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有关圣经世界的十大考古发现」说起

考古发现与华人信徒（一）
从「二十世纪有关圣经世界的十大考古发现」说起

2010年11月23日
 
作者：蔡春曦
以斯拉培训网络总干事

如果要列出与圣经有关当代的伟大考古发现，你想有那些出土文物或古城堆丘会榜上有名？若你有机会了解这些遗迹被发现的经过的话，我相信你会对考古发掘有进一步认识，并会惊叹神在这一切事件发生的背后之奇妙的作为。

叔维尔(Keith N. Schoville) 是著名的考古学家，是威斯康辛大学之希伯来和闪族研究荣誉教授，着有脍炙人口之《圣经考古焦点》(Biblical Archaeology in Focus) (注1) 一书，他于Stone Campbell Journal第四卷第一期曾发表过一篇取名为「二十世纪有关圣经世界的十大考古发现」 (注2) 的专文。过去一个世纪里的十大考古发现，对理解圣经世界的意义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其中每一项发现、及其被发现的过程之叙述和被解读的关键资讯，加上它们与关键圣经事件或参考文献的联系，期望有机会再与你们分享。

在任何时段要订定出圣经世界有意义的主要考古发现名单，都少不免会带有主观性，并基于一定程度的挑选者之个人判断；这个名单也的确如此。不过若能有机会识别这十项发现还是会引起读者对于考古学家们在古代近东的持续工作的兴趣，这里的古代近东至少包括地中海东部、埃及、以​​色列、约旦、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

我们还应该谨记，关于圣经、及这些事件在其中发生、这些人在其中生活、并且圣经在其中被写作的这个圣经世界，唯一的新真相，是来自考古学的研究。但是正当我们都存着考古学是严谨的、不可轻忽的心的同时，叔维尔博士却告诉我们：「与考古研究相伴而生的总是取决于偶然的发现，于是在任何时间点上都可能有证据浮出水面，拂去圣经人物或事件上的往日尘埃，通过复原一段新的文本、碑铭或古代的遗迹，将他们/它们带入现代。」(注3)

十大考古发现首推「死海古卷」。最初的死海古卷是在1947年意外被发现的，并没有经过考古学家！只是由一些贝多因的牧人在死海西北端的一个山洞里，因发现了七个完整的书卷而打开之后学术界关注的序幕。 (注4)

大卫家的碑铭
十大考古发现之二是「大卫家的碑铭」，这个挖掘工作自1966年起虽是由著名的以色列考古学家Avraham Biran博士带领，但发现这块玄武岩石碎片的，竟是一位名为Gila Cook的测量员，当时她正在为访问者准备场所，在无意之中竟发现了这件重要的出土文物。 (注5)

第三项发现被称为「欣嫩护身符卷轴」，是由以色列考古学家加百列巴克（Gabriel Barkay） (注6) 和一群来自圣地研究学院（现在的耶路撒冷大学）的学生们共同工作时，在耶路撒冷的欣嫩子谷挖掘出几座墓穴中找到的。 (注7) 笔者本人于1986年有幸于圣地研究学院修读圣经历史地理课程及参加考古发掘，加百列巴克正是我的考古学教授，某天下课后他更带领我们全体学生，实地考察欣嫩古墓，从他的言论中清楚阐明这项惊世发现实属偶然。照笔者个人理解，就像在千百根骨头中，寻获得一口小钉子一样。机会难求，千载难逢。

加利利之舟
第四项重要考古发现就是「加利利之舟」。 1985-86年的一次大旱灾使加利利海的水平面降到异乎寻常的低，来自革尼撒勒犹太公社的两兄弟，在加利利海西北海岸的地方漫步时，发现一些古钱及铁钉，继而​​发现一只船只的残骸掩埋在沿岸的泥土中。很短时间内他们即组成一队拯救古船的考古队，当时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是2000年历史的古船首次在加利利海被发现。 (注8)

十大考古发现之五是「巴录印玺」。确实有数百枚的希伯来文印章和印鉴在上个世纪被发现，其中一半是由官方的考古挖掘或者民间挖掘发现的；后者最终流入文物贩子之手，之后转让给了收藏家或学者。十九世纪70年代的某一天，这枚带有耶利米之文书的印章和名字的印玺出现在文物市场，被一位收藏家R. Hecht博士获得，这份印玺出自一个至今身份不明的地方。 (注9) 这份印玺无疑来自文书巴录便尼利亚(Baruch ben Neriah) 的印章，他是根据先知耶利米的口述写作的（耶36：4）。

第六项重要古考古发现是「该亚法的尸骨罐」。 1990年十一月，一辆自动卸货卡车在耶路撒冷的和平森林工作时，意外地撞到了一座坟墓的顶部，使得藏有耶稣时代大祭司尸骨的尸骨罐被发现。 (注10)

本丢彼拉多的碑铭
至于第七件重要出土文物就是「本丢彼拉多的碑铭」。亚兰米拉德在他的著作《圣经考古大发现》(Discoveries from Bible Times) 中清楚指出这块碑铭的重要性：「一块刻有本丢彼拉多名字的破旧石板，看来并不是特别重要，但这是唯一提及他的石板。任何其他写于西元、世纪的铭文或文献都没有提到他。这是当代唯一证明本丢彼拉多存在的证据。」 (注11) 至于发现这块碑铭的经过，亚兰米拉德接着说：「1961年，一队来自米兰的犹太考古学家正在该撒利亚挖掘…第三年，他们的工作重心放在已经决定要清理的剧院。在搬走沙土和石头时，他们发现了这些台阶和这块石板。」 (注12)

第八项发现被称为「以革伦碑铭」。这碑铭确定了这个地方的名字、及其五位统治者的名字，其中两位在圣经里特别被提到。 1993年，WF奥伯莱考古研究学院的考古学家西摩基丁（Seymour Gitin）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学院的楚德多森（Trude Dothan），在以色列Miqne堆丘进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挖掘时才发现的。正当人来到计划的尽头，竟然才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注13)

第九项重要考古发现是「以巴路山上的祭坛」。约书亚曾在宣告祝福的基利心山对面的以巴路山上宣告咒诅。 (参书8:33)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考古发现，因为关于这个发现的解读还未盖棺定论。然而，以色列考古学家Adam Zertal曾在1980年对玛拿西支派区域的考古调查中横跨过这个废墟，挖掘工作始于1982年秋天，于六个季度之后结束。至今仍然坚持他的解释，继续对以巴路山上的遗址进行挖掘。 (注14)

十大考古发现之最后一项是「叙利亚古城乌加列」。乌加列在被复原的数千块楔形文字泥板中的意义，已经在当今的国际考古学界冠以非常重要的地位。 (注15) 这项艰巨的考古工程主要的挖掘者是舍费尔（Claude FA Schaeffer），然而直到他退休时还未完成。他退休之后由几位法国领队接手。虽然此堆丘和几公里之外的海边正面临日益发展的城市化，挖掘工作至今还是继续进行。

当我们高速地浏览了二十世纪有关圣经世界的十大考古发现，很容易会觉察考古的发掘，是一项诸多变数、层出不穷、艰苦备尝、努力不懈、息息不断的多面体工程，当人以为考古发掘必须是考古学家才有美好成果时，却发现牧人和测量员的劳亦不可抹杀；当人以为穷一生经验和努力必有所成时，却努力苦干到退休或什至离世，亦未必能得偿所愿；当人以为工程艰难，力不能胜时，却又可经历轻而易举，喜出望外的结果；当人以为巳依着计划而大告成时，却在收工清理时，才巧获惊世奇珍；考古文物竟可借一次交通意外而获，亦可借一次至今不知来历的买卖而得。相信没有信徒不深信在这一切事件发生的背后，有神奇妙的作为！人的一生，神的半步。让我们在人生之中，正努力实践「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 (注16) 之际，莫忘那位一生引领我们的主：

衪是疲乏的加力者！ (赛 40:29，耶 31:25)
衪是灰心的支持者！ (路 18:1，加 6:9)
衪是迷茫的同在者！ (创 28:15，耶 1:8)
衪是缺欠的供应者！ (申 2:7，赛 33:16)

(注1) Keith N. Schoville, Biblical Archaeology in Focus (Grand Rapids: Baker, 1978)
(注 2) Keith N. Schoville, “Top Te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Relating to the Biblical World,” Stone Campbell Journal 4:1.
(注3) Ibid.
(注4) Adolfo Roitman, The Bible in the Shrine of the Book (Jerusalem: The Israel Museum, 2009)
(注 5) Ephraim Stern, ed., The New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the Holy Land (Jerusalem: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 2008), Vol. 5, pp.1686-9.
(注6) 加百列巴克博士（Dr. Gabriel Barkay）是以色列著名考古学家，出生于1944年在匈牙利，在1950年移居以色列，1985年获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他最感兴趣的是耶路撒冷的考古。现为特拉维夫大学、耶路撒冷大学学院的考古学教授，以发掘「欣嫩护身符卷轴」而驰名于近东及圣经考古学界。
(注7)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9.2 (mar/Apr, 1983) pp.14-19.
(注8) Shelley Wachsman, BAR 14.5 (Sep/Oct, 1988) pp. 18-33.
(注9) Nahman Avigad, “Jerahmeel & Baruch,”Biblical Archeology 42.2 (1979) pp.114-118.
(注10) Zvi Greenhut, “Burial Cave of the Caiaphas Family,” BAR 18.5 (1992) pp.28-36.
(注11) 亚兰米拉德著，《圣经考古大发现》(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p.220
(注12​​) Ibid.
(注13) Seymour Gitin, Trude Dothan and Joseph Naveh, “A Royal Dedicatory Inscription from Ekron,” IEJ 47 (1997) pp.1-16.
(注14) Adam Zertal, “Has Joshua's Altar Been Found on Mt. Ebal?” BAR 11.1 (Jan/Feb, 1985) pp.26-43.
(注15) NIV Archaeological Study Bibl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5) p.304.
(注16) 乃出自《中流砥柱》一书首页之倪析声名句。

考古发现与华人信徒（二）：再谈圣经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
2010年11月29日

作者：蔡春曦
以斯拉培训网络总干事

除了叔维尔博士(Dr. Keith N. Schoville) 所写「二十世纪有关圣经世界的十大考古发现」的专文之外，类似的发表还有许多(注1)，比较重要的要算米高哥根博士(Dr. Michael D. Coogan)所写的「十大考古发现」(注2)及华德凯瑟博士(Dr. Walter C. Kaiser Jr.) 所写的「圣经考古十五大发现」。 」(注3)

三位学者所列出的重要考古发现名单，有相同也有相异的地方。笔者于此作了以下的小分析：(1)只有一项是在三位的名单中都榜上有名的，就是欣嫩护身符卷轴，(2)有九项是其中两位的名单中共有的，(3)有十五项是其中一位的名单中独有的。
欣嫩护身符卷轴

或问：「其实三位考古学家都是要介绍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为何名单之中会有这么多的差异？」

由于三者的撰写目的、包括时段、所任教的学院不同，因此名单不同是很易理解的。叔维尔博士的专文是写于2001年，由于二十世纪是个考古学逢勃及丰收的时段，他在撰写专文而对过往一百年作出总结和评论是很有意思的。

而米高哥根博士被圣经考古学会邀讲，为庆祝出版《圣经考古评论》二十周年纪念而写的，当然这十大考古发现是与圣经考古学会曾举办近的考古发掘、《圣经考古评论》曾刋登过的古迹或出土文物、哥根博士为圣经考古学会出版的140张「希伯来圣经与考古」幻灯有关。

至于华德凯瑟博士是为所任教的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出版的学刊Contact 2005冬-2006 之专辑主题「圣经考古学」所写的，所选出的十五大发现包括历史任何时段的发掘结果。

其实在众多的考古发现之中要选出十项或十五项最重要的，都并不容易。选出项目越少，困难就越大。当然若要选出圣经考古最重要发现的第一名，应该是难上加难吧！

或问：「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是由什么人参与去发掘的呢？」
笔者(左)参加亭拿考古发掘时与同学合照

大部份与圣经考古有关的地方，都是在以色列，因此由以色列人参与的较多，多数来自特拉维夫大学、希伯来大学、耶路撒冷大学等，美国的大学及神学院参与的也有不少。笔者在1986年曾参予美国西南浸信会神学院的考古队在亭拿(Tel Batash) 的发掘。 」(注4)

由于与圣经有关的还有约旦、埃及、土耳其、希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伊朗、意大利等国，除了该地的本土国家为自己作出文化及寻根的工程之外，德、法、英等国的考古队的足迹，亦遍及许多废墟之中。至于华入参予圣经考古学，在图书馆从文字中发掘资料的很多，实际在废墟中一锄一铲地参与的很少听闻。

或问：「这些考古学家是根据什么因素，而订定出那些才有资格列入重要考古的名单之中呢？」

吉加墨施史诗第11块泥版
第一、与圣经记载之重要事迹有关。为什么寻获与吾珥古城有关的诸多泥版之中，竟没有一块被验中，(注5)却有两位学者都选出「吉加墨施史诗第11块泥版」呢？主要的原因在于有否与重要的圣经记载拉上关系。所找到与吾珥古城有关的泥版，大多数是一些交易契约，与亚伯拉罕所住过的原居地，最多能提供一些历史背景，不能列在重要出土文物之中，但倘若其中一块有亚伯兰作为一方的交易者，内容是急于变卖一切家业，目的是离开吾珥往造物主所指示的地方去的话，那就有完全不同的结果。至于「吉加墨施史诗第11块泥版」虽然记载不完全与圣经记载的完全相同，(注6)然而却与创世记之太古四大历史之一的洪水拉上关系，难怪米高哥根更把这块巴比伦版的「洪水与方舟」，列在榜首之位。

第二、寻找的难度。寻找的难度越高，当然被列入的机会就会越大。迄立在雅典巴特农神庙对面的亚略巴古(徒17:22)(注7)、橄榄山山脚的客西马尼园(太26:36)(注8)、加帕多家之露天博物馆的数百年前之岩穴教堂(彼前1:2)(注9) 等，都没有列入重要考古发现的名单中，因会要确认其位置、发掘出被埋藏的古迹，都无需多花
夫。然而要在众多的棺椁中寻找只在耶稣在世前后一百年间特有的尸骨罐，再在找到又为数不多的尸骨罐中，寻获大祭司该亚法的尸骨罐(注10) ，可算是难上加难。难怪该亚法的尸骨罐被列入在叔维尔及华德凯瑟两份名单之中。

第三、增加我们对圣经或圣经背景的认识的程度。这一点几乎是大多学者们的考虑，华德凯瑟在他的专文引言中，正是强调影响或有助「解释圣经」是他重要的考虑。虽然笔者没有介绍高特马利奥坦尼博士(Dr. Claude Mariottini) 之「2008年与圣经有关的八大考古学发现」，但登载该文的编辑按：「2008年是考古学上的丰收年。这一年，你可以读到世界上的十大考古学发现，但是我这里的目的仅仅是提出我感觉对于理解圣经和圣经世界最为重要的一些发现。无论是挑选或是排位都是完全主观的；这里没有民意调查，没有编委会，或者投票…。」(注11)

第四、圣经记载有关的年期。年期越久，当然寻获的机会就会越小，列入重要发现的机会相对也增加。没有学者会将伊斯坦堡之圣苏菲亚堂的马赛克(注12)或在拔摩海岛山上的圣约翰修道院(注13)列入重要考古的名单中，因为现存的圣苏菲亚堂的马赛克，曾经大火或地震的破坏，充其量是于532-37年间由东罗马皇帝犹斯丁年下令所建，至于拔摩海岛上自使徒约翰之后，最先被建造而存留至今的建筑物，就是这座圣约翰修道院，但这只是在1088年时建成，在考古学上并无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便尼哈珊坟墓的壁画(主前1900年)(注14)、古列铭筒(主前539 年)(注15)、本丢彼拉多的碑铭(主后26-36 年) (注16)等，都是远古历史的出土文物，显然在挑选考虑之列。

前排皆为楔形文字泥板
第五、寻获的出土文物的震撼性。所指的震撼性可能来自数量，正如在叙利亚一个名为乌加列的古城，却掘出数千块楔形文字泥板，何等震撼！ (注17)但这并不绝对，米吉多出土的一把小刀柄、但废墟出土之半块大卫家的碑铭，亦可以榜上有名。所指的震撼性亦可能来自一个感人的故事，列在米高哥根的名单中之玛撒大(Masada)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虽然有学者指玛撒大可能就是指大卫逃避扫罗追杀时的「山寨」(注18)，但使玛撒大被列在重要发现是基于一个960人宁死不掘、集体殉国的感人故事。 (注19) 因此震撼性越大，被列入重要考古的名单之机会也就越高。


(注 1) 例如Manfred R. Lehmann, “The 10 Greates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Claude Mariottini “Top 8 of 2008: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Related to the Bible.”
(注2) Michael D. Coogan, “10 Great Finds.”BAR 21:03, May/Jun 1995.
(注3) Walter C. Kaiser, Jr. “The Top 15 Finds from Biblical Archaeology.” Contact, Winter 2005/2006.
(注 4) 亭拿(Timnah, 即Tel Batash) 详细的考古可见Ephraim Stern, ed., The New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the Holy Land (Jerusalem: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 1993), Vol. 1, pp.152 -8.
(注5) 哈里特克劳福特著，张文立译，《神秘的苏美人》(台北：知书房，2006) pp.179-202.
(注 6) 有关洪水的古代之12篇主要文献，可阅Bill T. Arnold, Bryan E. Beyer, eds., Readings from the Ancient Near East (Grand Rapids: Baker, 2002) pp.13-70.「吉加墨施史诗」载在#12. 李思敬博士于近日考古学讲座亦有借「吉加墨施史诗」解读挪亚洪水故事，详情看《基督日报》http://gospelherald.com/news /edu-15262-0/
(注 7) Elena Korka, Foreign Archaeological Schools in Greece from the 19th to the 21 Century (Athens: Hellenic Ministry of Culture, 2007) pp.123137. David Noel Freedman, ed.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New York: Doubleday, 1992 ) Vol. 1, pp.370-2.
(注8) Sarah Kochav, Israel: Splendors of the Holy Land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1995), p.159.
(注 9) Murat E. Gulyaz, Cappadocia (Istanbul: Kitap Kirtasiye, 1999), Ilhan Aksir, Cappadocia (Istanbul: Aksit Kultur Turizm Sanat Ajans, 1998).
(注10) Claude Mariottini “Top 8 of 2008: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Related to the Bible.”
(注11) Zvi Greenhut, “Burial Cave of the Caiaphas Family,” BAR 18.5(1992) pp.28-36.
(注 12​​) Yucel Akat, Istanbul (Anataya: Keskin, 1997) pp.30-39. Ilhan Aksir, Turkey (Istanbul: Aksit Kultur Turizm Sanat Ajans, 1998) pp.66-71.
(注13) IM Chatzifotis, Patmos (Attiki: Michalis Toublis, 1996) pp. 54-69.
(注14) William H. Shea,“Artistic Balance Among the Beni Hasan Asiatics,”Bible and Spade 12.1-2:1-21.
(注 15)P. Kyle McCarter, Jr., Ancient Inscriptions: Voices from the Biblical World (Washington, DC: Biblical Archaeology Society, 1996) pp.27-28.
(注16) Ibid., pp.131-2.
(注17) 吴罗瑜编译，《圣经新辞典》(香港：中神，1982) 下册，748-750页。
(注18) 瑞凡德朗恩著，《让全世界都知道》(台北：救世传播协会，1999) 第三册，46-53页。
(注19) Avra​​mam Negev, ed., The Archeological Encyclopedia of the Holy Land (New York: Presentice Hall, 1990) pp.231-5。

考古发现与华人信徒（三）：流泪撒种与欢呼收割
2010年12月05日

作者：蔡春曦
以斯拉培训网络总干事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诗篇126:5-6）

加百列巴克博士摄于欣嫩古墓前
于上期三位考古学家所选出的重要考古发现，只有一项是在三份名单中都榜上有名的，就是「欣嫩护身符卷轴」。这项重大的考古发现是由加百列巴克博士（Dr. Gabriel Barkay）和一群来自圣地研究学院的学生，在耶路撒冷的欣嫩子谷挖掘出几座墓穴中找到的。

加百列巴克博士所找到的「欣嫩护身符卷轴」，正乎合重要考古发现的五项要素：

第一、与圣经记载之重要事迹有关。加百列巴克博士上课时亲自向我们讲解说：「发掘的结果共掘出九个墓穴，在其中一个墓穴，发现了一个陪葬品的储藏室，藏有大约700件物品，包括陶器陪葬品、箭头、骨头和象牙手工艺品、石膏容器、150颗珍珠和一枚早期的珍贵钱币。在这些银器中，有一个卷起来的护身符，上面写有四字圣名，也就是上帝之名（辅音字母yod , he, waw, he），耶和华。」这些出土文物，分属耶路撒冷沦陷时期、巴比伦及波斯早期所流行的款式。有些造型非常罕见，只有在犹大早期的发掘地点中偶然被发现过。列王纪上10:27曾记载：「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这次「欣嫩宝藏」的发现，足以让我们认识王国时代财富的丰盛。

第二、寻找的难度。发掘出的九个墓穴，都受到破坏并被盗窃一空，只有「欣嫩护身符卷轴」所在的第廿五的墓穴，由于墓室天花板上的石层崩塌，封闭了入口，才幸运地未被骚扰。它可说是耶路撒冷考古发掘史上，第一个第一圣殿时代遗留下来的墓冢。

第三、增加我们对圣经或圣经背景的认识的程度。护身符上的这份碑文来自民数记6：24-25里亚伦或其他祭司的祝福。这祝福文早在主前六世纪时使用。其主人显然在其有生之年曾经穿着这份刻有碑文的卷起来的银质护身符，而人们也觉得这样的物品理所应当陪伴死者，就像其在世之年一样。

第四、圣经记载有关的年期。由于建墓年代可追溯至第一圣殿末期，于是这个银质的护身符可以追溯到主前七世纪晚期或主前六世纪早期。这份包括上​​帝之名的类似祈祷的铭文，为上帝的名字提供了考古上恢复的耶路撒冷境内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圣经外的证据。

欣嫩护身符卷轴（图左）及死海古卷（图右）
第五、寻获的出土文物的震撼性。在「欣嫩护身符卷轴」未被发现之前，圣经古卷最早的残片，应是纳西蒲纸（Nash Papyrus），约在主前一百年的第二圣殿时期。而更早的则是昆兰出土的死海古卷，顶多约在主前三世纪末期。然而这件文物被出土后，圣经经文最早片段应属「欣嫩护身符卷轴」无疑，而旧约经文的写作年代，至少可以推进至第一圣殿末期的主前六世纪，这样的突破震撼整个世界！

过去数月以来，在互联网上讨论和评论之最热门的基督教话题应算是「香港影音使团在土耳其亚拉腊山所找到的，是否真是挪亚方舟？」

倘若至终寻获而证实真是挪亚方舟的话，其结果不单乎合重要考古发现之五大要素，而且会比世上认为是十大或十五大的考古发现更显重要！于此笔者很想分享个人的心声和感受。

第一、我们的信仰是建基于圣经的真理，而非基于「发现」任何一件出土文物和考古遗迹。即使没有死海古卷的出土，也没有找到欣嫩护身符卷轴，亦没有寻获挪亚方舟，我们依然对耶稣基督、圣经真理、因信称义的福音，坚信不稳。

第二、既然有一些圣经考古工作者对有关公布的内容提出质疑和提供宝贵意见，就当慎思明辨、加倍谨慎，邀请更多古物鉴证、圣经考古之有资格及经验人仕参与，作主力的评论及客观的助证，应该更能消除引发的误解和攻击。

最早的死海古卷是由贝多因族牧人所发现
第三、正如笔者所写「考古发现与华人信徒（一）」的结语：「当人以为考古发掘必须是考古学家才有美好成果时，却发现牧人和测量员的劳亦不可抹杀；当人以为穷一生经验和努力必有所成时，却努力苦干到退休或什至离世，亦未必能得偿所愿。」

现今的方舟探索队伍中虽大部份都不是考古学家，但不一定是考古学家才有资格使文物出土。只要证实所寻获的残骸、木块、化石等物件，是从疑似方舟的物体中取出，不是用金钱转手买来的，也不是有人刻意或无意放在那里而让寻索队在惊喜中发现的，再由古物鉴证专家作进一步研究及评估，一样是可以被接受的。其实即使考古学家找到的古物或古迹后，不也是需要古物鉴证专家作客观的诊断吗？

第四、正如在笔者所写「考古发现与华人信徒(二) 」中段所言：「华入参与圣经考古学，在图书馆从文字中发掘资料的很多，实际在废墟中一锄一铲地参与的很少听闻。」正因为这次的方舟寻索队是以华人为主，事前亦有其他西方考古队伍在不同的地点进行过类似的考察，也有被揭发是伪造和欺骗的过案，我们就当更加谦卑及谨慎。至于作为华人的信众，我们应当以更多的代祷、鼓励，支持有份参与的这项艰巨行动的成员。一般的考古多数是在陆地或堆丘进行（也有在深海或海边进行的，如该撒利亚），方舟的寻索却是在海拔数千呎的雪山上；一般的考古多数是付上时间、金钱、体力，及皮肤被暴晒的代价，方舟的寻索极具风险，可能要付上健康和生命作为代价。作为华人，我们会为北京奥运会之震撼千万心灵的开幕礼而自豪的话，作为华人信徒，我们亦应因为有华人以勇敢和排除万难的心志，在寻索方舟的行动中（无论至终是成或失败）肯定他们所付出的代价。

第五、不可以「滥用考古学来传播福音」是对的，但「使用」考古学来传播福音则又有何妨？华人信徒切勿矫枉过正！还看今天基督教的中、西网站，以考古学来传播福音的比比皆是。至于「影音使团」有否「滥用考古学来传播福音」？他们有一群诚信的董事负责监察事工的进展和财务的事宜，这是我们知道的；他们需要金钱去探索方舟并要支付登山准证、古物鉴证，这是奉献者们清楚了解的；当有学者本着好意而提醒「不可以滥用考古学来传播福音」时，这是我们不得不当心留意的。

第六、笔者个人自听闻「香港影音使团在土耳其亚拉腊山上找到疑似方舟的物体」，一直存着一种「总不失望」和「只有盼望」的心态。 「总不失望」是由于无论找到的是方舟与否，都不会动摇笔者个人的信仰，而且寻找方舟在年期（早在数千年前）、环境（冰天雪地的高山上）、政治（土耳其是回教国家） 、军事（地点是军事地区、危机四伏）等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寻得的机会非常渺茫。因此至终寻找不到，笔者「总不失望」。

然而正如在笔者所写「考古发现与华人信徒（一）」的结语：「当我们浏览二十世纪有关圣经世界的十大考古发现，很容易会觉察考古的发掘，是一项诸多变数、层出不穷、艰苦备尝、努力不懈、息息不断的多面体工程。」撒但魔鬼是这些工程背后的破坏者，而神总是这些工程背后的神迹策划及施行者，祂不惊不惶地安祥的坐在高天之上，祂毅然地容傅]鬼引来进化论、新神学派…却又在不经意的时刻，让人按祂自己的时间表，找到摩押石碑(1868)、西罗亚水道铭文(1880)、赫人的古都(1906)、拉吉信集(1935)、死海古卷(1947)、基遍池子(1956)、本丢彼拉多的铭刻(1961)、迦百农会堂(1968)、欣嫩护身符卷(1979)、大卫家的铭刻(1993)、大希律古墓(2008) 。

第七、挪亚方舟停在在亚拉腊山上是数千年前的事。数千年之中有地震破坏、火山爆发、地壳变动、空气氧化、风雨冲击、冰雪疆化等，都会使巨船方舟被破坏、分裂、移位，因此期望找到一只完整的方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倘若没有一只完整或部份看似方舟的物体立在鉴证专家眼前，单进入山上的古木化石内室考察、或拿取样本化验，有谁敢以100%断定这就是方舟呢？其实倘若在数千呎的雪山上发现数千年前的木化石结构内室，以专家来解释这发现的可能性，以古物鉴证专家来确定年期，以「极大可能」或「几乎可以肯定」（无须再采用因人而异之相对的百分比数）等类的语句，公布寻找方舟进一步的结果，应该是我们期待和接受的。

当我们阅读创世记八章四节：「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你有没有觉得这样的记载有点奇怪？那时四面大海，当水「渐消」（创世记八章三节）方舟应是「搁浅」在亚拉腊山上，并且当时方舟停在山上时，挪亚应该是不知道那山就是亚拉腊山，因而记录下来。那山的名字应该是摩西后来照神的指示写在创世记中的。那么神这么刻意地记载「亚拉腊」这山的名字，及「山上」之停方的位置，用意何在？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诗篇126:5-6）
没有流泪的撒种，就没有欢呼的收割。
没有撒种的流泪，亦没有收割的欢呼。

笔者盼望有生之年，能看见更多因「流泪撒种」而有「欢呼收割」之圣工果效。遇上「失望」，人会垂头丧气，失去力量；面临「绝望」，人会失去生存动力，甚至会自寻短见；唯有常存「盼望」，人才会有力生存，勇往直前。何况我们相信的是「使人有盼望的神」（罗15:13），我们有的是世人所没有之「活泼的盼望」（彼前1:3）呢？

倘若方舟寻索队找到的，证实「极有可能」不是挪亚方舟，请坦白而不要隐瞒事实地告诉我们！

倘若方舟寻索队找到的「几乎可以肯定」是挪亚方舟，请持有真凭实据而无须急促地告诉我们，让华人信徒可与你们因事前付上的「流泪撒种」而同享后来的「收割欢呼」！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