有看中想要的衣服，直到来到离校门最远、与航空路邮局相对的一家小门面。我们走了进去，太太在进门后的左侧墙壁上挂着一大堆衣服里挑了一件，拿着它进到位于店内右侧内角落的试衣间。我感到走累了，便在她取衣服的那面墙的下方处找了一条长凳子坐了下来，顺手将太太委托我照看的包包放在了地上我的两个脚之间，用双脚轻微地用力夹着。就在我坐下后几秒钟的时间里，一个高个男子来到我面前，从我的头顶上方的墙上取下一件长长的女士裙装，将我的视线完全挡住了，我甚至无法看到我放在地上的太太的手提包。我立即下意识地拎起那条裙子的下摆，赫然发现另一个矮个的男子正蹲在地上在包里行窃。我知道那里面有1200多元人民币，是专门为太太出国买衣服的钱。我大喊一声“你们干吗？”随即迅速将包包提起来。太太似乎听到了外面的动静，也走出来看个究竟。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行窃成功，不让他们离开，但他们俩看着只有我一个小个子，也不想示弱，坚决要离开。我抓住其中的矮个子，说等我检查完后如果没有丢钱你才能走。他说真的没有拿到钱。我还是有点不相信。这时，我们在拉拉扯扯的争执中已经出到了店门外。那一刻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了，而太太也早已从我手里拿过包后清点了一下，发现确实没丢钱，我也就松手让他们离开了。尽管自己手里也有手机，但我终究没有报警。

最后一次被小偷光顾时，我已在美国生活了两年多了。这是唯一一次被小偷光顾却不知道小偷模样的遭遇。2004年三月的一天，太太和国内的妹妹通电话，小姨子说，前几天有小偷从我们在同济校园里401栋三楼一室一厅的房子的厨房窗户翻窗进了室内，没有偷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是的，那时的我和太太都是大学里的副教授或讲师，但我们穷得令人不可想象。

不久前，跟我学小提琴的学生的母亲对我说，他们一家人去年暑假期间回南京探亲，出门时先生胸前常常挂着一部佳能数码单反相机，结果，有一天走在南京的大街上被人活生生把镜头卸下偷走了，至今仍然只有一个机身留在家里。这是一个表面阳光灿烂，实则官僚暴虐、贪腐横行、盗匪猖獗、娼妓遍地、……的国家。这就是我在过去的岁月里对自己的祖国的一个侧面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