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那一段“单相思”（二）

虽然专业功课让我郁闷，无心向学，但我骨子里那点对文艺方面的兴趣却引导着我，做了许多自己喜欢做的事，让我在大学四年里痛并快乐着。

这成为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的事，就是其中一件，并最终导致了我的那段“单恋”。

我算是个比较有表现欲的孩子，从小到大在人多的场合不大怯场，曾经给全年级同学前面喊操、在矿务局几万人的职工大会上作为我们学校的学生代表发言、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等等。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赖，跟我所生活的环境有关。我家住在矿务局中学的家属院，老师们是来从全国各地来支持矿山建设的人们，若是不大家一起说普通话，那上海人肯定没法和广东人交流，武汉人也没办法和山东人交流，尽管乡音难改，但带着各种乡音、各地俚语的普通话，是我们大家交流的平台，也是我成长的环境。

此外，我的普通话说得相对标准和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有相当的关系，她祖籍北京，小时候在北京生活过几年，因此普通话格外标准。她的声线富有磁性，极其优美，课也讲得一流，对我影响很大。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她的铁杆粉丝。

那时，她常常给我们朗读课文，声情并茂，让我们听着陶醉；为了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她也喜欢叫同学们分角色有表情地朗读课文，我在她这样的熏陶下，自然也喜欢朗诵、演讲等活动，并且普通话说得也相对过关了。

我们大学里的广播在每天中午十二点整和下午六点整，一定准时在校园的上空响起，播报校园新闻、朗读同学们投到广播站的优秀稿件、也常常朗读一些在报纸杂志上摘抄下来的优秀的诗歌散文。

我们这个广播站办得相当红火热闹，在山西省的几家高校里，论质量和规模，绝对地排行老大。事实上，我们广播站也出了不少人才，我知道我那时的几个伙伴在毕业之后还真的就在市一级、厂一级的广播站电视机构里，做了专门的主持人、记者、编辑什么的。

当时主管学校广播站的是被学校宣传部“发配流放”到广播站来的赵老师，他把广播站当做了自己的一块阵地，做得相当下功夫，让我们这些广播站的小兵们得到了相对专业的训练，十分受益。

作为广播站的成员，赵老师旗下的小兵儿，我们还有很多“福利”，其中一个就是得到了很多免费照相的机会。

赵老师在宣传部任职多年，摄影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爱好，一台相机被他玩得服服帖帖又风生水起。

下雪的时候，他给我们拍漂亮的雪景，春天的时候，他给我们拍盎然的春景，夏天，秋天，他都会组织我们到一个漂亮的地方，给我们每个人拍上几张照片，并给我们免费冲洗出来。

有一年，我被选为广播站的优秀播音员，赵老师给我在广播站的工作间拍了一张头戴耳机，正对着话筒和简陋的录音设备录制稿件的照片。照片被放得很大，摆在我们去教室的路上的宣传栏里很长一段时间。

每次上课经过那个宣传栏，我都忍不住悄悄地对着那张照片猛看几眼，心里美了巴兹地。一时间，我也算是“校园名人”中的一枚了。

我喜欢的赵老师给我拍的照片里，一张是我斜坐在雪地上，红毛衣，白围巾，昂首挺胸，咧嘴大笑；另外的一张则是在春天的林间，拍摄光圈很大，背景虚化，一团团模糊不清的鹅黄嫩绿衬托出青春正盛的我，唯一的可惜是，我的笑容稍显僵硬。

因为这张彩色照片的艺术效果，我隐隐地开始对摄影有了一点点的好奇和向往，这是我对“他”有了一段“单相思”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