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文与品人

---读“凌虚台记”有感

    喜欢“凌虚台记”，因为喜欢文章之后两个人物：苏轼和陈希亮。

    苏轼举贤良方正，初涉仕途，任凤翔，陈希亮便是他的顶头上司。同事们对才华横溢的年轻苏轼敬颂有加，尊称“苏贤良”。陈公斥曰：“府判官何贤良耶？”让苏轼碰一鼻子灰，很丢面子。

    以苏轼看来，陈公“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贵人，皆严惮之。”足见其真是位严肃古板、不苟言笑的古董之人。最让苏轼郁闷的是，他所拟的公文总会被这个陈知府挑剔涂改再三。这对一个自认为文采斐然的年轻才子而言，情何以堪？其羞愤恼怒之情可想而知，奈何尊卑有序。某日苏轼谒陈公不见，也只能酸溜溜地作一《客位假寐》诗牢骚牢骚，诗曰：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陈公建凌虚台，命苏轼作记。可以想见，他必定舞手蹈足了好几夜，心想终于逮住个机会出口怨气了。于是把陈公好好讽刺了一番：“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陈公的反应却另人大出意外：“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

    东坡宦海沉浮飘摇半生，日后才渐渐明白，陈公对初出茅庐的自己挫锐气、折锋芒的良苦用心。正是陈公的严求苛责，让年轻的苏轼没有在温室里轻浮骄纵，而是在体味艰辛中造就了其独有的韧性和豁达。于是我们才有了炒不爆砸不扁响当当而夺目如星辰的黄州东坡。艰难的黄州知交寥落，东坡的旧友们恐惹祸上身，人人避之不及，唯陈公之子季常是东坡草堂谈佛论道的常客。多年后陈公仙逝，一向鲜作传记的东坡恐陈公为世人忘，特地作《陈公弼传》详叙其人其事。东坡以胸襟度胸襟，最后写道：“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至此，二仙的过往留于我的印象，唯有“可爱”一词。

    东坡之文，若仅以恢宏或婉约解，则少了气量；若以典据或物事考，则抹了灵性。顾恺之以“传神”二字作绘画的最高境界，或许以这个标准考察艺术品格可放之四海。文为心声，文之神则心之神。东坡之心神历经千年仍灼灼其华，恐怕是那些腐朽的呻吟所永远望尘莫及的吧。

    有优劣于是有格，于是有了品评标准，于是有了《诗品》、《书品》、《棋品》。上中下品，每品中又分上中下，合而为九品。品诗书棋的同时，当然也品人。而在品文的时候，文与人的联系更直接严苛了些。《论语》品人，把人分为“上智”、“中人”、“下愚”。东汉征辟察举，以“经明行修”品，说来说去，还是德智二字。或许上上品之文，便是德智之文吧。

    再次埋头，品品那一行行端庄温雅的方块字，于我们交汇的，或正是映入纸背的一个个神采飞扬而形神饱满的灵魂，如屈子之悲怆、太白之飘逸、荆公之缜密、树人之愤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