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未读的书 

1989年64之后，我在放暑假的那天去了一趟依然处于军事戒严中的北京。去的列车上空空荡荡，一节车厢没几个人，我也就有机会在硬座车厢里躺着一路睡到了北京城。那个暑假里，在北京、北戴河、秦皇岛等一带旅行游玩了二十多天，其中北戴河和秦皇岛之旅是与本校80级同系校友吕裕强的弟弟吕裕海同行的；还曾去了位于新华门对门六部口小胡同内的老北京音乐厅听过一场维瓦尔蒂的弦乐作品音乐会，并曾多买了几张票送给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的几位同班老同学与我一道去欣赏。正是在当天的白天时间里去音乐厅看音乐会的演出海报和买票的时候，我注意到了该音乐厅正对着新华门方向的、由高强度有机玻璃制成的每一扇大门上从上到下被子弹打出了不可计数的弹孔，就一眼所见最低位置的弹孔离门的底边只有不到一尺的距离。

从北京回到武汉后不久，有一天去武汉市的武圣路新华书店里晃荡，结果在一楼成百上千的社科类出版物里发现了两本书，书名分别是《俄罗斯的暗夜》和《永远抗争》。两本都是人物传记，只记得前者写的是一位反抗沙皇专制统治的民主人士；另一本记的是法国（或俄罗斯？记不得了）的某个反叛历史人物。只看了书名便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这次购书其实就是冲着两个书名而买的。以前买书都是很认真掂量内容、名气和手中的钱袋，非常的小气，不是非读不可的书决不花钱。

这两本书买回来后一直躺在我的办公抽屉里，那时我还是大学的学生政治辅导员，但已经开始对自己的前途感到非常的暗淡，并强烈地意识到必须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不久我就被大学的党政部门搁置或革职了，一年中无所事事，但也没有想到去读那两本书，而是开始读起了当时比较流行的《循序渐进美国英语》（共七册）的1 - 6册。那些英语书读是读完了，可无论如何也记不住，尽管其中的很多文章都是选自《读者文摘》的优秀文章，读起来感觉也很好。

1992年初我转到了预防医学教研室搞教学，年底和现在的太太结婚，次年底孩子出生，再不久又考上了卫生统计学（相当于美国公共卫生学院的生物统计）研究生。那几年里频繁的人生大事和变更，终究没有机会读一读那两本书。

1996年2月，我和妻子在学校房产部门软硬兼施的策略下，从原居校内的综合楼单身宿舍的单间小房搬家到了离校12.5公里路程的东西湖小区的大两室一厅（那个小区里有一室一厅、小两室一厅和大两室一厅三个规格的房间），且不用交房租和押金。正是在这里，我和住在对面楼里一室一厅的原社科部革命史教研室的陈敏开始了更加频繁的往来。他是赫赫有名的笔名笑蜀的真实人物，当时的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曾点过他的大名。2007年1~2月间曾应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部门的邀请来美国考察了一个月的新闻报道和管理事务。

那时的他自64后就被大学停止了教学，主要的原因是他在那个其间曾在学生区里贴过一张大字报，准确的标题已经忘了，大致是《从法国大革命谈起》。我当时读了其全文，现在只记得其中的一句：“对一个人的自由的剥夺就是对所有人的自由的剥夺！”据说当时的医科大学校党委曾通过社科部领导层要他写书面检讨认错悔改，他拒绝了。是啊，我错在哪里了？

大约是1997年后的一段时间，由于社科部师资严重短缺曾恢复过他的教学权利，但很快就被学生举报到了校党委，随即又被停职。和他聊过几次后，有一天我告诉他我家里有那两本书，愿意借给他读读。他同意了，于是，它们从我的小书架上移到了他的小书桌上，可想而知它们后来应该会爬到了他的小书架上。

2000年2月，在笑蜀的帮助下（当时他家里上网非常方便，且他在一些网站右注册名号，而我当时甚至还不知道如何上网），我在网络上发表了《对武汉地区高校合并的沉痛思考》一文，立即遭到了时任校党委书记黄光英的严厉批评，她竟然屈尊下驾亲自跑到我所在的公共卫生学院，把我叫到院党总支办公室谈话，大发雷霆地指责我不该写那个东西，末了还要我写一份检讨交给她。与笑蜀不同的是，我按照她喜欢的语言和风格写了检讨，但没有交给她，而是贴上了网站。于是，她再也没来找我了。

自1997年底我开始沉浸在统计方法学的研究之中，至2011年8月的JSM会议宣告完成了自己的全部目标。弹指一挥间，14年多过去了，我的心中至今依然燃烧着由当时在新华书店里看到那两本书时燃起的火焰和希望。它们成了一股激励我践行自己人生理想和目标的巨大而恒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