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禄：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

2005年11月18日，“中国核潜艇之父”彭士禄院士荣获“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称号。中核集团在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举办了“彭士禄院士从事科技工作48年暨80寿辰座谈会。”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写来了贺信，他在贺信中说——
您是著名的核动力专家，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您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并参加指挥了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工作，您参加、组织研制成功的耐高温高压全密封主泵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在80年代初，您提出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要素，为大亚湾核电站工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秦山二期核电站的建设中，您提出了“以我为主，中外合作”，自主设计、建造两台60万千瓦机组的方案，并亲自计算主参数、进度与投资，为秦山二期工程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我很早便从王淦昌先生那里知道一些彭院士在核动力方面的工作情况和贡献。多年后，我终于走近了彭院士。他旷达的人生情怀，渊博的学识以及对事业理想的追求精神，都给了我很多的记忆与感动。我说要把他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他说：“不要写，人怕出名猪怕壮，我们交个朋友。”
其实，彭老在8岁时已出名了——
 
他因是彭湃之子而被捕
在众多科学家中，彭士禄童年的经历要特殊一些。他的父亲是农民运动领袖彭湃，母亲是广东海丰县苏维埃妇女委员会主任蔡素屏。他3岁时母亲壮烈牺牲，4岁时父亲光荣就义，他成了孤儿。但那时，他并没有感到孤独。彭院士说他有20多个“爸”和“妈”，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父亲牺牲后，他先是被奶妈背着东躲西藏，逃避反动派的追杀。在那位奶妈的帮助下，他被转移到潮州一带，在那里有很多穷苦善良的农民，那些农民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对他投注了特别的关爱。平常他们吃不饱也要让他吃饱，他们穿不暖也要让他穿暖。逢年过节，有点好吃的鱼、肉，有新衣服，都先让给了他，他真正品尝到了穷中的温暖。他时常忆起小时候那份被人关爱的温饱而又温馨的生活，尤其后来在艰苦的工作环境里，那种回忆有着非常甜美幸福的感觉。这给他带来了战胜困难的无穷动力，也使他至今对善良、勤劳而朴实的农民有着朴素而浓厚的感情。
后来，他定住在红军陈永俊家里。他管陈永俊的母亲叫“姑妈”，这个家里还有一位大他几岁的姐姐，他们三个相依为命。
外面恐怖的追杀声令他们小心翼翼，但最终还是没躲过叛徒的出卖。就在1933年农历七月十六日凌晨，他和“姑妈”同时被捕了。那时他还不到8周岁呢。紧接着国民党报纸以《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师捕获》的显赫标题刊登了他被捕的消息。
他出名了。
他被关进潮安县监狱女牢房。在那里他又见到了曾经抚养过他的“山顶阿妈”。“山顶阿妈”是先被捕进来的。彭士禄院士说他很幸运，有两位“妈妈”陪护他坐牢。在牢里他见到了中国女性的坚强与无私。“姑妈”遭受了残酷的审讯和拷打，她宁死不屈，忍辱负重，愿把牢底坐穿也不供认他是彭湃的儿子。在他心里，“姑妈”身上表现出多么伟大而光辉的母性啊！
几个月后，敌人用尽各种手段还是没有搞清楚他是不是彭湃的儿子，于是将他提押到汕头石炮台监狱审讯，还是没能达到目的，最后确认他为“不规良民”，转押至广州感化院进行了一年多的“感化”。他差点病死在感化院里。
屈指算来，他坐了两年多牢。放出来后，他想了想无处可去，只得寻路回到“姑妈”家里。可“姑妈”仍在监狱里，姐姐也不知到哪里去了。为了活下去，他只得跟着邻家“婶娘”乞讨度日，成了四处流浪的小乞丐……
自报刊登载他被捕的消息后，他的祖母就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1936年夏他见到了祖母。祖母把他带到香港。12岁的他开始在香港读小学五年级。大概是苦难的经历使他更珍惜读书的光阴，他聪明又好学，第一学期就考了全班第一名……
在香港受到抗日运动的影响，他想，读书很重要但不紧急，眼前紧急又重要的是抗日。于是他放下读了两年的书本，与堂弟逃离香港，到惠阳平山参加了抗日游击纵队。
1940年彭士禄辗转到了延安。他先在延安中学读了一年多书，接着去延安中央医院当了一年半护士，后又到延安自然科学院读了一年书。
在延安中学，他任班长，后来成为共和国总理的李鹏，国家能源部部长的黄毅诚，工程院院士的戚元靖等都是他的同班同学，那些老同学后来都爱叫他“老班长”。
回忆少年时代的故事有很多的辛酸苦味，但他却总能积极乐观地面对。他觉得那份经历磨炼了他的意志，让他遇到困难不是逃避而是想法应对；也使得他对生活充满热爱，对未来充满了坚定的信心；尤其对他后来不仅要拼智慧而且要拼意志和信心的核动力事业很有助益。因此他——
 
走上了总设计师的舞台
1951年，彭士禄被派往苏联喀山化工学院学习了5年化工机械（最后一年转到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他倍加珍惜这5年的学习时光，每天都沉浸于知识的海洋里，感受着知识的魅力。
1956年因国家建设的需要，中国政府已把原子能工业列上了议事日程。陈赓将军到莫斯科选了一批优秀学生转学原子能知识。彭士禄因学业优异而成了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的研究生，两年后毕业回国。
就在当时，中国政府已有了《关于开展研制核动力潜艇的报告》。如果这份在周恩来指导下由聂荣臻亲自撰写的报告顺利实施的话，彭士禄可能当时就进入了核潜艇的设计工作。因多种原因，这份报告没能顺利实施，彭士禄回国后便去了五O四厂任总机械师。这是对口专业，他前期所学的机械知识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1965年5月，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正式启动。因历史的选择，彭士禄被任命为核潜艇工程的副总工程师（没有总工程师），负责技术协调，主抓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实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党中央有“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指示，彭士禄听了这声音如同听到激情澎湃的诗篇，他的心灵受到震撼，他既踌躇满志，兴奋不已，也感责任重大，无可推卸。
这是一个人造的水下天地。它的研制是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如同在水下构建一座气势恢弘的阿房宫。这座“宫殿”有几千吨重，而且不是固定在水下的，而是要在水下航行，多的时候要连续航行100多天，里面住着100名官兵，这些官兵在水下100多天的工作、学习、生活要和陆地没什么两样……
这是个伟大的奇迹和创举。
这座“宫殿”涉及的专业技术有几十种，如核工程物理、自动控制、精密机械、电器、材料……它既有“两弹”的尖端技术，又有在密度大阻力大的水下环境里操作的技术难题。它牵涉的研究所和工厂有几百个，组织管理也涉及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几十个部门……
这座水下的移动“宫殿”有三套动力装置——核动力、蓄电池动力和柴油动力。
打造这样的水下“宫殿”需要一个精干智慧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除了负责潜艇“心脏”——核动力装置设计的彭士禄，还有主持导弹设计的黄纬禄，主持船体设计的黄旭华和主持反应堆设计的赵仁恺，这三位都是才华出众的饱学之士。
在核潜艇方面，当时国外有成功的经验和技术，但所有的资料对我们都是严密封锁的，彭老说：“我们只有下决心自己设计制造。”
“那您的设计从何着手呢？”我问。
“原理！”彭老不假思索地说，“主要是把握好原理，要把理论和计算搞得非常清楚。”
从原理着手设计，有了设计方案，接着就是陆地上的核动力装置试验——简称陆上模拟装置。他们做的试验都是1:1，也就是说和水下是一模一样的。
当时的工作环境很乱，他们一边忙核潜艇，还要一边对付“文革”。“文革”对他们这些“臭老九”而言简直是灭顶的灾难。
1967年8月，中央军委发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关于核潜艇工程的《特别公函》。公函强调核潜艇工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对国防建设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冲击研究生产现场，不得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这个《特别公函》助了彭士禄他们一臂之力，他们借此排除了很多“文革”的干扰，才有更多的精力专心于核潜艇的设计和技术攻关。
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直到现在，彭老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技术攻关的日日夜夜：有多少个夜晚，他和同事们为某个设计方案讨论到东方既白，又有多少个技术难题让他在明亮的灯光下愁眉不展，煞费苦心，有时又在某些信息或知识的启发下令多日苦思不解的难题豁然贯通，迎刃而解……
回忆那段创业的艰辛历程，彭老欣慰而激动，他说：“我们的成功靠的是什么？除了中央的决心和领导的支持外，靠的就是爱国之心、群体的智慧与合力、一股‘孺子牛’的犟劲。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我深深感到‘老九’们的可爱，群体的可爱。在这一宏伟工程中，我和他们一样，努力尽职尽责，做了铺砖添瓦的工作。”
971年，核潜艇首航。
彭士禄他们用6年的时间构筑了一座水下“宫殿”。6年的智慧与心血铸就了一个成功的事实，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奇迹。
这6年的核动力创新，使彭士禄在1978年被国防科工委任命为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这也为他后来在秦山核电站和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上的创新给出了一个成功的定数。
为了这个成功的定数，他又走上了——
 
和平利用核能的岗位
在共和国的蓝图里早有和平利用核能的设想，把这个设想变成现实的是浙江的秦山和广东的大亚湾。
紧步秦山核电之后，广东省电力局也提出发展核电的构想。他们欲借外方之力合资开发核能源，于是找到了合资伙伴香港中华电力公司。双方有了合资意向之后，广东方面便向国务院打了报告。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表示支持，但觉得没有经验和把握。于是，广东方面又提出找一位核专家来把关指导，国务院便“钦定”了彭士禄。
因此，彭士禄便有了从六机部副部长、核潜艇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到水电部副部长、广东省委常委、大亚湾核电工程总指挥、董事长等人事关系的变动。
1983年2月，彭士禄带领参加过核潜艇工程的10名技术骨干来到广东。
在这之前，广东电力局做了初步的选址工作，勘察了4个地点，但难以敲定。彭士禄对4个地点考察权衡后，把核电站地点选定在大亚湾。回忆当时的选址情况，他欣慰地说，较之其他3个地点，大亚湾有更多的优越条件：大亚湾在香港50公里以外，离深圳也有40公里左右，且附近的海水平净，冷却水源充足，淡水来源丰富，山坡矮小便于施工，又只有一个小村庄几十户人家的移民工程，更主要的是这里的地质构造好，没有发生过地震……
“您选址后，征地面积有多大？”我问。
“这就要说到我在大亚湾做的第二件事——总图设计”，彭老笑着说，“征地面积是由总图设计决定的”。
彭老把握了核电的发展前景，在总图设计上颇有前瞻性。在当时的国际环境里，仅法国愿意向我们出让核电技术，彭老就同法国核电专家进行谈判，让他们做了4台机组的总图设计。
但香港投资方有顾虑，他们还没看到核电的潜在效益，只建设了两台。不过彭总心中有数，没有因他们的顾虑而改变自己的决定，他坚持按总图征集了土地。
如今香港人尝到了甜头，又在彭老当时征地范围内建设了两台机组。去年彭老到大亚湾考察时，电站的朋友们说，彭总真有眼光，有气魄，在当时国家还没有立项的情况下，就征地并搞了“四通一平”（通路、通水、通气、通电，平整土地）工程，而且没有遗留任何问题，他们现在都是接续彭总的办法干的。
“四通一平”工程是通过招标完成的。当时没人写标书，彭总也不会写，但他会算，他想较之标书的写作，工程计算更为重要。经他计算要挖700万立方土，他又精打细算，把每立方的造价定在了12元。
彭士禄指定北京去的王友信负责成立招标小组。招标小组先由内地的5人构成，彭士禄认为这样不合理，又邀请了两位港方人员参加。他从多方考虑提出竞标原则：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深圳的施工队，其次是广东的，再次是外地的。
标落谁家？就看他的报价了。
开标结果是深圳报价17元/m2，广东报价15元/m2,吉林报价12.2元/m2，无疑是吉林中标。
香港人员说，应该考虑到柴油、炸药、工具等费用，建议将造价调至12.9元/m2，这与彭士禄的计算仅差0.9元，可见，没搞过基建工程的彭士禄的计算是较准确的。
要完成好“四通一平”工程，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是要把移民安置好，尽管只有几十户人家，若欠妥，也会带来很多麻烦。彭士禄对移民没有经验，但他把握两点：一是要按政策办事，二是要满足移民们的利益要求，该给他们的一点也不能少。
彭士禄与当地政府协商，要尊重移民的愿望，由村民们自己选择搬迁的地点，然后为他们盖房，每户两层楼，连带坟墓迁移（部分是香港人的）。树木赔偿等等都在一年之内全部完成。彭老回忆说，我们一步到位干得很彻底，村民们以积极的姿态支持大亚湾核电建设，都高高兴兴地搬迁了。他们住上的新村很漂亮，用现在的话说，称得上社会主义新农村了。
彭士禄善于就地取材，他想就着电站附近的一条大水沟修筑一个堤坝蓄水，供应核电站每天所需的10000立方米淡水。
但也有人不同意，担心堤坝垮塌给电站带来后患，建议从50公里以外的一个水库引水。彭士禄认为这个建议也不无道理，倘若垮坝岂不殃及电站？可他没有停留在这个建议上，而是反复考虑。他想，若没有附近这条水沟，从50公里外的水库引水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途径。可有了这条可利用的水沟，还要从50公里以外引水，这种舍近求远的做法并非上策。一方面与民争水，一定会发生矛盾；另一方面也不安全，50多公里的管道很容易破坏。垮坝当然是危险的，但坝为何会垮呢？那肯定是没有修好嘛。我们建个质量一流的堤坝，其危险就可避免了。
彭士禄坚持就近取水，修了堤坝，如今这堤坝固若金汤，安然无恙。
紧接着，彭士禄开始与法国进行技术谈判。他找来一个法国电站做参考，了解了法国电站的技术情况，设备价格等等。就在谈判顺利进行的过程中，彭士禄却因另有公干而辞掉了总指挥、董事长的职务……
两年后，彭士禄又出任秦山核电站第二期工程的董事长。他为秦山二期工程做了4台60万千瓦机组的设计。今年4月28日，彭老飞到秦山参加了秦山二期工程中前两台机组的验收和后两台机组的开工仪式。在那一刻彭老兴奋不已，看到自己设计的核电站正式启用，已80多岁的他很有成就感。
彭老说他在大亚湾学到了三点：一是懂得了一些经济，二是验算了法国核电的主要参数，三是学到了点管理学。他提出了三大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制，质量控制，告诉大家，若耽误一天工期会损失100万美金……
彭老在他多年的科技生涯里结交了方方面面的好朋友，熟悉他的几位朋友对我说，如果你想了解彭院士还要看看生活中的他，他会打——
 
生活三张牌
彭老的三张牌是指“简单牌，懒汉牌，糊涂牌”。
先说“简单牌”。彭老说“凡事越简单越好。”他是急性子，直脾气，遇事不愿意在烦琐复杂中去纠缠。
在吃、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尽量简单，已然是他的习惯，这种习惯让他把很多时间和精力用在科研上，使他在科研上成就斐然。
在本文里，为延续读者的核潜艇情结，还是说说彭老如何在核潜艇的设计中打“简单牌”吧。
作为总设计师，他是方案的拍板人。所有的方案，他有70%的把握就拍板了，因而，他也被同事们誉为敢于拍板的“彭拍板”。他说，对科技工作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就是效率，就是财富。他很不习惯争论，长时间的争论会误很多事，最后还是得靠实践来解决。有些问题要赶快定下来，再通过实践看看对错。对了就坚持，错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好，这比无休止的争论要高效得多。
那么如何做到有70%的把握呢？彭老说，这要看你的综合素质。综合素质来源于广博的知识、信息、经验、胆识、悟性和判断力。综合素质提升了，70%的把握也就出现了。有了70%的把握，那30%就交给实践去解决。我们的核潜艇仅用6年时间就成功了，这与彭老的综合素质有关，这也包括他的“简单”哲学。他“简单”的作风影响了很多人，很多人说“核潜艇的总设计师选对了人。”
值得一提的是，彭老拍板的事都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他“彭拍板”的美誉也是来之不易，很有价值的。有人说“核潜艇是彭总拍成功的”，这话彭老并不认可，但也确实道出了“彭拍板”这个爱称的实践意义。
在拥有多年经历之后，彭老谈了成功的拍板体会——不怕拍板，不怕拍错板，因为拍错板可以改，最怕不拍板。
在大亚湾时期，有位美国专家拜访彭老时说，“中国的核潜艇研制成功了，就可以搞核电站，为什么还要请外国人来帮助呢？”彭老用一个简单的比喻让对方听懂了，他说：“中国乒乓球打得很可以，可是足球却踢不出去。”1986年4月26日，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出事故了，香港100万人签字反对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他们认为核电站出事是原子弹的破坏。彭老解释说：“核电的力量与原子弹的力量之比，就如同啤酒与高度白酒的关系。”又是一句简单的话让人们懂得了很多。
说彭老打“懒汉牌”有很多人不太理解，因为彭老一直是很勤劳很努力的。那么，接下来就看看彭老是如何打“懒汉牌”的。
彭老很喜欢培养年轻人，包括他的子女。他说，人有了一定的地位、权力、成就、资格后，就容易自以为是，倚老卖老，总认为自己是对的，容易对别人做事不放心，这很容易阻碍新生力量的发展。在彭老看来，年轻人比自己强，这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道理。
世界变化很快，新技术发展很快，年轻人思想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我们没有必要什么都把持在自己手里，没必要认为自己都是真理。要学会打“懒汉牌”，放手让年轻人去干。事情是，你听过会忘记，见过会记得，做过会明白。不放手让年轻人去做，优秀的人才就难以涌现。彭老给笔者写了“敢为天下先”五个字，他说年轻人就要有这种精神。老者要为年轻人让路，让舞台，大胆地让他们去创新，错了也不要责难和批评，要引导和鼓励。
在家里，他对待儿女也是这样，自己“懒”，多让他们去做事。彭老手下出了很多优秀人才，包括他的儿女，都是他的“懒汉牌”打出来的。
最后看看彭老打的“糊涂牌”。
彭老说，做明白人不容易，做人糊涂更难。在他的人生历程中对公总是明明白白的，对私，诸如名利、晋升、调级、受奖、涨工资等等，却很糊涂。他现在不知道自己拿多少钱，也不知道上下班坐的是什么车，也不知道住的房子是多少平方米……
但凡工程技术大事他都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也不马虎，不糊涂。当年搞潜艇设计，用的是一台手摇计算器和计算尺。为了建立反应堆物理的计算公式，科技人员用这台手摇计算器和计算尺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最后确立了自己的计算公式。有人认为已弄清楚了，但彭总却对反应堆在常态下能否安全受控没有可靠的把握，这里他还有点“糊涂”，因为理论值与实际值还有一定的差值。于是，他又主持做了1:1的零功率试验。结果发现了误差，修正了公式，补添了近一倍的可燃毒物棒，保证了反应堆在常温下安全可控。
彭老喜爱喝酒，有两斤多的酒量。原来他不知道自己能喝酒，在苏联的一次毕业生聚会上大家因高兴喝了好多伏特加酒，那天同学们都喝醉了而他没醉，那一次他发现自己能喝酒。
彭老虽喜酒，但很少有喝糊涂的时候，从未因酒耽误工作，什么时候喝酒，什么时候喝多少酒他都非常清楚明白。在研制核潜艇的过程中，有时候为了驱赶疲劳或御寒，他也与同事们把酒畅谈，但从未醉过。
彭老真的放量痛饮，还是在核潜艇水下试航成功的庆功宴上。那天，他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于是尽兴豪饮，喝得酩酊大醉，糊里糊涂。
真是人生“难得糊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