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犇的博客
音乐欣赏， 往事回顾
求学路上友情深
插队第五年初夏，我还在村里等待年底大同煤矿来招工时，传来了大学招生的消息，那时叫“工农兵学员”。在此前一年，我们那里已经有过一次大学招生，但名额非常少，全县只有几个知青被招上了，他们因“家庭出身”和本人表现都很好，才得以通过层层推荐而成功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大学招生与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无关。
然而又有确切消息说，这次招生与前一年有很大不同，一是明确给知青的名额曾多了；二是除了基层推荐，还要进行文化课考试。最引起我注意的还有一点，那就是音乐，体育，美术专业，俗称“音体美小三门”，要先考专业，被初步认可后，再补上基层推荐的手续，名额在基层不受限制，是由招生的学校决定名额的分配。也就是说音体美专业和其它专业的招生方法有所不同：其它专业都是从基层开始就受到严格的名额限制；而音体美专业则基本是由招生单位根据考生的业务说了算，基层推荐只是走个过场。
求学之心人皆有之，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和好友YQ都决定试一试，能被录取就是“天上掉馅饼”，不行也没什么可损失的。当时音乐专业到我们那里招生的只有山西大学艺术系。这是一所综合性大学的艺术系，有音乐，美术两个专业，音乐专业中又分声乐，器乐和作曲侧重，其中的器乐包括常见的中西乐器，扬琴和琵琶都在他们要招收的范围之内。
业务考试分初试和复试，记得初试是在县教育局的一个大办公室里进行的。主考是山西大学艺术系姓张的一位老师，教作曲的。来应试的人很多，我是得到消息下午才赶到的，听说已经进行了一上午。来看热闹的人也很多，不但那大办公室坐满了人，窗外，门外也有不少人在往里看。轮到我了，我坐下给琵琶定好弦，弹了<霸王卸甲>和<浏阳河>两首曲子。老师又问了些简单的乐理问题以及音乐上还学过什么等等，就轮到下一个了。老师很忙，因为他还要到雁北其它各县以及大同市去招生，所以当天就离开了。YQ因在北京错过了县里的初试，经联系，安排他到大同去和那里的考生一起完成了初试。
很快就从县招生办得到了通知，让YQ和我在指定的时间到大同参加复试和录音。录音是为了把考生的演奏/演唱带回到省里，好让更多的老师参与评价。我县去参加复试的除了YQ和我以外，还有一位拉手风琴的E，他是我幼儿园和初中的同学，也是老朋友了。复试和录音是在雁北艺校进行的。那时我们才听说，这艺术系音乐专业今年一共要招三十五名学生，名额分配到全省七专三市，其中雁北专区三个名额，大同市两个名额。复试和录音以后，张老师让我们回去按规定参加文化课考试，并把基层的推荐手续办好。
后来我才听说，那次在雁北艺校复试，我正在院子里练琴准备录音时，YQ和E找张老师谈了话，表示如果名额有限，山阴县只能取一名的话，他们都同意让我上，还把我给大吹了一番。张老师听了，当时就翘起大拇指夸奖他们，说在别的县听到过有给人说坏话的，像你们这样宁可自己不上也要让朋友上的，还是第一次碰到。张老师还说，最后结果是根据所有考生的情况全省平衡，虽然雁北区只有三个名额，但也不一定山阴县就只能取一名。我听说了这件事，心里就别提多感动了！在竞争那样激烈的关键时刻，YQ和E竟然如此舍己相助，他们对朋友的这种情义，真有如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啊！这事很快在本县的知青中传开了，大家也都为他们这样不寻常的举动感慨和赞叹！
复试过后不久，我们到县中学参加了文化课考试，我们“音体美小三门”的候选人也和其它专业的在一起考，听说是山西省统一出的题。上午考数学，试题程度差别很大，从初一到高三的题都有，我因为在插队头两年曾自学过高中的课程，所以没觉得太受制。下午考语文，分语法知识和作文两部分。语法知识虽然简单，但由于没时间复习，还是出了笑话：有一道题问“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两句的修辞方法是什么，事后听监考的一位县中学语文老师说，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对仗”两个字就够了，但我却把那两句的意思以及整首诗都说了一番，唯独没提“对仗”！
办推荐手续也很顺利，就是请本大队为我们申请上学写了推荐信交上去。因为没有名额限制，我们平时又没什么不好的表现，大队领导很痛快地帮了这个忙。
就在我们把该办的都办好了，等候结果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张铁生的答卷及评论，一时间，大学招生恢复文化课考试好像是错误的，要不算数了。由此联系到音体美过于重视业务也不对，并且说这些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应该更强调“从有经验的工人农民中招收学员”等等。这消息真是给正在争取上学的知青们泼了一大瓢冷水，不光是考音体美专业的，就连考普通专业按名额推荐上来的人也都忐忑不安，因为毕竟大家都参加了文化课考试，如果考试成绩不算数了，那又会有什么变动，什么结果呢？
长话短说，当年八月，我终于得到了山西大学艺术系的录取通知，而我的好友YQ和E却都没有得到。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很矛盾的，一方面自己终于要离开农村去上学了，当然高兴；但另一方面，总觉得三个人的努力成果，只被我一个人得到了，而YQ和E还得留在农村，这使我心里很不安。大约一年以后，他俩先后以“病退”或“困退”的理由回到了北京，才使我的心情平静了一些。
上学，在当时不仅是对我，对所有的知青恐怕都是最好的出路了。像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那个年代能上大学，是很少见的。这中间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首先是我的老朋友YQ和E，在争取上学的关键时刻，他俩舍己推荐我。YQ还是最早鼓励我学琵琶，并帮助我找到老师的人，对此，我的心情不是一句简单的“感激”能说清楚的！还要感谢我最初的琵琶老师，如果没有他耐心细致的指教，我是不可能学会弹琵琶的，更不用说以此争取上学了。还有山西大学艺术系来招生的张老师，他对我的录取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他是顶着极大的压力，冒着犯错误的风险，才把我保住的。当然，这些事张老师并没和我说过，是后来我从其它渠道听说的。还应该记住的是：大队、公社和县里的基层干部们对我上学都是大开绿灯，尽管“音体美”的考生不占当地名额，我也是很感激的。
后记
就这样，我长达四年零八个月的插队生活终于结束了，我这个“插队生活回忆”也要完成了。
在此还是想重复一下，“上山下乡”运动肯定是错误的，我个人到农村去插队也是不得已的决定。在农村这几年，虽然见了些世面，经受了磨炼，但毕竟太多的光阴都用在我并不感兴趣的种地上，所以总的来说是得不偿失。但另一方面，比起其他一些知青，我还有幸运的地方，一是在农村几年，没落下什么病，身体还行；二是最后的出路还是很不错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在我上学这件事上帮助过我的人，在农村这些年，还曾得到过很多人的各种帮助，对此我也是永远心存感激之情的。
首先是一起插队的同伴，特别是老高中的同伴们，我们不仅在生活上互相支撑，相濡以沫，在精神上和思想上，他们也给了我很多正面的影响，有些是让我终身受用的。再有是当地老乡和基层干部，他们对我们是很照顾的，也给了我们很多实际的帮助；同时，他们的一些纯朴而直率的思想和言论，对我也是很好的教育。最后，还要说到我的家人，我的亲人们，他们给了我亲情，也给了我很多实际的支持和帮助；我那几年虽然尽量不向家里要钱，但心里有数：我在农村如果穷得揭不开锅了，家里人是不会不管的，可以说，由于有了家里的支持，使我在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
总之，在那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十分困乏的年代，是同伴们的友情，老乡们的帮助和家人的亲情，伴随着我走过了那段艰难而又漫长的人生之路。
还想再说说我那两位不寻常的好友YQ和E后来的情况：YQ“病退”回北京后，被分配当了工人，后来和他的几个朋友合作下海经商了。他们起步很早，也小有成绩，但YQ并不是那种想拼命多挣钱的人，他业余时间还有其它爱好，曾和家人合作翻译了一本颇有史料价值的俄文书《托洛茨基自传》，并得以正式出版。E“困退”回北京后，也是先当了工人，后来搞了财务工作，并担任了单位的领导职务。在我看来有些可惜的是，YQ和E当年在乐器方面的程度都是很深的，但后来都没有从事音乐专业。好在他们自己并没觉得遗憾，各自生活得都很潇洒。
再补充几句：我最初的琵琶老师一直还在他那个团工作，业余带学生，还出了一本琵琶教学的书。在知青找工作的那个笑话里，“知青甲”与我同年上了山西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毕业后先在山西教书，后调回北京，一直在一家出版社任美术编辑；“知青乙”也与我同年上了北京体育学院，毕业后先在山西一少体校任足球教练，后考到北京念研究生，并一直做体育方面的科研工作。他们现在都退休了，生活得也都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