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病人的经历和感受

                     一个病人的经历和感受

                                      追      梦

                           2005年2月16日，星期三

多久了？是什么时间？她被诊断为癌症？

那是在去年的九月份，她所修课的大学刚刚开始秋季的课程，而她所修的两门课《心理学》和社会学之《人类在工作中的关系》也刚刚开始。一次惯常的体格检查，将她带入了人生的低谷，带入了一段她从来不曾想像过的经历。

从体检开始发现的一个不正常的涂片，到最终确诊，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这两个月，她伤心过，失望过，也愤怒过，不平过，但却从来也没有怀疑过。

今天是她手术后的最后一个礼拜的恢复期，她下一个礼拜就要像正常人那样回单位上班了，然而，这三个多月来的经历，却再也不能使她恢复到从前的模样，无论是心理上，或者是身体上。三个月来经历了三次全身麻醉下的手术，从用于诊断的微小的活组织涂片检查，到活体组织病理检查，直到最后的将所有可能或将来可能受到威胁的身体器官的切除，将她的人生带到了一个不同的境界。

好像是有什么预感，一向体壮如牛的她，自从来到美国后是那么的在意这里被作为常规的一年一度的体格检查。当然，在美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保健医生，所有的健康问题都有这个保健医生负责。当然，这是对那些拥有医疗保险的人来说，没有保险的人就花不起这个钱雇佣保健医生了。其中之一的保健医生的职责就是给客户进行年度的体格检查，假如发现什么问题，再作进一步的检查，并可向各科的专家转诊。而且对这种所谓的年度的体格检查，被检者是不用付任何费用的，全部由保险公司付，也算是对去接受体格检查的人的一种鼓励，目的大概是为了“提高全民的健康素质”吧？

居美的生活节奏快而紧张，再加上工作之余的为了提高生存能力的学习，使她连吃饭都降到了最简单和最省时的地步：常常是早晨起来做一点相对喜欢的早餐，然后为中午和晚餐各做一个三明治，分别放在不同的盒子里，放在背包中备用，然后快速享用早餐，急急的登上去上班的电车，然后是急急的转车，直到按时到达上班的地方，刷卡，更衣，上岗… …然后就是一直忙碌到午餐时间，直奔休息室，匆匆掏出背包里的
午餐三明治，配着自己冲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绿茶，狼吞虎咽的消灭掉这顿快餐，为的是利用这余下的半个小时的午餐时间与同事一起到外面转一转，一可锻炼身体，二可呼吸一些新鲜空气。然后，又是匆匆的赶上公共汽车，再转乘电车，匆忙的赶往另一个工作岗位。在那里的工作，更是绷紧神经，需要使用自己蹩脚的英语去接电话，接待来宾，为所有人解决麻烦和问题。待到下午5时下班时，又是匆匆的赶往公共汽车站，乘车去学校读书，直到晚上9：30下课，再赶公共汽车回到住处，往往已是晚间10：30。

在美国生活的第一年，她即是全日制的工作人员，又是全日制的在校大学生。每周五天工作日，四个晚上的课程。好在有周末的休息，但又有家庭作业，有时还有周末课。但她却是一定要保证自己有一个晚上的休息，要完全彻底的休息。她把这个晚上定在了周五，下了班，不用赶去学校，可以直接回家，休整片刻，然后将自己打扮一番，开始出发到自己喜欢的中餐馆，不问价钱的点两样菜，两瓶啤酒，独自坐在那里细细的品尝菜的香味，酒的醇美。有时她也会去店里买一些喜欢的蔬菜和啤酒，回家自己下厨，在家边看电视，边享美味，同时还要给家乡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和儿子及朋友通通电话。喝醉酒一睡24小时的时候也不是没有，但是却乐在其中。

在这样忙碌的生活中，做过18年医生，而且一向健康的她，却毫不误时的签下了保健医生，并约定了自己的年度体格检查。那是在2000年。

以后的她，嫁给了一个爱她，宠她，一切由着她的美国绅士。生活中的一切突然变得轻松起来，她有了一位专为她服务的驾驶员，有了一双为她服务的专听英文的耳朵和专读英文的眼睛。虽然仍然在工作，却不再单为生存而奔波，虽然仍然在上课，却是为了自己的爱好和理想在努力。她变得懒惰起来，不再为签保健医生而操心，也不再为约定体检的时间而费心。她将这一切顺其自然的交给了先生，一切由他处理。但忙碌的丈夫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他尤其是不在意年度体检这样的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所以，尽管妻子曾经数次催促，仍然是一拖就是三年。直到有一天，他自己因为胸痛而不得不去看急诊，他才意识到他们夫妇需要一个全面的体格检查。那是在2004年的9月份。也就是这次检查，医生发现了她身患癌症，而那个待她视若掌上明珠的丈夫为此伤心，悔恨到了极点，只怪是自己的粗心害了心爱的妻子，嚎啕恸哭不止数次。然而，从2000年到2004年，也不过4年的时间，而且此种癌症，要从0期发展到1期就需要大约10年时间，她的癌症在发现时仍然是在0期，因此，过去的三年之中是否做过体检，对此病情并无太大关联。这是她在安慰丈夫时的解释。

曾经做过18年医生，一向自认为坚强的她，对妇科的所有操作过程都是深恶痛绝的，更何况这些操作的对象是她自己？但九月份那个常规的体格检查是她自愿的，一个礼拜后的另一个妇科的专业检查也就成为必然，以后的两次组织活检更是无奈的接受，其间的多次检查就更没有理由拒绝。

其实，对于这个看似可怕的诊断，她从内心并没有真的感到害怕，原因之一，可能是对医学知识的了解，知道虽冠有罪恶的名字，却并不真是什么不治之症。而连她自己也感到奇怪的是她竟然也没有很快的到网上寻找资料，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意外，因为她是那种对任何事务都要搞清楚所以然的人，而她最爱使用的工具便是互联网。开始真正的寻找一些资料是在第二次细胞活检之后，因为要做进一步的诊断（同时也是一个治疗的方法），需要切除部分组织，她才开始给与部分重视，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同时还打电话给国内的妇产科医生朋友了解情况。但内心的她并没有认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照样吃饭，睡觉，工作，读书，看新闻。可是她的先生却在第一次检查结果出来后便开始失眠，厌食，情绪压抑。而且早已经在网上查找了所有的信息，早已与周围的朋友调查并讨论了所有的可能，也在同时早已经将自己吓得半死。他曾经不止一次的在晚间恸哭：他担心妻子会因此离他而去，他承受不了没有她的日子。他要拼力一搏，要保护妻子的安全。反而是作为病人的妻子不得不多次安慰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是的，这是她根据她的医学知识和女人的直觉而得出的结论。

其实，她也曾经哭过，那是因为孤芳自怜：毕竟刚刚四十出头，竟然患了癌症！她也曾经不平：她生命中严守道德准则，从不曾做过任何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为什么偏偏是她？但总体的她，还是用一颗平静的心来对待这一事件。倒是曾经为手术后的要有超过一个月的休息而兴奋过：现在的她不是十分喜欢工作。

第一次接受全身麻醉，真正的接受手术治疗，对她来说既不紧张，也不痛苦，而好奇的成分还要比较多一些。

“你妹夫的父亲急性胃出血住进了市中心医院，目前仍然在抢救。原因不明。你的伯父在一周前去世了，很安详，葬礼已经安排妥当，将他送回老家与你奶和你娘葬在一块。但是你的外婆和我们都挺好，爸爸的病也见好转，不要挂念。有空给你伯父家的哥去封信，表示慰问。”听着电话那边妈妈的言语，远在大洋彼岸的她故作镇静的讲着“好，我一定。您们一定要多多保重自己。尤其是爸爸，伯父是他唯一的哥哥，要让他多保重。”却已是泪流满面，几乎哽咽得泣不成声，但又不得不掩盖自己的悲痛，免得使远在国内的父母担心。

看着在通电话时流泪的妻子，不懂中国话的丈夫很是不安，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又不忍心打断，只是担心而又心痛的守在妻子的旁边。但他知道妻子心中的压力，自从被诊断为癌症后，妻子外表装着没事的样子，都是为了安慰他。而为了不使远在家乡的父母担心，她一直没有把患了癌症的消息告诉父母。她至少每周给家里打一次电话，但总是报喜不报忧的。这就是他深爱的妻子，从来都是为别人着想，唯独没有她自己。

是的，她 的泪水不单是为了那些从电话那边传来的不开心的消息，
更为所有这些不开心的事情怎么都凑在了一起而伤心，尤其是想到了自己身患绝症，却不能倒在妈妈的怀里哭上一场，甚至连在电话上对着妈妈哭上一场也不可能，就不由得不心酸。但她必须坚强，绝不能给年迈
的父母增加任何负担。

但她就是感到委屈。委屈为什么是她，年仅43岁就得了这种病，她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做完，还有很多的计划没有实施，还有很多的梦想没有实现。尽管她从理智上是了解这种病并非是真正的如其名曰的绝症，但这个不吉的名字却使她怎么也免不掉那种自哀自怜的感觉。真是人性的悲哀啊！

“不，这次手术我必须要求一个好的麻醉师来做我的麻醉。”一生中总是怕给别人添麻烦，一生中总是怕成为别人的包袱和累赘的她，这次决定就做一次难对付的病人。她不想再受像第二次手术后的那样的折磨了，她要要求第一次给她麻醉的医生再次为她麻醉。

因为生命中第一次手术的顺利，使她没有感觉到一点的手术和麻醉的可怕。所以，以她的性格，她就充分的信任这个在这座城市里有名的大医疗中心而没有为自己的第二次手术提任何的要求，一切，由医院安排。但是由于第一次手术后的一个小插曲，使她对这第二次手术有些许的紧张。事情是这样的。

第一次手术后切下来的组织病理检查报告，原位癌的诊断可以确立，但是对是否有微小的侵袭仍有疑问。主治医生的方案是做第二次手术，切除整个器官。而周围所有的朋友都建议她请一次肿瘤科的医生会诊以明确治疗方案。毕竟主治医生是一个妇产科医生，她对肿瘤病人的经验不如肿瘤科专家多。因此，她就与主治医生的办公室联系，希望他们帮助与市内的肿瘤专家联系，但却迟迟得不到一个约见的时间，而第二次手术的日子已经订好，而且在一天天迫近，而她的手术后休假的请求也已经批准，主管已经排好了班。依大大咧咧的她的性格，做了完事，不用再过分的麻烦，小心。

然而，深爱她的丈夫，却不能容忍不请肿瘤科专家会诊就将自己的妻子送入手术室。城内的肿瘤科专家联系不上，他就联系了临近的波特兰的医科大学的妇科肿瘤专家。那是个在整个西海岸妇科肿瘤专家群体中为首的一个经验丰富的专家。约见的日子正好是手术前的两个礼拜（11月2号，手术日是11月17号），但因为不是驻地区域的医生，又是自己要求会诊，保险公司是不负责付款的，一切费用，必须自理。但在丈夫的心中，钱及其它妻子生命以外的东西都不再重要，他唯一的祈求就是妻子生命的安全。他根本不在乎要花多少钱，要费多少事。所以，他们就来到了这个专家的门诊。专家看完她的病历，询问了情况和病人的担心，并做了全面的体格检查，最后，领他们到会诊室详细的讨论她的病情。专家那提纲协领，图示加讲解的讨论，以及有理有据的分析和柔中带刚的建议，使他们心服口服，同时也认识到了这次会诊的必要性。专家称她需要让他们医科大学的病理专家将第一次手术后的病理切片重新检验以明确诊断。假如医科大学的病理专家的意见与原来的病理报告有相同的观点，做第二次活体组织检查就成为必要，因为要确切的搞清楚是否有侵润。假如有，手术方式会有很大的不同，要做大面积的清扫。假如没有，原来的手术方案可继续。

回到家中，立即与病理科联系派送病理切片，并于主管医生办公室联系。在第二次手术前的医生面谈时，医生询问起波特兰之行，她自然是详细告知并转述了波特兰专家的意见。不曾想医生立即火冒三丈，言称：“假如那是你所希望的，请你找那位医生治疗。”

第一次在美国经历此种情况，而且又是满肚子的委屈，看到自己把生命都托付给与的医生的态度，多日来蓄积的泪水倾盆而下，想止也止不住了。“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我认为您并不了解我的心情。我们到医科大学的会诊，无非是寻找另一个专家对我的病情的看法。”流泪中的她断断续续的说。恰恰在这个时候，医生的助理敲门进来，要她接听电话。大约5分钟后，医生返回诊断室，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称那个电话是她等了一个礼拜的电话，是一个市内的妇科肿瘤专家的电话，她们是讨论她的病情。她讲，医科大学的专家讲的很有道理，我们就按照她的建议来，反正10月17号我们是要做点什么的，要么是第二次活检，要么是手术切除。我们等待她们对病理切片的最终意见，好吗？

就这样，就有了第二次的手术：仍然是活体组织检查。但医生讲了很多的比第一次手术发生机率高的可能的并发症和危险性等。虽说她明白这是所有手术前医生谈话的常规，但经历了第一次手术和与医生的小小意见不和，使她对这第二次手术有了一些担心。这就是为什么她在术前感到紧张的原因。

由于那些许的紧张，这次她没有拒绝术前的镇静药，术后当她从麻醉状态中醒来后也没有拒绝使用镇痛药，因而她感到了一些药物的副反应：呼吸费力，全身肌肉紧张，不能放松，双腿肌肉疼痛，而且还有严重的咽喉疼痛。但讲出来似乎没有人注意，在护士们看来都成了正常反应。当天回家后呼吸好转，但咽喉痛和肌肉痛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在第二天转变成全身的肌肉痛，连面部肌肉都是疼痛的。打电话询问医生，仍然称是手术后的正常反应，但她在同样的第一次手术后却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因此，她坚信是麻醉用药的不同所引起的反应，而丈夫也坚信是麻醉师使用的一种肌松剂所至肌肉痛，而喉咙插管技术不良引起的咽喉部粘膜损伤导致了一个星期的咽喉疼痛。所以，她一定要第一次给她麻醉的医生来做她第三次手术的麻醉。

工作在同一所医院，要她找到她喜欢的麻醉师并不难，但生性责己的她却不愿因为自己的事情而耽搁太多别人的时间，更不想打医生用来急诊的呼机而为自己的要求交谈。但在美国这个地方，人际关系的淡漠是尽人皆知的，除了通过医院的官方手段联系医生外，很难与医生直接谈话，更何况她工作的部门与麻醉科风马牛不相及。但她有自己的办法。每天都有一个她的同事要到入院前检查部门配合麻醉师做手术病人的入院前检查，而每天的麻醉师又各有不同。所以，很难讲那一天会是她喜欢的麻醉师在那里值班。但因为她有这个想法比较早，总有机会的。她就告诉那个要到入院前检查部门工作的同事，当她们看到是那个医生，就电话通知她，她会赶去与麻醉师当面谈自己的请求。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她接到同事一个电话，说袁医生就在哪里上班。她就赶快请了半个小时假，赶到入院前检查部门，与麻醉师袁医生交谈并要求由他来做她的麻醉师。幸好袁医生是中国人，虽然她手术那天正好是他的休息日，他仍然决定特意到医院来为她麻醉。

“多久了？手术已经做完了吗？很快吗。”当她听到她的医生的呼唤声：“喂，该醒醒了！”恍恍惚惚的想。除了感到有时需要用力呼吸外，并没有感到特殊的不适。但有过往的不愉快的经历，她还是告诉了护士自己的感觉。护士还交给她一个按钮开关，告诉她，假如她感到疼痛，她可以自己按压这个按钮，因为这个按钮是装有麻醉性镇痛药吗啡的输液泵的控制装置，当按压按钮时，她可以给自己由静脉输入镇痛药吗啡。而吗啡对人的呼吸中枢是有影响的，这就是为什么她感觉到要用力呼吸的原因。但她是太累了，也许是因为刚刚经历了大手术，也许是因为麻醉药的作用，她只是昏昏沉沉的想睡觉，而又因为要用力呼吸而不能完全的睡去。不知道过了多久，带着两个输液泵，一个留置的导尿管，她从复苏室被送到了病房，见到了等待了三个多小时的丈夫，病房护士前来自我介绍，“这里是230房间，我是您的护士，有什么需要，请按铃呼叫。”“为什么是这里？”迷迷糊糊的她心想，但什么也没有说，只说“好，谢谢。”但她清楚的记得，这里是产科的病房，她应该到外科的。但由不得她，也许外科床位紧张吧。住在什么科并不重要，但是问题是她在手术前听同事讲过在产科生孩子的经历，她们讲产科有一个病房有鬼魂，一个同事曾经在那个病房有过奇特的经历。生性大大咧咧的她，单单对鬼魂独有忌讳，而按照她不太清楚的记忆，好像那个闹鬼的病房就是230房间。她要在这里留住两天，那可不行。但她又不确定自己所记的闹鬼的房间号是否正确。就差丈夫到科室问个明白。不一会，领命而去的丈夫归来，告诉她不是她所在的房间。在迷糊中她还是怀疑他不过是在安慰她，因为他知道她对鬼魂是多么恐惧。

在病房中留住的日子对她是一种新的经历。刚刚手术过的她24小时的静脉输液，24小时的留置导尿管，几乎是24小时完全的禁食状态。生命中第一次躺在床上不用做任何事情，可以足足的睡一次觉，这似乎是在手术前她所隐隐期待的。然而，此时的她，在大量的麻醉性镇痛剂的作用下，昏昏沉沉，每一次刚刚要熟睡了，却因为停止呼吸引起的体内二氧化碳的积聚而不得不用力的呼吸而醒来。这样子连续不断的循环，再加上后来搬进来的室友的夜半的意外，医护的间断巡视，使她虽然是在专职的睡觉，却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睡眠。当悟到了是吗啡的作用后，她开始停止使用静脉的吗啡泵，在排气后，要求口服的止痛药，但麻烦的是，每次当她按铃要求服务时，总要等待很长的时间才可以得到想要的服务，仍然是不能很好的睡觉。还有对自己房间的是否鬼魂房间的疑问，使她每次刚想入睡就又迷迷糊糊的因有鬼魂梦境进入而致恐惧入梦。

就这样，她迎来了手术后的第一个黎明，医护人员对她的术后刀口进行了必要的处理，并开始给她使用激素替代疗法以维持她身体的功能和骨骼的健壮。并将她转移到了外科病房（正如她所预料的，前一天外科满床。而这一天产科却不得不将她驱除而使真正的产妇可以入住）。

转科后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同事来看她，无非是交流恢复的经验，表示对共患难者的关心。她还带来了一个特殊的礼物：一套睡衣。这在美国人来说是很不寻常的，因为美国人的礼物通常是小而简单，而且极便宜的。一套睡衣可算是很重的礼了！而她在同事手术时却未曾有过任何的表示。同事说，睡衣的目的是，在以后的一个半月里，她将以床为伴，会很方便的。她当然并不缺少睡衣，但同事的真情着实感动了她。当然，一天多的经历，也使她深切的感受到了作为病人的艰辛：“其实，手术对我们来说并不痛苦，我们安然入睡，操心的是做手术的医生。但是，恢复却是我们的责任。这个过程才是我们的痛苦所在。”她对同事如是说，同事深表赞同。

在外科病房的室友是一个酷爱说话的美国妇女，不停的在房内打电话，而且音质尖，音调高，谈话充满激情，使极想睡觉和休息的她得不到片刻的安宁，而饥饿的她又因为镇痛药引起的恶心什么都吃不下。噪音的骚扰，病痛的折磨，内心的烦躁，虽然她并没有说什么，却使丈夫看了都心痛，他悄悄的到护士站要求给妻子换房间。她很幸运，正好有一个单人房空闲，护士和丈夫一起将她移了过去，从此，她可以安安静静的休息了。而且她也因为强力镇痛剂的停止使用而能吃东西了，虽然没有对胃口的东西，但毕竟不恶心了。到了晚上，她独自一个人留在了房间，却因为自动床垫的噪音的骚扰而仍然是没有睡上一个好觉。住院真的不是一件惬意的事情。更可怕的是，医生来查房时告诉她，要她再留住一夜，观察她的疼痛的程度并减少镇痛药的用量。她不得不迫不及待的声明，她已经很少使用镇痛药，她认为自己可以出院。好在美国的医生尊重病人的意见，医生批准她出院。

回到了自己的家，睡到了自己的床上，她立时感到好转了好几倍！手术后，她第一次睡了一个好觉！

以后，在家休养的日子，她接到医生的电话：所有病理检查结果均没有发现癌细胞。当然，标本上发现了很多的良性的小肿瘤。这说明，癌细胞在第一次活体组织检查时已经完全切除，而以后的手术也是必要的，因为那些良性的肿瘤迟早会有一天给她带来麻烦。

休养的日子，她并没有真的无所事事。她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她翻译了三份医院的宣传册《病人的权利和义务》，《理解您的疼痛》和《了解麻醉》，同时她还手工为几个帮助过自己的同事编织了独特的帽子，手套和围巾。当然，她也心安理得的看了很多的中国电影和电视剧。

现在，她终于又恢复了正常的体能状态，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作为一个癌症的幸存者，她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幸，也没有那种“生命短暂，及时行乐”的感叹，她已经完全恢复到了发现癌症前的状态，仍然是向上的，充满活力的。她仍然觉得前面的路很长，要做的事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