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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余江县:瘟神一去不复返,红旗飘飘五十年。(ZT)

(2010-02-27 09:29:39) 下一个
    余江县送瘟神纪念馆展厅,至今还张贴着邓梅汝当年肚大如鼓、低首愁眉的半身像,旁注是一首民谣:“妇女遭病害,只见‘怀胎’不生崽;多年难闻婴儿声,十家九户绝后代。”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住进“幸福楼”的邓梅汝老人当年和丈夫、婆婆都被检出是血吸虫病人,她是第一个搬起被子住进医院的人,33天后,她的肚子平了。村民们惊奇之后,都跑去医院打针吃药。此后她做了50年的义务查螺员。本报记者 袁小兵 摄

    开新填旧,土埋灭螺,这是当年余江县发现的血防经验,余江树起了血防“第一面红旗”。

    余江县1957年召开的第三次防治血吸虫病专业会议。

    余江县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普及防治血吸虫病的科学知识。余江县送瘟神纪念馆供图  本报记者 袁小兵 翻拍
    余江树立了全国血防第一面红旗,毛泽东为此写下著名的《七律·送瘟神》。年代久远的诗篇让人产生血吸虫早已绝迹的错觉。实际上,血吸虫从没有在中国被灭绝过。2006年,吴仪副总理在余江县召开的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上,批评部分地区“以为已经达标了,就把人员撤了,经费撤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她说,在巩固成果方面,余江县树立了一个典范。
    8月21日傍晚,赣东小县余江县城仍很闷热,我跳进了穿城而过的白塔河。孩子们光着身子在河里嬉戏,女人们站在水里用捣衣棒捶打着石板上的衣服,几个老头在垂钓,一个渔夫立于船尾点击竹篙逆江而上,河水清澈,不时有水草飘过,空气里是落日、河水和炊烟的味道。尽管一个游泳的男子忠告我前天有两个大人在不远处淹死,奔腾的水流让我手忙脚乱,但我还是兴致高涨地来回游弋。这里不是广州装满自来水的游泳池,没有门票,没有消毒剂,没有重金属和人尿酸的污染。
    但是———我突然打了个激灵———会不会有血吸虫呢?我从小在鄱阳湖长大,身边不少亲友都感染过血吸虫病,余江县虽在1958年宣布消灭了血吸虫,毛泽东还为此欣然写下著名诗篇《送瘟神》,“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作为那个火热时代的写照,至今还被许多农民贴在家门口的对联上。但近些年的媒体都在说,血吸虫又卷土重来了。想到这,我似乎看到它们那灰白色的线状身躯钻进我的肌肤,侵入我的血液、脊髓、大脑。
    我大声问身边那男子:“你不怕有血吸虫吗?”他得意地哈哈笑了:“毛主席早把那瘟神送走了,几十年都没来过。再说,这么急的水也根本没有血吸虫。”
    我畅快地再次投入河中。上岸后,我开始追寻血吸虫的足迹,寻找那个特殊年代为何至今仍为人们追忆和自豪的答案。
    妇女遭病害,只见“怀胎”不生崽
    离我游泳所在地5公里的港边村,我找到了能解答这个问题的人。她是76岁的邓梅汝老人,笑声朗朗,戴着草帽、穿着拖鞋刚从地头回来。她的一生都与血吸虫相关,但在1950年她从外村嫁到这里时,她和当地人一样都不知道血吸虫为何物。
    她只看到又一个萧索村庄,人们大多面黄肌瘦,干活有气无力,有些人不分男女都挺着一个大肚子,有的就此病死。邓梅汝“从出生就苦起”,先是父亲病故,11岁时日本侵略军烧了她家,母亲带她去寺庙避难,最后病死在庙外的石磨上。一个做地主的叔叔收养了她,但下雪天她还在打着赤脚割猪草,需要轮换着把一只脚踩在另一只脚背上才不至于让它们冻僵。17岁那年,当她同父异母的姐姐介绍她嫁给姐夫的弟弟时,她决心开启新的生活。
    她的肚子渐渐隆起,却迟迟不见分娩,而且同那些“大肚子”病人一样日见消瘦,“身上发软,锄头都拿不起。”余江一首民谣这样唱:“锄头两斤铁,拿到手里就想歇;下田扶根棍,不到田头就想困。”在县送瘟神纪念馆展厅,张贴着她当年肚大如鼓、低首愁眉的半身像,旁注也是一首民谣:“妇女遭病害,只见‘怀胎’不生崽;多年难闻婴儿声,十家九户绝后代。”
    “我老板开始冷落我,有好吃的也藏在婆婆房间,还好婆婆对我好,会拿出来给我吃,而且承担了大部分家务。”邓梅汝坐在凉席上回忆起往事,“那时候大家都说是‘水不好’,哪知道是得了血吸虫呢。”
    生活在广州等大城市的年青人对这个寄生虫知之甚少。它只有在显微镜下才现形,但能量惊人。被感染的人或动物的粪便中会有大量的血吸虫虫卵,虫卵在水中孵化出毛蚴。毛蚴找到它的惟一宿主———钉螺后,就可以发育成胞蚴,一个胞蚴可以发育成千上万的尾蚴,人或哺乳动物接触疫水10秒钟,尾蚴就会脱去尾巴变成童虫钻进身体,21天后就变成成虫,在人体内存活最长可长达三四十年。患者症状有发热、上吐下泻、四肢酸软、肝脏肿大(即民间所说的“大肚子病”)。
    1905年,中国在湖南常德一个农民的粪便里检出血吸虫卵,据此宣布发现第一个血吸虫病人。解放初中国患者增至1000万,感染者1亿人,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12个省、市、自治区。血吸虫是世界第二大热带流行病,仅次于疟疾,全世界患者超过2亿人。
    《余江县血防志》记载,该县解放前30年,血吸虫患者死亡2.9万人,毁灭村庄42个。荐头村原有500多户、2200多人,号称荐头府。解放时只剩下8户、24人,成了荐头组。兰田邓家村的邓咱福,是全村幸存的最后一根独苗,被两次转卖两次改姓,人们叫他邓、艾、宋咱福。
    兰田坂老人刘金元告诉我,村里和他同年出生的5个伙伴,全都不到16岁就死于血吸虫病,而他和爷爷、父母、3个妹妹、1个弟弟也都感染了这个病。原副县长陈则民亲眼目睹了上黄村的一幕惨剧:晚期血吸虫病人黄万明腹胀难忍,用剪刀戳腹泻水,陈则民赶来时已经死亡。
    1951年,余江县被省卫生厅证实为血吸虫病流行县。1953年,省血吸虫病防治所迁至余江。
    毛泽东号召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1953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在太湖疗养时,发现长江中下游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遂向毛泽东写信反映。1955年11月,在充分实地调研之后,中央成立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任组长,农业部和重点疫区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参加,简称九人小组。很快,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提出7年消灭血吸虫病。其后,所有有血吸虫病的省、市、地、县也渐次成立了七人小组或五人小组。
    针对中央提出“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的步骤,余江县决定至少打个对折,“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两年消灭血吸虫病。”
    同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华东、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上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令“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1000多名专业学者随即带着队伍奔赴全国几百个重疫区,给患者治病,谋求消灭血吸虫的方法。
    媒体后来评价说,这是一个非常完备的组织架构。由各个省市的负责人直接挂帅以保证其权威性,由大量专家学者调研以保证其科学性,再加之来自中央的不断的督促,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可以说,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力度和重视程度,都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1956年,邓梅汝所在的港边村来了几名医生,每家每户讨要他们的大便,村民们不知道这是检测是否含有血吸虫卵,只是觉得稀奇,称他们是“屎医生”。《余江县血防志》说,村民多文盲,最初对血吸虫茫然无知,血防人员就把钉螺放在显微镜下,村民透过镜子能看见活蹦蹦的尾蚴,离开镜子就什么也看不见,以为是变魔术,不是真的。
    邓梅汝和丈夫、婆婆都被检出是血吸虫病人,但她第一个搬起被子去了设在邻村仓库的临时医院。此时很多村民对治疗还抱有怀疑,政府不但减免费,而且补贴工分。邓梅汝记得,医生态度特别好,由于条件简陋,病床就铺在地上,医生每次打针都要双膝跪在地上却毫无怨言。33天后,她的肚子平了。村民们惊奇之后,都跑去医院打针吃药。
    土埋灭螺,余江经验的发现
    邓梅汝出院后,发现整个世界都在为消灭钉螺而沸腾,而钉螺正是以前村民们去河里打鱼、洗衣,去水塘里牵牛,去沟渠里引水,去水田里劳作时踩在脚下的与泥土一样的平常之物。现在,政府号召他们“开新沟,填旧沟”,把所有钉螺杀死在厚厚的土层之下。
    与其他血吸虫病流行地区一样,余江县对灭螺试验过多种方法:火烧、药杀、水田改旱地、群众捡螺,但效果都有限。一次,在全县大规模查螺行动中,人们揭开几年前因为兴修水利而掩埋的旧沟渠,发现里面的钉螺全部死亡,变成了白色的螺壳。
    这个偶然发现让余江走在了中国血防的最前面。1955年冬至1958年春,仅13万人口的余江县发动全县所有3.6万多劳力,开展“开新(沟)填旧(沟),土埋灭螺”大会战,填旧沟382华里,开新沟334华里。
    “老百姓听说消灭钉螺可以治好大肚子病,都很踊跃。”原副县长陈则民说。而对邓梅汝来说,更多是“对共产党的感恩”。红旗猎猎,人声鼎沸,号子声声,歌声飘扬,邓梅汝身处一个梦幻般单纯、热烈的世界。每次挑担她都要求“再加满一点”,原本羸弱的她,工分居然是生产队妇女里最高的。她当上了队妇女主任。
    陈则民那时候在水利部门工作,“卫生部门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他看到,先要铲下表层有螺的草泥,厚度为15至20厘米,再将这些草泥翻过来推入沟底,从无螺区挖来旱土搀上石灰,填入旧沟打实,新土至少要填1米厚,然后再在上面撒一层石灰。旧沟填满后要做上标记,3年之内土地不能翻动。
    毛泽东后来在《送瘟神》一诗中写的“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就是对余江人们“开新填旧”大场面的浪漫写照。
    “第一面红旗”与《送瘟神》
    1958年5月10日,《江西日报》第三版头条发表了余江县委第一书记李俊九的文章《我们是怎样根除血吸虫病的?》,宣称“取得了全面彻底根除血吸虫病的胜利,实现了疫区人民多少年对消灭血吸虫病的夙愿”。
    曾当过记者的余江县退休老干部邹华义1991年采访李俊九。李说:“那文章得感谢方政委,是他‘逼’我写出来的。”他所说的方政委,是当时的江西省省长、省委防治血吸虫领导小组组长方志纯。余江是他主抓的实验点。
    “方政委对我说,只知干,不善于总结不是好领导。他批评我,不要关起门来打闷仗,要写文章总结经验,鼓舞士气!在他的热情鼓励下,当我县自检达到消灭血吸虫病标准的情况下,我叫来秘书一起研究,三易其稿,成文前后都向方政委作了汇报。他听了非常高兴,就这样,那篇文章发表了。”
    文章发表的第三天,江西省委防治血吸虫领导小组派员前去余江复查。半个月后,专家小组审议并颁发了《根除血吸虫病鉴定书》。余江县为此举行庆功大会,方志纯亲临大会。与会的省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程崇圯教授说:“我在旧社会从事医务工作16年,从来没有听说过更没有看见过哪里曾经根除了血吸虫病,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文献里,根本找不到血吸虫病可以消灭这一条。如今不仅听到了,而且亲眼看到了。”
    1958年6月5日,卫生部发来贺电。6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了《第一面红旗——— 记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文中称,余江县根除血吸虫病的过程,也是向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取得胜利的过程。列举的错误思想包括:某些科学技术人员给大家散布悲观论调,说什么国民党统治时期搞了20多年没搞出什么名堂,日本搞了几十年也没有消灭;有的医学专家迷信全文,硬啃住书本上的长期疗法不放,硬说三日、二日疗法会死人。
    当夜,杭州西字湖畔的毛泽东看到这篇报道,“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挥毫写下著名的《七律·送瘟神》。
    这一年,邓梅汝的腹部再次隆起,生下一个男婴。后来,她又生下两个男孩、两个女孩。
    盛名之下,“血防红旗”屹立不倒
    余江自此树立全国血防第一面红旗,名扬海内外。远在非洲的苏丹后来也派团前来参观。它的声名如此显赫,以致如今我向外人介绍我是江西余干县人时,一些人还会误听为余江:“哦,毛主席写《送瘟神》的那个地方。”
    实际上,由于余江奇迹诞生在1958年那个特殊年份,它的光芒自然少不了外界的诸多质疑,有些人担心它和大炼钢铁、万亩田一样是“大跃进”的狂热“卫星”。邹华义为此询问李俊九,李讲了一个故事:
    “1959年夏收季节,有一位公社党委书记找到我,说想放个卫星,把四五亩田的早稻集中到一丘田里,算一亩田的产量。我抓住这件事,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宣布,谁放卫星,我就撤谁的职!所以,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余江县根除血吸虫病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没有水分,更没有浮夸!不要一提起1958年出现的好事就皱眉头,那是一种偏见!因为那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战天斗地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年代。”
    余江县“开新填旧”正热火朝天进行的时候,一次迎来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副主任、一级教授苏德隆等专家前来视察,苏肯定了“土埋灭螺”方法的成功,但也建议一些地方可用药杀,比民工填土合算,同时指出了其他一些问题。当地评价专家组的到来是“好雨知时节”,但在1957年反右和1958年“拔白旗”政治运动中,苏德隆的正确意见却变成了“刮起一股阴风,否定土埋灭螺”,苏受到非难。
    毛泽东激情澎湃地笔书送瘟神之后,外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余江县每年还查出很多血吸虫病人。《余江县血防志》记载,1959-1980年,该县新查出病人1475人,治疗病人3087人次,治疗中3人死亡。
    另一个现象是,自1958年宣布消灭血吸虫病以后至1983年,余江先后在原疫区发现51次35处残存螺点。
    1959年11月13日晚上,县血防站站长杨龙祥呈送新当选的县委第一书记计云棠一份“绝密报告”,请求“阅后烧毁”。原来,查螺员在这年2-6月共计查出9只活钉螺,虽都是阴性,无新感染病人,但却把杨龙祥吓坏了,他叮嘱发现人说:“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倘若泄密了,当心把你打成反革命!”随后清理现场。但党性促使他向县委第一书记密告,他哭着说:“不该有钉螺,不该有啊!”
    余江方面当即向上汇报,并在全县上下进行“莫把荣誉当包袱,要把荣誉作动力”的思想教育。
    1973年底,有农民在白塔河边发现一只钉螺,县委连夜召开会议研究措施,发动群众3000多人,连续三天三夜沿河查螺39公里,没有发现第二只钉螺。1983年5月,在省水稻原种场发现新螺点,有螺面积2481平方米,组织民工数百人进行灭螺。
    余江县血防站站长程响亮说,1958年宣布根除血吸虫病,并不是指完全消灭了钉螺,而是指再没有发现由当地新感染的血吸虫病人和家畜。《余江县血防志》上记载的1959-1980年的新查出病人数,均是1959年前感染但在1959年后检测出的。
    1986年,余江县政府动员全民查螺,凡发现一粒奖励30元。2004年,奖励标准提高到300元。但23年来从无一人得奖。程响亮说,1983年后,余江再无钉螺出现,时至今日也无一例病人。
    程响亮认为,这个奇迹建立在县委自1958年以来贯彻实施的“长期观察、定期复查、反复斗争、巩固胜利”血防精神之上,始终做到“思想不松、机构不撤、队伍不散、工作不停”。2005年以后,县政府每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部署血防工作。
    1998年,当年写下《第一面红旗》的新华社记者刘光辉,时隔40年再访余江,得出一个结论:全国血防战线的“第一面红旗”没有倒!
    吴仪:巩固成果,余江树立了典范
    随着血吸虫、钉螺死去良久,那个火热的大集体时代也早已消遁。邓梅汝做生产队妇女主任做了20年,直到分田到户的新时代来临。1986年,中央血防领导小组撤销。1998年10月3日,邓梅汝最后一次参加县送瘟神纪念馆举行的座谈会。此后5年,10年,毛泽东发表《送瘟神》45周年,50周年,再没人请她去忆苦思甜。这让她很伤心,她已经做了50年的义务查螺员。可是,她再也回不到那个时代了。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到了港边村,像当年她第一个住进病房一样,她带头让自己居住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屋在推土机前轰然倒下。她当时在女儿家,珍藏的血防工作荣誉证书、老照片、党员证都埋在了废墟下面。上面建成村里的公共花园,她搬进了上级拨款建造的褚红色两层“幸福楼”的2号房间,屋前有一棵樟树、一棵水杉。她渐渐喜欢上新房子,虽然孩子们都很孝顺,但老伴30年前死后,她独居惯了。
    老伴死的那年,送瘟神纪念馆在县城拔地而起。2003年斥资380万元辟新后,更显富丽堂皇,在里面的会客厅谈话很像省部级以上高官之间的会晤。但二楼的县防疫站办公室就显得寒酸过气,一些旧的桌椅堆在角落布满了灰尘,血防档案躺在几十年前的油漆斑驳的木柜里。长年没有什么病人前来检测,致使这里的化验室基本闲置,除了每年春秋两次查螺行动,医生们可做的事不多。
    余江更多是靠展览来证明血吸虫的存在,而年代久远的伟人诗篇更容易让人产生血吸虫早已绝迹的错觉。实际上,血吸虫从没有在中国被灭绝过,前些年更从媒体上不断传来血吸虫卷土重来的消息。
    根据《中国血吸虫病防治历程与展望》发布的数字,2004年全国有血吸虫病人84.3万人,其中晚期病人2.9万人,尚未控制传播的县市有109个,钉螺面积38.5万公顷。病情最严重的省,集中在湖北、湖南、江西。此前5年内,已有38个达到血吸虫病传播控制或传播阻断标准县(市、区)疫情出现回升。
    媒体提供的另一个数字是,中国受血吸虫威胁的人口从6189万人增加到9903万人,相当于解放初期。
    我的父亲从小在鄱阳湖打渔,在上世纪60年代5次送去医院治疗。40多年过去,我的舅母现在也被诊断出相同病症。由于医疗技术的改进,她无需担心生命安全,但她很难再享受到我父亲那时期的几乎免费的政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周晓农说,除了长江频发洪涝灾害造成钉螺扩散加剧、退田还湖政策使围垦地重新变成钉螺孳生的沼泽地等自然因素外,也有人为因素,比如2001年世界银行贷款血防项目结束后全国血防经费的投入严重不足,加上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实施,限制了基层和群众对血防的投入。
    2006年吴仪副总理在余江县召开的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上,批评部分地区“以为已经达标了,就把人员撤了,经费撤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她说,在巩固成果方面,余江县树立了一个典范。
    而正是这个会议,证实我国血吸虫病防治思路已发生变化,从余江经验的全面控制钉螺产生,转到全面控制传染源,防止人畜粪便入水。
    但余江奇迹展示的密布基层的防疫公共体系,也是很多地区曾经丢弃而今又正在着力改进的。人海战术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第一面红旗”昭示的那个火热年代里的很多东西,至今还为后人所珍视、收藏和怀念。
    □采写:本报记者 袁小兵
    统筹:李召 韩福东
标 签:血吸虫,血防,余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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