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子孙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人们为啥迁移？为什么他们要抛开熟悉的家园和亲人，愿意被连根拔起，踏上不知方向的旅途，愿意安插到一个陌生，不同种族，语言，情操的国家，一直精神飘泊到老年？为什么甘愿来到一个陌生，充满未知的地方？对这些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的人们，答案都是一个样：为了更美好的明天，为了下一代更幸福。
我在四十岁那年离开中国，只身来到美国巴尔的摩圣母学院学习，举目无亲，口袋里只有中国政府允许带出的500元美元。那是1988年八月，也是秋风萧瑟的季节。那时大陆正在结束十年动乱，开始改革， 拨乱反正，残害人寰的四人帮被扫进了监狱。恶梦虽结束，但人们没能忘记那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一个又一个的“伟大”号召，实非颠倒 黑白混遥的事,已是司空见惯，无数人被无端迫害，多少好人被辱为坏人，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们这一代，和共和国一起出生的一代，被无情地夺去多少青春。多少年国门紧闭，海外亲人难于相见。在那茫茫黑暗的长夜， 不少人早已暗下决心，只要有一息尚存，一有机会就要飞出那令人窒息的铁桶，即使前途未仆，荆棘满途，也决不回头一顾。 1980国门刚开， 许多人 ， 其中大多是知识分子千方百计往外逃，逃出中国，到日本，澳大利亚， 美国，加拿大，就像在逃出一条正在下沉的船。经过多少磨难，我像一只逃出鸟笼的小鸟一样，来到这片自由的新天地，但又惊徨不安，耳边仿佛还响着临别告别白发老父母，老师朋友时，他们的再三叮伶嘱咐：不要想家，要拿了绿卡才回来。哪年哪月才能再和亲人相见？
想到出来的辛酸曲折，至今乃能记忆犹新。
先是考托福得秘密进行。出国之前我是某重点中学的英语教师。虽考试对我来说不难，但得瞒着众人，不用说单位不同意，丈夫也不准。他是爸爸挑的女婿，他的得意门生，忠厚老实，且固执出名。他认为现有的家已十分美满，恨我想入非非，一意孤行。他是共产党员，他认为出国就是背叛祖国，就是对党不忠，(虽然已有很多共产党员并不这样认为了)他无论如何不会支持我出国留学的。我很小就喜爱文学，安徒生童话从小渗入我的骨髓，我的内心充满绮丽的幻想，我性格乐观且浪漫，无论千难万难只要是对的，我就会一心走下去。记得还是小学生的时候，老师布置的作文“我长大了要当---”， 我豪不犹豫地写着我长大了要当名流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旅行就是生活”，安徒生这样说过，他自己携带简单的行囊访问了欧洲的所有国家，他用他的经历和丰富想像力创造了无数的童话，这些流浪者的故事，还有那好人必胜的童话故事像种子一样从小扎在我心里，一有机会就会破土而出，就像那一次长征，文革初期，我和另一同学无论如何要从厦门步行到北京……。十年动乱使我历经苦难，失去了十年学习的机会，但我给自己的年龄减去十年，我要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我要做一次鹰腾空翱翔，我不做一辈子母鸡。特别我是英语老师，能去美国大学学习，哪怕就学一年也好啊。人生能有几次博？让我考一考，试一试？考不上我也就会死心了。他道理上说不过我，从此不和我说话。
那天早晨两点，我被擦火柴声惊醒， “不，不要烧它 ！”我从床上跳起。我以为他要烧了我的准考证。考试将上午八点在厦大进行。他点亮了香烟说“我不会烧你的东西的。” 这是一个多月来第一次开了口。
我是在一对美国夫妇的帮助下才找到出国这条路的。我的美国朋友是对美国夫妻，来中国厦门一中教书时和我认识。托普夫妇是第一对来我们这间重点中学当外教的。他们的来到也是很不易的。据说是在巴尔的摩和厦门交上姐妹城后，厦门市市长来巴尔的摩时，在市长欢迎宴会上，托普先生对他说，我很想去你们厦门市教英语，市长连声说欢迎欢迎，还给了他一张名片。市长酒宴完了后，也就把这事给忘了，没想到这位托普博士把这当了真。过了不久，竟带了老婆和三个小孩前往中国厦门来了。他们把房子出租后，驾车从马里兰州前往加州她太太的姐姐家，打算把车丢在那里，从旧金山飞往中国。他到了加州才打电报给厦门市市长说，我们全家很快就会和你们见面啦！市长着了急，回了加急电报说：请稍等，我们还未做安排呢。这一等，等了三个月。他们就只好在加州找临时工了。终于有一天，来了电报说，现在你们可以来啦。他们才如愿来到厦门。连美国的许多朋友都说托普先生做这事有点荒唐，太不可思意了吧？还带着老婆和三个还在读小学和中学的孩子。但这对先行者就这样出现在厦门一中了。他们就住在市委宿舍大楼三楼，市副市长专管外事的张先生就住在他们下面那一套公寓。
虽然已是开放了，但绝大多老师见了他们还是敬而远之。文革的教训，大家是记忆犹新啊，万一运动再来临，里通外国不是好玩儿的。本来和他们打交道是外语教研组长的事儿，然而命中注定我和这家必有一段因缘。他们的儿子迈克竟插到我们初一 (六) 班来了。他将在我做班主任的班级学习一年。他还只有12岁。我是英语老师，唯一能和他交流的教他的老师。他天天坐在最后一张椅子上“鸭子听雷”。他是个内向的小男孩，班上跟他交谈的学生也很少，不用说没女生敢跟他说话的，连男生也没敢主动跟他交朋友，他非常孤独。我在班上再三动员，叫大家和他主动交往，但成效甚小，可能也是因这辈子，大家都是第一次才见到外国人来着。
过了几周，我看不过去了，就对他说，迈克，当我没课时，大多是在下午自习课，你可来外语教研组跟我学点汉语，一天一节课，好吗？ 他露出了笑容，点点头。第二天，不但他来了，连同他14岁的姐姐安娜也来了。从那天起，每天下午，我就在外语教研组给他姐弟俩补一小时汉语。一个月后，他们的父母给他们一人买了一辆自行车，他们竟然可以全市到处走了。他们还有个9岁的妹妹叫艾米丽，她是学汉语最快的，她在小学读书，很快的交了不少朋友，还是年纪小比较容易啊，她还会讲厦门话，像“油夹果” (厦门话的炸油条) 这类的。
我的家离学校不远，就在中山公园对面，厦门文联大厦的五楼。没多久，有一天，他们竟然出现在楼下，个个还牵着一辆自行车，来跟我说hello 来了。幸亏楼下有门房，也有放脚车的地方，不然我的那保守的老公可要气坏了。打后他们经常成了我家的不速之客，那时中国很少人家里有电话的，在家不在家，就只有敲门才知道。他们有来，先在楼下门房等着，那看门的老头儿一下子就认识他们，对他们特好，可能厦大也有外国孩子，但在市区当时是属于罕见的，这几个金发碧眼的番仔来了，他总是大开方便之门，让他们进来。
上周感恩节，安娜(Anna)带着两个女儿从赛了库思(Syracuse)来 巴尔的摩(Baltimore)看我。将近20 年没见面，见了她就像见到了女儿一样。她嫁了个农场主(Farmer)， 夫妇两人经营有170 多英亩的农场。她请我去她那儿住几周，我说我们一去要好些人呢，能行吗？行呀，当然行。她提醒我，当初我开我家的门，那不到30 平方米的家，让她和她的弟妹进去。“记得吗？有时还让我们在你家吃饭呢”。比起那小小的一房一厅，她说现在她家接待三十个人也没问题的。那时，她的母亲还没掌握烧蜂窝煤的方法，他们经常有上顿没下顿的。难怪那天，他们一进门，我们正要吃中饭，我客气的说，一起吃吧？他们一点也不客气地说 Yes (好) ，还真让我措手不及呢。
在那个年代，没他们的爸妈指点，我还真不知道我可以去美留学。是他们告诉我只要考试成绩好，没钱也可留学。他们答应帮我和学校联系。我的在菲律宾的表哥( 他和我父亲年纪一样大，俩从小一快儿长大的) 刚刚回国，他说在南洋发了财都是上帝的保佑，想捐献钱在家乡办教堂。那还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来厦门要求建教堂的华侨。厦门政府研究又研究，总不肯放绿灯。干嘛不改成投资啊？我正在帮他在三自办来回跑，后来，他答应，教堂也当幼儿园使用，才获点了头。他听说我要去美留学，说有机会去留学很好，他要出来回路费，并在经济上支持我。 他的鼓励对我很重要，至少让我在经济上有点底，因那时大家的工资都很低，大学毕业工作很久了，也才不超过一百块一个月。但我到了美国从来没向他求助过，全靠自己打工来完成学业。
这对美国老师回国后，还真的和学校联系了。马里兰州圣母学院是百年天主教女子学院，学院历史上还没有过大陆来的学生。校长听了介绍，马上向厦门教委和我的单位发了邀请函，要我做为访问学者来学院。但这些信好像泥牛入海，不见终影。也没人向我提起过。过了一年，美国朋友托普先生再次来厦。 他问我为什么没给学院回复，我才知道有这回事。我在校当了八年教师和班主任，还当过一次优秀班主任呢。但在那个年代，我是老三届生，下乡了十年，1977年才上了两年大专，出身又不好，能在重点中学教书，是十分幸运的了。我有什么权力去出国当访问学者？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哩。我告诉美国老师，请帮我改成自费留学吧。他惊讶极了，办成访问学者不是更好吗？他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反正我的托福考试成绩也有了。我只好退了职改成自费留学。“退职 ”还是改革了后，才能享受的权利呢。
又等了很久，担惊受怕了好几周，还是嫂嫂托人去走了后门，才拿到了护照。 到了广州去美领事馆办签证时，我才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签证的。我已经办了退职，那真是破釜沉舟啊。幸亏上帝的保佑我顺利地拿到了签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