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关系与在澳华人简史（八）

中澳关系与在澳华人简史（八）

保皇会、革命党、清末民初在澳华人的阋墙之争以及余尧寿丑闻

一.澳大利亚保皇会

一八九八年八月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日本人和英国人等（满清保守派的）境外敌对势力的帮助下，逃亡海外。康、梁以康有为所携的光绪皇帝“密诏”为号召，以保皇、保国、保家、自强御侮等为宗旨，以让光绪“正位”为奋斗目标，周游列国，鼓动富商侨民，联络会党势力。由于他们的不懈鼓动，加拿大温哥华的华侨于一八九九年七月领头，紧接着在南北美洲、亚洲和大洋洲的纽约、芝加哥、新奥尔良、檀香山、旧金山、巴拿马、利马、横滨、新加坡、槟城、曼谷、香港和澳门等地先后成立了一百四十余个“保救大清皇帝会”的分会，康有为自任总会长，梁启超任副总会长。

保皇会澳大利亚分会成立于一九00年一月，其最初的二百余成员主要是悉尼华商组织联益堂的商人们，为首者为刘汝兴、欧阳庆和李益徽等人。尽管跟康有为有直接书信往来，梅光达大概因为自己的满清命官身份，没有参与保皇会的活动。保皇会在悉尼成立之初一时风风火火，主要干了四件事：抵制己亥立储；为庚子勤王筹款汇款；为光绪皇帝和孔子庆圣诞以及安排和接待梁启超访澳。

一九00年一月底（己亥年），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为了进一步消除百日维新的影响，策划废黜光绪，另立“大阿哥”（即慈禧为早逝的同治帝过继的宗室溥儁）。慈禧的立储上谕一经被曝光，天下哗然。作为全球保皇会联合抗议与阻止立储行动的一部分，悉尼保皇会集议反对慈禧所为，号召民众助光绪复位，又发电往布里斯班、墨尔本和阿德莱德等埠以及新西兰，呼吁各地华人致电清廷，“合力抗拒，毋使皇上被人强迫退位”。《东华新报》反复强调，只有解除光绪帝的幽禁，大清帝国强大昌盛起来，与欧洲列强（包括脱亚入欧的日本）比肩于世界，才可能保护它的海外臣民免受外族的凌辱与压迫、保障海外华人的尊严及生存权。

      随即康、梁在海外筹款，唐才常等在国内募建自立军，拟以武汉为中心，在安徽、湖南和江西等地在一九00年八月（庚子年）同时起事，相互呼应进而北上营救被软禁的光绪。但起义消息的泄露使朝廷早有防范，而康、梁的资金又迟迟不至，以致义军迅速兵败，唐才常被捕遇害。为庚子勤王，澳大利亚保皇会先后募款汇款三千多英镑。勤王失败以后，澳大利亚保皇会多次求助于英国的港澳总督以及上海的各国领事，呼吁他们帮助营救被捕的自立军人和保皇会员，以及抚恤死难者家属。

澳大利亚保皇会还举办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庆典聚会。一是一九00年七月二十四日为光绪皇帝祝寿，他们在悉尼租用洋人戏院以茶点邀请中西宾客“不下千二三百”，“以表一片忠义之心”。二是在同年九月二十日，他们于《东华新报》报馆设圣位摆祭品，恭祝孔子圣诞。他们再次租用同一洋人戏院，以茶点招待中西宾客。

一九00年八月七日，梁启超奉康有为之嘱，由康有为的女婿罗昌陪同并兼充翻译，应澳大利亚保皇会之邀，乘船从槟榔屿出发，经斯里兰卡，于十月二十五日抵达西澳的弗里曼特尔（Fremantle）。他们不但受到当地侨领士绅的热情欢迎，英语报纸的记者也抢先登船采访。次日，梁启超在西澳首府珀斯出席由西澳总督主持、有数百中外人士参加的演讲会。十一月十日，梁启超启程前往阿德莱德，承蒙南澳总督安排马车在码头迎接。梁启超在南澳仅作了一些礼节性的应酬即赴墨尔本。他在墨尔本市政厅举行的演讲会上，详述保皇党坚持新政、设立议院以及开放门户等主张。十二月六日，梁启超抵达悉尼，他在那里先后举行了三次各有千余华人出席的演讲会宣传保皇党的理念。

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梁启超一共在二十余个市镇停留，所到之处，不是纵议国事、大力宣扬保皇会、为保皇党殷勤劝捐，就是参观访问。他会见了新任总理艾尔弗雷德·迪金（Alfred Deakin）、各地总督、市长和华人社区领袖。在梁启超访澳期间，保皇会组织有所扩大，不过他的筹款成绩不很理想。他原以为以澳大利亚之富、华侨数量之众，至少该能募到二万五千左右英镑（当时在澳约有二万五千华人），可是因为华侨对勤王自立军甫起即败大感失望等原因而对捐款不甚热心，实际上梁启超只募到了不足一万英镑，以致康有为一度怀疑他中饱私囊，让他深感失望和委屈。翌年五月，梁启超与罗昌离开悉尼，前往日本。

一九0二年十二月，澳大利亚保皇党曾电请康有为来澳游历，并称已备妥其旅途所需的“供奉”。

保皇会的活动，一方面显示出置身于新兴联邦国家的华人（包括侨居及入籍归化者）对于自己过去的或仍然拥有的大清帝国的子民身份有着强烈的自觉；另一方面，说明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开始学习并运用现代民主机制及手段，如自主办报、公开集会、发动民众和募集政治捐款等，以争取实现其政治理念。

保皇会在一九0五年改名为国民宪政会，放弃了其长期实行的暗杀政策，清政府随即解除了对其成员的通缉令。保皇会从此热衷于立宪救国，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抱有幻想，同时年年电贺“吾皇万岁万万岁”，崇孔尊儒历久不变。清皇朝垮台后，他们以反对党自居，先是期盼袁世凯登基，后为张勋的复辟雀跃。一九一二年二月，保皇党在悉尼举行了龙旗游行。他们以后又多次揶揄国民党北伐的进展。

二.澳大利亚华人革命党

众所周知，华侨是革命之母。孙中山自己的反清活动，几乎都发生在海外。在海外华人中根深蒂固的江湖帮会如洪门和哥老会等因为骨子里对满清鞑虏的仇视而与革命党同仇敌忾，对革命党的事业不仅捐款献金，还出人出力，卷入极深。如最初查明的黄花岗起义七十二名烈士中，三十一人为来自新马的帮会中的华侨。在澳的大部分华人亦同情革命，其中不乏革命党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记功坊上至少有两块大石捐自澳大利亚华侨。

澳大利亚有个著名的革命党人叫谢缵泰。他出生于悉尼一个经营出口生意的富商家庭，自己在一家香港英商洋行当买办。谢缵泰在一八九九年结识了洪秀全的侄子洪全福（曾被封为太平天国的瑛王），从而参与了原定于一九0二年在广州发动的起义的密谋。事后，他在次年创办了二百多年来影响深远的《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该报在二0一五年底被马云的阿里巴巴收购）。

一九0四年，郑禄与《爱国报》报社的五个同人成立了中国公会，该会不久改名为新民启智会，其宗旨是启蒙民智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他们提倡“进步”、“守时”、“守法”等都市的价值观，号召华人剪辫子、不穿中式衣裤、禁烟、禁赌、接受西方的思想、习俗与生活方式。他们赞成共和，反对保皇。《爱国报》和其继承者《警东新报》经常与《东华报》唱对台戏，互为攻讦，互揭疮疤，双方职员甚至在私下指骂殴打。

在一九0七年时，新民启智会有会员六百余人。一九一一年，新民启智会改名为中国少年会。中国少年会是革命的实践派，他们举办讲座，宣传三民主义，多次为孙中山募捐，后来成为中国国民党墨尔本支部的基础。孙中山曾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为墨尔本少年中国会颁发奖状，赞扬他们“于中华民国开国之初踊跃输将，军储赖济”。

于一九一四年二月发行的《民国报》，对外称为致公堂所办，实际上发起人多是悉尼激进的商人，包括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周容威等。《民国报》主笔赵国俊是从国内专门聘来的国民党人，周容威为他办理入境签证时用的理由是学习基督教。《民国报》大力宣传孙中山的政治理念与国民党的主义，所以也经常与《东华报》和推崇儒家与宪政的悉尼中华总商会发生冲突及骂战。鉴于中国局势混乱，澳大利亚当局不愿卷入其中，他们不喜欢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加上北京政府委派的总领事曾宗鉴的干预，于是以赵国俊所从事职业与其签证不符而取消了他的签证。赵国俊在一九一五年七月转去新西兰。他在临离开悉尼前组织了悉尼国民党支部。

一九一六年六月，以悉尼为基地的中国国民党澳大利亚总支部向澳大利亚政府注册为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of Australia，并声明不参与澳大利亚的政治。它大约有五千党员，是当时唯一一个在澳注册的外国人政党。该总支部成立以后，因开办中文学校，组织剧社和宣传队，积极向华侨宣传三民主义和灌输党义，多次与保守派发生冲突。许多华人社团对国民党不以为然，主要是因为其反传统亲西方的立场。

国民党悉尼总支部在一九二一年底依赖党员捐款开始筹建会所，孙中山专门派遣特使陈安仁到澳参加了奠基典礼。除了悉尼的总支部，国民党当时在维多利亚有两个支部，在昆士兰有八个支部，在西澳有二个支部，在南澳有一个支部。他们在塔斯马尼亚只有十来个党员，因此没有成立支部。

澳大利亚国民党的代表黄右公参加了在一九二四年举行的国民党一大。

致公堂后来自办了中英文对照的《公报》跟《东华报》隔空对阵。不过《公报》跟《民国报》也并不总是同调。

三.在澳华人的阋墙之争

例一：陈寿殴打李益徽案。联益堂陈李一案事缘梁启超离澳需费用七十英镑，但悉尼保皇会那时捉襟见肘。他们经费短缺的原因一是保皇会的核心力量联益堂在悉尼一呼百应的风光随着越来越多从原淘金地区涌入的华商而不再；二是联益堂里那些打算或已经花钱向朝廷捐官的华商不敢贸然向保皇党捐款而显得忠诚不绝对。当时朝廷明显分成两派，康梁流亡海外，当保皇党将来封官进爵不是没有可能，但希望比较渺茫；三是前不久联益堂刚为社会公益捐出了几笔款。一九0一年四月联益堂开会研究梁启超离澳盘缠问题时，有人提议从账上支款给保皇党，多人赞成，但有人不允，理由是联益堂有定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账上必须留存底银二十英镑，而彼时堂里存款仅得七十英镑。联益堂的创始人之一李益徽当时正轮值主持堂务，他也不赞成破坏定规。

联益堂的另一领袖陈寿则坚持保皇会应该善始善终为梁启超访澳负责，他十多次到李益徽的安益利店铺索求七十英镑，而李益徽避而不见。两年前为了承包日本邮船公司的澳中客运业务，陈寿跟李益徽已经结下了梁子，因此在联益堂又一次开会时，发生了陈寿殴打李益徽一事。

李益徽为此状告陈寿。从该年九月二十四日起到十二月三日，经多堂审讯后，法庭判陈寿打人有罪，罚银二英镑，并罚其他费用二十九英镑十三点五先令。

悉尼的《东华新报》和《广益华报》一袒陈，一护李。前者在一九0二年二月五日刊文痛骂李益徽“立心之诈，罪有应得，亦人人所共知共闻”，以致李益徽商铺的顾客锐减。在声誉及收入大受损害的情况下，李益徽又向法庭控告《东华新报》，要求赔偿名誉及经济损失。

该案自一九0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开始，直至六月底结案。法庭最后裁定《东华新报》赔偿李益徽七百英镑，另支付法庭费用七百三十六英镑。然而当时《东华新报》的帐上仅余一百十四英镑，还须支付打官司的律师费用。《东华新报》有应收未收款项和存货资产共一千二百四十二英镑余，为支付赔款，《东华新报》将全部资产拍卖，整个拍卖过程在一个小时内就结束了。

在被拍卖及停刊的两个月后，《东华新报》在原班人马的基础上改头换面，以《东华报》出版，继续为保皇党的事业鼓噪呐喊。

李益徽虽然前后两次官司都打赢了，但耗费超过五百英镑以上，加上商业损失难以估计，心灰意懒的他本就有回国侍奉九十二岁高龄老母的打算，于是待官司完结，将其铺子交给儿子管理以后，就在一九0三年八月返华。而陈寿在年初就回国了。

为了七十英镑，导致陈寿殴伤李益徽、李益徽告陈寿打人案及告《东华新报》诽谤案，结果抖落出了不少原来不为人知的华人内部口和心不和，“同种不睦，自相摧残”的权争利斗。曾有其他地方的华人领袖到悉尼斡旋，希望平息纠纷，以避免对在澳华人有更大的不利影响，但效果不显。

例二：一九0四年，以保护会员不受义兴会欺凌和剥削以及资助年老患病华侨返乡为使命的保良社在墨尔本唐人街与义兴会会员发生械斗。

例三：一九0七年十月间，墨尔本华人在冈州会馆开会讨论澳大利亚政府入境政策时，有两个香山人直闯会场，将人打伤，并导致十月二十九日二百余人当街械斗。警方介入后捉拿到打手三个。在候审期间，墨尔本的华人基督教会及外地的一些华人团体插手，希望双方讲和私了。受伤一方要求1）凶手亲面道歉，并奉上点燃的香烟；2）凶手购买二千响连串炮仗在唐人街点放；3）首犯离开维多利亚地界十二个月后方可转回。而打人者仅应允购买烧酒一樽在受伤者面前分饮。

例四：一九一二年二三月间，位于昆士兰东北部港口凯恩斯（Cairns）西约八十公里处的热带高地上的华人社区内部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斗。

支持革命党的义兴会高度礼赞于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在南京成立的由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二月十二日，清帝逊位。三天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三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政府迁都北京。在那段时间里，澳大利亚各地华社连续举行了欢庆活动。

阿瑟顿（Atherton）是热带高地的中心城镇，那里阳光充足，雨量丰沛，盛产玉米。一九一0年时，在昆士兰的五千多华人中，大约有一千二百人居住在阿瑟顿。他们中除了经商的店主，大多种植玉米。因为华人众多，那里的唐人街有个在一九0三年集资用杉木和乌豆木及波纹铁皮建造的供奉南宋国舅爷杨亮节的侯王庙，供各界祭祀。

义兴会于一九一0年前后在阿瑟顿设堂拜会，会众以四邑人为主，以台山人为中坚。他们中很多人经营销售土特产的商铺以及果栏，同时基本上垄断了当地的烟馆妓院和赌场生意。一九一二年，热带高地的义兴会也在阿瑟顿、凯恩斯以及附近的因尼斯费尔（Innisfail）等地多次举行升旗仪式庆祝新朝的成立。义兴会觉得那年当地玉米大丰收，正是借机发动捐款以支持国内新政府的机会，他们要求从所有华人种植者的玉米出售交易中每吨抽取三先令作为爱国救国捐。种植玉米的主体人群是香山人，他们与四邑人素有芥蒂，对这种强征极为不满。香山人人多势众，其领袖人物方安是一家进出口商行的东主，几年前从达尔文转来阿瑟顿发展。他在达尔文时就与义兴会有过节，到阿瑟顿以后组织了斧头仔会，暗中与义兴会作对，后因斧头仔会的名称过于血腥，就改名为公益会，再改为农工商会。方安与其他香山人指义兴会欲收捐三先令之事为勒索，并称其恃强凌弱，逼人入会。方安鼓动玉米种植人拒交爱国救国捐，同时倡设香山捐，公开跟义兴会争夺筹款权，由是双方变得势同水火。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日，阿瑟顿的香山人为欢度春节结伴外出闲游，他们在唐人街与义兴会会众相遇，发生口角，旧恨新仇，顷刻爆发，双方以砖头、木棒、铁棍和酒樽等为武器大打出手，各有负伤挂彩。义兴会人少，眼见寡不敌众，遂派人飞奔不远处的警局报警，告称是革命党人与满清保皇派之间的争斗。警局立即出警，很快就制止了打斗，并拘捕了方安等四人。当地报纸从警局了解到事件经过，尤其在听说是华人中反清派与拥清派之间的争斗后，大肆报道，将其称之为“华人之内战”。

双方在周边城镇都有亲友，义兴会很快便从各处组织了一批人携带器械前往阿瑟顿增援，愿意为香山帮出力的人也纷纷前去助阵。在几天时间里，有大约二百多华人涌到阿瑟顿准备再决胜负。警察预见到形势可能会恶化，遂从二十八日起，派员在车站巡逻，但凡见华人手执家什凶器，一律收缴，此举阻吓效果明显，许多华人为免被警察拿问及收缴凶器，只得在阿瑟顿的前一站下车，将凶器藏在田间，然后走路去阿瑟顿唐人街。警方又重兵把守唐人街，见有人群聚集即予以驱离，有效地震慑住了蠢蠢欲动的两派人马。

三月一日，方安等四人被送到高地西端的赫伯顿（Herberton）法庭受审。在接下来的约三个星期里，法庭不断传唤一批又一批当时参与打斗的人员作证，这样就釜底抽薪，拆散了酝酿进一步冲突的双方骨干，将他们的主要注意力引到了法庭诉讼。于是阿瑟顿的街道就归于平静了。而赫伯顿的客栈、饭馆、食品店和肉铺则因大批华人的突然涌来而猛赚了两三个星期的钱。

经过三周左右的作证和辩论，法庭最终弄清了两派冲突的根源所在：香山人指责义兴会遍设烟馆赌场，自毁华人名声，还在赌博中作假出千，以致参赌的香山人经常无端输钱，因而对义兴会咬牙切齿。而义兴会则以革命党自居，表示一贯支持武昌起义和新成立的民国临时政府；他们从玉米种植人那里抽取的爱国救国捐，是准备汇给国内的革命党的，他们按照协议将捐到的钱交由当地一位有名望的香山籍富商负责转汇中国革命党人，后者却将钱交给了在悉尼的清廷任命的领事黄荣良（最后归了北洋政府），为此，义兴会将香山人视作保皇派，颇多指责，双方矛盾越积越深。所谓“革命党人与保皇派之内战”，即源于此。弄清了前因后果，法庭认为双方之间有误会，对于群殴，则双方都有责任，遂于三月二十八日取保释放了方安等四人，结了此案。在法庭判决之前，原先聚集在阿瑟顿以及后来去赫伯顿的那些人，其实都已经陆续返家了。

在阿瑟顿两派剑拔弩张的二月下旬，昆士兰北部的华人社区就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和影响的恶劣，派出了德高望重、资产雄厚的华商如莫斯曼（Mossman）的黄金源等人前往阿瑟顿斡旋调和。义兴会在那次群殴中由于人寡而受伤者较多，黄金源许诺予以补偿，同时他也为方安等四人支付了每人六十英镑的保释金。可是方安们不忿被指为满清保皇派，对黄金源向义兴会让步颇为不满，导致那位殷商拂袖而去。随后凯恩斯以香山人为主的华商如郑泗全等再赴阿瑟顿调停，义兴会也强硬了起来，威胁定要将方安等人定罪不可，于是郑泗全等人也无功而返。回去以后，他们议决筹集捐款，准备兴讼，要与义兴会死磕到底。

以悉尼和墨尔本两大华人社区为基地的华人报纸将阿瑟顿的两派打斗讥为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呼吁义兴会要深明大义，谋求和平解决事端。墨尔本的少年中国会直接发电呼吁尽快结束这场丢人现眼的内斗。悉尼的华人社团及致公堂也通过多种途径，希望义兴会不要再挑起事端，而是退一步媾和，不要给正在庆祝民国诞生的澳大利亚华人社团添乱。这些呼吁和劝告以及私下的沟通，对一直以革命党人自居、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阿瑟顿义兴会起了很大的作用，此事就此平息了下去。

一九一六年中国国民党在阿瑟顿埠成立分部，此前冲突的双方冰释前嫌，成了同志。

例五：一九二六年，大革命的浪潮开始从广东席卷全国，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所向披靡。与此相应的是，国民党的派系争斗也达到了高潮。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国民党左右两派因在拥汪抑或拥蒋和定都武汉抑或南京问题上的争执直接走向了同室操戈。这一争执亦被带到了海外华社之中，悉尼国民党总支部内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大派别。最后总支部召开全体大会表决，结果多数赞成承认南京政府，但有四十余名党员反对，他们因而被全部清除出党。由是那些人刊布传单，攻讦右派，甚至涉及败人私德伤害名誉，此事闹得满城风雨，几致失控。从一九二八年初起，右派搜集证据，聘请律师，将对方以诽谤罪告上公堂。最后左派在党争和诉讼中全面失利。

四.余尧寿丑闻

一八七三年，李鸿章发起创建“官督商办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民初，余尧寿被政府派驻招商局任总办。他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到澳大利亚调查商务，下榻墨尔本怀达（Grand）大酒店，既受政府的优礼厚遇，更蒙华侨殷渥款待。盘桓月余后，余尧寿收拾行囊准备返国。酒店的经理因关心而到房间探望，见满屋满地的方箱圆箩，大为好奇，就请余在当地临时聘请的兼通华英双语的厨子梁某一一介绍诸物的用途，以为谈资。在检视物件的过程中，经理突然发现一个帽盒旁插有刀叉数件，细察刀叉柄上镌有怀达酒店的记号，大吃一惊之余，经理又发现房间里的餐具少了数十件，于是立即下令扣下行李，准备报警搜查，吓得余手足无措。在场的华侨黄某、方某等觉得此事大伤国家体面，极力从中求情，婉言余尧寿不懂规矩，以为客房里的东西听凭取用，故误为收藏。然而那经理不肯罢休，大骂中国官界尽是盗贼。那几个华侨费尽唇舌，再三道歉，并赔款若干，才把事情摆平。余尧寿离开后，经理又入房检查，见地毡和床单多处被烟火烧成筛眼，那是因为余尧寿等人常吸水烟，任意吹灰于床上地上所致。经理大愤，又发现余尧寿的随员所住之房，床褥衾枕爬满虱子，污秽不可名状。经理摇头叹气，在诅咒一番以后，命人将那些床褥衾枕投入锅炉一烧了之。从此墨尔本的高等旅馆一时拒收华人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