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生活回忆（5）：我们村的概况

        尽管我们要求早点开始干活，但当地的习惯是从秋收完毕到来年正月十五都不干活，叫做“冬闲”。按照上级指示，大队安排我们利用冬闲时间“访贫问苦 ”，还到社员家里宣传“元旦社论” (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9年元旦发表的社论，被认为是代表“党中央的声音”)，就是念报纸。

          通过领导介绍和实际接触，我们了解到村里的一些基本情况：

          当时全村有二百多户人家，九百多人口，分为四个生产队，经济核算是以各生产队为单位。我们去的前一年遭了水灾，收成很不好，一个工 (10分) 只有一两毛钱，口粮每年每人260斤(后几年逐渐提高到每年每人360斤)。当时的政策是，无论男女老少口粮标准都一样，所以老乡愿意多生小孩，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口粮。

         全村有可耕地三千多亩，人均三亩多。这本不算少，但由于土地贫瘠，产量很低，所以很穷。耕作方式相当原始，只有在大片的耕地上，一年能用县里来的拖拉机翻两次地。生产主要靠种粮食，以玉米等五谷杂粮为主，小麦因为产量低，种得很少，所以平时吃的绝大部分是粗粮。经济作物有胡麻，黑豆等，基本是本村自用。有不大的菜地，种些土豆，洋白菜，胡萝卜，菠菜，蔓菁，菜瓜等，产量有限，也是为本村人自己吃。

         集体副业很少，有个碱坊，是用盐碱地上扫出的碱土，加水下大锅熬，制成深褐色的碱块，拉到县城去卖。村里的大车在农闲季节，能揽点运输的活。电磨坊主要为本村社员服务，按加工粮食的重量记一点账。油坊只在秋冬季节干一阵，把收获的胡麻轧出油分给社员。此外，有些农民家有少量的家庭副业，常见的是养猪，羊，鸡，兔等，规模都很小，既自己吃，也卖点钱。还有私人的豆腐坊，铁匠 (打小农具)，瓦匠 (盖房)，以及劁猪的，赶毡子的等，都是亦农亦工，小打小闹。

        政治上，1947年共产党来到并开始土改，分了田，划了阶级成分。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有十多户，约占全村的百分之五到十。其余的，贫雇农和中农约各占一半。可能是各地的土改不太一样，中农没有进一步分上中农和下中农。村里的支书是47年入党的老党员，由于认字有限，一直就在村里当干部，58年下去过一段，后恢复；文革初靠边站了，后又恢复，直到我们去。

        全村有少一半人姓冯，是村里的“大姓”，此外还有几个“小姓 ”及一些“单门小户”。我们曾看到冯家的家谱，是老乡偷着拿给我们看的，因为那时这东西属于“四旧”。据这家谱记载，冯姓家族最初是在明洪武年间，随着在洪洞县大槐树下集合的移民而来。最初只有一个叫冯尚万的男人，到本村时，这里只有几户人家。后来冯家逐渐人丁兴旺，成为全村的“大姓”。

        村里有一所小学，校址可能原是一座小庙，像个四合院，南面是个坐南朝北的戏台。孩子们可以在这里上到小学毕业，初中就得到外村上了。绝大多数孩子初中毕业后都回村务农，到县城或其它什么地方上高中或中专的极少，当然也有，还有以后考上大学的。我们生产队队长的大儿子就是文革中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县城的岱岳中学教书。

        后来从其它村的知青那里慢慢得知，当地各村的概况基本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