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在其中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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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陈小鲁口述(下)

(2011-06-17 18:37:08) 下一个
◇ 反思

  红卫兵这一段对我影响太大了。我们是在传统教育下长大的。传统教育有两个好的方面:一个是中国几千年传承的道德传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这一套政策传统。继续革命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和这两个传统是冲突的,矛盾的。在这矛盾中,我取的是传统这边。所以我没有那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造反中去,也做不出那些太绝情的事情来。比如对学校领导被打倒,总是有些恻隐之心。当然,我也不敢说“同情”他们,只是到我这儿,能够宽容的就宽容宽容。学校当时的主任挨斗,他说,哎呀,我咳血了,身体不好。我说,那你回家休息吧,在家里反省。有事我们去家里找你。我批准了他,他就躲过了一劫。但是当时毕竟年轻,我如果主动让他们都回家,那就可能会更好一点。

  运动来了我们是不能自主的,但运动来了你怎么表现,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人生无非就是选择嘛。整个文革,我基本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还算比较清醒一点儿的,不是忽左忽右的。当然,对一些不满意的地方,我也不敢公开反对,总是心存疑惑。我不大想做的事,因为肯定都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事,起码我不积极去做。我的选择是我自己做的,我主持的活动都是我自愿的,当然做错了也在我。比如前面谈到的批判校领导、批判北京教育局领导等,都是错误的。这里有毛主席文化革命路线的影响,没有这个环境我们这些人不可能去批判领导。话讲回来,我之所以不主张打人武斗,也还是受毛主席的影响,毛主席不是讲不要虐待俘虏嘛,十六条不是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嘛,这是中央的政策啊。当然他后来又说了“要武嘛”。我做得对的事情,也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独立的社会实践的结果。

  有些人参加“文革”目的比较明确,“造反”啊、“夺权”啊。我始终没有上升到那个程度。在多数场合,我是随波逐流,但是也有自觉的成份。毛主席的很多想法,跟我当时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也觉得“反修防修”这个观点对。另外,教育制度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们都感到需要改变。所以,毛主席的讲话很符合我们的口味,因为我们是他培养出来的嘛。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地方,对这方面我试图不断地让自己的思想去适应毛主席的想法。但是,我没有绝对地盲从,还有自己的考虑。比如说,你讲老师有错误,我承认;你讲他是“黑帮”,我就打个问号。你讲刘少奇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承认;但是你那么对待人家,我觉得不符合我们党的传统。你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当然支持;但是你又说“要武”。这么一来,不就乱套了吗?

  从思想根源来讲,即使我们的父辈,还不都是带着传统的烙印?他们对毛主席的那种忠诚,是不是有点像对封建帝王的那种忠心?没有人敢当面去忤逆毛主席,这里面有种种因素,有他的威望,也有当时的环境,也有自身的考虑,更有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我们在这里面,确实是服务于他们的一个“棋子”而已。

  关于红卫兵暴力问题,也还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事实上是一种思潮的结果。1966年7月底,清华附中的三个造反精神就出来了,造反歌出来了,对联也出来了。这些东西,你看他的语言,你就知道了,就是打打杀杀,语言是可以变成行动的,处在那种狂热的气氛下,结果那么多人被打死。其实我们整个中学教育没有去教育打人,但是我们有一个阶级斗争的教育,不断给你紧那个弦,刘文学〔13〕不是被阶级敌人杀害了嘛,雷锋不也讲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吗?这样培养起来的阶级仇恨,植根于青少年的心中,虽然你没有教育打人,但是在更高的阶级斗争的层次上,就不是这样了,暴力这个东西就爆发出来了。

  另外,在我们国家,人们对于人道主义,对于人性,人权,从来没有足够的教育和认识。而暴力却是人类的基因,政府、法律、监狱,其实就是要遏制人类本身的劣根性,所谓暴力倾向、弱肉强食这些“自然法则”。人类社会的发展充斥了暴力,进入理性社会以后发现这样是不行的,就要限制暴力。但是,一旦社会秩序崩溃、法律废止和政府失职以后就暴力就会出现,文化革命实际上也是这样。而且青年人本身就有一种逆反心理,有种偏激的态度,暴力因素在青年人身上就表现得最突出。不光是中国,法国“红五月”的青年运动、洛杉矶的暴乱、海地地震后的抢劫,都是政府失控后的暴力行为,所有国家都一样。在我们这个社会,由于长期宣扬阶级仇恨,文革中政府和法律又采取纵容的态度,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公安局不进中学嘛,中学打死人了问都不问。你不能说他鼓励你打人,但是打人不犯法,那就叫纵容。这是一种宣泄的情绪,在疯狂的阶级斗争指导下,这每一条都能做出很大的文章来。

  这种事文革并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共产党从红军时期的肃反、延安整风就有,类似的运动绵绵不绝,一直到现在都是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对这些事情进行解剖,而不仅仅局限于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我认为这没什么意思,只不过是又来一次,台湾叫“族群分裂”,然后制造出新的矛盾。我觉得大家都要对文革这个民族灾难反思,如果真正的目标是推进社会的进步,是为了民族的启蒙,大家讨论可以,但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才好。我认为不能用文化革命的那种方式来研究文化革命。人的记忆没那么准确,今天追究几十年前过多的细节,就没办法了。

  海外的一些学者有这个条件,在研究,在总结文革,应该说还是有担当责任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有责任感的事,是个好事。国内的学者当然不能说没有责任感,但官方的学者回避这个问题,民间的学者没有这个条件,第一他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第二他得不到丰富的资料。还有就是多数人,都采取一种漠视甚至忘却的态度,这也是很自然的。他不愿意再回顾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这个伤疤不愿意揭。时间是思想的最好避难所,时间可以让一切抹平消失,实际上就是这样。

  文化革命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认识了社会的体制,之所以后来积极参与改革,包括现在对共产党体制的认识,包括现在希望它改革的认识和行为,如果要寻根呢,还是寻到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之前我们对这个社会觉得好得不得了,一直没有质疑过。为什么后来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都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就是因为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一直到后来,我到部队,做外交工作,参加政体改革,到下海,一直到今天,始终就是文化革命的记忆烙印在我身上。比如说1975年批邓以后,我就决心不说违心的话了,我很强调我的个性和人格,我觉得共产党干部现在就缺少个性,缺乏人格,就是人云亦云,就是跟着官大的说。而这个差别就在于是否认真对文革进行了反思。

◇ 武官训练

  打倒四人帮之后那几年呢,就觉得思想上有点儿开放了,各种思潮也有了,包括“西单民主墙”啦,这些东西都有了,有一些冲击。我这个人比较认死理儿,所以对处理西单民主墙,不大满意。既然是西单墙把你们捧上去的,怎么你后来又把它封掉?这有点太实用主义了吧?如果是我的话,当初你支持我的时候,我就把你封掉,对不对?你不能说,噢,支持你就是好的,不支持你就不好?当时我有这个想法,现在还这么想。这个事情说明,共产党的作风啊,就是马列主义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不过没多久,我就到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了。当时正好赶上我们国家准备开展军事外交,贯彻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14〕的“团结一条线”,主要是“联美抗苏”的观点。因为文革十年形成一个断档,就从全国调了一批团职以上、比较年轻的部队干部,到南京外语学院学习。然后准备外派武官,开展军事外交。我们等于是调干轮训,除了英文,还有一年的武官业务。当时我们的英文课本,内容还是《为人民服务》什么的,没有什么国外的教材,只能是自己找点书看一看,听听“灵格风”什么的而已。那时候还比较“左”,听“美国之音”还算偷听敌台呢。不过里面教“英语九百句”,我们有时候也听。

  严格讲武官是代表军队的,而军队是国家一个非常特殊的部门,所以也是代表国家。武官业务,就是军事外交,然后就是情报。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武官业务的课,一个是学我们的战争理论,军事知识等等。另外,学一些外军的情况。还请一些老武官给我们讲授一些经验。

  当时,一个以前驻老挝的武官给我们讲课,讲怎么做工作,特别生动。他正好赶上越南南北统一、老挝革命胜利那一段动荡时期。那时候,美国人已经跑了,老挝的右派势力也衰弱了,大变在即。很多旧政府的老挝军人,属于中间势力,就向中国使馆靠拢。中国的武官工作很方便,想要了解军事部署和动向,人家就把他直接带到作战室里,说,我们这点玩意儿,对你们来讲没什么,随便看。到最后,左派要进城了,这些中间派的朋友感到害怕,就来问他,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也要走?他当时劝人家留下。这些中间派的老挝军人在当时权力真空的时候,出面维持了社会秩序,然后把国家政权交给了巴特寮,应该说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可后来这武官非常后悔,因为留下来的那些朋友,都被清洗了。他讲课的时候就这么讲的: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都是老朋友了。

  当时他想当然地认为,中国解放以后,国民党降将还有做政协委员的嘛。老挝革命胜利,也应该这样,这些军人还是有贡献的嘛,也应该善待。他没想到:老挝胜利是越南支持的,越中当时已经有矛盾了嘛。第一,这些军人是旧政府的人;第二,他们是中国人而不是越南人的朋友,人家忌讳。第三,这些国家革命胜利以后,心气儿很高,他也不一定能学习和接受中国的那一套。反过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上台以后,过河拆桥的事儿还少啊?文化大革命不是也整死了一批人嘛,“降将”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所以当时就应该劝他们走,起码能保住身家性命。

  老武官们的经验之谈,对我们还是很有启发的。武官的主要业务则是军事外交和情报。军事外交好理解,情报嘛,我们有个说法,就是“戴白手套”和“戴黑手套”的:白手套就是武官系统,公开的。武官是公开收集情报,通过交朋友,通过只言片语了解点情况。另外就是从他们的报纸等公开资料上,进行分析。黑手套就是谍报系统。谍报是另外一个独立的系统,是机密的,需要掩护的,需要以特殊身份进行的暗中收集情报。也包括通过技术侦查,比如监听、卫星。再有就是情报交换。不过这个系统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也不能知道。

◇ 外交生涯

  在南京学了三年之后,1981年1月,我抵达英国做驻英的武官助理。我首先感到困惑的,就是怎么认识资本主义?当时总参来了一个代表团,和英国一家大公司谈一笔生意。代表团是星期六到的,公司都休假,是那家公司的老板去接的他们。寒暄过程中,英国人说到:现在英国在整顿国企,要把煤矿私有化,于是煤矿工会发动全国大罢工。煤矿工会是非常凶的,坚决不退让,就和政府顶着。我们代表团的领导,就有点教训的口吻说:你们要关心工人啊,要听取工会的意见啊。人家也不争什么,然后大家吃饭,聊聊天。代表团的领导说,我们明天开始谈判,请你们把合同准备好。对方说,行。星期天谈判,对方就老板一个人,带着合同来了。我们的翻译一看,说,老板,这是谁给你打的,错别字这么多?老板说:礼拜天,秘书休息。没办法,我自己打的。代表团的领导当时就很火:哎,怎么搞的,怎么能这样呀?他们就不能加班吗?老板说:这不行,有法律呀,你们昨天不是也说了,要照顾工人的利益吗?我付他双倍工资,他也不愿加班儿。这是人家的权利呀。所以我只好昨天晚上自己打,很抱歉,我打字技术太差。这件事说明这个社会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对此,大家深有体会。

  刚到英国时,他们对中国外交官还是有限制的,不过它是对等的。当时,国内对外国人的限制是开放的城市外围20公里,20公里以外就不能去了。我们是对所有外国人,画一个圈儿。所以英国对我们是对等的,也有限制,不过是35英里,比我们宽得多。出了这个圈,你要写明目的,干什么去?什么时间回来?住在哪儿?走什么路线?都要报。我们的大使曾经出过一个事。他参加一个活动,于是报了路线,到什么地方去,走哪条高速公路。后来呢,中途下高速公路吃了顿饭,再上高速公路回来。人家就抗议,说你违规:为什么不按路线走?中间在哪儿吃饭也应该报告,很严格。但是它并不设禁行的牌子,因为它只是和中国对等限制。

  我也出过一个事。当时有一个代表团到英国的工厂去。英国国防工业署突然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那儿有一个工程师,心脏病发了,你们得派人去。其实我们去解决不了问题,但是他怕负责任,万一死在这儿,要出事。所以要我们去。哎哟,我赶快就给英国外联处打报告,说我开车去看病人。获得批准后,给了路条。我车开得极快,就超速了。结果后边来了一辆警车,打警灯,没办法,我靠边停下来。他一看,是外交使馆的车。他说,“你超速了。”我说,“对不起,我有急事。”我赶快把路条拿出来,上面写的是看病号。警察于是说:那你爱开多快开多快,只要安全,我们规定医生是可以超速的。但是这小子不死心,怕我造假,于是他立刻打电话给考文垂的警察局。我刚到,那边就来人了,估计是反谍报系统的。他很客气,一进门就说:“中国代表团的人在吗?听说你们有个病号?”我说是啊。“听说还有人来看他?”我说我就是。然后他说,“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愿意提供。”两天后,该代表团经过伦敦回国,就跟我讲,说那个工厂后来被警察局询问,说“为什么共产党中国来了人,你们不报告?”这个厂商也算违反了“外事纪律”,没向有关部门报告。可见,当时的中国外交的确很受限制的。

  我去英国之前,英国远洋舰队每年都要到远东来训练,一般都在香港停靠。后来英国执行紧缩财政,就取消了远东的军事训练。1982年英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15〕打败阿根廷之后,英国、香港就有一派鼓噪:“大英帝国还是实力强盛嘛!”军方就筹划恢复远东的训练科目。这时正好赶上中英谈判香港的回归,这就带来个大问题:英国“恢复”远东训练,还要在香港停靠,如果把这个跟中英谈判联系起来,是不是“挟福岛作战胜利之威”,向我们施压?或有点“武力保卫香港”之类的涵义?这是个大事,大使亲自过问了。我的看法是,这是“例行”的,英国军队内部在这次作战之后,发现它这个远洋能力的训练,还是很重要。因为它过去就有,所以不好说它跟香港谈判有直接的联系。大使说,那不行,此时此刻,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呀!于是我们开始运作。

  第一个管道,我正好参加一个英国军方的活动。见到他们英军海外援助——就是管理“军援”的一个少将。我跟他聊起来,我说,听说你们舰队要去香港啊?他说,是啊,要去。我说,“你们的军舰要停靠香港?”“当然要停靠香港了。”因为军舰停靠是要交钱的,停靠香港就不要交钱了。我说,“你们考虑过后果没有?”“什么后果?这是例行训练啊。”我说,“可是现在,中英间正在进行香港归属谈判,你们没考虑这对中英谈判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很在乎吗?”我说,“当然在乎啦!”到最后,我讲,“我希望你把这个信息转达给你的上级:我们很在乎这个事情,希望你们妥善处理。”

  这是第一个信息传过去。接着,我们的武官直接找了他们的空军元帅,总参谋长,军职最高的,希望他们不要停靠香港。外交就是要传达信息,缓解矛盾。我们是国家在最前沿的触角,如果这个工作做不好,问题一蹦出来,就会变成势不两立,谁也下不来台。外交是很讲面子的,我们要给人家台阶下,人家也要给我们台阶下。所有的外交冲突、军事冲突,都是一样。我们这些人,就是要想法找出共同能够接受的台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后来好像是他们做了一些让步,只派了补给舰什么的,我记不清了。总之这个事,经过处理,对中英关系和谈判,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

◇ 枪和枪的区别

  我还遇到一件事,挺有意思。有一年,英国一家国营的军火公司,向我们推销一种新型防暴枪。所谓防暴枪,就是打橡皮子弹的,橡皮子弹打到人身上,会打你一个跟头,不打到要害打不死人。这种枪像信号枪这么大的口径,子弹有拇指粗,单发的。但是这枪瞄不准,大致对着一个方向就发射了。那一次是刚做了改进,装了一个转盘,可连发五发子弹,而且可以瞄准,打得很准。在英国的外交中,盟国是“第一档”。中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列入“第二档”,属于友好的国家。当时,苏联东欧这些国家算“第三档”。这一次,他们也邀请了第二档国家的武官。会上,他们做了个表演。看过以后,我挺感兴趣。正好公安部副部长陶驷驹到英国访问。我就介绍说,英国现在有这么个东西,照片我也给他看了。陶驷驹说,好啊,我们买点样枪。你给我采购,送回去。还留下了一万多英镑。我说,好,应该没大问题。然后我就打电话找邀请我们去的那个董事长,这个人还是个爵士。我提出了购样枪的要求,结果等了半年还没消息。我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部长还在等着呢。你们把我弄了去,看了表演,向我们推销,等我们真有兴趣了,怎么没消息了?我就再找他。后来弄得那个董事长很尴尬,亲自跑来请我吃饭,向我解释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这枪不能卖。我说,为什么不能卖呢?他就说,哎呀,这个、这个……这个枪呀,不能卖给“独裁国家”。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呀?他说,这个枪啊,是镇压性武器。是“镇压群众”用的。就是说,卖给你们,拿去就“镇压群众”了。我就反问,“那我要买M16〔16〕呢?” 他说,“M16可以。”我说,那我拿M16不也可以“镇压群众”吗?他说:“噢,那不会的。M16是步兵武器,是战场上用的,你们政府也不会用这个向老百姓开枪的。——遗憾的是,后来“六四”,不还是用步兵武器开枪了?

  他还跟我讲:“而且我很遗憾地告诉你,这个枪,不但不能卖给你,也不能卖给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警察。”我说,那为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因为这个枪的性能太好了。他就给我举例子说,现在北爱尔兰也有暴民,有的时候警察要使用那种单发的、老式的防暴枪,也会致伤、致残,碰巧打到要害就打死了。但是我们政府有个说法,说我不是有意为之,是偶然碰到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表演那天你们都打了,都试验了。我这枪打得这么准。用这种枪,到时候如果有打伤打残,你就不能说你是偶然碰上的,就必须承认你是有意打的。这样呢,是法律不允许的。后来我一想,他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原来是瞄哪儿不打哪儿,就是说我即使瞄你,也可能打不到你;而打到你,则完全是偶然的。可现在我打死你,肯定是瞄哪儿打哪儿啊。他这个枪等于白研制了,任何国家都不能用。因为它超出防暴枪的概念了。防暴枪,不是要打死谁,是要驱散群众,它不能伤人,至少是不能有意伤人。按这个逻辑一想,他这道理对啊!后来我只好写个报告,也就随他去。

  我当时跟使馆各个部门都比较熟悉,关系都不错。所以那段工作应该说,心情比较舒畅。再一个我当时是受军队的教育,或者说是雷锋精神的影响,在哪儿都要干好。我后来被评为外交部的先进工作者,驻英国使馆就评了我一个,而且是大家评的,不是领导定的。那段经历对个人来讲也很不错,看了很多东西,包括对科技、对股票的了解。在海外的眼界开阔了,可是又赶不上国内的变化了。我四年中探了两次家,每次和朋友见面,他们都说,你是月球上回来的?你讲的话,都是十年前的、甚至还是文革以前的!我任期满了以后,本来要我再到美国去当武官,我没去。国内变化很大,我有点落伍的感觉,不了解国情不行啊。后来我就到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学会做副秘书长,主管日常工作。

◇ 参与政治体制改革

  不久,中央正好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有个同学问我,你想不想参加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件大事,值得参与。后来他就向鲍彤〔17〕和陈一咨推荐了我,把我从二部借调出来。

  陈一咨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秘书长,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长。当时他比较红,思想比较开放,上面也信任他。他跟我谈了话,互相感觉还可以。我的优势是在国外工作过一段时间,对西方政治毕竟有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

  当时,政改研讨小组是一个临时机构,是1986年9月根据邓小平建议成立的,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五人担任小组负责人,在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工作。政改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和七个专题组,记得有党政分开组,党内民主组,社会主义民主组、机构改革组,人事制度组等,抽调了一些理论工作者和相关机构的实际工作者共同研讨。

  我是1986年10月到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的,简称政改办,当时耀邦还在台上。但是我们开会的时候,发现是赵紫阳牵头,耀邦没有参加,感到这很奇怪。1986年学潮是在12月份,这时候还没发生学潮。等于说学潮之前已经内定耀邦下了,由赵紫阳接总书记,所以中央指定这个事由赵紫阳牵头。你想,耀邦是总书记,但是他不管政治体制改革;而赵紫阳是总理,主管经济,他牵头搞政治改革?这个大家马上都感觉到了。

  赵紫阳开始不愿意干总书记,最后是老邓把他硬推上去了。而且赵紫阳原来还有个想法——这是老鲍跟我们讲的,赵紫阳不主张动政治体制改革这块,因为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还很重,要集中力量。但是老邓有这个想法,而且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中,党政分开是主要的。我们后来体会,他认为当时扯皮比较多,两套班子掣肘。党政分开,实际上他就是要提高行政效率。老邓最后归结到“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党政分开”,“核心就是党政分开”。按照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党政真能分开吗?挺难的。

  有句话现在不大讲了,可那一段特别强调:执政党“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就是共产党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后来我们提出过一个建议,就是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这样,他就有了一个社会身份,是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监督政府。我们觉得,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好像不应当是党政分开啊,而是发扬党内民主、健全法制。我们当时奉为圭臬的,就是老邓1979年关于党的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18〕。当时他说得很对:不能人治,要有制度保障。到后来,政治体制改革有点儿行政改革的味道了。

  当时大家都觉得李瑞环在天津搞的不错,威信也挺高,他搞一些现在看就叫“民粹主义”的东西,跟老百姓搞对话什么的。但是他是一身二任,书记兼市长,所以他没有矛盾。可是别的地方不行。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要么分开了,书记、省长闹得不可开交;要么分不开,就是书记一人说了算,中间形态都没有。

◇ 台阶式上行是最佳方式

  1972年,我在父亲的追悼会上见毛主席,他说了这么一句:“你们不懂世事,要20年”。对于认识社会,对于人才培养也确实是这样。社会的复杂性,不是初出茅庐就能认识的。

  我当初在政改办,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就是,高级干部的培养,需要时间,需要台阶。30多岁的人,你要想当国家领导人,不可能的。革命时期可能,因为你造反嘛。但是和平时期,你一定要走台阶。我们不主张搞“三个梯队”提拔干部,没有意义。人为的,反而会造成坏影响。所以我们讲,干部一定要在基层搞个几年,在县一级搞多少年,然后在市一级搞多少年。而且,在市一级不能光搞一项工作,不同的部门,你都要搞一搞,才能了解社会,才能了解我们这个官僚体制如何运作,然后到省里。说老实话,这样到了省部级,50岁就是比较快的了。中央领导人就是60岁上下,最好干一任,到65岁或者70岁就下来。最高领导到70岁,普通领导一般到60多岁就下来。这是正常的循环。

  对此,我曾经举过两个例子:一是我们39军提了一个副总参谋长。他当副团长的时候,我是政治处主任。他资格比较老,当时已经要转业了,要他去搞军史。后来可能是陪过胡耀邦,被发现了就提起来了,提到军长。他刚到总参的时候,你想,他从一个野战军,没有经过军区,直接就提到总参。野战部队很单纯,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就完了。但他对总参的运作、对总参的机构,没有任何了解和认识。这时正好碰上一个事件,一个登陆艇叛逃,跑台湾去了。对这样一个突发事件,怎么安排?他都不知道给那个部门批、批给谁来处理。另外,有没有预案,他也不知道。这不是他能力的问题,而是说,缺乏必要的经历和台阶。

  二是我们在英国调查英军干部的提拔,那一定是一级不落,而且在三个部门中转换:一线部队,指挥机关和训练院校。在一线部队,你当连长,当完连长,可能调到司令部当个参谋。以后,你要到军事学校去受训。然后再过来,可能到营里或者团里,再当指挥员。然后你就到上一级机关当参谋。这样子慢慢转到最高的军衔,就是总参谋长或者元帅。你当元帅的时候,你肯定在总部机关,包括军务部门,作战、指挥部门、院校都干过。这样,他不但对作战系统了解,对军务部门了解,对装备部门也会了解,包括训练和人才培养。

  所以毛主席说,我们要20年才能懂事。就是说,你不用20年时间,你怎么去了解国情?怎么了解我们这个体制运作的优、劣?你都不知道。因为你没有阅历。这是看书是看不出来的,特别是看中国的报纸和书更看不出来。

◇ 积重难返的臃肿

  另外一个是机构臃肿问题。臃肿是怎么来的呢?1949年,我们是全盘接收了国民党的文官系统,曾提出“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19〕。大批的旧政府职员,加上我们五百万军队下来,往哪安排?还要把军队转化成工作队,变成干部。然后按照苏联这套系统设这个部门,设那个部门。但就是苏联的机构,也比我们精简。

  可以说,臃肿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文革时毛主席下那么大的决心,“煤炭部改成煤炭科”,当时真撤掉了,但是后来不是还得恢复吗。我记得薄老听汇报时曾经有一次插话,他特别清楚,说:解放战争时,一个县委就七八个人,带个板凳,就是书记,有一个通讯员,就完了嘛。哪有那么多人啊?他说,外国那些执政党,它都靠党费嘛。他那点儿党费,根本不够开个会。当时大家都笑了。当时薄老爷子还讲,实际上,满清政府的效率很高。县太爷,就管办案治安,不管别的,所以也没有那么多人。我们现在组织机构就五大班子,还什么都管。最后弄得困难地区的税收都抵不上开销。

  军队可以说是最统一、最整齐划一的了。可是老邓搞了百万人的裁军,过两年却又恢复了。你现在看我们的官兵比例,官的比例奇高,各个国家都不会有这种情况。而且你还要考虑一条:我们的兵还并不都在第一线啊。一个离退休老干部,他就占了两个兵的名额,这全国又多少万。这都是吃兵额的啊。还有一个机构,叫“老干办”,干休所,它下面也有些战士,还配了设备什么的。你说你的作战能力还有多少?真正能够在一线使用的有多少?你是“军队办社会”呀。

  再和外国军队比:

  第一,我们有一个政治系统,是三分之一这一块的官,这就多大?人家国外没有。中国军队体制最早是学苏联红军的。我们分析过,政治委员制度产生于苏联红军时期,因为当年红军是新生的,它有很多将领是从白军倒戈过来的。所以说不可靠,需要派一个政委帮助他呀,比如像夏伯阳〔20〕这样的。军队政治部门的存在就是因为他不放心嘛。但后来情况变了,苏军也是“一长制”了,只有个政治副团长,没有政治委员了,也没有政治部的机构了。而我们反而发展成为传统了,所以军队最大的臃肿就是这一块。

  当年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讲得很清楚:基层干部伤亡很大,有的是俘虏的白军士兵,第二天就当班长,一个月以后就当排长、连长。那怎么办呢?他要哗变怎么办?所以要有政治委员,要“支部建在连上”,看住他。就是你听我的,可以让你指挥打仗,你要是有异心,我就可以制约你。但是到后来,这就变成毛主席制约权力的一种方法了。就是说,同一部门他就得放两个人,放一个人他不放心。一个人搞鬼怎么办?你们俩人儿有点矛盾,我才放心。封建社会传统也这样,明代的东厂派监军,就是看住你,怕你造反。我们现在的军官,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制度呢?

  第二,我们副职多。国外没有副职,或者只有一个副职。英国部署在西德的莱茵军,5万多人——相当于我们一个军的架子,它只有一个司令,一个参谋长。要是我们得安排多少官啊?其实八路军的时候没有这么多,解放战争时候也没那么多,就一个副职,哪有那么多副司令啊?哪个野战军,也只有一个人是说了算的。比如三野打孟良崮,有个纵队司令说伤亡很大,叫苦。指挥作战的粟裕是副司令。他打电话,那个纵队司令就不听。我父亲接过电话说:“你们几个都上去,要不惜伤亡,损失多少我给你补多少!一定打下来!”他一看我父亲讲话了,就没话说了。我父亲讲,战争年代,基本就是这样。你不行,就被淘汰。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规矩。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战争时期的制度,后来就形成了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这个权力高度集中,慢慢就造成了臃肿,自己就动不了了。几次机构改革,是越改越多呀。当时我们也觉得,整个中央、国务院系统,人并不是太多,但是吃预算饭的加到一块儿,不得了!我记得前几年有个统计说,满清政府,好像是28个人养一个人;到我们,是十几个人养一个人。当然,这个计算包含的人员不一定准确,但是它确实触目惊心。我记得还是10年前在宁夏调查,他们就讲,县太爷的儿子、姑娘,六岁的小孩就是公务员,一个月200块钱,吃空饷。到了这个程度。这牵扯到一个改革的命题,自己改掉自己是很难的。自己砍自己一刀,不容易呀。

◇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起草十三大报告的前后,我们提了一个重要建议,就是“基本路线”。我说,毛主席曾经有一个基本路线,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管它对不对,但是这种形式让人记忆深刻。十三大报告,也应该写基本路线。我们当时提出的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因为真理都是简单的,毛老爷子就讲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八个字,就讲清一个道理,内容多深刻。“打土豪、分田地”,这就是纲领,老百姓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搞“文革”,也是“造反有理”四个字。要动员和深入群众,你只能用这种办法。老邓也是:“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的很明确。搞得很复杂的,人们反而记不住。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现在有几个人知道?所以我说,口号就是要简单。十三大报告也好,将来政治体制改革也好,也要有核心的东西,有个基本概括。这个大家都很同意,觉得有道理。

  对于体制问题,当时十三大报告是有论述的。就是说,一个就是战争年代、战时的体制。我们的体制最主要的问题,前面说的臃肿问题还不是第一位的,权力过分集中是主要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一个人说了算,“人治”大于“法治”这些东西。我有个朋友当市长,他就讲:“我是给书记打工的。”我心想怎么这么说啊?这反映了一种什么心态?但是没有办法,就形成这样一个概念,一把手说了算。

  当时政改办和后来的政改研究室的气氛是比较开放的,有什么感想就说什么。所以我们也就提出了很多问题。胡启立还专门讲过,研究室内可以放开讲,不打棍子,但是不要流出去。我们探讨嘛。

  十三大开完以后,1987年10月,中央宣布成立政改研究室。它是从政改办脱胎而来,成为中央的一个正式的部级机构。老鲍就当了主任,我在政改研究室的社会改革局当局长。整个这期间,我的关系都在总参,还是借调。1988年底,老鲍跟我谈,是不是把关系调过来?我说,我还不想调过来,准备干一段还回部队。他就说,要不要给你调一下级,让紫阳给你们二部写个信,把你的级别解决一下。因为我在部队是副师级,而我在政改研究室是正局了,地方的正局长比军队的正师职还要高。我说,算了,这也不方便。他说,你老不到职,部队怎么提拔你呀?他意思是说紫阳办公室可以写这封信。我说,算了。当年对当官儿的事,真没往心里去。

  政改研究室成立后,我们主要就是搞一些调研。当时,我参加过工会改革的研究,改革中的工会就有一个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不能老是“御用工会”,不能光收会费、看电影就完了。你能替工人讲话吗?但当时又怕出现波兰“团结工会”〔21〕的问题。我当时也参加了工会的一些会议,我们主张,工会应该要有不同的声音,要尊重、维护工人的利益。因为实际上如我们看到的,而且到现在越来越明显,就是很多地方的党委和资本联系在一起了,他是为资本家而不为劳动者讲话。谁为劳动者讲话?没人为劳动者讲话,所以会有“黑工事件”、“黑窑事件”〔22〕。很明显,这么多年,那么多警察、官员或者是装作不知道,你别跟我说,我不听;或者说就是有意的,只要别出事,你怎么干我不管;还有就是麻木不仁,混我的官饭。就是一种默契吧,最后发了财大家分。我们那时调研就有这个端倪了,很多工人说,你们这个工会,不能保护我们工人的利益。当时江泽民在上海当书记的时候,上海有一个工会副主席,也是个老干部,资格跟老江也差不多。他就说,我不是为难你书记、市长。我是“小骂大帮忙”。你不能要求我跟你完全一样,明明有些东西侵害了工人的利益,你不让我讲,那我、我的工会,在群众中就毫无威信了,这不行啊。其实他讲的是不错的,可当时的领导就觉得他这个人炸刺儿。

  我们那会儿还研究了“危机处理”,就是对当年社会动乱的可能性进行分析。这个课题好像是室里、老鲍他们提出来的。主要是1988年要“过物价关”,物价飞涨,经济不稳。当时也不像改革初期那种万众一心搞改革的局面了,思想比较动荡。而且出现一些不稳定的因素,社会也比较动荡。从理论上说,改革开放已经到了“起飞阶段”,是最动荡的时期。十年改革有成就,但是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矛盾比较集中。当时我估计,从老鲍的角度,也是要大家看一看,摸摸情况,研究研究。这样,我们就去着手搞些调查,跟团中央的领导交流过关于学校的问题,跟工会谈过工人的问题。还没调查完呢,就出事了。

  不过在“六四”以后,这件事对政改研究室反而有“好处”。因为调查组来一看,哎,这帮小子从1988年的10月份,就开始做“动乱”方面的研究了。

◇ 民主先从1000人开始

  那时,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共产党的权力从哪里来的?是宪法来的?还是人民选举来的?我提出一点,叫“武装选举”。为什么?天下是打下来的,就是武装选嘛。当时可以选蒋介石,他兵多枪多,甚至有中央政府。为什么选了毛泽东?他就是用枪杆子打下来了。问题是,这个“武装选举”,枪杆子只能选一次。选了22年(1927-1949)选上你了,能保你多少年?是不是能永远保着你?

  改革开放,则是“经济选举”,就是能不能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1976年老百姓参加四五天安门事件,也是在向领导示威呀!怎么办呢?老邓就得修改,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也是一种手段,目的是改善民生、发展经济。老邓讲:如果你搞不过资本主义,你的生产效率不高,最后你就垮台嘛!这话是很明确的。我们当年就说这个,现在得还是这个。那么今后呢,这种来自于经济的“选举”,或者这种成就,能够保证你的政权多久?也不是一劳永逸吧?

  所以,还要继续进行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我就觉得孙中山民主三阶段论:军政、训政、宪政,〔23〕还真有点道理。关于国家体制,我们可以画个图表示:

  纵轴是国家体制——目前最高的就是“多党制”,下面是“一党制”。这里头如果再细分,多党里可以两党强,像美国;一党强,像日本自民党那样,一党长期执政,但是其他党骂我都可以。我们名义也叫多党,“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但实质是一党制,而且你不能骂我;你骂我,就把你打成反革命。再下面呢,是“寡头制”,就是领导集团的几个头目参与。最底下,是“独裁”,就是基本上一个人说了算。这是纵轴。

  横轴就是时间。我们这个国家运行的状态,你可以画出一条横向曲线。比如说1900年,肯定是皇权啊,那还是在“独裁”和“寡头政治”之间啊,因为当时不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慈禧太后,她是“政由己出”,“乾纲独断”。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领导集团。然后下来,到孙中山时代,到袁大总统时代,就稍微宽松点儿了。因为袁世凯虽然独裁,但是革命党也很厉害啊,他可以公开不听。包括蒋介石时代,他也没有绝对的权力,共产党就不听他的。

  1949年的中国是什么状态呢?它也不是一个“党”来领导的,它是寡头政治,就是几个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这些人。作为一个党员,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利。普通党员甚至连建议权都很少,只有执行的权利。但是由于从战争年代过来,还有一个民主作风。我看民主这个概念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一是一种理念;二是一种制度安排;三是一种工作作风。我们通常讲的“民主”是最低层次的民主作风。可以说,1949年在这个图表上,是在一党和寡头之间这么一个状态。慢慢随着权力集中,这个曲线向下走。到文化革命,降到了独裁这条线。就是老毛一个人说了算。等老毛一去世,改革开放一开始,这就不一样了。老邓是强势,但是别的老同志也不软啊,又变成集团、寡头政治了。

  到现在,我们是在集团和政党之间。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一个政党统治。政党统治,就是党组织要起作用。现在的党组织能起什么作用?选举还是形式,党员和党组织完全是一个人身依附关系。

  我当时的概念,武装选举不能长久,经济选举也不能持久,必须找到一个治理的方法,才能长治久安。政改研究室当时的结论是,政治体制改革就要先从党内民主做起。因为别的不太现实,而且阻力会更大。当然实际上,党内民主也很难!因为我们“一元化”惯了,什么事都要“和中央保持一致”。说行动上保持一致,还可以;但思想上保持一致,那就是有意见、有问题不能提呀。这就不好说了。

  从国外看,要说克林顿是多聪明的人?布什是多有能力的人?都不是。但是他为什么能治理一个国家?实践证明,所有西方国家就是靠制度的力量。我们呢,像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一时之选的人物。毛泽东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出问题?你只能归结于制度,不能归结于个人。个人的缺点,在这里面都不是主要的。如果不是制度在支持他,对他的个人崇拜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吗?因此,中国需要制度的变革。

  实现党内的民主,是我一个长期的想法:从党内开始民主。因为“人民民主”这东西是个口号,现在没法实现,13亿人没法实现民主。何况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文化程度问题、政治力量的配比,等等。当时我们设想的是,我们能不能就在中央委员这一级、在1000个高级干部里首先实行民主?不要一讲话,市长就说“我为书记打工”这种话!

  13亿人事实上做不了主人,可以先从1000人做起。而且这1000个人,都是共产党自己多年培养起来的,经过考核的,不是从哪个地方蹦出来的。这些干部当部长之前,起码有20年的工作经历,起码15年的党龄吧。他不是老百姓选的,而是共产党自己选的啊,而且已经给了他一定的权力。那为什么不能让他再提高一个层次,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呢?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 军队经商和“小舰队”

  我那时还提过一个重要意见。当时,上面公开或半公开地允许部队经商。为这事,我直接去找了鲍彤。我说,你看看,世界上从最落后的军队到最先进的军队,没有一个允许经商的。经商,部队就垮了呀,这个不得了呀!我说,咱们搞商品经济,不能说部队也搞,那不行。我说,我就知道,我们卖给外国的武器,要收百分之一百的回扣啊!这个不得了哇!军队是国家的,不是闹着玩儿的!别的我可能不太懂,但是,这个我有研究,我毕竟是从军队出来的。这个事,你得考虑考虑,跟领导说一说。最好说一说。如果现在是权宜之计的话,要赶快收口。老鲍当时没表态,因为这事儿不归他管……我这次算是郑重地向上面提出这个意见,其它的问题我都没有个别交流过,都是在会上。

  政改研究室1988年年终总结时,领导要听意见。秘书长就说,开个会,大家提提意见。当时我提了三条。第一条是说,我们是中央的一个政治机构,不能光为紫阳一个人工作。大致是这么个意思,讲得比较委婉,没那么直白。因为当时政治局一位常委到东北调研,当时决定中办派一个人,政改研究室再派一个人。可是,这位常委没带我们室的人,退回来了。当时我们就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就是认为你们是紫阳的人。你说这是个什么问题?老鲍平常跟赵紫阳是单线联系。赵紫阳经常出题目嘛,这样我们就好像成了一个直属赵的机构,这就不太正常。

  第二条是讲,我们是一个研究机构,不是一个写作班子,不能光给领导写讲话,我们得研究点问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么大的课题,我们现在是流于应付。

  第三条就讲,弄不好啊,我们就成了“小舰队”〔24〕了。我当时就用了“小舰队”这个词。因为当时确实已经有人说我们是“小舰队”了,而且不是一般人,是党内一些高层人士、一些权力部门说的这种话。这就是党内矛盾的反映。

  应该讲,政改研究室的空气比较民主,老鲍这个人也比较民主,听得进不同意见,所以我们也比较敢说。平常大家关系都不错,也一起打打桥牌。当然,我讲这些,一是有分寸的;二是当时老鲍不在。这里面,我算年纪比较大,资格也比较老的,开会的就是我们这帮人,大家就是坐在一块儿聊。所以我就说了这些。后来呢,秘书长就报告老鲍了。

  报告以后呢,估计老鲍可能有点火,他没有直接跟我谈。我这个话说得还是有点重,尽管语气很缓和,但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里都是人尖子,“说话听声,锣鼓听音”,没有听不懂的,你瞒也瞒不了。后来老鲍说,那好,我们再开个会。他亲自到会。这个会上,我也讲了,但没有讲这些,因为上次已经讲过了嘛。我就简单点了点,意思是说,我们还是多做点研究工作,多为常委服务。结果有人觉得不过瘾,就出来把那些意见重新讲了一遍,最后还来了一句:这不是我的意见,是陈小鲁的意见。弄得我十分恼火!当然了,实际上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大家都有这个想法,都有这个感觉。

  胡耀邦去世的时候,学生游行、绝食……当时我们很忧虑,一方面怕打乱改革开放的部署。你本来是逐步开放,这么一来会不会有一个强硬的反弹?另一方面也怕社会真搞乱了,社会、经济的各种难题就更难对付了,老百姓就倒霉了。这么一闹起来,社会一乱,“左派”势力就会起来,这个矛盾不可化解,社会动荡,改革就会受挫,赵紫阳的地位就危险。当时虽然还没到这个程度,只是担心,但后来它果然就来了。矛盾被激化了,激化到出来“六四”。

◇ 不再做违心的事

  中国历来的政治运动中,人们都是随风倒,甚至于落井下石。

  文革初期还好,我因为在基层,没有官位无所谓,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算了。私下骂骂江青,骂骂林彪,也无所谓。但是到“批邓”时候,我就不好办了,因为我是团政治处主任了,你得执行命令,就是违心你也得说,没办法呀。所以我只好来了一个“道不同不相与谋”,溜之大吉,起码躲开了风口浪尖。“六四”这样一个大的风波,就不一样了。尽管我们处于被攻击的地位,但是我们毕竟所处位置不同,听到和看到很多事情。另外在这件事情上,我自认为,我还是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没有随风倒。这是我聊以自慰的。

  “六四”过去以后,紫阳已经被罢官、软禁了。然后中央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吧,来解决赵紫阳的问题。当时中央有一个19号文件,讲动乱的。这个文件我看了,当然不是通过正式渠道看的。看完以后,这么说吧,其中一半儿是不公正的,一半儿是假的。别的我不好说,就说其中多处提到政改研究室的事,都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来的东西。可能是有这个事情,有这么点儿影子,事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当时,工作组被派进政改研究室了。牵头的老金,是中直机关党委的老干部。他人不错,比较客观。他们来了以后,就四下调查。当时,我们单位已经抓起来两个,老鲍一个,高山一个。上面的的确确认为我们是真正的“小舰队”,而且“黑”得不得了,“深”得不得了,“坏”得不得了。但是调查完以后,工作组最终的结论是:政改研究室“基本上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报告送上去以后,上面就翻脸了: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结论?!政改研究室这样一个机构,跟赵紫阳那么密切,老鲍直接抓的机构会没事?那“六四”从何而来啊?然后上面就二次改派中直机关党委的副书记亲自来调查,同时还调查前任工作组。后来,工作组的人跟我说:你看看,我们搞了俩月,现在来查我们来了!当时情况就是这样。

  对中直机关党委调查组,我说了三条。第一条呢,赵紫阳不支持动乱,他是反对动乱的。他是想用和平的方法,去平息、化解,但他并不支持动乱。第二条,赵紫阳没有反老邓。我当时原话就这么说的。第三条,当然,背后的事情我不知道,因为整个运动当中,我没有见过赵紫阳。我们一般是老鲍来传达给我们一些东西,是不是欺骗?我不敢肯定。我举个例子,就是耀邦下台后,左派们一度要批判这个、批判那个。比如关于在“经济上反自由化”的问题,赵紫阳1987年5月13号有一个“刹车”的讲话。老鲍给我们传达完以后说,这个讲话实际上是邓看过的,是小平支持的。所以我的第三点说,我揭发:老鲍告诉我们,五一三讲话是邓讲的。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赵的右倾,所以你们可以调查,如果老邓没讲,那说明老鲍给中央领导人造谣。其实,这些观点就是老邓讲的!我就是“将”他们一军而已。

  调查的这些人也不是坏人,但是我真是有气。我说,你们跟“四人帮”搞得一样嘛。他们说,“哎呀,不能这么说呀。”我说,我就是打个比方而已。还好,人家觉得我讲话比较直,不和我计较。我说,这次动乱当中,我和室里一半以上的干部谈过话,不要上街。这你们可以查。他们查了确实如此。我又说,我们单位没有上街的,个别人去,那没办法。就是说没有以我们单位名义上街的。当时很多单位,打着团中央旗号,中组部旗号上街都有,我们有吗?他们查了也没有。那你还要怎么样?

◇ 捕风捉影的文革遗风

  在对政改研究室重点审查期间,杨尚昆也找过我,也是要我揭发。中组部的一个领导先跟我谈,他一开始还说,哎呀,你今后的工作问题,我们一定要好好安排什么的。我心想,什么安排不安排的?无非就是想要我讲讲“内幕”嘛。我们开会都是公开的,十多个人参加,另外全部有文件,我们的研讨结果也都是有文件的。我们没什么内幕,有什么内幕啊?

  跟杨尚昆谈话时候,我也讲上面说到那三条。首先,我认为赵紫阳并不支持动乱。你要是说,他处理动乱不力,这可以,但是他绝对不支持。支持动乱,就等于反党啊,他显然不属于反党。其次,赵紫阳没有反对老邓。他可能对老邓的某些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见。主要是他的“五四讲话”。他提出,学生有爱国主义热情,是爱国的。他这是一个诠释啊。这个诠释对不对另说,你不能就因为这个说法可能跟老邓的初衷不一样,就说他反对邓小平。不能这么说,对吧?再次,我说,赵紫阳我很长时间就没有见到他。后来的事情,都是老鲍传达的。如果老鲍传达的有什么问题,那是老鲍的问题,我不知道赵紫阳本人怎么说,我没法评论。但是我所得到的信息,正式交代过的,是上面要求我们“不要介入这个漩涡”,“不要去支持学生,不要跟学生接触”,“遵守党的纪律”。后来杨尚昆还找我谈过话,主要是要我揭发鲍彤。我们谈了一个小时,他介绍了一些情况,说老鲍有“情妇”。我说,据我所知那个女的无非就是陪老鲍去养蜂夹道游了两次泳。这些事,反正你们有“手段”嘛……杨尚昆没有表态。事后有人传给我一句话,说杨尚昆“很失望”,白费了一个多小时。我说,那没办法,我只能讲我知道的。后来听说有人杜撰我在这次谈话时痛哭流涕什么的,我一不利欲熏心,二不卖主求荣,有什么可哭的?无稽之谈。

  但是,在19号文件当中,却实实在在地利用了我跟一个朋友聊天的一些内容。那还是1989年5月8号,我在中南海里遇到他。当时的局面是学生又开始绝食,矛盾趋于激化。这个朋友就问我,怎么样啊?我说,形势不太好。他问我,紫阳倒不了吧?我顺口就说,难说,紫阳手上不过就“三、四张牌”。第一张牌,说紫阳是“大管家”,他虽然不当总理了,但他还是中央财经小组组长,这点与耀邦不一样。这是老邓给他的任务,还要管经济。可是现在通货膨胀这么厉害,大家抢购。你看,起码他没管好经济,他这张“牌”没了吧?第二,说他政治上比较稳定,这是跟耀邦比较。现在“稳”什么呀?27万学生大游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张“牌”也没了吧?第三呢,就是用人的问题上,赵紫阳没有自己的人啊。谁是紫阳的人啊?人家耀邦还有“团派”〔25〕呢,紫阳有什么派?他现在等于是孤家寡人。我说,现在唯一的,就是他能够和平地平息这次学生动乱,也许才能保住自己。我说,现在必须得和平地平息这个事,否则就是动了武平息,他也得被人当作替罪羊踢出去。所以这时候呢,他可能在策略上,需要在一些地方和老邓保持点距离呀,或者怎么唱个白脸红脸的。因为大家是很熟的朋友啊,大致就聊了这些内容。后来,这个朋友就给上面报告了。

  人家“通天”啊,这些话就让上面抓住了。这倒没成为我的罪状,跟我倒没什么关系了,他能拿我怎么样?这却成了赵紫阳的罪状!19号文件上面讲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高参”给赵紫阳出主意,要反对老邓。后来我说,我人在北京呢,你们至少可以到我这儿来核实这件事呀,怎么能就这样写入中央文件了呢?这件事,就是议论赵紫阳要下台,我没有、也不敢跟鲍彤说,鲍彤都不知道这个事,更何况赵紫阳呢?怎么是给赵紫阳出主意?说我“犯自由主义”,这我承认。我在政改研究室,跟少数人说过,跟几个朋友说过,确实也不该这样议论中央领导。可这跟赵紫阳有什么关系啊?你怎么能把这个作为赵紫阳、或者我们政改研究室的罪状呀?这个文件,大多数是这样的内容,捕风捉影。我当时就觉得,真没多大意思。何必呢?

  我跟杨尚昆谈话中也说了这件事。当时我声明一点:“三张牌”的话是我说的,没错。这是我要检讨的,自由主义、妄议上面。但这个话,我从来没跟赵紫阳讲,也没跟鲍彤讲过。很明显,我没傻到那个程度,赵紫阳还没出事、还是总书记的时候,我去讲这个?我就是私下议论了而已。我说,中央可以调查。但这个东西,不足以变成赵紫阳的问题吧。这是我负责任的话,不能像文件上写的,好像是政改研究室研究了这么一个策略,建议赵跟老邓保持距离,绝对不是这么回事。

  不过,杨尚昆也好,特别是老邓,可能真是认为“六四”的内幕非常“黑”。当然我不能确定老邓是不是,但是清查的时候,就是奔着这个方向去的。最后处分我们室的几个人,都是非常简单的问题。有个同事就是跟一个朋友发了几句牢骚,就给个处分。还有个同事在福建私下说了几句话,无非就是说这个形势啊,赵紫阳怎么怎么样啦。中央不表态,大家都上街游行了,思想比较混乱。这种话,在别的单位太普遍了。但是他被人揭发了,在我们单位就责令他做检讨。很能干的人,后来在使用上始终被压制。

  当时,我的态度很明确,我说,要说有错误,赵紫阳肯定有错误,下台都应该。这么大的事儿,你总书记要负政治责任嘛。但是你不要给他编造别的东西。我就是这个观点。比如后面那个工作组找我谈话,我就公开说,听说有些人要批赵紫阳的经济政策?赵紫阳的经济政策哪里来的?不就是老邓的改革开放吗?谁批,谁将来要负这个责任,肯定是错误的。

  现在想想,他们也没别的办法。我们没有法律上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且老邓有个讲话〔26〕嘛,没有这个讲话,还有退路。紫阳讲话无非就是说,学生是爱国的,你的动机是爱国的,但是你的做法不对。但是老邓讲了,这就是动乱,就没有退路了。那是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 善后和转业

  “六四”清查和整党结束以后,政改研究室被撤销。我没有受处分,当时还是留守的党委书记,负责这帮弟兄们的遣散、善后。工作组找我谈,说,现在这些人都各回各单位了,你的情况,不归我们管。但是我们愿意给你出个证明,证明你表现不错,你是正局级,如果部队需要的话,你还是应该争取一下,级别应该动一动。我想,也对,我们“六四”后就被当成赵紫阳的人了,我也不想在部队干了,也别给领导添麻烦,提你不是,不提你也不是,转业算了。

  所以,我当时就找二部副部长姬胜德,提出转业。我说,我想转业。他说,“转业好啊。部队,没劲!我都想转业。”我说,我转业,你能不能给我调一级?我1976年调到总参二部的时候,我已经是副团职了。到现在还是副师。我在政改研究室,中组部给我出函证明我是正局。如果你给我调到一个正师,我转业在地方工作,还能多领俩钱儿吧。

  结果他说,“哎呀,很困难呀,这个东西很复杂。”我说,“好吧,实在不行就算了。那就还是副师吧,我只是提出我的想法,不行就算了”。其实,我1976年到二部任副团职的时候,熊光楷当时还是正连职;姬胜德还是副连职。他们这时已经提到了正军和副军职,蹦了多少级?我还是副师,常理上我是比较亏,不过我这一辈子,对当官没什么更多的想法。

  我当时为什么转业呢?也是对整个“六四”的情况很不满意。一个是开枪。我在英国,前面提到的人家处理防暴枪的态度,不能随便拿枪去打人的,是有底线的。另外呢,党内斗争比较激烈。中央开会批赵紫阳的时候,那份19号文件怎么说呢?一半是假的,一半是扩大的,我不敢说别的,政改研究室这一块基本上没有真的。所以我觉得,共产党经过文化大革命,真的没有接受教训。到了现在,还是搞这种手段。赵紫阳下台,不是很容易吗?老邓一句话就行了。你何必非要把一些不是他的事情,不是他的问题,栽到他头上?还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政改研究室这段经历,就是知道了中央决策是怎么回事儿。后来我有点心灰意懒了,没法奉陪了。我下了个决心,就是从此不在体制里干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不能再说违心话了。

◇ 在国外讲学

  1992年1月,政改研究室正式解散。全部工作做完,财产封存,文件封存,人员全部安排了。因为我是借调的,没有什么安排,我就回原单位了。回部队以后,通知我去学袁木〔27〕讲的什么三套——“三代”领导班子。当时我讲,第一,我要学,就学马列著作,学小平著作,他那个不是马列主义;第二,他讲的错误很多;第三,我现在已经要求转业了,要找工作,没功夫。

  当时,外国专家局的局长是我的朋友。在英国的时候,他是三秘,我是武官,大家谈得来。他一听说我要转业就说,“哎,到我这儿来吧,你太适合干这个活儿了,有外事经验,思路又开阔。”我当时说,我不想做具体的,你给我个虚职,把我从部队转出来就行了。

  中组部赵副部长亲自找我谈话,对我还不错,问我去哪儿。因为外专局那边要,我就说去外专局。他说到局里安排比较困难。我说,我不要求到局机关,就想到挂靠外专局的人才交流中心、协会什么的。另外,我对级别无所谓,副师就是副局级,我到那儿也不当什么局长、秘书长,给我个研究员什么的就行了。过段时间,我就下海。他说,那问题不大。

  结果还是不行——换人了,外专局新来的局长坚决不要我。后来赵部长没找我,他秘书打电话告诉了我。我说,我很理解。换了我,我也不要。因为我这个身份,干好了不会添什么彩;干不好他拿我没办法,还是大麻烦。我说,我太理解了。感谢赵部长,我自己再找吧。

  我就找体改委贺主任,他给证监会打电话。那时证监会正在搭班子筹建中,刘主任那边说,欢迎!要做哪个局的局长随便挑。我说,哎!老贺,我真是对官场寒了心了。这样吧,你就出个函,我把档案放体改委下面的联办〔28〕。后来老贺看我挺坚决,就说好吧。他后来就向部队发了文,就把我从总参调出来了。我把档案就没往体改委放,直接就放到联办的人才交流中心去了——自由啦!

  后来阎明复〔29〕找我,说民政部彩票中心缺个主任,要我去。我说,官方、半官方的,我都不想干了,我下海。阎明复说,那你就给找个人过来吧。我就把原来政改研究室的办公室主任推荐过去了。我开玩笑说,你知道中国共产党有几个委吗?中顾委、中纪委,还有一个知道吗:“中募委”——“中国福利彩票募集委员会”,这个可厉害,钱也不少。怎么样,去吧。结果就把他推荐去了。他去了,干的还不错,跟老阎也搞的挺好。

  这时,美国华盛顿大学邀请我做冷战史研究,是访问学者。因为我当年在战略协会的时候,有朋友找我参加一个中美学者的讨论会,他说,这是中美双方学者第一次交换对朝鲜战争的看法,讨论会缺一些军界的人。我当时还有军衔,所以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们谈了谈,大家感觉挺好的,我就参与了。然后我就为此采访了杨尚昆、乔木、师哲等人,还有一些军界的学者,写了一篇文章《1949-1950年的中国对美政策》,参加这个会。好像在陶然宾馆,开了五天,和美国学者面对面的交流。李慎之参加了,他算领导,下面是一些青年学者。这第一次,大家还交流得不错,挺高兴的。以后我就介入这个圈子了。后来,美国方面邀请我去访问,因为在部队的身份去不了,我就没去。

  这时我是自由之身了,也没去过美国,我就答应了。我以个人身份,去了三个月。我的研究课题就是冷战史,Cold War History。同一年,我还去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去讲了一次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六四”后,我是下决心不在体制里干了,不能再说违心的话了。所以我讲话也没有顾虑。我讲的主要观点,就是改革开放肯定要继续下去,而且中国的发展前途很好。

  当时听众也有很多问题,与学者们交流也谈到一些观点。比如美国的奥森伯格教授,很有名的汉学家。他对中国很熟悉,他说,你看,毛泽东怎么样,邓小平如何,说到江泽民,他说nothing——什么也不是。我说,你说得对。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nothing的领袖。因为这个社会的体制在转换。当时我有个观点,“六四”当然是个悲剧,但是也有“好处”。它使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人人关心政治,恨不得大家都要来管天下大事,这就乱了。实际上,分析所有的国家,包括最民主的和最不民主的社会,“政治”始终是少数人的事情。所以不可能有那种理想中的大民主。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在政改研究室就讲的,没有那种纯民主,什么都投票。政治始终是少数人的事情,美国也一样。当然了,它的形态比你高一点。“六四”后,中国人迅速地世俗化了。所谓“世俗化”,就是关心自己,然后去发财。这样一来,社会就有一个稳定器了。另外呢,它也打破了对共产党的幻想。大家知道自己努力了,靠组织,靠不住了。那个组织有它自己的利益。

  讲完以后——他说,咦!你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当时美国总统是克林顿,我说,克林顿是什么?克林顿也nothing。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列宁那句话,“持常人见解”的路线。“常人”就是平常人,不是像毛主席那样的“神人”。神人有很多思想,但是他脱离实际。老江离实际会更近些,体会到普通人想什么,所以他说,发展经济呀,让大家生活有所提高啊。他就求实了嘛。

◇ 改革开放变不了

  我的想法是一贯的,认为应该由制度来代替领袖。要发挥制度的作用,领袖不能老改变制度,那不行,那样社会付出的代价太大。比如改革,老邓有他的想法,换个人可能想法就变了。所以,我为什么说,要政党去做呢?我认为政党代表制度,领袖代表个人。

  当年耀邦下台时,很多人看到耀邦就这么给搞下去了,觉得比较忧虑和悲观。我当时就讲,不要着急。现在老邓在,老邓靠什么起家?靠得是改革开放。老邓跟毛老爷子,有什么不同?就是在改革开放上不同。老邓的观点我们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其中,讲“四个坚持”,那毛老爷子比老邓在这点上要坚决得多。讲四项基本原则,列宁就是呀,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也是,直到江青还是。我说,老邓之所以和他们不同,就是改革开放。所以,老邓奋斗这一辈子,就整出个改革开放。要把改革开放拿掉,就没有邓小平了。这是他的旗子,他能这么扔掉吗?不可能的。可能是我看到事物的本质了,或者,我看到他的人性了。这是从最高领导的思想来看,他不会改变的。

  “六四”以后我还这么说。第一条,不说别的,看看这些领导人的子女,他们在想什么?看看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他们能够回去吗?不要说“右派”了,就看看那些“左派”们的子女,他们能回去吗?他们要真是“清如水,明如镜”,倒让人害怕了,那很可能还真要回到五十年代了。第二条,江泽民当时讲什么:小商贩,要“把他罚得倾家荡产”,这是文件上写的。但是过两天他就不说了,“倾家荡产”?当时两千万个体户,一亿人口,你赎买下来?你养不养?你给他解决就业问题?你解决得了吗?你还得允许他,甚至还要发展他。李鹏那时候讲,乡镇企业是和国企争资金、争人员……我说,他懂不懂,乡镇企业当年怎么发展起来的?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他干两年就知道了。

  很清楚,当时改革开放已经是“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你收不回来了。老邓厉害就在这个地方。比如搞股票,他表态说,“允许试”、“不行就收”嘛。其实,允许试是真的,不行就收是假的。他早想清楚了,别人可能没想清楚。允许试,就试呗。反正后边有句话,不行就收。收?怎么收?靠行政命令收?收得了吗?你发了那么多股票,要花多少钱再把老百姓的股票买回来?你花钱买,正好给大家“解套”。再者,你有这笔钱吗?你政府要是有钱,何必搞这个呢?所以没法收!老邓这个人,比较聪明。战略上他想透了,后一句话,就把那些反对者的嘴堵上了。别的老头一听,啊,允许试,可以收,好啊。可一试,就“开弓没有回头箭”。

  《反杜林论》的那一段话,非常精辟:“平行四边形”。每个人对社会都有他的意义,只要有一个“力臂”,社会运动轨迹就要改变一点点。老邓的思想符合多数群众的利益,获取了多数群众的支持,所以成功了。毛老爷子开始也是,文化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啊,多数人都支持他。可慢慢的,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少,他再坚持也没有用。最后,老邓往这边一偏,就整个“打左转灯向右转”了。

  这个笑话它有点道理。搞改革开放,老邓的想法,无非还是要搞社会主义,要把中国搞强。毛老爷子和邓老爷子的想法,都是这样的。江青的想法就是搞“穷社会主义”吗?也不是。她是为了打倒对立面,即使“宁要社会主义草”也行。这是手段,就用这个把你打倒。其实那一段,四人帮在上海搞得相对还比较好。因为他们已经控制和巩固了上海这个地方。

◇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他的种种东西,应该说是影响了几代人,甚至也包括“民主派”,包括西单民主墙。特别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读的是《毛选》,学的是“雷锋”。我们的思想方法就是这个方法,你得出的结论能走出多远啊?说实话,当年在党内没有人敢跟毛主席辩论,不论谁都说不过毛主席,都会折服于毛主席的雄辩。毛主席批彭德怀,多“精彩”,别管他有没有道理。

  过去有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如果愿意反思的话,文化革命就不是历史吗?就红军长征是历史?说起来,红军长征是不错,延安精神是不错,但它们毕竟是在夺取政权当中创造的这种传统。现在是建设时期了,这期间我们党内最大的财富,应该说,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是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这笔财富难道不要了?本来应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全党,防止文化革命的再生。

  我们汲取文化革命的教训,现在就要建立一种机制,要能不断地调整政策,另外要容忍对手。过去的政治斗争,每个人在反对对手的时候都打出一个“崇高”的旗号,说对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言人”、“自由化”等等,无非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就是不能达到一个共识,容忍对手。西方的政治理念,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保护对方的权利。所以对老百姓来讲,民主党、共和党不论谁上台,对美国都不是灾难。我们则不是这样,而是只有我上台,中国才能好;其他人上台,就是灾难、就是“复辟”、就是“自由化”。所以斗争变成“你死我活”,就要采取极端手段,动不动就要动用军队等“专政”手段。

  我们需要宽松的机制,我就不明白这个:他们为什么老说,中国“国情”不适于搞这个。这是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在阻碍。所有当权者都一样,他都不愿意跟别人分权,与虎谋皮是做不到的。那么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社会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形成一种制约、一种限制,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权力。但这些东西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否则做不到这点。现在你看不到这种改变。

  当然,新的变化也是有的,比如领导人终身制的结束,这是从老邓开始的。这只是进了一步。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你不能总是自我copy(复制)。两个党竞争,它们有不同的政治取向。我们现在是自我copy,这就造成血缘上的“近亲繁殖”。结果,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就弱化。现在就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因为在共产党的体系里,在权力中泡得太久了,就形成一种非常大的历史的惰性。毛主席讲“最聪明的人是战士”,就是说,可以从不同的地方选拔人才,来打破这种惰性。所以,文化革命的所谓的“合理性”呢,就是毛老爷子想要探索出这样一个体系。他当时对官僚体制很不满意了,想改造这个体系,所以他把王洪文从工人中选拔起来。但他不是从搞文官制度、搞政党竞争这个思路来做的。

◇ 商场上的洗礼

  大约1993年,海南三亚市要开发亚龙湾。原来有一个亚龙湾开发公司,资金也不够,没搞起来。后来由几家公司联合成立了一个股份制的公司,我也参加了,是这家“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借着发法人股,当时想多敛点钱吧,按两块钱一股,发了3亿人民币的股。敛了一部分钱,然后把开发的土地征下来了。

  但我在那干了一年,就干不下去了。一个就是1993年底,朱镕基那时正在搞“宏观调控”,钱不让进海南,由银行把口,钱就是不让进。另外,我们那儿有个失误。就是一开始想搞点综合经营,搞了块地,投了一个多亿,结果因为一调控,就没钱了。而那个项目又是海南旅游的重点项目,“国家旅游度假区”,当时是国家旅游局搞的,但是计委不同意,所以有矛盾。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想,当时香港有一个中粮集团下属的鹏利国际,一方面他们有钱,另外当时度假村的理念在国内还不清晰,而他们比较明白。既然我们没有能力,就交给他们做吧。于是我们就扩股,转让了股份,鹏利拿钱进来,当了大股东,当然我们就要退出了。

  1994年3月份,我们离开了。他们继续搞下去,就有了非常大的成果。有人后悔,但是我说,要是我们接着搞,没有钱,也难以为继。那么大个项目,我们当时把规划搞完了,但效益是人家的了。我当时也有点儿烦。特别是在亚龙湾那儿,看见的事也挺黑的。就说派出所借摩托车吧,他们找我说,我们派出所要帮着你们拆迁,需要交通工具。我说那好吧,送你们个摩托车吧。他们不要,说借用吧。我觉得他们还不错,只借不要。下面的同事说,什么呀,陈总,你不懂,他当然不要,因为摩托是借的,所以坏了你得给他修,汽油你得给他加。你要送给他,我们就不用管这些了。哎哟,人家想得真精。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我感觉真不好。

  后来我回到北京,和一些朋友说,海南太黑了,叫做“天天过年,夜夜兴奋”。我难受,干不了。后来这话被传到海南的领导耳朵里,他很不高兴,说我,“陈小鲁才黑呢!他发股票,一块钱卖两块”。我不否认这点。但是,发股票的钱是给海南开发用的,还不是给你海南弄钱?我又没有拿这个钱。我当总经理,当时的工资是两千块钱,仅此而已。

  从海南回来以后,一些朋友就拉我出面,搞一个投资咨询公司。我说,行啊。就向朋友借了十万块钱,成立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标准国际”做了一件事,就是为几个项目的海外上市做顾问。当时,第一期的海外上市公司刚刚准备起步。由于做投资顾问的都是老外,一些领导不大信任,就想找个中国顾问,心里有底。这样子,我们正好就找到了客户,就担任中方的顾问,去搞些撮合啊,咨询啊。不过这个赚不了多少钱。而且我们这种人,就不是经商的料。

  比如,广深铁路H股在海外上市,我们做它的顾问。他们上市收入了5亿美金,当时我们的上市顾问费是30万人民币。可是由于铁道部内部的矛盾,我们被拖了两年。关键是有两个问题要我们协调。一个问题是火车票定价问题。当时,铁路价格是国家统一制订的,车票由计委物价局统一定价。可是要没有自主定价权,在海外就等于不是一个独立的企业,人家凭什么买你的股票啊?为这个,我就找计委的副主任。那时候正好闹涨价呢,计委主要怕涨价。我说,按现在的情况,它不会涨价,可能还要往下调。因为它面临着高速公路和飞机的竞争。最后,由我们公司写了报告给计委,他批示,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浮动”,但是不“放开”,但给它一定的定价权。这样子在国外还有卖点。

  这是一个难度多大的问题啊,等于要改变一个体制的事儿啊!这个最后我们帮他拿到了。这价值多少钱?没法计算。但是计委给它的这点儿权力,公司就募集了5亿美金。

  此外还有一件事。它那条铁路有个特点,是从广州到九龙,所以它有外币收入。公司把这些外币打包,给了一个中资的金融公司,等于给卖了。国家规定,外汇进、出都是要报告的。这样,一千多万美金的外汇就没了。一年半以后,铁道部内部矛盾解决了,又重新启动上市了。人家一看,财务报告又不对了,每年的一千多万美金收入没了。这就没法上市了。于是他们决定回购。这一回购,又麻烦了。有钱有贷款,但是没有外汇指标。为了让它能上市,这又成我们顾问的事了,我就出面找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我说,你批给它一千万美金的额度,拿这个回购外汇。这样,它上市后能拿回来5亿美金的外汇。外管局领导说:但是它违规。我说,两边都是国家的事,这事铁道部也着急。外管局领导说:就这样吧,但是我们得罚它。最后给了它指标,但罚了8万美金,问题解决了,它就上市了。

  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企业觉得我们做得不错,加倍给了60万人民币。有人说我们发财了,我们五六人个人,干了两年,还要解决难度这么大的两件事,就挣了60万人民币,发什么财?不过,这件事儿,我们总算做成功了。

◇ 我不太适应这个社会

  下海几年,感觉也不好。所以我觉得挺没意思的。除了文化领域还没有介入过,不论军事、政治、经济,我感到我跟这个社会整个地不适应。就是说,这些现实和我从小学到的东西、和我理想中的社会理念,和我心目中的那个共产党,太不一样了。我是有点理想主义化,我不能接受我认为是不对的东西,除非你说服我。你说服不了我,那我就接受不了。但是有一条,我这个人也不愿给人找麻烦。如果老接触这些事情,你会觉得挺难受,大家都会挺难受。我不行,我离开还不行吗?1997年,我身体不好,后来高血压。主要还是觉得特没劲,所以我就退下来了。

  这十年,我自己不去找事。有些朋友找我,请我当个独立董事啦,另外有些朋友搞个项目,邀我参加呀。我有一条,我可以出主意,也可以充充门面,但是不参加管理。而且我也不问待遇,愿意给多少给多少。所以大家都觉得处得挺好。

  我现在是博时基金和江西长运两个上市公司的独董,都是朋友邀请的。因为是邀请我去,不是我主动去找的,这样我就比较超脱,可以好好考察一下这个公司。我不是一般的股民啊,而是要当它的独立董事啊。所以,我就调来资料看,发现这两家公司还不错,比较规范。就做了它们的独董。独董,就是代表小股东监督大股东,让大股东不要做危害小股东的事。在基金,就是对基金持有者的责任。另外一个是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要合规经营,并不是说赚的钱越多越好。你不合规,你赚的钱多,你反而越容易出问题。当然,独立董事的作用还是很有限的,因为你不在公司里,要想蒙骗董事,那太容易了。

  从我做独董的这两个公司来讲,应该都还可以。博时基金非常不错的,在基金中排前三名。“长运”也是一个不错的搞交通运输的公司,非常稳健,号称是中国交通第一股。其实,一个公司的关键最终取决于其管理层怎么样。

  多年来,我有三个座右铭:一个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的。另一个就是毛主席爱讲的“人贵有自知之明”。第三个也是毛主席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自己不愿意干的,不要加诸于别人身上。这样你的处世、待人接物就比较好一点。还要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特别是一定要知道短处。不要以为天下缺你不可。另外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个坦荡的人。

  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感到自己为人处事一直在遵照这三个座右铭,没有做那些违心之事,也无愧于这个社会。孔子还有言:“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但孔子是圣人。我没有这个能力,只能自己管好自己。回顾人生,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至于别人看是好是坏,也无所谓。

注释:
13.1960年代,一个少先队员刘文学,发现地主分子偷盗生产队的蔬菜,与之斗争而被杀害。当时被广泛宣传。
14.“三个世界理论”:指1974年毛泽东对当时世界战略格局的说法。“三个世界”即: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亚、非、拉美及其他地区的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构成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是属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
15.英国称其为福克兰群岛,英阿两国均称对此群岛拥有主权。
16.一种美制自动步枪。
17.鲍彤,当时任赵紫阳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主任。
18.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谈到:“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20-343页。”
19.指新中国成立后,对接收下来的旧政府人员实行酌量减薪,作为稳定物价、克服财政困难推出的主要措施之一。见《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5页。
20.前苏联长篇小说《夏伯阳》,描写俄国国内战争时期红军指挥员夏伯阳足智多谋、顽强勇敢,但政治上不成熟,作风散漫。政委克雷奇科夫到任后,把他引上了正确道路。1934年《夏伯阳》拍成电影,在中国曾影响广泛。
21.“团结工会”:1980年11月成立,当年发展到1000万会员,瓦文萨当选为主席。1981年团结工会的《纲领决议》明确提出要改变现行社会制度,且不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同年12月,波兰当局宣布实行战时状态,团结工会随后被取缔,瓦文萨等数千人遭拘捕。1989年4月团结工会再度成为合法组织。随即投入大选,在议会和参议院选举中获得成功。翌年12月,瓦文萨当选波兰总统。
22.“黑工事件”、“黑窑事件”:2007年5月,山西省洪洞县警方破获一起黑砖场虐工案,解救出31名民工,其中有部分童工。之后,数百失踪儿童的父母在网上联名发帖寻子。案件引起中央震动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23.“军政、训政、宪政”:1924年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提出的建立“民国”程序。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或称三步骤:⑴在军政时期施行军法,实行军事统治,既以兵力统一全国,又训练人民接受三民主义。待一省之内秩序完全安定后,就可停止军政,开始训政时期。⑵训政时期施行约法,由政府派出经过训练、考试合格的人员,到各县筹备地方自治,并对人民进行运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的训练。一省之内全部的县已实行自治时,就可以结束训政,开始宪政时期。⑶在宪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宪法颁布后,即“还政于民”,举行全国大选。民选政府成立,就是建国大功告成。《辞海》
24.“小舰队”:文革中,林彪之子林立果建立的一支以效忠林彪为宗旨的武装力量。
25.“团派”:指在共青团系统、特别是在团中央工作过的党内领导干部。1957年至“文革”前,胡耀邦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26.指邓小平1989年“4.25讲话”,认为学生上街是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
27.时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六四”前后曾兼任国务院发言人。
28.全称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为中国最早引进股票市场设立的机构。
29.阎明复,“六四”前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六四”后改任民政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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