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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爱中华——戴德生传记》第二十六章 杭州工作的开展

(2009-05-11 07:35:33) 下一个





   「在这外国地方,竟然有浓厚的英国风味!」这是福珍妮初到上海所得的印象。但她觉得中国的住屋很家监狱,四面是高墙,围着天井和房子。店铺还好,内里宽敞,但街道却狭窄得很。

    童跟福则对中国人的礼貌印象深刻。他说:「他们都很文静,对我们极有礼貌,态度远比我们任何一个英国人对他们为佳。」狄乐义姑娘观察中国人的丧礼,说他们用「爆竹驱逐邪魔恶鬼」,又烧纸钱给死人在冥界使用,而点灯笼则让他可以照明道路。「当时声音嘈杂,火光熊熊,情景煞是怕人……我真高兴能够溜开。」她觉得这样一个情景,正是中国人受着撒但奴役的明显写照。

   「兰茂尔号」的同人带来了印刷机器和零件,也带来大批药物和仪器,准备设立一所医院和药房。然而,在还未建立内地的基地前,这些东西如何放置?旅途中,他们不住为这事情祈祷,在他们抵达上海当晚,就看到神应允他们的祷告。

    美国长老会在上海设立的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vterian MissionPress)的负责人姜保(William Gamble)前来接船,并提供美华书馆的大货仓给他们寄存物品,又供给所有人在上海居留期间的食宿。戴德生跟着姜保察看货仓和宿舍,一切都很理想。

    一个月后,福珍妮在信中这样写道:「我真高兴我们要离开上海了!这里的中国人都贪钱……而英国人则很俗气和爱打扮,每个人都知道大家在干什么。我想他们一定常在背地里议论我们。」当然,福珍妮说的确是实情,尤其令人蝶蝶不休、议论最多的,是他们的衣着。男士把前额的头发剃掉。后头则装上一条假辫子,穿得完全象个中国人。但女士当中只有玛莉亚穿着中国式衣裙,其他妇女的衣装还未齐备。上海报章拿他们作笑柄,说这是个「猪尾布道团」(Pigtail Mission)。

    路惠理后来回忆旧事,说:「初时我不喜欢那些中国式衣服,但我现在喜欢多了!」蔡文才说:「对我们来说,那试炼可不算小呢!尤其是剃发……初时我想不透为何要穿着这些衣服,但现在我明白了」

    他们本想早一点离开上海,不过英领事认为他们不宜到杭州去,所以令他们犹豫不决,加上征求中国官员签证时,也发生一点困难,以致耽延了一段日子。直到十一月才一切就绪,预备起程。

    美丽的杭州伫立在西子湖畔已有两千多年了。城墙之外,南门不远,就是钱塘江与杭州湾的汇合处,流水经过宽约二三哩的江口,再流入杭州湾,景致壮丽。西湖被绿树群山环抱着,树丛之中点缀了许多寺庙、宝塔和古墓。湖上躺着许多小岛,水面有成千上万的水鸭和天鹅,叫得嘎嘎地响。漫山都是木兰、杜鹃和山茶花,还有密密麻麻的桑林,几世纪以来靠着它们支撑兴盛的丝业。杭州有超过一百万的人口,包括全国有名的诗人和画家,以及往在巍峨大院里的富商巨贾。

    戴德生一行人最初来到杭州城中时,太平天国之乱的残余痕迹还到处可见。西门仍然有清兵驻守,巡抚和其它大官住在刚重新修复的官邸中。虽然在他们之前已经有数位传教士来到这里,但杭州是个比宁波还要大的城市,当中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更多的传道人去承担。

    戴德生和丘先生很快在杭州城中找到一处地方,用作中国内地会的基址。(丘先生是戴德生早年在宁波传教时带领信主的。)那是新技一号,座落在住宅区的边沿。那儿是一些旧房子,在太平天国之乱时损毁不堪,大官富贾部迁出,很多房子便空置了。新巷一号是一间大屋,外面围着粉墙。在此之前,是一位有钱官员的物业。屋内约有三十个房间,都很宽敞,如有必要,每个房间又可间开,一分为二。

    第一次来到新巷的房子,戴德生和丘先生已发觉这个地方可作多种用途,心中不往地盘算。进到大门,便是一幢大楼,最适宜改成教堂;在宽敞的半蔽式天井四周,是一排十数间的房间;接近教堂的房间,可以用作诊所及药房,那么,病人在候诊时可以听福音。他们更想到用什么地方作会客室,什么地方作饭厅、办公室、印刷房,什么地方作仆役的居所及储物室。楼上分作两个部分,分别认不同的楼梯而上,最宜用作单身男女宿舍。后面

是个幽静的苏州庭园,充满平静安详的感觉。

    当然,这所大宅还需要装修和清理,当白安美第一次进到这房子,她高兴地说:「这里地方极之宽敞,使门窗看来显得不足。」

    戴德生用合理的价钱把房子租下,整队人便搬进去,开始修理和各样改装的工作。他们买了木条、铁钉和大量的粗草纸后,木匠和泥水匠便打木造墙,又用草纸张贴内墙和天花板。戴德生的房间里,有一个九尺高六尺宽大洞,他用一块布把它盖往。他们把带来的相架挂在墙上作装饰,地上则铺上草席;有些家具是买来的,也有些是自己动手制造。他们一边工作,一边烧着火发取暖,幸好那年的冬天还不算大冷。

    过年的时候,他门才找到木板和灰泥,用来取代墙上的草纸和遮盖破洞的布。

    杭州城这一区的居民,这一批外国人已见怪不怪了。路惠理记述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平安无事,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的中国装扮,我们常到外面去,但很少引人注意。」

    1866年底,当宁波的宓道生和甘比治前来杭州的时候,他们路经萧山。那是离开杭州十哩的一个重要城镇,距绍兴约五十哩。绍兴城也有两位内地会的传教士在那儿工作,他们是范约翰大妇。宓道生和甘比治两人争论是否应在萧山设立据点,因此戴德生便陪同他们往萧山察看。在街头布道之后,他们终于找到一所合适的小房子作布道所。房东答应把屋租给他们,条件是这些外国人要穿着中国服装。他们决定萧山的开荒工作由倪义来夫妇负责。

    其时已经在杭州传教的有慕稼裂牧师(George Moule)。他是英行教会(CMS)的传教士,1858年来华,先在宁波工作,1864年才来到杭州。慕氏一家在教会史上颇负盛名。在伦敦时,戴德生曾经和慕稼裂的父亲慕亨利牧师(Rev Henry Moule)有书信往来,讨论罗马拼音版之宁波话新约圣经的翻译及出版事宜。慕亨利的三个儿子都毕业于剑侨大学,而且三人都追随父亲成为圣公会的牧师。除了大儿子慕稼裂外,二儿子慕雅德(Arrhur Moule)也在华传教。(译者按:慕雅德于1861年来华,在宁波传教,1876年调杭州。)幼儿慕仅理(Handley Moule)是位圣诗作者,后来成为杜林区(Durham)主教。在戴德生一行人众初抵杭州时,慕稼裂很热情欢迎他们,但现在他们的关系却闹得很不愉快。

    主要原因是慕稼裂和戴德生两人传教的风格和方法都迥然不同。宁波的英行教会有欧洲歌德式建筑的教堂,衣着和生活都和其他洋人一样;到了杭州之后,慕稼裂夫妇还是维持其西方的生活方式,对于内地会的年轻传教士穿着中国衣服招摇过市,很是不满。

    慕氏夫妇时常邀请一些内地会教士到他们家中用膳,倪义来便是其中的一个常客。他常发怨言,认为新巷一号里有许多不当之事。他不满戴德生处事的办法,甚至有时歪曲事实,随意捏造,慕稼裂夫妇则在旁倾听。当倪义来、史洪道及蔡文才一起到访,慕稼裂向他们发表意见,反对洋人穿着华服。他还表示两种顾虑:第一这样多的未婚男女同住在新巷,是相当危险的事;其次,戴德生和那些年轻妇女表现得大过熟识和亲蜜。他觉得有责任去维护传教士的形象,避免受到非议和损害。

    1月2日,倪义来和巴克敌从杭州前往萧山办妥租房子的手续。不久,倪义来师母(Eliza Nicol)和一位中国同伴也离开杭州到萧山去。得到卫养生的帮忙,倪义来把萧山房子的楼下改装成礼拜堂及会宾厅。1月25日,倪义来赶回杭州,请求丘先生同往萧山,并为新堂揭幕。

    倪义来返抵杭州时,大家都很惊异,因为他没有穿看中国服装。他改穿西装已经有一个星期了!虽然内地会曾经答应萧山房子的业主,房客都会穿着中式服装,但倪义来却不肯依从;他这样做,也违反当初在伦敦时和戴德生的协议。然而戴德生没有立刻采取行动,他不愿被情绪左右,而可能作出错误的决定。第二天,倪义来和丘先生就离开杭州,前在萧山去了。

    礼拜日,有很多人前来萧山的礼拜堂听道。星期一,倪义来和丘先生又到街头布道。倪义来一直穿着英国服装。当天傍晚八时三十分,倪氏夫妇和卫养生则在楼上写作,而丘先生和一个中国仆人正在楼下。丘先生突然看见外面灯火通红,来了很多的人,还有县官大老爷的轿子。丘先生立即上楼通知倪义来。当倪义来来到楼梯,县大老爷已在楼下了,另有五十多名官差侍立在礼拜堂中。倪氏向县官鞠躬,但这位官员却执着他的双肩,很粗鲁地对待他。

    过了一会,他似乎气平了,态度较为有礼。他坐下来,也示意倪义来坐下。倪氏听到有人细声说县官的古怪行径是因为喝醉了酒,倪义来于是吩咐仆人倒茶。

   「我不要喝」,县官说:「你以为我会喝洋鬼子的茶么?把另外那个英国人抓来!」

    卫养生把他和倪义来的英国护照拿出来,但县官看也不看,眼睛却不怀好意在倪太太伊莉莎的身上瞟来瞟去,口中说着风言风语。然后他要亲自检查屋内每一个房间,走动时还得靠人两边扶搀。到了楼上,他又坐下来问了一连串关于英国的问题,又大声说基督教是邪教,为官方所禁止。

    这时,房东慌张地来到,并把一张字条是给县官,可是县官摆出不屑一顾的样子。

    最后,县官下到楼下,指着丘先生,不由分说便吩咐衙卒:「给我打!」

    两名官差把丘先生按着,一个抓着他的辫子,另一个则抓着他的双脚。其他两个人则拿着藤鞭,猛力向丘先生的双腿抽打。倪义来夫妇和卫养生在旁看着,惊惶无措。官差打了六百藤,把丘先生双腿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跟着在他两边脸上再打一百藤。

    然后,县官对倪义来和卫养生说:「你们是否明天便搬出这房子?」

    倪义来点头答应。戴德生曾经指示他:遇到麻烦时,千万不可跟官府争论,应呈递当地英国领事处理。

    县官临走时,对倪义来夫妇、卫养生、丘先生等人说:「如果你们明天还留在这里,一概斩头。」

    黎明之前,丘先生与仆人匆匆离开萧山,先行返回杭州。他结结巴巴,好不容易才把事情的经过向戴德生说个明白。然后倪义来抵达,留下卫养生和伊莉莎在码头船中看守行李。

    倪义来复述时,气氛有点紧张。倪氏的语气,好象这件事与别人无关,应由他自行处理。但他最后还是问:「我应否到宁波去把事情报告领事?」

    戴德生说:「当然应该立刻通知领事,但报告书由我来写,因为我是内地会的监督。不过,在我还未以中国内地会的领袖身分参与这事之前,我得问你几句话:你是否承认我是你的领袖和主管?你是否是内地会的一员?内地会的其中一个基本原则,是否在不违背良心的情况下,一切由我作主?你为什么未跟我商量,便丢掉中国服装?为什么不遵守租约上的规定?

   「这宗事件对于本会实在有很重大的影响,虽然我此刻应该向你表示同情,但我必须得到你的答复,才报告领事。谁是这宗事件的受害者——个人或是整个差会?」

   「我承认你有权领导本会,。倪义来回答说:「但我想到很多事情,并在这事件中运用我的判断力。如果我的中国话讲得流利,我会改穿中国服装。但此刻我觉得穿着这些衣服很不舒服,而且全无安全感,外国服装却使我得到保护和尊敬。」

    萧山事件清楚地显示出:外国服装并无保护作用。

    他们去到码头,把伊莉莎及行李带回新巷大宅。戴德生也不催迫倪义来,只等着他那「舒服感觉」引导他改换装束。

    当戴德生感到倪义来已经完全明白过来后,他就写信给宁波的英国领事,把这事件作一个详细的报告。他在信上说:「为了恢复我们国家的声誉,为了保障天津条约给予我们的权利,我极希望钧座发出公报,使我们的国人及护照受到尊重,令那些提供我们合理服务的本地人也回复信心。」

戴德生在信里提到挽救国家声誉等等。但在一些通情达理的领事官员与中国官吏斡旋之后,他的经验告诉他,为了传教的好处,还是少用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为佳。因此,他以后再没有重提挽救国家声誉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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