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一降生，就糊里糊涂的会被卷入政治的关系之中。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写【鲁宾逊漂流记】其动机窃以为作者是想在逃避政治。然而，他为了说明孤岛上的生存，便不能不假设一位“星期五”的伙伴。他和“星期五”的关系，依然可以称之为政治关系。因此，“人是社会的动物”，也可以说是“政治之动物”。一般说来，无论哪个时代，许多人其实都想远离政治，这必定是一个不幸之时代耶。如一个人下意识的想离开政治，这也是一个人不幸之人生矣。“时日曷丧，余及汝皆亡”，其简直是想和政治叫劲，这固然是一个政治时代的悲剧；而“寻得桃源好避秦”的心情，也正好说明秦之不可不避矣；又终于说明无从避秦的心情啊。一般的所谓高人逸士多半是出于对政治的一种厌恶避忌之心；在厌恶避忌的后面，总藏着一幅苍凉悲怆的情绪。庄子要算是最旷达之高人吧，但庄老先生也教导我们说“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这里的“喜”无凝是由逃空虚者的一片悲怀而已。相反，如是大多数人都直接卷入政治之中，这也是一种不幸之人生，如一个人把其全部的生命都投入政治之中，也是一种不幸之人生吧。
人之所以不能离开政治，是因为人的生存需要，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皆不能离开社会，不能离开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资源。自由无政治之天堂是没有的，人间更是无法逃避政治的。我们可以为艺术而艺术，为爱情而爱情，为宗教而宗教，为科学而科学，为财富而财富，但绝不可为政治而政治，“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食贫自以官为乐”之思想，是封信的腐朽的是及其错误的，如果这样就会淹没整个人生之乐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这样的政治境界是人生的理想之政治境界。可这样的理想境界在历史上乏陈可见。则退一步说，人人可以问政治，也可以不问政治，自由选择，可以放下，可以提起。这样的政治才是作为人生工具的政治，人生才更有意义。这样的政治观念，才是中国理想之人文主义和民主政治之形态也。
清河张曰：吾非斯人与谁与，人间何来有桃隅？应学巢许志【见附注】烟霞，何须食贫为官家。日出日息帝奈何，不问且问最畅遐。丈夫无权勤遁耕，不必侍权亦天下！
附：巢父、许由--
中国历史上两位大隐士巢父、许由，他俩共同创造了一桩千古佳话：许由洗耳的故事。
尧在考察继位人时，十分注重接班人的群众基础。尧听说阳城(即当今洪洞)的巢父、许由是大贤者，便前去拜访。初见巢父，巢父不受； 继访许由，许由也不接受禅让，且遁耕于洪洞的九箕山中。尧执意让位，紧追不舍，再次寻见许由时，恳求许由做九州长。许由觉得王位固且不受，岂有再当九州长之理，顿感蒙受大辱，遂奔至溪边，清洗听脏了的耳朵。《史记》注引皇甫谧《高士传》时，记述了许由洗耳的情景：
“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许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谁能见子？子故浮游，盛欲求其名，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许由自视高洁，然巢父更胜许由一筹：你许由不接受王位，隐遁起来不吭声则罢了，还大谈洗耳原由，是另一种沽名钓誉。我下游饮牛，你上游洗耳，岂不有意脏我的牛口？
许由洗耳的另一说是在河南颍水，但洪洞九箕山下有许由洗耳泉和巢父弃瓢地遗址。这故事发生在哪道溪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明了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是何等明澈、洁净！正是这清澈?的文明之风，溉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巢父、许由这两位洪洞的隐君子，虽未登帝位没有作为，但却以六根除净的仙风道骨惊天地泣鬼神，被历代高人吉士、贤达俊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巢父、许由身上氤氲着一种至美至洁的文化气韵，这两面远年的标帜，几乎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的人格坐标。
当今，在人们把权力的鸩酒当做美酒疯狂啜饮时，在一片后庭花与卡拉OK的谑浪笑傲中，是无法体会许由洗耳故事中的。人类面对商品经济的冲击已显得脆弱无力，精神上的矮化也使人们没有那份心境和教养走近巢父、许由了。
唐尧未得许由，四方人士皆推荐虞舜，舜于20岁以孝闻名天下。《洪洞县志》载，尧于访贤途中，在洪洞历山下遇到躬耕垅亩的舜，见舜用的犁辕上拴有簸箕，便问其由。舜说，牛走得慢了，需要鞭策，但牛拉犁已经够辛苦，再鞭抽于心不忍，所以拴个簸箕，不管哪个牛走得慢了，就敲敲簸箕，这样黄牛误认为打黑牛，黑牛错觉是抽黄牛，两个牛都走快了，何必鞭打呢。
尧帝听后，不胜感佩：舜对牲畜尚能如此爱体恤，让其承以帝业，定会爱民如子。然而，唐尧深悉，一国之君，身系天下，一时一事还不能完全证明舜的才德。于是，尧将娥皇、女英两女嫁舜，以观察舜的治家本领；又让九个不成器的儿子与舜一道生活，以考验舜的教化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