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父亲的回忆录（五）

报纸在当时是一个特殊的行业，由军管会新闻出版处管理。初期，报社有接收电报的机器，可以直接接收新华社的新闻稿，但也可以接收其它方面的电讯。鉴于当时国内外的战争形势，公安部门对公用和个人的无线电器材实行管制，报社接收电报的机器被封存，个人的收音机不能接收短波电台。国内国外的新闻来源只能使用由军管会发出的新华社新闻稿。报社每日派人到新闻处取电讯稿，编辑选稿的时间和范围都有些影响。为了吸引读者，避免与日报的新闻太多重复，晚报就尽可能采用当日发生的消息，多用本报记者采访本地的新闻，使报纸的版面新鲜和充实，报纸的发行量逐步上升。
报社的编辑人员多数是有办报经验的老报人。社长司徒炳鹤先生解放前曾在香港华商报任职，专栏作家；曾任副总编辑的耿庸先生解放前就在多家报纸任编辑，离开新商晚报后，任上海展望周刊编辑部主任，新文艺出版社编辑。与我接触较多的是副刊编辑陈子殷先生和社会服务版编辑林彬先生，他们向我这个初入行的新手传授不少有关报刊方面的知识，也给了我很多学习提高的机会。报纸的校对工作，要经过初校、二校，然后并成整版大样进行最后一次校对。我在报社的后期，由于报纸的发行量增加，二三版要提前付印，报社安排我在晚上工作，单独负责对副刊整个版面的最后校对，处理排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定版签印。
正在报纸发行量逐步增加，我对从事新闻工作产生了浓厚兴趣的时候，司徒权社长突然宣布报纸要在一九五二年元旦停刊。报社给每位员工发的证明书是这样写的：兹因本报响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三次全国委员会“增产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调整报刊，节省人力物力，自动于一九五二年元旦起停刊，特发给离职证明。这个消息，对我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何去何从，一时之间，我感到彷徨。
新商晚报停刊，是有关方面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作出的决定。报纸停刊后，有的同事转到中学教书，有的到其它地方工作，司徒权社长让我和几位同事继续留在报社，等待善后安排。这一年的春节是阳历一月二十七日，社长把我和几位留下来的同事请到他家里吃年夜饭，席间他询问我们的打算，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就说会帮助我找机会去北京读书，使我兴奋不已。当晚，在他家里喝酒，我醉倒在他家里的沙发椅上。
春节过后几天，司徒权社长要我和他一起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那天早上，细雨如丝，寒气逼人，我们骑自行车到了米市路当时统战部的所在地。一位姓徐的科长在会客室接待了我们，向我们转达部领导的意图，要我们通知报社全体员工返回报社开展“三反”运动。也许因为我是报社唯一的一个青年团员的缘故，要把我作为运动的骨干分子使用，所以社长才会把我带来统战部。随后，统战部的一个三人工作组来到报社领导运动。工作组的领导希望我带头站出来揭发报社的问题。 我意识到这是要把矛头指向报社的领导。这时，我感到很为难，便将自己的实际情况告诉工作组的领导：我进报社之前，不认识报社任何人；和报社的领导虽然同姓，但没有亲属关系；我进入报社做校对工作不足一年，报社内部的运营情况，很不了解 。工作组的领导，理解我这个初出茅庐青年的处境，只要求我在大会上作正面发言，拥护和积极参加这场运动，再没有向我出更多的要求。报社的“三反”运动进行得还算比较和平，没有出现过度激烈的场面，也没有抓到“老虎’’。其实，在新商晚报这样一家已经停办的民营报纸开展“三反”运动，一开始就是一个方向性错误。对我来说，这是我进入社会后第一次参加的政治运动。
华南分局统战部对新商晚报的处理是善始善终的。“三反”运动后期对每一位参加运动的员工都做了结论和鉴定，并根据各人的情况尽可能安排了新的工作。司徒权先生和编辑部的几位同事到海南岛，帮助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政权建设。我后来才知道，司徒权曾任海南行署文教处的科长，林彬曾任保亭县文教科科长，余霖在海口市一个商业公司任职，有几位中途自行离开了海南。我被安排到省工业厅管理的广州市公私合营华侨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自然，曾经有过的去北京读书的梦想也就破灭了。
我在新商晚报工作期间，司徒权先生对我在工作、待遇、生活方面给予很多的关注，帮助我在较短的时间从一个初出校门的学生成为一个新闻工作从业人员。特别是在报社结束后，他专门为我安排了住房，并为我后来的工作安排操心不少。他是一位可敬的宗长，他到海南工作后，给我写过信；在和他分别后十多年，我有幸在广州爱群大厦开会时再次见到他。
新商晚报是广州解放后出版的第一张大型晚报，也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张晚报，比一九五七年才出版的羊城晚报早了许多年。新商晚报的办报风格，贴近读者，在传播国内外信息、丰富社会文化生活方面，受到读者的欢迎。但遗憾的是，在<广州市志>的网上没有这张报纸的信息，在其它的互联网上也没有它的信息。而最了解这张报纸的，恐怕只有现在居于北京已经九十多岁的司徒炳鹤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