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连环画
 小人书学名连环画，是用多幅画面连续叙述一个故事或是一个事件发展过程的绘图形式。其历史悠久，是从单幅的人物故事画、出相、全图（插图）演变而来。开始的单幅人物故事画，还没有文字说明，只有故事的题目；唐代已经出现了连续性的绘画，如甘肃敦煌千佛洞壁画中的本生故事画和佛传故事画，一幅一个情节，按顺序连接起来，就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种绘画的格式非常自由，格局不一。到了元、明时代，才出现了连续性较强的插图连环画。如《全相平话三国志》，该书为蝴蝶装，共69页，每页上为插图下为文字，已经具备今日连环画的模型。清代，又出现了单页的连环故事画，也就是“年画”，一般是一个故事印一张，也有印三张相连的。清代末年，有了石印，就产生了“回回书”——每一篇、每一回都有插图。光绪十年左右出版的《聊斋》、《三国》、《水浒》同属此类。
上世纪初叶，上海文益书局出版的《三国志》，是第一部石印连环画。上海“丹桂”第一次上演连台戏，才有人根据舞台上的艺术形象，绘成了接近目前流行的连环画。从此，才又出现根据文学作品、民间传说或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故事，编成简练的文字脚本，再绘制画幅的现代连环画。
鲁迅与连环画
鲁迅晚年十分关心当时在中国处于萌芽状态的连环画的创作和出版工作，不仅发表了多篇肯定支持连环画的文章，还亲自为德国画家麦绥莱勒的木刻连环画《一个人的受难》作序并配写了文字说明，成为中国早期连环画脚本的范例。鲁迅预言：“连环画会产生像米开朗基罗那样的画家”，“连环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在连环画已经成为收藏品的今天，鲁迅的预言已开始成为现实。
鲁迅的作品，特别是他创作的小说，几十年来，已成为连环画出版和创作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作品连环画在文革前后的两次繁荣期都有大批问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鲁迅作品连环画主要有：《丰子恺绘画鲁迅小说》、《社戏》、《祝福》、《伤逝》、《阿Q正传》、《孔乙己》、《阿Q正传108图》（上下）。在连环画再次走进繁荣创作高峰的八十年代，恰逢鲁迅先生诞辰百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11册一套的豪华精装本鲁迅小说连环画，约请全国著名画家贺友直、程十发、韩和平、陈逸飞、赵延年、方增先、黄英浩等用油画、彩墨、水粉、木刻等多种形式以24开本双胶纸精印。这套连册以改编、绘画水平高、涵盖原著种类多、涉及绘画形式广泛、印量较少为特色。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此套书中《白光》、《药》和《阿Q正传》三册同时获得全国第二届连环画创作绘画一、二等奖。
与“小人书”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说起小人书，我不免有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因为小时候我曾无比痴迷于那些色彩斑斓的画册，日日徜徉在故事的溪流中，与小人书一起度过了难忘的幸福时光。
让岁月倒流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只有三、四岁，那时我父亲在青岛二中教书，家就住在常州路15号的二中宿舍。记忆中，父母都很忙，从来没有时间带我出去玩，先是把我送到莱阳路海洋研究所托儿所，后来又转到鱼山支路一所很好的幼儿园长托，只有到星期天我才被“释放”出来，偷偷遛出家门，到“东方菜市”转悠转悠。那时的“东方菜市”，是民间老百姓约定俗成的一个很笼统的称谓，它的范围除了市场外，还应包括现在东方饭店、人民会堂所占的一大片空地，甚至还包括清真寺、清真小学及附近的民居。那时东方饭店、人民会堂都还没盖，荒地上野草萋萋，孩子们可以在那里踢球、玩耍，但真正吸引我的，却是菜市南面搭建的几间简陋棚舍里开设的小书摊。
我对小人书有一种原始的、本能的喜爱，因为即便在当时的年龄，我对同辈向往的玩具也几乎无动于衷，只有小人书能产生让我忘掉一切的强大磁场。“东方菜市”的小书摊有好几家，现在记忆尚存的只有“大头”一家了。“大头”是个畸形人，侏儒，个头在一米左右，印象中他的那个硕大无朋的头颅几乎占了身高的一半，平时骑着一辆小轮自行车来来去去，以出租“小人书”谋生。我内心对“大头”有一种恐惧感，站在他对面，我总感觉他那颗大头会一下子把我砸到地里边去。平时在街上玩，谁要喊一声“大头来了！”我就撒鸭子往家跑，可是看“小人书”的时候我好像就忘记了他的存在。其实，当时我能够看懂什么现在怎么也琢磨不透，但我始终相信，它一定在我人生启蒙的时期给了我一些重要的东西。
 大约五岁的时候，我们家搬到了胶州路10号。很快我便与福建路口的小书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除了星期日“放风”时间我可以经父母允许在小书摊上一呆大半天外，平时吃过晚饭我还能缠着父亲要一毛钱不顾天黑路滑大着胆子跑下楼去，摸索着走过幽深的小巷，叩开书摊主人的房门，挑几本新书拿回家去钻到被窝里看。
未几，父亲调动工作到了青岛七中，我也随着他“搬迁”到七中托儿所。那段时间我已经学会调皮，经常耍赖不去幼儿园，而德县路、潍县路交叉口的几处小书摊又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父亲只要花上两毛钱，便可以把我“半托”在那里。
没过一年，父亲又看中了汶上路1号的房子，那是一处德式二层民宅，有很大的花园，四季芬芳，于是我又享受了一次搬家的快乐。尤其让我高兴的是，新家门口便有一处相当规模的小书摊！摊主是位50多岁的老大爷，瘦瘦的，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说话拖着浓重的胶东腔，家也住在附近。没多久我就和他混熟了，有时没钱也能“蹭”两本小人书翻翻。为了巴结这位书摊老大爷我当时动了很多脑筋，以6岁的体能从家里拿笤帚帮他打扫书摊卫生，早晚来回搬看书的小凳和马扎等等不一而足。
1957年对我们家来说绝对是个不祥之年，“整风反右”开始后，父亲进了学习班，到了年底，母亲偏偏因为临产又住进了医院，家里只剩下8岁的我和6岁的妹妹。留给我们的午饭费是每天每人一毛钱。中午，我领着妹妹进了大众食堂，为了省下钱去看小人书，我只花6分钱买了两碗小豆腐。小豆腐是萝卜缨子撒上豆面煮成的，散发出猪饲料令人作呕的气味，难以下咽。我哄着妹妹好歹吃了半碗，凑付下这顿饭，便一溜烟去了小书摊。第二天中午我又故伎重演，妹妹则坚决罢饭，哇哇大哭起来，实在不得已，我只好又花了5分钱给她买了一只肉包子。等妈妈从医院回家后，妹妹一五一十报告了我对她的虐待，为了割舍不下的小人书，那一次我的屁股确实受了点委屈。
“整风反右”、“大跃进”，再加上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使刚刚恢复元气的中国又一次遭受了重创。我的家也和全国老百姓一样一贫如洗。就是那些吃糠咽菜的苦难岁月我对小人书仍是痴心不改。那时我最喜欢星期天去爷爷家，因为不光可以吃一顿饱饭，走时爷爷还给一毛钱车费。爷爷家住在汇泉，我们家住在西镇，我经常都是走回去，为的是省下车钱看小书。就这样，小人书伴着我一天天长大。
小人书不光给了我童年无数的快乐和精神慰藉，它也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最早的时候，从《孔融让梨》、《孟母择邻而居》等历史故事中我懂得了做人的基本道理；而《荆珂刺秦王》、《说岳全传》、《张骞出使西域》、《杨家将》等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则渗入了我的精神世界，悄然竖起了我的人生坐标；在小人书里，我还获得了文学的启蒙，开启了我对文学的兴趣。浩如烟海的文学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基督山伯爵》、《红与黑》、《悲惨世界》、《静静的顿河》、《约翰·克里斯多夫》、《大卫·科波费尔》等等，我都是通过小人书这条捷径打开整座文学宝库的。记得读中学的时候，在课堂上我把一篇《李（朔+心）雪夜入蔡州》的古文背诵得酣畅流利、荡气回肠，老师对我记忆古文的能力深感惊讶，让我给同学们介绍学习方法，我说，只是平时书读得多一些，这些历史故事早已稔熟于胸，无他。当时我没好意思说，其实许多知识我是从小人书中获得的。 
告别小人书已经几十年了，现在，我甚至无法将对小人书的这份感情传递给子孙，电视机、电脑剥夺了青年一代对书籍的阅读兴趣，小人书已成为古董，加入了收藏品的行列，化作人们怀旧的一缕情思。
大头、老徐和老朱
东方菜市往东不到一百米就是青岛河，虽然河道不宽，却也常年流水，杨柳依依，跨接鱼山路、龙口路的是德国人建的石桥。现在河道已被覆盖，石桥栏杆也拆除了，但桥西头高大的银杏树仍生机勃勃地耸立在东方饭店门前。
现在龙口路4号的邮政支局就是俄国人开的杂货店；16号是以店主名字命名的“格力果里耶夫”食品店；19号是“玛尔斯”西式糕点店，前店后厂，经营面包、糖果、冰激凌，并且附设咖啡座。后来日本人占领青岛，俄国人相继回国，大树底下的空地逐渐被小贩们搭建了很多窝棚，有豆腐房、杀鸡棚、还有弹棉花的。
解放后政府拆除了窝棚，盖了一个在当时来说算很大的饭店，食客坐在长条凳上吃饭，每条凳子能坐两三个人，如果哪位先吃完了不打招呼抬腚就走，另一位肯定会跌个仰八叉。
饭店门前并摆着两个租赁小人书的摊子——大头和老徐。大头是个侏儒，家里是个资本家，很有钱，只是为了自食其力才出来租赁小人书的。大头的老婆双眼失明，但人长得很俊，结婚前两人从没见过面，入洞房那天她把大头叫到眼前：“都说你长得矮，过来让我摸摸你到底有多矮”。后来生了一个女儿，可惜也是个侏儒。
大头的书摊有8个一人多高的书架子，就象活动屏风可以对折，收、放都很方便，能装几千本小人书。他的书多数经过了“加工”，一本《铁道游击队》能拆成三本，分成上、中、下三集重新装订，这样一本就可以收三本的钱。有的孩子看完后发觉上当，便朝大头一边做着鬼脸一边用手在耳朵两边比划着大头的样子，嘴里喊着“大头、大头、下雨不漏”，大头佯装生气提着马扎子追过去，孩子们哈哈笑着一哄而散。
老徐是个高度近视，鼻梁上架的眼镜已经是大圈套小圈的瓶子底了，可就是看书皮上的大字也要贴在眼镜上仔细端详。老徐依托银杏树搭建了一个小木屋，为区别同姓，都喊他“大树下老徐”，小屋里冬天可以生炉取暖，看客们就可以免受风寒之苦，相比大头老徐的书摊就红火得多。老徐从不拆书，他根据书的内容定价，一本好书他能要价五分钱，比大头拆成三本还多两分钱，但他绝不许一本书两个人或者三个人一起看，有的看完自己的书后又把头伸到邻家“借光”，老徐会毫不客气地“驱逐出屋”。
邻家修表铺子“南方人老朱”酷爱下象棋，他修表手艺精湛但棋艺一般，最大的毛病是“悔棋”，每次悔棋口中还念念有词“你这么走我就不那么走了”。有的棋友对弈时嘴不闲着地损他，叫他“臭棋篓子”、“屎棋老朱”，老朱气得劈了棋盘，声称再不下棋了。过不了一星期他又会手痒难耐再重新做一个棋盘腆着脸寻人下棋，棋友们故意激他不和他下，他能花两毛钱买一罐头瓶子啤酒请客，央求杀一盘，连输三盘后他还能劈了棋盘生火。几年来光老朱劈的棋盘恐怕不下十几个。
大树下老徐棋下得很好，让一个“车”老朱也不是“个”，根本不屑和老朱摆局子，架不住老朱央求偶尔也摆个一盘两盘的，再说眼镜腿断了还得求老朱修。老朱欺他眼色不好使，常常中局偷他一个马、炮什么的藏起来，就这样赢了棋老朱还会高兴的哼几句黄梅戏。
“文革”时割“资本主义尾巴”，大树底下的小书摊、修理铺都被彻底割除，连小屋都拆了。听说老徐被遣返回老家了，老朱被一家“大集体”仪器仪表修理厂看好要了去。大头因为回农村也不能干活被留下了，在家里干“加工活”，数年后还经常看见他骑着自行车送“活儿”。
连友立场
“连友”专指连环画收藏者，因为连友们的大力捧场，当初几分钱一本的连环画与邮票、钱币相比升值空间更大，无疑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当然，连环画的身价由包括出版时间、版本、作者、品相等多种因素决定，一般来讲，稀少作品、初版、重大题材、“文革”作品、名家名作更为珍贵，身价从几十元至上万元不等。
知名大家的手笔决定着连环画的身价——那是作者数番深入生活，反复打磨加工，付出了巨大心血造就的传世珍品。当年韩和平和丁斌曾为了创作《铁道游击队》，五下山东体验生活，去南京等地寻找主人公原型，历时7年创作10册，以恢宏的气势、真实的刻划、栩栩如生的英雄人物形象教育了几代读者，更对中国连环画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位半途而废的创作者曾经这样记录自己的艰辛：“我年轻时画连环画，每当接到一个脚本，便去搜集素材，从人像、服装、房屋道具都画下来，日久天长养成画速写的习惯。创作时埋头画案、躬腰驼背、低头不语。后来有幸考上中央美院，在选系时，为不再躬腰驼背，我选了昂头站立的雕塑系。”
“文革”中的连环画创作虽然遭受严酷控制，但画家们的创作态度依然精心认真。赵宏本、顾炳鑫、戴敦邦、颜梅华、罗盘、刘旦宅、王亦秋、毛用坤、丁世弼等连坛名宿主创或参与绘制的《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列宁在十月》、《小刀会》、《小雁齐飞》、《渔岛怒潮》等优秀作品，是当下最为热门的收藏品。上世纪80年代前后涌现出的一大批中青年连环画高手，其作品也正被收藏者所接纳和钟爱。这些作者包括：沈尧伊、雷德祖、尤劲东、刘国辉、李俊琪、张培础、黄全昌、施大畏、卢延光、周申、罗希贤、陈全胜、李人毅、陈水远、冯远、詹忠效、徐晓年、徐有武、黄云松、叶雄、桑麟康等等，他们以各自独到的艺术追求，将中国连环画艺术再次提升到新的高度，其中多人已形成各自擅长的创作题材，如沈伊、李人琪的少数民族题材，已经形成独有的创作风格流派，尤为连友们青睐。
21世纪以来，文革连环画收藏持续升温，连友队伍迅速扩大，价格稳步上扬。在去年第六届上海连藏会众多拍卖品中，文革连环画品种数量增多、拍价屡创新高，可谓表现不俗的。此类连环画走俏的原因在于：每一册都带有一般“文革”遗物的特征，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成为一去不返的历史缩影；其中不少是名画家精心绘制的作品，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并且装帧精细，开本繁多，大部分没有再版的可能，其版本价值不言而喻；“文革”后曾多次收缴销毁，存世量极为有限，单一品种存世量100册以上的已相当稀少。
眼下上海连友队伍已壮大到4000多人，收藏买卖的“商圈”颇成气候，连环画专卖店也开了好几家，大多顾客有备而来，并不刻意讨价还价。40岁左右是连友的中坚力量，他们较有收藏投资意识，而且生命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是从连环画相知相伴的。
2001年5月，被誉为“国产优秀连环画摇篮”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几乎已不再出版连环画作品的颓势下，借完整保藏老版连环画原稿的优势，开始尝试推出重印的老连环画，第一套是1959年版的《穆桂英》，64开和32开的各印了10000套，销售情况十分喜人。据说他们还计划整理出版100种“文革”前版本的精品连环画，但资深连友预测，老版连环画并不一定套套走红，那些由赵宏本、罗盘等大家精心绘制的才最有吸引力。 http://www.qingdaonews.com/hb1/shishang04/shangshiji.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