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刘老爷，还我公道！（二）
7月16日，六点钟左右我起了床，吻别了还没睡醒的女儿，赶往了长安街。八点前，我来到新华门，对执勤民警说：我有一封信想交给胡总书记。该处两位警官非常有礼貌地劝我离开，我没有听从他们善意的劝告。不久，我被很客气地请上了一辆警车。警车绕着中南海转了一圈，拉上来了六七位上访者。八点半左右，我们被送到府右街派出所。
在此登记备案时，一名女警官问我：“是第一次来吗？”
我回答：“是。”
她接着问：“上访什么事？”
我回答：“我没想上访，只想上交一份有关国家发展的研究报告。”
这位漂亮的女警官关掉麦克风，笑着与其她人商量后，好像是把我归类到“其它”中。
十一点钟左右，万通驿馆的服务员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续住？我知道自己回不去了，我请他们把我的四件行李从房间里取出，寄存好，等我的女儿下课后，她会把行李取走。后来，我与女儿通了电话，告诉她，我与朋友在外面办事，让她把我的行李寄存到别处。
在这，我觉得一切都很规范。
这一天里，府右街派出所室外的凉棚中，大约收集一百多名的上访者。下午四五点钟左右，我随同其中五六十名上访者，被一辆大巴送到了马家楼派出所。在这，又经历了一轮和在府右街派出所类似的核实、确认和备案。接着，各地负责接待信访的领导陆续来了，接走各自辖区的上访者。
大约七点钟左右，一名漂亮的女士来找我，询问了我的情况。后来，当我问她贵姓后，她告诉我，她姓张，是哈尔滨驻京办事处负责信访工作的，随行的一位男士是办事处的经理。她给我讲明了相关要求和程序，我对连累她们表示了歉意。此前，我不知道自己会被当成上访者，我也不知道对信访者的管理程序是按身份证属地归类管辖的。
她对我说：“我必须带你走，我给你买一张票，送你回哈尔滨。”
我回答：“我可以跟您走，但是，我要见到胡总书记。”
她说：“那是不可能的。”
我答道：“你们把我的报告转交给胡总书记是可能的。”
张女士又给我讲了很多道理，其实，这些我都懂，我是万般无奈才选择此下策的，我知道这派出所里不是好玩的地方；我更知道“擅闯皇宫”的罪过。可是，胡总书记反复强调道：立党为公，必先执政为民；执政为民，必先问政于民。我用身家性命研究出的成果献给国家，有错吗？在一个法制社会中，当一个百姓想为国家出力而无奈地选择“豁出去”的时候，究竟是谁之错？交谈未果，她们走了。
不久，她们又回来给我讲了一番道理，我也再一次强调，我既无任何恶意，也无任何个人利益需要上访。我知道作为个人的研究是一回事，政府是否采纳是另一回事，我只希望知道国家相关领导确实收到我的研究报告。如果有一个权威部门给我一个答复，哪怕是否定的，我也不会到这来冒险。交谈又一次未果后，她们又离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又有两个人来到我的面前，其中之一是那位办事处的经理。他向我介绍另一位长的像绅士的人，说他是黑龙江省负责信访的领导。那人张口，就一副大老爷的腔调，当着众多上访者，他厉声命令道：“把身份证拿出来！”
这种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吃人饭不放人屁的老爷让人很讨厌，我批评他道：“你的素质怎么这么差，不懂得起码的礼貌吗？”
这位爷显然被冒犯了，他的小眼睛里和脸上流露出愤怒、鄙视、气急败坏等复杂心理。他拿了我的身份证，喝斥了我几句，怏怏而去。
（待续）
7月16日，六点钟左右我起了床，吻别了还没睡醒的女儿，赶往了长安街。八点前，我来到新华门，对执勤民警说：我有一封信想交给胡总书记。该处两位警官非常有礼貌地劝我离开，我没有听从他们善意的劝告。不久，我被很客气地请上了一辆警车。警车绕着中南海转了一圈，拉上来了六七位上访者。八点半左右，我们被送到府右街派出所。
在此登记备案时，一名女警官问我：“是第一次来吗？”
我回答：“是。”
她接着问：“上访什么事？”
我回答：“我没想上访，只想上交一份有关国家发展的研究报告。”
这位漂亮的女警官关掉麦克风，笑着与其她人商量后，好像是把我归类到“其它”中。
十一点钟左右，万通驿馆的服务员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续住？我知道自己回不去了，我请他们把我的四件行李从房间里取出，寄存好，等我的女儿下课后，她会把行李取走。后来，我与女儿通了电话，告诉她，我与朋友在外面办事，让她把我的行李寄存到别处。
在这，我觉得一切都很规范。
这一天里，府右街派出所室外的凉棚中，大约收集一百多名的上访者。下午四五点钟左右，我随同其中五六十名上访者，被一辆大巴送到了马家楼派出所。在这，又经历了一轮和在府右街派出所类似的核实、确认和备案。接着，各地负责接待信访的领导陆续来了，接走各自辖区的上访者。
大约七点钟左右，一名漂亮的女士来找我，询问了我的情况。后来，当我问她贵姓后，她告诉我，她姓张，是哈尔滨驻京办事处负责信访工作的，随行的一位男士是办事处的经理。她给我讲明了相关要求和程序，我对连累她们表示了歉意。此前，我不知道自己会被当成上访者，我也不知道对信访者的管理程序是按身份证属地归类管辖的。
她对我说：“我必须带你走，我给你买一张票，送你回哈尔滨。”
我回答：“我可以跟您走，但是，我要见到胡总书记。”
她说：“那是不可能的。”
我答道：“你们把我的报告转交给胡总书记是可能的。”
张女士又给我讲了很多道理，其实，这些我都懂，我是万般无奈才选择此下策的，我知道这派出所里不是好玩的地方；我更知道“擅闯皇宫”的罪过。可是，胡总书记反复强调道：立党为公，必先执政为民；执政为民，必先问政于民。我用身家性命研究出的成果献给国家，有错吗？在一个法制社会中，当一个百姓想为国家出力而无奈地选择“豁出去”的时候，究竟是谁之错？交谈未果，她们走了。
不久，她们又回来给我讲了一番道理，我也再一次强调，我既无任何恶意，也无任何个人利益需要上访。我知道作为个人的研究是一回事，政府是否采纳是另一回事，我只希望知道国家相关领导确实收到我的研究报告。如果有一个权威部门给我一个答复，哪怕是否定的，我也不会到这来冒险。交谈又一次未果后，她们又离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又有两个人来到我的面前，其中之一是那位办事处的经理。他向我介绍另一位长的像绅士的人，说他是黑龙江省负责信访的领导。那人张口，就一副大老爷的腔调，当着众多上访者，他厉声命令道：“把身份证拿出来！”
这种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吃人饭不放人屁的老爷让人很讨厌，我批评他道：“你的素质怎么这么差，不懂得起码的礼貌吗？”
这位爷显然被冒犯了，他的小眼睛里和脸上流露出愤怒、鄙视、气急败坏等复杂心理。他拿了我的身份证，喝斥了我几句，怏怏而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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