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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罗斯的名字是苦难》的剧透

(2024-01-29 19:15:14) 下一个

写这个小短文,是因为校友小陈朗读了一首现代诗人吕达的题为《玛丽娜致莱内》的诗。玛丽娜指的是俄国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莱内指的是德国诗人莱内里尔克。两人在书信里互相倾慕,不过从未谋面。那么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这个与我写的《俄罗斯的名字叫苦难》里的内容有关。


我之前写的这篇文章,是一个有同样题目的更长内容的开篇。它主要围绕俄国作家诗人的往事,来说明俄罗斯无尽的苦难,这种苦难甚至是一种自虐的。这样说,当然会让大部分俄国作家愤怒,谁愿意自找苦难呢?很少有人,但是俄国确实有很多作家以苦难为生命意义的来源,甚至讴歌苦难,最有名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也不是唯一的一个,合适地说是俄国的某种文化潜流。


不过,这里就不多说这个沉重的话题了。我只是给一些故事剧透,有点八卦性质,也许读者爱听。


写日瓦戈医生的帕斯捷尔纳克的爸爸与里尔克认识,小时候的帕斯捷尔纳克和里尔克也打过招呼。后来帕斯捷尔纳克成了诗人,而俄国诗人似乎都很迷里尔克,帕也找到了里尔克的通信地址开始通信。但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监管严厉的关系,也因为他想让在法国的诗人朋友茨维塔耶娃分享他与著名诗人之间的谈话,就把里尔克介绍给茨维塔耶娃,让茨做他们书信的中转。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这两个诗人也是一定意义上的情人,就像他们那个时期这些俄罗斯诗人之间彼此都是某种情人关系,无情不成诗嘛,但我觉得也是由于动荡不安不安的时局中的某种精神慰藉。其他两个主要的诗人是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斯塔姆。这些诗人的爱主要是在头脑,而不是身体。


无论如何,当茨维塔耶娃与里尔克联系之后,很快就热烈地爱上了老头里尔克。当然他们的爱情就更是精神上的了,他们从没见过面,后来里尔克就死了。


帕斯捷尔纳克被晾在一旁,也没有什么怨言,那是真爱。

后来茨维塔耶娃耐不住巴黎的寂寞,她说,诗在我们俄国是面包,在法国连蛋糕都不是,于是执意要回俄国。她和先生要回国,这确属自杀,因为先生是白军军官,自己也是某种贵族,布尔什维克一掌权就逃了。现在为了回家,她先生还与克格勃合作,出卖了国外的一些反对者。但戴罪立功也是没有什么用的。他们回去之后很快丈夫被枪毙,自己也贫困潦倒,饿的不行又没有人给她工作,于是自缢。给出外的儿子留下一封长信。


阿赫玛托娃比茨维塔耶娃长得好看又高挑,是革命之前俄国人的偶像。在法国时被画家莫迪里阿尼追求,为她画了十六幅画像。阿赫玛托娃在去世前两年写下的回忆录中,将这段流淌着灵感的巴黎邂逅称为“我们生命的史前史”。相对于革命后的苦难,从前都是史前。


茨维塔耶娃赞美阿赫玛托娃,说“你是缪斯中的缪斯”,“金嘴唇的安娜”,“我开始爱上了你”,是不是有种同性恋的感觉?


曼德尔斯塔姆写诗讽刺斯大林,斯大林最后把他送到海参崴。他在那里又饿又冻不明原因地死了。


斯大林对帕斯捷尔纳克比较怜悯,因为后者的父亲是个画家,曾为列宁画像,也见过斯大林。


斯大林有个特色,他对某些艺术家特别宽大,比如对钢琴家玛丽亚尤金娜,在一个夜晚听了尤金娜在电台弹奏的莫扎特之后,就要她这首弹奏的唱片。电台只好赶紧录制。之后斯大林给她寄了一大笔钱。但后者接到钱之后,都捐给了教会,还写信给斯大林说会为他的罪行祈祷。斯大林倒也不追究。


当帕斯捷尔纳克遇到麻烦的时候,斯大林发信说:不要触动这个天上的人。


也许斯大林想让人们知道,我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或者想说,我就是这么任性。


帕斯捷尔纳克这个诗人忽然用了很大心血写小说,还鬼使神差地把这部小说传出国外得了诺贝尔奖,不过那时候斯大林已经死了,即便如此,他也不敢去领奖,只能拒绝。


阿赫玛托娃与曼德尔斯塔姆暧昧。后者死后,曼德尔斯塔姆的遗孀没有工作没有名望生活贫困,阿赫玛托娃经常给她弄吃的,后来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成为俄国文学经典之一。


阿赫玛托娃本人也是诗人遗孀,按俄裔美籍诗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说法,俄国作家遗孀可以组成一个行业工会。


阿赫玛托娃获曾与来访的英国作家以赛亚柏林有一次彻夜长谈,这也是一种精神情爱吧,她把这些会面都用一首诗隐含着纪念。


人美多情,仰慕者也多。我前些天翻译波兰作家查普斯基的书时,又发现一桩。1942年,从苏联给波兰高级军官设的斯塔罗别尔斯克集中营幸存的查普斯基正好在阿赫玛托娃流放的塔什干,夜晚文人们聚会结束之后,他们在有月亮的夜空下行走。他写道:“闷了一天的空气终于可以呼吸了。我们都沉醉在诗歌中。刚走了几步,安娜就毫不客气地赶走了想和我一起陪她的人。然后,向我倾诉了她的痛苦和对儿子的担忧。并说’我亲吻了所有布尔什维克战士的靴子,想让他们告诉我我儿子是生是死,但什么也没问出来’。突然间,这个在沙龙里行为举止显得装模作样的女人(因为沙龙主人是个当局信赖的作家),似乎与我们所有人都保持着很大距离的人,对我却变得亲近起来,变成了另一个女人,悲惨至极。她告诉我:’我不知是什么原因,毕竟我们几乎形同陌路,但你比我身边所有的人都更亲近’。她只是感觉到与我交谈时有一种不同的空气,一种更大的自由,一种没有恐惧的自由,而这种恐惧在当时扼杀了每个人的呼吸,绝对是每个人的呼吸。” 1959年她写了一首诗,别人问是谁的时候,她说是一个波兰画家。


阿赫玛托娃的这个儿子与她互相成就。因为自杀的父亲,他这个儿子一直在监狱里。后来出狱后对母亲非常不满,一方面觉得母亲对他救助不利,另一方面觉得她利用他的苦难给自己捞名声。


阿赫玛托娃确实是因为这个儿子而写了著名的《安魂曲》,一举解脱了过去的“小资产阶级”诗人的形象。但是儿子说母亲没有尽力,则是令人悲哀的。


更何况,这个儿子后来成为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家,对普金很有影响,或者说很为普金所赏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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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琴 回复 悄悄话 你说得对,俄罗斯和苦难好像孪生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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