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梁思成与林徽因之死

也谈梁思成与林徽因之死 （朱小丰 2009.8.31 ）历史在阳光与幽暗之间迂回，有时会沉入黑暗。如果你生逢阳光之际，那是你幸运。若逢幽暗之际，多数人实际上很难透过迷雾与阴暗，去聆听知识与智慧的声音，当权者的话语被传布为唯一的真理。智慧的光芒被迫远离芸芸苍生的生命，成为被排斥的异像。愚昧振振有词，落地有声。从1949年以降，中国的知识份子有两个非常活跃的时期，一个是从1949到1956年这个时期，一个是从1978到1989年这段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中国的知识份子满腔热血、斗志昂扬，一心一意要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想要帮助和引导这个民族与这个国家走上它应该走的道路。马寅初、梁思成这些人活跃的是第一个时期，他们没能熬到第二个时期。也有一些勇者熬到了第二个时期，老一辈的如朱光潜、杨玉清、梁漱溟等，年轻一些的如谢韬等等。前不久去世的季羡林先生，如果跟前述这些人比起来，恐怕都不能叫做知识份子（这个汉语词汇的本源文字Intellectual，原本有专门的语义所指），他是个杰出的专家学者，但不是什么“国学家”，他的去世犹若一个美丽的花瓶落地而碎。这里只谈谈梁思成与林徽因。（一）梁启超先生晚年从事国学研究，案头一部《仪礼》，讲述着两千年、三千年前的中国。我不知道这对他的儿子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但他的儿子梁思成，活脱脱就是一个从古代儒学中走出来的知识份子，一生儒雅，一身飘逸，一世意气风发而后却是悲哀。建国时期，毛泽东（敏感词）意气风发地登上天安门，以领袖的姿态把手向天安门右边一挥，不容置疑地说：今后，从这边望过去，是一排排高大的烟囱，冒着滚滚黑烟。然后他又将手往天安门左边一挥，说：从这边望过去，也是一排排高大的烟囱，冒着滚滚黑烟。这话传到建筑学家梁思成耳中，令他呆若木鸡。当年美军轰炸日本本土时，他就建议保护古建筑群集中的日本京都和奈良，使其免被炸毁（美军採拿了他的建议），何况这是故土北京？在他心中，北京是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和历史文化遗产中最珍贵的瑰宝，是几千年中国传统城市和建筑艺术的精华，不论城市的平面布局和空间尺度、皇城与胡同井然有序的安排，还是拱卫内外城的城墙与城楼，乃至小到一座座牌楼，无不凝聚着中华文明的结晶，因此，后人的任务，首要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和继承好这份瑰丽的遗产。于是，以一介书生的热忱和勇气，梁思成、林徽因夫妻开始了他们保卫北京的抗争，也开始了他们令人叹息的悲剧。最初，由梁思成和陈占祥（城市规划专家、时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提出在城外另建行政中心的方案（即梁陈方案），这一今天看来无可置疑的最佳方案，被当局毫不犹豫地否定。梁思成认为，“北京是五代之都，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像美国首府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风景幽美，高度绿化，而北京的大批名胜古迹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城市。”他提出把整个北京城当作一个大博物院来加以保存。但当权者从一开始就打算要拆毁古城墙，也选定了风景如画的中南海为自己的居住地。梁思成、林徽因等不得不为保留古城墙作注定要失败的抗争。当时的争辩有如：毁方：城墙是古代防御工事，是封建帝王统治的遗迹，其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理应拆除。梁：那么，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这一切建筑遗物虽然曾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专用，但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杰作，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成为民族的纪念文物了。毁方：但是，城墙限制和妨碍城市发展。梁：现代城市为防止过度密集和拥挤，采取大城市用园林地带分隔为小区域的办法。城墙正可负起新的任务，承当现代大都市的区间隔离物。而当国防上需要时，城墙上还可利用为良好的高射炮阵地，古代的防御工事在现代还能再尽历史任务。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墙。人民政府所规划的大北京市界已21倍于旧城区，政策方向早已确定，旧时代政治、经济上的阻碍早已消除，我们不应再被心理上的一道城墙所限制、所迷惑。毁方：城墙阻碍交通。梁：只要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城门即可解决。同时在城市道路系统设计上，控制车流，引导其汇集在几条主干道上，正可利用适当的城门位置导向。毁方：拆除城墙，可取得许多砖，可取得地皮，利用为公路。拆之无害，且有薄利可图。梁：城墙除1米厚的砖皮外，内皆灰土，总数约1100万吨，以20节18□车皮组成的列车日运一次，需83年才能运完。这一列车，83年之中可运多少有用之物?废物体积如十一二个景山，安放何处?北京城外并不缺少土地，四周都是广阔的平原，何苦要费巨大的人力取得这一带之地?拆除城墙的庞大劳动力又可积极生产许多有利于人民的成果。如此浪费人力，同时毁掉一件国宝文物，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争辩很快就被结束了，梁思成、林徽因等得到的，是一场夸张到政治高度的批判运动。（二）当时的北京市负责人彭真指示：“谁要是再反对拆城，是党员就开除他的党籍!”于是，反对意见、不同建议等，都沉寂了。科学、理性和人性，成了被排斥、压制和声讨的对象。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了。于光远先生回忆云：“对梁思成的批判，上面是彭真负责管，我做具体事......我按彭真的意见，在颐和园的畅观堂组织人写批判文章，不久30多篇批判文章就写出来了，彭真拿到这批文章后，并没有让发表，而是交给梁思成看。彭真对他说：如果你不放弃你的意见，我们就一篇一篇地发表这些批判文章。”梁思成原来认为自己是这方面的权威，会受些尊重，没想到看到这么多上升到政治斗争高度的大批判。他是见识过大批判的威力的，在那些“阶级斗争”中，多少人批斗批斗着就拖出去枪毙了？梁思成不得不开始检讨和认错。彭真见威胁已凑效，就没把大批判的文章送去发表。但有一篇批判梁思成的文章没过彭真的手就发出来了，即时任中宣部卫生处干士的何祚庥自己送去《学习》杂志的《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1955年10月2日《学习》杂志)。文章分5个部份，标题为：1•"梁思成颠倒了建筑学中‘适用、经济、和在可能条件下讲求美观'的原则"； 2•"梁思成所提倡的‘民族形式'实际上就是复古主义的主张"； 3•"所谓建筑上的‘文法'、‘词汇'论乃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 4•"梁思成的建筑理论是直接违反总路线的错误理论"；5•"梁思成的错误思想根源--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何祚麻文中说，“他并曾一再顽固地反对拆除天安门前三座门、反对拆除西四、东四的牌楼。可是，梁思成的这些错误主张，却是一再在实践中破产，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 又云，“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依此文看，故宫也应该挖掉，大概这块地皮可用来修一条大马路、一个炼铁厂和公共汽车站吧（事实上后来长途公共汽车站就委屈地蹲在故宫前面的前门边上）。此文揭开了北京建筑领域阶级斗争的盖子，打击了“资产阶级复辟的嚣张气焰”，为广大革命群众撑了腰，壮了胆。对北京古文物和文化的破坏终于势不可挡地开始，从1951年，到文革初期，古城墙和几乎所有的城门被拆毁殆尽，一座经过一千多年营造和建设而形成的古城从地球上消失了。梁思成一看何文，赶紧写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在《人民日报》刊登后，彭真下令把所有已写了的文章都送梁思成参阅，但一切报刊暂停再刊登有关批梁的文章。一场波澜壮阔的大批判运动因为领导的意图被一时中止。（三）由于梁思成多方奔走、费尽心思地想替代方案，今天还能看见的北京古城残余北海团城得以幸免被毁 。1953 年5月北京市委拟拆掉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四、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城门是主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着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他与自命“改革派”的北京副市长吴晗争得面红耳赤，吴晗竟站起来训斥：“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气得当场痛哭失声。（此事见《城记》，王军著）他无法让一群不懂文化价值的人去明白道理，就像我们始终无法让一群猪明白什么是珍珠。他只能痛哭。当时梁思成对北京市长彭真说：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的，我是对的。除了想要保存北京的古建筑，他还想努力去保存中国其它地方的古文化。五十年代，当听说河北宝坻辽代建筑三大士殿要被拆除，他立刻向河北省政府提议，希望一定要把这座辽代古建筑保存下来。官员和官方学者反对说：辽代建筑又怎么样，不过是个没用的破庙，不如把这些辽代木头拿去造桥，还能为人民服务。于是也拆了。今天在中国，你还能找到几座真正的古建筑？后来在被批判之余，梁思成多次感叹：“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啊。”（四）是林徽因让梁思成成为一个建筑学家。梁思成与林徽的金玉良缘，是上苍给这一对书生最大的恩赐。梁启超和林长民（林徽因之父）两家乃世交，故二人两小无猜。长大后，梁思成深爱林徽因，因之两家约定婚事。听林徽因建议，梁思成始确定去学习建筑学。此后二人一起留学海外，归国后一起教书，一起考察古建筑，一起研究古文化和艺术，意趣相投，相得益彰。1951年北京要开拆古城墙时，时为清华建筑系教授的林徽因与丈夫共同挺身抗争，当然也共同经历了打压与挫折。 1953年，林徽因肺病已经几乎说不出话，但为了保住永定门城楼不被拆，她仍然奋起力争。她曾指着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鼻子说：“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历史很无奈地被一个弱女子说中了，2004年8月18日, “假古董”永定门城楼竣工。1955年，建筑界和官方兴起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城墙公园”创意的提出者林徽因自然也是批判对象，在忧愤中病情加剧。作为一个诗人，一名非常聪颖而高傲的女性，她已经看见了未来的幽暗，她不愿多活几天，不愿活到1957年，更不愿活到1966年。她谢绝吃药医治，怀恨去世，时年五十一岁。 林徽因的去世是对梁思成最彻底的打击。他心已死，随所爱而去，在一个没有强权与乌云的时空中飞扬。作为一个不懂政治也对政治没有兴趣的人，作为一个被批判、被侮辱、同时又被利用被吹嘘的工具与花瓶，他在沉默中又活了十几年。虽然在1962年被官方宣布为“国宝”“脱去资产阶级的帽子”，但随1966年文革而来的却是更惨酷的迫害与打击。1972年，他点火烧毁了他与林徽因共同设计绘制的图纸，流下人生最后的眼泪。1972年1月6日，梁思成去世。（五）为什么要写梁思成、林徽因？他们的事不是已经有很多人写过了吗？但是写的都是才子美女，有几人还记得他们的眼泪？我想说的原因是：由他们所开始的抗争，到今天还没有结束。例如，1995年，成都市政府为了满足一个台湾房地产商的需求，强令挖掉了不意中发掘出来的规模宏大、保存完好的唐代供排水系统，这可是人类建筑艺术史上保存至今、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当时就有专家们抱着那一堆堆精美的唐砖痛哭失声。也是那一年，成都整治府南河，无意中发现了明代万里桥，这是世界闻名的古桥，在日本的普通词典中都能查到，但成都市政府毫不犹豫地就挖掉了这座古桥，以扩建在它上面的水泥桥，即今之老南门大桥。这样的事，在中国还在不断发生。当然，在城市和建筑领域，知识份子们的抗争看来很快要结束了。因为能毁的都已经毁了，假古董全面取代真正古文化的事业早已如日中天。该上报业绩的都已经报了，该升官的都升了，该发财的也都发了，你们能怎样？从马寅初、梁思成那一代到我们这一代，中国持有不同意见的知识份子已经是第三代了。我们这一代甚至不如第一代，连一个花瓶的位子都不会有，因为假货花瓶已经太多了，不需要真货了。我们这整整三代知识份子，在现实中都是彻底失败者。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专制与强权，这个强权认为话语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而不是以知识与真理建立起来的。但是，我相信我们留给世界的将不仅仅是眼泪，我相信未来会证实我们的价值。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人终有一天会从我们的失败中，学会怎样对待知识、科学、文明，学会怎样面对人类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