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子孙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文革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无论是像我一开始就成狗崽子或后来才被打倒的干部子女，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皇党，都是一个巨大的灵魂触动。一下子被同学好友抛弃的我，本来多么热爱学校生活，现在每天到校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有一天人民日报报导了大连海运学院红卫兵步行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的特大消息，我们才知道所有的革命师生都可参加步行串联。学校革委会开始盖章发证让全体革命师生出去串联。不少红卫兵北京回来后又出去了。有组织步行上井岗山，绍山甚至延安。全国实行革命大串联，火车汽车 一律对红卫兵免费，白坐不要钱。全国各地到处有红卫兵接待站，接待路上长征的学生，红卫兵有什么急需还可以借钱，凭红卫兵证件就行。66年底大串联，我和年段的十名女同学，全部都是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的，因红卫兵可乘火车上北京，我们只能是步行上北京。这是平生第一次出远门，还在厦门记念碑前宣了誓才出发，“我们要团结像一个人，不到长城非好汉”。大有“风肖肖兮易水寒，状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势。那时的厦门学生大都是打赤脚的，没几家能有钱给孩子买鞋穿的。为了北上，我们每人买了一双“草俚虫”(塑料草鞋)。兜里带着不多的钱就这样离开了家乡。
下面的照片一张是在文革照的，1967年一月于南京，另一张是1994年从美国回厦门和文革中一起长征的队员们重逢照的。每一次都少了一个，1966参加长征队是十个人。在第二张照片中还有到场的一位杨叔安同学，在“亲情”里，我读到她的孩子的文章，得知她已去世了。让我在这儿记念她吧。
1966年10月29日，我们十个人到厦门解放英雄纪念碑宣了誓：我们要步行前往首都，将团结得象一个人，不到北京非好汉。我们排成一直行，高高举着我们的队旗：”厦门五中练红兵“，手臂上别着红袖章“练红兵”。因我们都不是工人子弟，都没有权力参加红卫兵，所以我们自己取名练红兵。我们都是高二年段的，来自不同班。1966年，我们十八岁。我们大部份的家中都很不幸，多多少少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是和小资有挂钩，(不是父母，就是爷爷奶奶。)再就是像我父母，历史有问题的。真正的红五类的同学在班级不到一半，他们可分期分批乘车上北京。而我们能够被文革委员会批准步行前往北京，那是十分庆幸的事。
父亲所在的黑帮队天天状大。每一次批斗一个新黑帮，旧黑帮们都得陪斗。有时父亲回家来满脸黑土加鲜血，因有些特别革命的红卫兵向他扔石头。有时父亲挨了棍棒打，一到家就一头栽下，幸亏母亲还没挨到批斗，因她只不过是个缝纫女工，能够照顾他。
班级中有不少同学和我是从初中一起上来，五年的同学好友了，然而此时此刻，大家都和我划清界线。我只能孤零零地上下学。每一天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灾难降临。能离开这充满红色恐怖的地方，离开厦门岛，在长征中锻炼自己，还可以去看看厦门以外的世界，对我来说，是做梦也没想到的好机会。
那时候，家家都很穷。我们这些狗崽子也全一样，行李简单，除了身上穿的，就只有另一套换的。因来自不同班级我们本来不很相识，正如毛所说，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除了我，因父亲是本校的黑帮，是人人皆知的以外，我就只知道B同学的父母在她还不到一岁时，把她和姐姐和奶奶丢在厦门飞到台湾去了。留下的一点钱现又被银行冻结了。兴亏姐姐在鞋厂工作，还有点收入，不至于饿死。她清秀美丽而苍白，总爱穿一件黑外衣。另一位后来成为我的好友的M。虽然她的父亲从没参加过共产党或国民党，但临解放时被国民党当成共产党抓去，被打得半死，放出来已是半条命，但解放后还是被共产党打成叛徒，原因是他肯定是背叛了，否则他怎活着出来呢？她的父亲是拉板车的工人，因是历史上的叛徒，他和他的子女也是永世不得翻身了。M是独女，她有三个弟弟。为了减少行李重量，我们全都是两个人带一条棉被，轮流背。因她和我同睡一条被子，所以我们比较接近，成了好朋友，后来步行到了南京后，北方冰天雪地的，老毛决定停止串联了，再加上好几个同学病了，八个同学从南京做船到九江然后再乘火车回厦门，就M和我继续往北。后来就我俩到了北京。
我们都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最多最远就只有到过集美。我们沿着东海岸的公路朝着北方去。那时候的我们还是十分的单纯，对世界对中国了解很少，从厦门到南京我们居然全靠步行，虽然到了福州我们有可能拿到火车票但我们没有去领，因已经宣了誓，而且我们不是红卫兵，怎敢冒充红卫兵去领票呢？其实在我们离开厦门后，很多非红五类的同学全组织加入了红卫兵造反队，旧红卫兵倒成了保皇党了，这是在三个多月后回来才知道的。现在想起来，那时大家怎么这么傻呢？
一路上我们唱着语录歌背着行李，一个紧接一个排成长队，不停地走。要不是跟着队伍，谁也无法走那么远的。头几天脚打泡了，刚开始是很艰难的，走路像在跳舞一样，慢慢地就好了。有时候，累得半闭着眼睛，脚也是机械地动着。不敢落下队伍。我们个子都不高，那时大约平均一小时走五公里。
第一天我们没能到达同安，就在后安过夜，离同安县城还有几里，但我们确实是太累了。我们向村里老乡们买了地瓜稀饭吃了后，就全睡在一个农民家的大厅的地板上。第二天经过同安没停，紧接着过了马巷，晚上在一个叫水头的小镇的一间学校办成的接待站过夜。我们就睡在教室里的桌子拼成的床上。我和M盖一条棉被。因家都很穷，所以我们只买3分钱的菜二人一起吃，基本上是靠大米饭填肚子。
还记得第二天早晨在那间学校女厕所门口，有一位被剃了阴阳头的女教师，大概是要进去打扫，看到我们，以为我们是那学校的红卫兵，竟低着头弯着腰，向我们喊“报告”，我们竟不知如何是好。这使我想起我的父亲，大概也在学校清扫厕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