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缘三： 国道之艰 想起杨玉清 （一）

书与缘三： 国道之艰 想起杨玉清 （一） （ 朱小丰 2009.5.25 日 ）

邓玉娇等案之状况，显示出中国政治改革长期滞后之积弊，实已在膏肓之际了。中国现在的大量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都是政治改革长期滞后的必然结果。高唱“和谐”而不作政治改革，就好比医生天天对重病患者千叮咛万嘱咐“你一定要健康”，但绝不下药。

这使我常想起呼吁中国政治改革的先驱杨玉清老先生。杨老是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但他的思想却长期被埋没了。我不懂政治，有些后悔杨老等人还在世时向他们学习太少。

杨玉清是我父亲介绍给我认识的。在我父亲介绍我认识的人里面，他是思想最为开明的一个。他比我父亲年长许多，应该属于我大舅、二舅那一代的人。我大舅听信了吴玉章等人的话，参加共产党， 1926 年又去武昌与毛泽东、肖楚女这些人搞什么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二舅 1928 年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去搞什么武装暴动，他们在人生路上都误入歧途。那时候中国知识份子刚刚正面接触西方文明与科学不久，对人类的命运很少有正确的远见，大多以为通过专制可以抵达自由与民主的社会。但杨玉清不一样，他在北洋军阀时期顾维钧政府时就到国家政府里工作。《顾维钧回忆录》里还谈到过这个热血青年，后来去早稻田大学留学，后来又到国民党中央政府工作，其间一直没有间断过学习与思考，读了不少书，亦写过一些书。他后来做的官是中央司法次长。

那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和我们现在的中央政府很不一样，中国现在的政府官员和衙门都多得数不过来，副总理一级待遇的官员（在职与不在职的）有几千个，部长一级的就数不清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只有 5 个部，每个部的领导好像也就一个部长、一个次长，所以他这个司法次长，是很显赫的官员。

我问我大舅，杨玉清这个人如何？我大舅面露鄙夷的神色说了一句他看不起这人的话。所以，我是带着有点复杂的心态去见杨老的，那是 1982 年，杨老 76 岁。我们一见面，杨老哈哈大笑，从书桌上抽出一份铅印的文章来，说这是他刚写的，让我拿一份回去看看。

我当时就看了起来，是他给中央和国务院写的一个政治改革的建议报告，（好像是国家哪个领导人请他写的，记不清了，但肯定是由国办系统呈上去的。）我看了两页，立即对杨老心生敬意。文中对中国的政治改革理方面讲得非常简洁，句句言之有物，更多的是十多条具体的改革提议，例如，谈到政协，他说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早就过时了，现在早已成为一个徒糜巨资的摆设，浪费国家财政，但又无法弃之。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它进行改造，赋予新的功能，将它改变为由人民选举的对执政党和政府进行监督的专门机构。又如，谈到国家民主化，他说民主化改革从中央和省开始都困难太大，应该首先从县一级起动，先做到民选县长（人民直选）。可惜这份报告不知谁从我这里借去看，没还给我，否则我就把它附在这里了。

这篇文章让我这个未见世面的后生小子眼界大开。后来我就跟杨老聊得很多了。有一次我无意间问起他对严家琪（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所长）等人的看法，杨老幽默地说：“他们都是些站在岸上能说会道的游泳运动员，但他们只能在岸上游泳，一下水就会被淹死。”事实证明杨老的判断是对的。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始终是，站在岸上游泳的运动员太多，在水里游泳的运动员太少，高手更少，水里的位置大多都被乌龟王八占了。晚年的胡耀邦其实是游得比较好的，但突然就死了，实为国之不幸。

这又让我想起当年胡适碰到杨玉清，胡适很激动地对杨玉清说，蒋介石找他谈了，“想让我当总统，他真有此意。”杨玉清眼吃惊得都鼓大了，劝告胡适说：“胡博士，他的话你都能相信吗？”

书生们都犯同类的病。但政治实际比他们头脑复杂，那些能够游泳而又不被淹死的人，才能比赛到最后。在司法实际中也是这样。中国政治复杂到什么程度？我们要是能看清胡耀邦怎样被淹死、赵紫阳怎样被淹死、邓玉娇怎样被淹死，我们也许就能多明白一些了。但这不是这篇回忆能谈的。

杨玉清当初的那些建议，到现在也还有很多未予实行，但确是很有意义。这二十多年来我不时会想起他的那些建议，也想到一些他那个时期还不可能想到的问题和想法。我觉得：

1． 首先应该实行党内有派。

没有哪个政党在党内没有派别。共产党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国家唯一的执政党，有责任和义务对所有国民负责，因此，应该把不同的派别主张对国民亮出来，让国民知道他们在支持什么人的什么主张。让这个党有不断地纠正错误的机会：错了的派别下去，对了的上来。这就是政治公开，让党员和国民有选择权，而不是一切都是幕后操作，比的是谁的关系深、后台硬。

2． 民选县长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直在试行乡村民主改革试点，但效果不大。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试点太理想化，与中国的现有权力模式太不吻和，必然失败。因为在现行权力模式中，村、乡（镇）这两极在政治和经济权力上直接受县（市）一级完全控制，根本没有什么独立性。当个村官、乡官，要干点坏事很容易，要干点好事却非常难。而县（市）一级就不一样了，有很大的独立行政的空间，成效好坏也能够实现公共监督。因此，改革应回到杨玉清当年的主张上来，民主改革的试点应该从直选县长做起。

3． 政协的改变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时候，政协确实参政议政。但 1957 年后，它就成了一个花钱无用的摆设、一个花瓶。到了本世纪，它又逐渐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俱乐部，一个权力阶层奖励给他们觉得看得顺眼的人某种象征性的社会地位的地方。这个发展方向肯定是误国误民的。它的正确方向应该是回到杨玉清先生当年的主张上来，成为一个社会的独立监督机构。因为中国现有的监督机构，不论是纪委、检察院、反贪局等等，都是一个系统内部的监督机构，也就是说，我自己监督我自己，这样的体制，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不完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