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升级了MADE IN CHINA

该升级了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依靠二大因素支撑，一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二是巨大环境生态损耗。正是依靠严重透支的劳动者生命福利与环境成本，“中国制造”才得以维持价格低廉的“优势”成为“世界工厂”。

看起来强势的“中国制造”，其实非常虚弱。中国制造在制造业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仍然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並未掌握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只是在全球生产链的最后一道环节上组装产品。在全球营销方面，大部分中国产品既没有自己的营销管道，更没有自己的国际品牌。可以说，所谓“中国制造”其实是全球产业链中流血流汗最多的一环，也是利润最微薄的一环。

正因为如此，中国制造该改朝换代了。

 

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似乎已成现实。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在低端产品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供应链”，从日杂用品、服装、玩具到手机已经成了主角，中国制造的普及度和影响层面广大，深入西方世界的家家户户和办公室。2006年中国制造产品占全球商品贸易总额11.76万亿美元的8%，达0.94万亿美元。有望在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国（加拿大仅为第九）。这种低技术、低劳动力成本为最，高度吸引着外资及占领出口型国际市场，从表面看，好孩子，数亿中国人都在追求个人的成功；中国产品的大量出口也可能伴随着相关外国资本的涌入从而导致汇率的提高和更快速的资金流出风险。中国制造的商品来势迅猛，抢占了一部分市场，但进入市场竞争相持阶段，光靠OEM（贴牌加工）和DDM（委托设计生产），没有OBM（自由品牌营销），影响了中国商品的市场形象；低档次、低水平市场限制了中国制造持续发展和扩张。长此以往，前景不妙。

依靠日用百货和服装、鞋帽等来料加工、贴牌生产、薄利多销产品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功不可没，在新的2007年伊始被迫面临经营理念的抉择。虽然有赖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升值幅度不大，但很多企业在出口上已渐渐很难通过量的多来赢得薄利。一些企业出于危机感，或者开始转产高附加值产品，或者加强品质管理，这与上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在日元升值时期大力推进的转型动向如出一辙。

据2006年6月19日，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山口发自上海的报导：江苏常熟生产宠物狗项圈和散步用绳的常熟昌顺宠物用品厂，一家只有40名员工的小厂，管理人员说，用“小狗”不能获胜，我们就用“猛犬”和“马”取胜，以廉取胜。他的意思是现在主力产品单价1元（USD）左右的小型狗用绳，今后要开发大型犬和马用绳。这家工厂下决心开发新产品契机就是去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6%时。这家工厂大部分产品销往美国和日本。2005年这家工厂生产了500万件产品，销售额800万元/年，每件产品的利润也就是0.2~0.4元，人民币升值6%，他们的利润成了泡影。为了生存，单一产品已经不行了，必须尽快调整，把经营目光转向目前美国需求较大、单价25元并可确保1元利润的马用缰绳上，该厂计划2007年开始将主力产品转换成大型犬和马用绳。

浙江嵊州生产世界上60%的领带，100%的真丝领带，每条包含运输总共15元（USD）的价格出售，便宜得任何一家美国制造商都无法赚取最低利润。这家工厂用意大利高科技的制领带机器生产，仅仅让工人赚取了谋生的微薄工资，业主赢取极低利润还得靠完善自己的制造技巧和以量多销。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生存成了问题，以量取胜的时代结束了。2007年如何走出危机，只能靠高科技工艺，增强品牌意识、转换品种、勤于管理、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创新和售后服务取胜。

从美国进口棉花，用德国制造的纺织机器，在中国土地上遍地开花的纺织工业为全球提供了1/4的T恤衫、牛仔服或鞋袜，价格便宜得令人nanyizhixin ，往往只花西方同样质地制品1/3~1/2的钱，价廉物美，让人见到后想不买都不行。中国制造扮演着全球公司的最终加工平台的重要角色，2006年单纺织品的总产值达到了惊人的3230亿美元。但是，中国这个纺织业巨头站立不稳。人民币升值、上涨的工资、原材料的高成本、运输费用的提高以及美国和欧洲设立的贸易限制等因素，导致纯利润波动起伏，而柬埔寨、印度等国则发展成重要的竞争者。仅仅依靠几乎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企业也难以做大、做强，充其量不过是只软脚虾，爬不快也爬不远。制造业发展已到一定程度，企业成功衡量标准不在于劳动力的价格，而在于研发、质量、配送以及一个完整的产品销售到客户手中并使其对所涉及的成本低廉；对售前、售中和售后的服务支持感到满意。

纺织业是个低门槛企业，中国生产企业众多且基本分散，规模偏小、没有统一品牌，也无法与西方跨国公司拼比。我们不能把自己圈定在国际贸易体制和产业链的低端。必须从低端往上走，走大型综合联合之路，自主研发，创民族品牌，才能销售更大、利润更高，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纺织业巨头。

中国已经有一些企业（如联想、海尔）即将成为世界品牌。但是，大部分出口企业缺乏规模，缺乏自主技术品牌，依靠薄利多销或仿制战术。中国9000多家玩具厂，占世界玩具市场的75%份额，其中90%为中小企业，没有自主研发能力，其生产的70%是委托生产（ODH），在核心技术、产品设计、软件支持、关键零部件配套、关键设备和模具及品牌环节上，多数被跨国公司和中间商控制，“中国制造”只赚小钱。就是这一点小钱赚得也不平静，美国制造商一直抱怨“中国制造”让他们陷入无所适从的窘境，美国政客也在不断妖魔化“中国制造”，声色俱厉要对中国产品实施制裁，掀起阵阵政治风暴。他们阻挡中国商品，为是只是保护少数美国国产企业，却牺牲美国大多数消费者的利益，这种心态是一种病（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增长的唯一秘诀是“政治让开”让企业家自己决定，因为企业家才懂得如何赚钱，政府只是提供一个对企业友善的环境就好。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制造的商品占领美国市场的份额竟是美国GDP的9%，如此的占有份额不由美、中两国政、经界一直不平静，也怪不得美国制造商引发啧啧声浪。

其实，“中国制造”会让全世界所有人节省金钱已是不争的事实。加拿大银行经济学家一份《中国对加拿大消费价格的直接影响》的报告指出：在2001~2006年间，进口中国产品使得加拿大通货膨胀率平均每年降低0·1个百分点，它意味着给加拿大人的口袋每年省下了数十亿加元。

统计显示，自1995年起，加拿大除汽车外的耐用品，包括傢具、家用电器、钟表、自行车等的价格就开始下降。到2006年，此类商品的价格比1995年下降了13·4%。半耐用品的厨具、服装、鞋、玩具等价格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走低，随后每年平均下降了0·8%。而同一时期，中国产品占加拿大进口产品的份额在迅速增长。1992年，加拿大从中国进口的服装只占其服装总进口的18%，到2006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50%。1992年中国傢具在加国市场的占有额为4%，到2006年则上升至30%；中国产家用电器也从4%上升到17%。只要中国产品的价格继续保持相对于加拿大其他贸易伙伴或国内生产商的优势，中国产品占有加拿大进口产品的比例还会继续上升，那么它将继续发挥降低通货膨胀率的作用，加拿大人得到的实惠就越多。为什么不欢迎？

《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书作者，路易斯安那州自由撰稿人邦焦尔尼及其家人在两年前突发奇想，抵制中国产品的经历，从而证明普通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要想离开“中国制造”是多么艰难和不切实际。作者用亲身经历说明美国人的生活与中国这个全球制造大国联系的紧密程度，中国产品给低收入家庭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连美国儿童都知道用同样的钱买更多的中国造玩具而开心欢笑。实际上中国廉价商品，无形中是给美国家庭的购买力提供了补贴。中国商品价格往往只是美国同类同质商品价格的1/3~1/2。“中国制造”已经是美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商品事实上淘汰了在本土生产的国内同等品。拒绝中国产品，则直接意味着生活水平的降低。成本较高的生产商就等于对美国消费者征税。据估计，如果没有来自中国这些价廉物美的产品，美国消费者每年需要多支出700亿美元。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商品市场经贸交集之新组合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任何不合理、不协调、不平衡等现象可以随时进行调整，使中美两国经济更紧密地整合。

中国人有智慧和耐力为世界提供更好且价廉的好东西。但是要用“8亿件衬衫去换一架波音747飞机”的尴尬还要存在多久？守住价值链低端的“中国制造”何时转向“中国创造”呢？运用低工资的生产能力还能持续多久？“中国制造”急需用新的工业模式和新产品取代旧的生产方式和旧产品。优选品种，提高集中度，形成多个多种制造中心，在农村的应与农业结合起来建立综合性联合企业并使农村向专业化集镇化发展。

 

趋势虽好 前景可虞

 

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总产量，在1830年为3%；1995年为4.6%；2005年为12.1%；2006年达25.9%，至今全球各地都有中国造商品的足迹，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发展这样快。据公布的统计数据，国内生产总值26897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69美元，一部分人富了，外汇储备13326亿美元，居全球首位，估计70%以美元形式持有，主要为美国国债，中国每年以约10%的经济速率增长，年贸易顺差达1770亿美元，增长速度让西方媒体担心不久就要赶上美国。这实在可笑至极，中国如果2007年GDP为2.0万亿美元（用绿色GDP则远远低于这个数），而美国的GDP为13万亿美元，美国也在不断增长，照此速度，中国至少要30~40年才能赶上美国。中国的表现，虽令人兴奋，但要一夕间赶超美国还是不可能。

中国规模偏小的制造业都是西方世界一、二百年前的现在称之谓“夕阳工业”几乎全部淘汰出局的工业，加拿大已经找不到这种工厂的影子。这种杀鸡取卵式的经济模式，走的是一条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资源消耗、能源浪费、环境恶化和环境效益与自然不平衡关系，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个难以收拾的残局。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看看下面国外不十分全面的中国高速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数据报导，就会使你原本高兴的心情一下会感到很疼。

中国被污染的国土面积120万（sq·km）；水土流失涉及25个省市地区，面积122.98（sq·km）；占国土总面积的23.2%，流失面积95.46（sq·km），沙漠化速率年60万（sq·km），或年0.1%的总干地面积，涉及70%的总干地面积，占全球总干地面积的25%；遭垃圾（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有毒垃圾）危害的耕地1000万公顷，年损失粮食120万公斤；13亿亩草原严重退化，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6000亿元，占总收入的9%；经济增长可能被环境引发的问题所抵消。西方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治理，我国在重蹈覆辙，轻而易举跌入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怪圈。京杭大运河杭州段24公里治理花了2.5亿美元，沿河段小工业创造的价值可能已抵不上治理所需费用，不过少数人却赚了钱，让全体纳税人（老百姓）买单，真是非常合算的“致富经”；接着无锡太湖蓝藻危机付出的代价更加惨重，光停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20亿元（不包括500万人买并装水喝），这个数字很可能只是环太湖流域治理费用中的一根毛。

初级产品的过多生产，市场恶性竞争，全国20000多家乡镇企业排除废水40亿立方米，众多河流、湖泊和沿岸水域遭到严重污染，生态系统也遭受严重破坏。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称：中国1/3的河流和75%的主要湖泊及25%沿海水域严重污染，每天有多达3亿人饮用遭到污染的水，每年有1.9亿人受到与水有关的疾病折磨，大约导致3万多儿童死于腹泻。

中国严重缺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与全球均值的1/4，全国600个城市有400个缺水，超过1.7万个城镇没有污水处理厂，近10亿人的排泄物几乎没有经过收集和处理，20%的大城市供水不符合标准。经合组织(OECD)预计，到2020年之前污染会导致60万城市人口过早死亡，每年发生2000万例呼吸系统疾病，550万例慢性支气管炎和健康受损病例，这可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损失13%。美国媒体更夸张描述“中国空气出口”，称美国西海岸3/4的黑碳颗粒物都来自亚洲？添油加醋。“我们的脏空气来自中国”；“有一个幽灵在美国上空游荡，这个幽灵来自中国被污染的空气”；“当中国一些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因为某种原因被海关退回时，另一种来自中国的受到严重污染的出口品却是美国无法退回的，这就是来自中国顺风飘来的污染空气”，等等。过分夸大中国的责任，无限夸大中国的污染问题，不切实际地要求中国承担过多义务，我们虽无法认同，却也反映以煤为主的能源供给系统造成的空气污染的严重性。据估计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6年已经超过美国达到62.3亿吨（其实人均排放量比美国低2位数）。而GDP仅为美国的1/6.5。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13个在中国，据（OECD）说：中国每一单位本地生产总值所牵涉的能源消耗比（OECD）平均值多20%，中国是名符其实的制造和使用最多破坏臭氧产品的国家。

“在以低能效环保标准生产制造品”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外抨击严厉，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环境维权抗争行动。平心而论，这并不全是“中国制造”之过。发达国家把污染行业外包，自己得到了清洁的空气和水，却还夸耀自己减少了排放量，真是恬不知耻；面对压力，中国政府高层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口号，试图改变原来发展模式所带来的恶果，化解社会矛盾，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犹如一支由各类船舰组成的庞大舰队。一支舰队的速度往往被舰队里航行最慢的船只决定。如今领航者决定调整航向，整支舰队如何跟着调整航线，转航过程期望花较少时间，难度可想而知。

以小型为主的众多民企不顾环保与安全，拼命赚钱。一件件骇人事件给整个“中国制造”造成了巨大打击，总是要付出惨重代价后才恍然大悟，又是抢险，又是调查，说得真多。一次次整顿关闭的小矿山、小煤矿、小钢铁、小水泥、小发电、小化工、小造纸、小印染、小电镀……以及最近突然冒出的黑砖窑仍然星罗棋布。究其深层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些“害人之马”与地方当局存在着不平衡的政治权力、经济关系，沾亲带故的涉及自身口袋，断了财路，“干股”（只收钱不出钱的股份）泡汤，如何舍得，于是千方百计，欺上瞒下，规避法令，渡尸首过界，借口辖区工厂——纳税者又是就业的创造者，诸多人的肚子问题，要慎重，其实是拖而不办；“历史遗留问题”大打太极拳，没有具体负责人，自然也就不了了之；实在交待不了，一罚了之，德育乏术。在这样的气氛和大环境下，企业主通常都能逢凶化吉，为所欲为。

中国的事情千头万绪，体制错综复杂，尤其是碰了地方官的痛处，任何一点变动都不可能一时三刻能见到成效。“中国制造”升级换代，虽然成了现在高层领导的共识，然而光是领航者调正航向还不够，如何指挥舰队里的所有船只跟着转舵需要有另一番功夫。

 

规模偏小 难以创新

 

商品在市场上的占有额，不能光靠价廉物美，还需不断创新、升级换代。如果企业规模过小，本少利薄，难以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实现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就难。习惯于依赖别人技术没有规模的小型制造厂，没有研发资金的投入，没有自主创新组织体系，没有职业化的人才队伍，新产品的开发难上加难。

尽管近几年中国的制造企业规模在不断扩大，但由于起点低，发展时间短，规模仍然偏小，与世界制造企业差距尤其显著。像中国的冶金企业、电子及通讯设备企业规模与世界巨头的差距还算相对较小，大概是人家的1/5~1/3；其它行业企业差距更明显。中国食品加工与饮料制造企业是世界同行的1/30；制药企业为1/35；汽车、摩托车及零部件企业约为1/15；电子器材及自动化设备制造企业是1/36……中国的制造企业，不仅规模小，而且也十分分散，没有统一品牌也无法造就规模，各地区都形成不了支柱产业，对产品的上下游工业发展起不到促进作用；出口商集中供货而采购是非常分散的，小的制造企业有数千乃至上万家，买方可以强制规定条件并要求价格每年都下降，在这种残酷无情的环境中制造企业有强烈的动机为降低成本而走捷径，骗过疏于质量的检验和监管机构，参杂在产品中，浑水摸鱼，被海关抽检成不合格产品，败坏了“中国制造”的名声。集中生产利于检验和监管，不仅杜绝问题产品，而且大型化后有实力和能力自主创新。新品、新技才能真正靠竞争征服全球市场，充分体现中国制造的魅力和实力。

把分散的小型或微型（作坊）制造同类商品的相关企业相对集中聚集组成一个充满活力的企业网络，或达到一定经营规模或强强联合互相持股在某一地区，以加强某种制造业的创新基础能力，打造几个能在销售方面与国际大企竞争的大型联合企业，并为国内数千万受教育人口提供工作岗位，逐渐形成专业化城市，如美国的芝加哥、底特律汽车城。加拿大虽无汽车城之专称，但在安达略省却也集中分布全国汽车工业的95%，温沙（汽车重镇）、汉密尔顿（钢铁）共有14家汽车总装配厂，540多家汽车零部件厂，汽车从业人员10多万，没有听说加拿大有自己的品牌汽车，14个总装配厂全是其它各国投资厂（日本的本田、丰田，美国通用、福特、戴一克等公司分别生产轿车、皮卡、厢式车、卡车和发动机等）。中国汽车很热销，但制造商过剩，目前中国市场有82个品牌汽车，美国只有47个品牌；中国有47家制造商，美国只有15家。比较而言，我国的制造业，更像人家一个车间，因之，制造业的相对集中，利于打拼；网络化、大型化，同一产品产业城利于降低物流成本增大利润才是制造业做大、做强、做久的必然发展方向。

 

好技术生产地摊商品

 

多伦多的杂货铺和地摊上最多最常见的商品是“中国制造”。中国商品市场形象不佳，低层次竞争低水准现象不断泛滥，逐渐影响“中国制造”的整体形象。美国进口棉花，德国纺织机械织成的布用激光裁剪，意大利缝纫机缝制的衣服尤其多。平均出口价格不到10美元/公斤，生产这种低端服装的厂商，其实也在生产欧洲品牌服装。法国品牌女装在全世界有3417家店面，其中2317家在中国，营业额占总额的20%，这种把自己加工生产贴别人品牌生产的服装既赚中国自己人的钱又赚全世界各国的钱，不过帮人家挣大钱，自己甘心赚几个小钱，不知自己的技术、实力现状，好技术用不到正确的地方。满足与生产低档次产品，甚至造假，以致声名狼藉不断被人声讨，自酿好酒别人饮，真有些“共产主义”精神。

过多的产品，过低的价格吸引的顾客群基本上是低收入穷人。其实低端市场的低价商品还是能够提高其他国家消费者的生活质量，或者至少为他们提供便宜的选择。可政客不买账，扇动鼓惑事业群众：“中国制造”导致工作岗位削减造成他们失业……又是提高关税又是反倾销……总是拿“中国制造”说事。

薄利导致中国制造也企业利润极低，企业竞争发展受到阻碍，一有风吹草动就面临破产窘境。自设陷阱给自己落还不清醒。日本吉田公司生产的YKK拉链一米能卖到15美元左右，而在浙江义乌，生产的拉链一米只能卖7角人民币；美国的“芭比娃娃”玩具在中国市场的售价329元人民币，而代加工的生产厂家仅得4元人民币加工费。世界上很多知名服装品牌的产品在浙江生产，年交货值大518亿元，而出口平均单价仅3.7美元；意大利鞋商（DC）利用越南、中国、葡萄牙和罗马尼亚工厂为其生产，对于一双售价150欧元的鞋，其中皮革成本占1/3,只有22.2欧元为加工生产费用，DC向零售商收取77.8欧元，中国生产的鞋即使和意大利生产的一模一样，其售价仅为意大利鞋的1/3~1/2，实在便宜，没有什么附加值，只是一点蝇头小利，但名声极差；Nxxx公司，从中国进口一双运动鞋，成本大概6-8美元，在美国市场，零售价是50美元，这中间，有Nxxx公司的利润，也有零售商的利润。少了什么呢？就是美国人劳动和报酬，下游材料上的利润，以及下游材料加工的工作机会等等。42美元利润的对分，Nxxx公司与零售商（通常是比较大店号），各占26美元，这种利润，如果在美国生产的话，是没有可能达到的，那么，Nxxx公司，不用搞生产，只搞市场，就能保证业绩，保证利润；法国品牌同款同质牛仔裤，转包毛里求斯为90欧元，中国仅为65欧元一条；在中国组装一个ipod（音乐播放器）的成本仅为4美元，在299美元的售价中，苹果公司拿走80美元，因此，如果中国转包商为不合格承担责任的话，只应承担不超过5%的责任。

还有Gucci、prada之类的高级品牌总是标榜它们是正宗意大利或法国造，借以出售高得离谱的价格。但是，中国低廉而熟练的劳动力正对这些从来不嫌利润太高的高级品牌制造商产生诱惑。很多打着意大利制造皮货的实质上是由意大利的非法中国劳工制造的，这些人已经使一个名为普莱托的意大利小镇成为欧洲大陆除巴黎以外的第二大中国人聚居区为他们赚钱；更有甚者，把90%以上的加工在中国完成，只在意大利加装一粒纽扣，然后挂上意大利制造的牌子，弄虚作假，自己赚大钱还把恶名转嫁到“中国制造”头上，倒打一耙手段非常高明。

长期以来，中国奉行低价竞争策略，实质是剥离了商品附加值的赤膊竞争——把商品还原成产品，积压了原材料；把产品再还原成劣质产品，打压劳动力成本；最后把危害转嫁给劳动者。

令人啼笑皆非的瑞士钟表业，在不断声讨中国假表的同时，却在利用中国制造技术成绩牟利。精明的瑞士钟表制造商把中国制造的低廉粗加工的手表机芯买回去，拆掉，对里面的零件进行精加工，然后重新组装，转手便以“瑞士制造”卖出数倍高的大价钱，如，中国制造的极其复杂全自动“陀飞轮”机芯，(更有一款双轨道式“陀飞轮”Classique5347在瑞士至今未见现货，在上海居然已经能批量生产)这些机芯在瑞士加工制造的成本很高，而瑞士商人在香港市场上收购内地货价800~1000瑞郎，经过瑞士厂家细加工后，这种机芯名义上变成瑞士生产，卖价为5000~6000瑞郎，如果把这种机芯装上不锈钢壳手表中，可卖到1.5~2.0万欧元，而金壳手表可卖到3.0~4.0万欧元。据了解，这种用“中国机芯改造”的瑞士名表，如今包销往欧美各市场，也返卖给中国香港，而且供不应求。

中国有些制造业已是从技术到加工制造各方面配套都很完全的行业，如果说在这种完全的行业，不去发展自己的品牌和品牌塑造，甘心自己先进技术却没有自主权；在标准上没有制定权；在价格上没有控制权；在分配上没有话语权；在附加值上没有收获权。非常可悲！大多数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时考虑的是品牌而不是制造国。并不是着重中国而是因为信任这个品牌。品牌的确立往往比一时的盈利更重要。企业家要有长远眼光，只顾眼前利益企业不可能持续发展，不要热衷于来料加工贴牌生产。掌握设计和生产知识建立自己的品牌，学习欧美企业，产品一旦有问题，应立即主动召回，甚至扩大下架范围以提高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忠诚度，赢得消费者信任，品牌盈利能力，品牌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用上等材料精细加工和良好的耐用性，确定给人以物美价廉的印象至关重要。

 

装备制造是根软肋

 

轻型制造业是中国的出口核心，而截止目前为止，一直是财富积累的最大来源。在国外，很少看到、听到中国的装备，不论工业机器人、精密机床还是大型连铸连扎设备、发动机、发电机等等。这些行业产品质量和高科技含量远远低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水平，产业结构的不协调、不完备、不均衡发展，暴露了中国制造业缺乏市场意识、创新能力和提供行业价值的积累，面临极大风险。工业体系的相当不完整和不独立，威胁中国经济安全和防务能力。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工业重组以来，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是其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和企业利润大幅增加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它比廉价劳动力和人民币汇率低估重要得多。然而，决定国力不能仅靠轻型制造业，而应轻重并举以及对待创新和速度的能力，经济生产力和效率将与创意和新模式的开发联系在一起，适应快的将在全球竞争中占据决定性的优势。

制造业的单极化不配套发展是个有缺陷、有制约的结构性问题，会不持续发展的短期权宜之计，好景不长。制造业可以立国，亦可强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核心是经济竞争，没有完整的产业结构，单一产品导致供求失衡的市场竞争很容易被人掐脖子。装备制造业的落后难以挺进和发展成先进的工业国。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加深，只有确保核心产业的安全才能回避风险。所谓核心产业，系指门类齐全的轻重工业，只有轻、重工业协调发展，国立才强，只有轻工业，“短板”问题严重，工业发展失衡，短缺工业产品，紧俏品价格高昂是顺理成章的必然趋势。能供应这些商品的制造商用其赚更多的钱也就理所当然，大凡简单明了，众人瞩目的领域——国防工业要看别人的脸色，先进武器的采购，大型民用飞机、核发电四代技术、先进的实验室仪器等无不受制于人，吃尽苦头。而我们的长项，食品、衣物和玩具，动辄侵犯知识产权、产品质量问题，甚至有毒，喋喋不休，完全不顾“中国制造”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美国媒体带头对中国问题产品“排山倒海”式的报导，即使当年欧洲的疯牛病、墨西哥的伪劣产品，美国媒体也未曾如此渲染，此次针对“中国制造”品质个案的负面报导，又是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实质是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制造”正面临一场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政治色彩太浓。

政客们总是夸大其词用贸易逆差说事，推波助澜，故意“找茬”；我买你的多，你卖我的少，市场不开放……不公平，当我们要买他的高科技产品时，他就制裁、禁运，自己不卖还不许别人卖，十分霸道。限止对华出口产品多达31个项目，包括飞机（军用）和飞机引擎、航空电子、惯性导航系统、激光器、贫铀、水下摄影装备、推进器系统以及空间电讯和防空仪器等。说是上述产品具有潜在的军事用途，不是国际市场上广泛流通产品。限止高科技产品卖给中国，核心不仅欺侮中国应用科技产品落后，更说明“中国制造”缺胳膊少腿，门类不全，技术落后科技含量少，不争气。我们不能万事不求人，但也不能被人牵着鼻子。冲破封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相当关键。

中国机械制造业与欧美没有什么可比性，毕竟近3/4个世纪以来，机械制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欧美的地盘，如今，崛起的中国已经具备有能力冲进这一领域。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工业重组加速以来，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全国范围内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年增长为7.3%，远高于美国的2.4%，欧盟15国1.4%，日本2%和印度3.9%。企业利润增加的趋势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比生产率开始提高要晚几年——并一直持续到现在。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很多企业在2000年后能够做到每年增加10%~15%的实际工资，还能降低单位成本；保持或降低出口价格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增加利润（2006年后才开始调整价格）。中国制造成本显著下降，使其进入资本过剩时代。2006年的账户盈余是2500亿美元，而且未来10年可能会以二位数的百分率增长，这进一步又降低了资本成本。低资本成本刺激了资本密集型行业的齐全和有效配置、升级发展、包括重工业。

由于经济健康发展而断续繁荣，对广大民众而言，旧时代的生存斗争已经变成对收益增加、娱乐和生活乐趣的追求。市场也反映出这一点，人们对商品的需求由“有、无”转变成“新、好”。满足基本需求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市场需要更新、更好的商品，向世界供应商品的制造商为了适应这种需求，必需找到一种适当的能获得高额利润的新方法、新的工艺、新的物流流程。新的生产方法、新产品的生产需要新的机器装备，需求决定支持装备业的发展和重组，否则“中国制造”就是只大龙虾，貌似强大，虽有两只强大的前脚钳，但后脚很弱，站立不稳。装备制造业软弱，出高价买人家的人家不卖，这种被人扼住咽喉的处境和滋味实在不好受，该觉醒了。

事实上，不断上升的市场竞争，不均衡工业发展的瓶颈正在扩展。据有关报导：中国轻工业、重工业2000年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分别为41%和59%，2004年则分别变成了32%和68%，这一比例突出显示了重工业的突飞猛进。低效产业重工业通过企业并购和国企民营化等改革和重组以及实行区域联合和“逆向并购”，也就是说，中国企业通过购买外国企业的技术品牌等方式来确保市场。2004年某机床集团用200万欧元购买了德国一家机床厂，2005年黑龙江某集团也用980万欧元收购了德国一家同类工厂。重组、并购、联合，使工业母机不断升级，因此，像用于长江隧道掘进直径达14.93米，重达4000吨的盾构设备通过引进再创新现在都是自己制造；100万千瓦超临界发电机组也能不求与人，并且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甚至一些参数超过日本；船舶动力“大动脉”曲轴已有装备进行制造，并已打入韩国造船业，年供80根。少量精密机床也正向世界市场进军，如：大连机床厂的产品。不过，就总体而言，装备制造业我国还是根软肋，存在“机强电弱”现象。还有那五轴数控机床技术对于中国来说是多么难。这对中国突破薄壁结构、形状复杂的航空、潜艇发动机加工技术等瓶颈意义十分重大。在未来几年可以针对国内市场需求而扩大规模不断积累能力，努力打造自己的装备制造业，大力培植吸收能力和应变能力而独立生存，凭国内需求就可以发展成国际规模的企业。

依靠科技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必须要有各种学科的技术人才，七年来中国大学生增加了4倍，高校年招生从30年前的30万人增长到现在的500万人，公司招人可以在足够多的毕业生资源当中挑选。

在大部分机械生产方面，中国内地的制造成本只相当与欧洲或日本的1/3左右。中国大规模持续进口机械产品是因为国内产品质量尚未达到欧洲或日本的水平。它的质量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管理问题。因为大多数重工业是国营企业，其应变性差是发展缓慢的主因。目前的进展应该会很快解决问题。

技术上更先进，经济上更为成熟的中国迫切需要奋力打造装备制造业，使其迅速崛起、确立和发展成先进行业。

 

不能总是依样画葫芦

 

低技术“中国制造”的商品在商业上的成功，必须以创新产品和新技术来保持它的竞争优势。来料加工或跨国公司在中国设厂用廉价劳动力组装产品，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然后把手机、电脑和轿车运往世界各地。这些商品算为中国出口产品，实际上是用世界各地进口零件组装起来的，这种产品“两头在外”，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不能自主定价，不能改头换面，总是依样画葫芦。

然而，随着产品竞争日趋激烈，低层次竞争低水准现象不断出现，产品问题越来越不能回避，它像“病毒”一样迅速漫浸，影响了“中国制造”的整体形象。这种暗藏的“病毒”在逐渐影响和腐蚀着“中国制造”健康的肌体导致年青的“中国制造”未老先衰，丧失了青春活力，同时也正在或将要失去与同龄人（印度）的竞争能力，“中国制造”面临保证质量和维护声誉的挑战。

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原始传统习惯的劣根性和久贫急富的心态以及错误的思维方式，短视、守旧、固执、过度依赖传统产品的生产，生产流程、经营模式一阵不变，没有品牌意识，缺乏创新精神更没有积累起自主创新能力，习惯于依赖模仿别人的技术，只想花小力赚大钱，意识不到科技、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如果我国本土产业总是依样画葫芦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没有自己的品牌，不能占据产业链中的高端环节，则本土产业只能沦落到低质高耗、低附加值的产业链中，这就意味着有可能永远受制于人，永远处于被动和跟随的地位，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有边缘化的危险。商场如战场，创新决定成败。“中国制造”想更好、更易融入全球供应链并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拓展中高档市场就必须冲上创新前沿捕捉新型产品和新型服务面向世界。

先进制造业的集聚和升级发展，以“绿色制造”、“精美制造”迎合大众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穿、吃、用的要求也提高，消费者需要更好、更美、更多的质高商品。把商品推上一个台阶，这个台阶不是量的增加，更是质的变化。要实现这种转变也非易事，需要投入和人才，更需要体制、机制的保证。就目前而言，北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科研水平在全世界保持领先地位与其投入成正比，尤其是美国在较短的时间内依靠自己的力量积聚了雄厚的实力，现在年科技投入占世界科研拨款总额的40%，而我国在科研创新乏善可陈，原因之一是投入少，仅占GDP1.5%的目标至今都未实现（实际为1.34%，但比日本多），科技投入增长滞后于科研发展需要。中国制造的产品中有一半多是用全球生产的组件组装或是在华外商生产的零配件，现代科技应用于制造业方面，无法与发达国家相匹敌，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只有5%；发达国家引进设备的投入和吸收再创新的投入比是1:1，我国许多地区只有1:0.2左右，如此低下的创新效能决定“中国制造”攀升工业价值链顶端的速度。

有投入没有人才，也绝不能创新，不能创新就没有好产品、新的商业流程和新的组织结构，新想法要有好头脑，好头脑来自教育，“漏斗接瓶子”（老师灌学生接）式高等教育难以培育出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还有许多自主创新技术和产品还缺乏必要的政策和环境支持，甚至出现某些政府采购也选用国外产品的非正常现象，如，我们自主开发的“红旗”轿车，昔时辉煌，如今落得只有低层次官员作为代步工具，其实，中国汽车产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三大国，作为一个承接民族感情与独特政治身份的自主品牌，不给自己品牌留出专驻的专席，这一点我们连韩国都不如，政府规定“优先采购本田车”，而我们的“红旗”现时究竟处在什么位置呢？“宁坐外国车，不进红旗门”已经很时尚，不知这和“媚外”或“爱国主义”扯上什么关系？实事求是地看，中国的汽车工业在企业规模、技术设备、研发能力、营销水平、科学管理等方面与国外差距还很大。汽车作为民用工业品中零部件多制造工艺复杂的产品，诸多关键技术也非可以一蹴而就，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自主品牌轿车想快速积累核心技术和经验是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在创新层面上，有国家层面的创新和企业层面的自主创新，但是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在重大原始技术创新方面应有国家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并组织实施。当前我国必须建立起与本国的产业技术相适应的技术创新体系，把握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必须合理整合技术资源，将自主创新活动建立在高水平的国际起点上。而在其它方面，则可有政府给予必要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支持，以企业为主来进行。

毫不含糊地提升产业控制力，把科研力量与企业结合起来，根据市场导向及时调正研发方向和应用技术产品；加大卡发力度，保证先进技术的充分供给，实行纯粹基础理论研究和自主创新应用技术开发二条线；改善技术创新的市场环境，加强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大力发展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服务等行业，实行支持自主创新的财税、金融和政府采购扶持政策；完善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重要人员给予相应奖励，以此来激发员工的创造热情；利用好全球已有资源，继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发展轨道，对现实中的先进技术乃至潜在的新技术产业前景要有准确的判断，找准技术创新的突破口，从而在技术创新中，尽可能避免重复研发，少走弯路，直接把眼光瞄准世界先进水平的关键技术；积极参与国际科技交流和合作，完全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我们不能走（日本剽窃美国应用科技、汽车电子工业，以年壮青工学徒为间谍，深入美研发心脏勤学苦练，先剽窃后改进之路）。试看现代日本汽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耐用性超过美国车，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由于中美摩擦，对我国而言，比登天还难。

创新不一定是发明。新产品或许是创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不是创新的精髓所在。如今，生产工序、商业流程、组织结构、服务方面出现了许多创新，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传播为人们创造出出人意料和具有破坏性的工业、商业模式，如，重庆摩托（设计者、供应商和制造商组成企业网络生产），台湾纺织业合同制造商联盟（企业只在从合作中学习和获益才保持合作），遍地开花的零库存等等都是创新，依样画葫芦，一味仿制或者通过侵犯专利来制造便宜的东西，虽能威极一时，但决不能恒久。说得宽容点，模仿是创新可能可取必经之路，如果从此一阵不变，缺乏新思维，不思改进，原地踏步，不敢越雷池一步，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势必落伍毁了自己；如果不断求变，改进产品品质、生产工艺、营销策略，物流流程,离创出新品为时一定不远。

 

诚信行天下

一位农民买了种子、化肥和农药，辛勤耕种、除虫几个月，期待丰收过小康，结果颗粒未收，原来种子和化肥都是假的。他非常沮丧，一气之下，用剩余的积蓄，上街买了几包鼠药吞食下肚，想一了百了，谁知一点异常也没有，原来鼠药也是假的。想想也真傻，来日方长，何必自寻短见，庆幸留条小命，上街买几斤白酒，回家喝几口，谁知喝了一半，口吐白沫，一命呜呼，原来酒是毒酒。这个黑色笑话流行于网上，它的标题是“什么都可制假，唯独骗子不假”。

编得很荒诞，有点夸大其实，但它是提醒我们，国内假货到底泛滥到何种程度。根据美国海关资料，2003年，在美国口岸被查获的假冒产品中，来自中国的产品占了66%，远远高于居第二位中国香港的5%和第三位墨西哥的4%，这个数字到了2005年增加至72%，而美国俄亥俄大学Daniel Chow教授认为，如果考虑转口贸易的因素，80%被美国海关截获的假冒伪劣产品都来自中国。而现在的出口假货早已突破了几年前仅限于衣服鞋帽等生活用品的范围，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各个领域。欧盟贸易专员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说欧洲海关查封的假货过半来自中国，而目前在欧盟内部流通的假冒商品中有70%来自中国，除仿冒的奢侈品、食品和饮料之外还有汽车和飞机零件、电器产品，甚至包括避孕药和防艾滋病药物等等。

2006年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欧盟司法及内部事务专员非拉蒂尼举着一张法拉利跑车的照片说：“法拉利330P4型跑车，这个型号的限量版跑车，法拉利车厂只生产了6辆，这是第7辆，中国制造。”“法拉利事件”不仅让欧美厂商大跌眼镜，就连汽车制造工艺突飞猛进的日、韩也为之震惊，实际上“法拉利事件”只是最近欧美密集打击中国仿冒品的一个缩影。就在这场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知识产权的保护条款”（通商法特别规定第301条）指责中国“伪冒品和盗版制品泛滥”，威胁要将中国告到世贸组织。与此同时，阿迪达斯、彪马、香奈尔等19家国际名牌在中国联手启动了“打击假名牌”的维权行动。此前，欧盟海关还宣布要严禁外国入境者穿着、携带假名牌产品，规定如发现有人携带假名牌，轻则没收，重则罚款，最高罚金可达30万欧元，此时，欧美正大张旗鼓掀起一场围剿中国仿冒品的风潮。

CBS(60分钟杂志)专栏里曾经播出过这样一部电视片，“世界最大的假货市场——中国浙江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在片中，一家做运动鞋的老板在镜头前炫耀说，最新的Nike运动鞋到了这里，4天后就能够大批克隆，每双只要4美元，同样是在那里3000美元的Callawry高尔夫球杆，275美元就能买到。在那部轰动一时的电视片中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赚得盆满钵满的不法商人得意洋洋的笑容；琳琅满目的假货；当地执法机关的置之不理，电视片最后，借此表示了对假货泛滥和执法冷漠的愤慨，他说中国人应该为此而羞愧，但从那些在镜头前唾沫横飞、神采飞扬假货老阔们脸上真的看不出半点羞愧，利益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也蒙蔽了他们的良知，也许真的要到他们自己也被假货所害的时候才会嶓然醒悟，希望那份醒悟不要太迟。

中国企业生产制造假货伤害的不仅仅是消费者本身，更多殃及了“中国制造”这个品牌，殃及的是中国形象。在欧洲的一些展览会上，欧洲厂商对“微笑的东方人”越来越怀有戒备心，甚至防贼一样不让中国人参观产品。而在欧盟海关，来自中国的游客也格外“受关照”，检查总比其他人更仔细些。这些假冒行为最终还是让中国吃了亏。尽管很多外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产品研发中心，但他们往往不愿意把先进的核心技术带到中国来，即使合资企业也是遮遮掩掩。更有甚者，国外一些制造企业甚至制定他们的机器不让华人来参与维修，比防精于计算的日本人来得更严厉。西方国家是非常讲究商业诚信的，如果经常有“假冒商品中大部分来自中国”之类的消息出笼可以让一个国家的商品蒙难，一两种驰名产品也可以立国。英国政府对“疯牛病”的遮遮掩掩，导致英国失去了70%以上的欧盟牛肉市场，“英国食品”以最安全跌落到“不可信”，其农业自此一蹶不振。同样，一个诺基亚支撑着芬兰的经济和国家声誉，索尼、丰田、本田把“日本制造”从“劣质产品”扭转为“优质产品”，现代三星能遮盖掉“韩国制造”的种种阴影。要让“中国制造”闪光并为全球信赖，最重要的是诚信。据美国政府发布的数据，06年中国的仿冒商品行业规模超过了160亿美元。美国称，中国的假冒产品使美国企业每年损失超过26亿美元。同年，欧盟国家缴获的仿冒品中80%的源头在中国。想在美国每每抓住中国知识产权问题不放，极好地说明中国之诚信受到了责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诚信对于个人或一个国家都至关重要，建立它也许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毁掉它也许只要几年或几件事。

古往今来，商业行为从来都具两面性。一方面它促进了商品的流通，激发了商品生产，带来了社会繁荣。但另一方面，商人的趋利又有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自发倾向。可以说这二者既矛盾有互补。反过来说，没有商人的趋利，就没有商品的流通，商品的生产就会受影响，社会繁荣也无从谈起。明代中叶徽商崛起，徽商有明确以儒家道德观念经商的主张。在商业实践中，他们把诚实守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义、礼、智、信”等等儒家的道德准则作为商德，做人经商并重，以做人的追求来经商，在经商的过程中体现做人的原则，这使得徽商集团普遍具备了即使今天的眼光也是进步的，在很多徽商身上，体现了很强的道德修养，自觉、自律在我国商业文明开始之初就达到了令人赞叹的水平。

中国的荣氏企业的创始人之一荣德生曾说：“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整心修身，终治国治天下平。吾辈办事业，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亦则虽有王明阳，亦何补哉？”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儒商的一些追求，首先，荣德生作为一代儒商，他有这样的意识，做一名好的商人，同样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两者必须统一于商业行为之中，否则社会“一味唯利是图”，只能是“小人在位”。其次，既要做一个好商人，又要做个高尚的人，不能见利忘义。因为儒商精神能纠商人唯利是图之偏，这就使得这种精神在整个华商在经商过程中受到愈来愈多的推崇。

在文明社会里，“诚信”本是一个人最起码的操守和行为准则。然而，生存的紧迫感早已使国人的伦理意识出现麻痹，为了赚钱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昧着良心和伦理道德这一指数牟取暴利。推动造假的一群企业主，煞费苦心想出了不计其数的方法，钻了司法体制薄弱、规章松懈、行贿受贿猖獗的空子，从假汽车零件，化妆品和名牌提包到假电线和假伟哥，甚至丧尽天良连食品和药品也难逃制假。生产商、营销商和监督者沆瀣一气，虚假、误导、不诚实或欺骗无其不有，他们根本不考虑后果，只想赚到钱，把钱当作宗教来推崇。事实上，中国已经掉进了假货的海洋。假酒、假烟、假药、假零件、假报表、假政绩······民间流行一句新俗话：“除了妈是真的，别的都可以造假。”造假似乎成了摆脱贫困、发财致富的捷径。如今，科技的日新月异带来了生物克隆，就连妈是不是真的，恐怕也要打上一个问号了。

事态的严重性到了该是重塑道德的时候了。然而，道德的重塑、诚信对于一个人或一个国家都至关重要，它的建立都远非一日可竞之功，不是靠着“超常规”、“跨越式”可以实现的。

中国的教育体系应教授良好的行为规范和优秀的中国文化；

中国的行政体系对文化的价值观也应得到真正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