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习笔记（十一） 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

  中共党史学习笔记（十一）

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

 

本节要点：

1）李汉俊是早期中共党人中读马克思主义书最多的人，他是很多人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2）李汉俊主要因为与陈独秀意见不合而退党。

3）李汉俊退党并加入国民党，又被中共奉为革命烈士。

李汉俊（一八九0—一九二七）出生于湖北潜江袁桥一个教书先生的家庭。

少年李汉俊聪慧过人，他六岁进私塾，有过目成诵的超强记忆力，而且娴于辞令辩才。

一九0四年，在兄长李书城的一位好友的资助下，李汉俊步李书城的后尘，东渡日本，先就读于“特为教授邻邦子弟游学”而设的经纬学堂和晓星中学，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系，成为满清政府的官费留学生。

在东京帝大期间，李汉俊深受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和后来的日共创始人堺利彦等人的影响。他通晓日、德、法和英四国语言， 能说流利的德语，读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原著毫无障碍（德语也是共产国际的通用工作语言），在通读了当时能看到的所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以后，李汉俊认定马克思学说对中国“实在是最美满的天赐品”。他相信“当今中国该走什么路？要解决这个问题，非共和也非复辟，这般的政治变革是改变不了中国的。过去既已证明了这点，现在亦证明了这点。那么，我们该努力去做的唯有社会革命一条路。”

一九一八年，李汉俊从帝大毕业，获工科学士学位。他在日本留学共十四年。

岁末，李汉俊携带大量日、英、德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报刊回国，然后专心于写作和翻译。他在几年里以人杰、汉俊、汗、先进、海镜、海晶和厂晶等笔名在《民国日报》、《新青年》、《建设》、《劳动界》、《共产党》和《小说月刊》等报刊上发表的至少九十多篇传播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启蒙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内的众多青年才俊。

一九一九年春，李汉俊结识了由鄂赴沪的湖北同乡董必武与张国恩等人，他向董必武和张国恩他们介绍十月革命，推荐宣传新思想、新思潮的日文书籍和杂志《黎明》、《改造》和《新潮》等。董必武深受其影响，称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一九二0年四月，维经斯基到上海与陈独秀和李汉俊等见面，提议组建中国共产党，陈、李均表赞同。其实，早在一九一九年九月，李汉俊就萌生了在中国“仿俄建党”的想法。五月，陈独秀与李汉俊等组织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八月，陈独秀和李汉俊等七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李汉俊也参与组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李汉俊和陈独秀校阅的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八月在沪问世后，陆续被重印了近二十次。李汉俊翻译的德国人马尔西写的《马格斯（克思）资本论入门》扼要阐述了马克思关于商品、价格、剩余价值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等问题的学说，是中国第一本介绍《资本论》的通俗读物。九月，李汉俊着手翻译《价值、价格与利润》等马克思著作。他帮助李达从德文补译了部分郭泰（Herman Gorter）所著的《唯物史观解说》。李汉俊还曾著文介绍第一国际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纲领。

八月十五日《劳动界》创刊，李汉俊担任主编。他在发刊词中说：印这个报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在《金钱与劳动》一文里，他深入浅出地阐述劳动价值论，向工农解释什么是剥削。

李汉俊受托参与起草了党纲。

武汉共产党支部、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济南共产党支部的建立都得到过李汉俊的帮助。李汉俊还引进了许多早期的中共党员，如沈雁冰在他的《我走过的道路》里就说到：“我是在一九二0年十月间，由李汉俊介绍加入共产党小组。”沈雁冰的弟弟沈泽民则由沈雁冰介绍入党的。

因此，李汉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最主要的传播者之一，而且是中共初创时期最有影响的活动家之一。马林曾评论说李汉俊是中共“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一九二一年中，李汉俊与马林、陈独秀和张国焘等开始筹划召开中共一大。

不过李汉俊与马林从一开始起就话不投机半句多。马林声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毫不客气地向李汉俊要中共的工作报告。李汉俊说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甚么可报告的。马林又问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予以经济的支持。李汉俊觉得马林这些话过于唐突，他表示中共还没有开过代表大会，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共成立之后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代表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有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报告工作计划和预算等等。他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资金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在李汉俊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应由中共自己负责，“中国革命应由我们自己去干”，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中共可以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并采取一致的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中共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中共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再说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只能是中共的顾问而非领导，中共只可以接受其理论指导而非组织领导。

结果是，在李汉俊为陈独秀代理书记的那段时间里，本来根据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指示，所有中共“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尼克尔斯基都必须参加，但马林向共产国际汇报说：“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意有这种监护关系”。

李汉俊是中共党内具有独立自主意识和科学批判精神的代表人物之一。

是年六月，李汉俊与李大钊、李达、邵力子、周建人、沈雁冰、夏丏尊、陈望道和陈独秀等十五人发起筹办新时代丛书社，旨在“普及新文化运动”，同时为不久后召开的中共一大提供掩护。他还曾一度代理《新青年》的主编。

七月下旬，中共一大在李汉俊所居的李书城寓所召开。李汉俊作为上海代表参加了会议。

李汉俊、董必武、张国焘、刘仁静和李达在会议休会的两天里对党纲草案作了修改，并起草了成立决议和劳工工作计划。在讨论党纲草案时，李汉俊提出过两点修正意见：1）他主张中共未来的中央不过是一个联络的机关，不可任意发号施令，一切应征求各地方组织的同意，须有共同讨论、遇事公开的精神。2）对于征求党员不可限制太严，不必规定每个党员都须从事实际工作，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够了。李汉俊的自由联合的想法遭到了多数代表的反对。

李汉俊在讨论中总是坚持他的意见，但从不与人争吵，当他的主张被否决时，他又总是坦率地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张国焘在形容李汉俊在一大的表现时说他“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的见解，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 。

七月三十日晚上，会议因一个可疑的不速之客的闯入而匆匆解散后，李汉俊不慌不忙应付了法国巡捕的盘问。

一大后，李汉俊继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二年元旦，他在上海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中国的乱源及其归宿》和《我们如何使中国的混乱赶快终止》两篇文章，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作出剖析，预言“中国的混乱又要中国进化到社会主义才能终止。”

李汉俊与陈独秀在关于中共的一些核心理念上有严重的分歧。一是李汉俊反对陈独秀主张的“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而“主张地方分权”。他习惯于坚守在传统的“文人论政”的范围之内，尤其反感从苏俄带进来的党的集权制，他担忧政治运作的中央集权会导致“个人专制”，会“使一二野心家利用作恶”。二是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他认为中共还处于幼稚阶段，应强调自我发展，不该与别党合作。三是在革命活动上，他不同意大张旗鼓搞工人运动，他主张“我们应办学校，看书籍，宣传学生，而不应作组织工作”；他视学生（即知识分子）是“党的基本势力”，反对单纯的“政治运动和宣传”，“反对党的宣传和传单”，更“反对有政治机关报”、“反对领薪水”等。

同时李汉俊认为自己在马克思理论研究上与陈独秀至少应该是平起平坐的，在许多人眼里，他也确实“在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不过在一大上却没有被选入中央局；其次，李汉俊认为陈独秀和张国焘搞独裁垄断，什么都是他俩说了算，而自己提出的意见从未没被采纳，觉得他在党内的地位和话语权与他的实际影响力和贡献不相符；他也质疑列宁在苏俄采取的一些政策，更不赞成中共一切听从共产国际的做法。最后，当时中共的工作经费每月仅需大洋二百元左右，但大家却无力负担，而搞工人运动没钱不成。新青年社在法租界大马路开了家新青年书社，生意很好。李汉俊向陈独秀写信提议由新青年书社按月支二百元做党的经费，陈独秀没有答应，这也让李汉俊生气，于是他疏远了中共中央的工作。

一九二二年春，李汉俊回到武昌，执教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和国立武昌高师。他主讲的“唯物史观”给学生的思想影响极大，促使部分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同时他在武汉中共机关报《武汉星期评论》上发表的鼓吹妇女解放的文章，推动了湖北女师学潮。

在中共的二大上，尽管赌气没有参会，李汉俊还是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他给会议写了一封意见书，内容是反对陈独秀提倡的集权制和铁的纪律。

一九二三年春，一反从前不很赞成工人运动的立场，李汉俊以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委员的身份 ，参加了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领导工作。一月三十日，他与陈潭秋、林育南和施洋等赴郑州参加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二月六日，他以省工团联合会名义组织二千多名代表到江岸慰问罢工工人，号召工人们加强团结，坚持罢工。他支持林祥谦等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

在林祥谦被吴佩孚砍杀以后，李汉俊逃亡到北京李书城处暂避，接着通过李书城的关系，在北京政府的外交部和教育部谋得了差事，为此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给他处分，李汉俊则不理不睬。

一九二三年五月，李汉俊在北京给中共中央写信，宣布脱离共产党。

同年秋，武汉形势有所缓和后，他返汉继续教书。

一九二四年，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将李汉俊开除出党。

虽已不是共产党员，李汉俊觉得“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人，但同样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亦属心安理得。”

一九二五年底，李汉俊到国立武昌大学任教。

一九二六年，他返回上海，在上海大学社会系讲授唯物史观。

同年北伐军攻占长沙后，李汉俊作为湖北各界欢迎北伐军代表团副团长去长沙劳军并加入国民党，随即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秘书。八月，北伐军进驻武汉，李汉俊任湖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兼接收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和教育科长等职。

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全省代表大会召开，李汉俊当选为执行委员。四月十日，湖北省政府成立，李汉俊任省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厅长。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分共”以后，身为国民党左派的李汉俊继续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利用蒋、汪争夺国民党最高权力的矛盾，同省党部和政府内的右派势力斗争。十一月，李汉俊等以省政府名义下令释放在汉被捕的中共嫌疑分子三百多人，营救了大批中共干部。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李汉俊在武汉日租界家中被桂系军阀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当夜未经审讯即被枪毙，并被暴尸街头数日之久。李书城和董必武等人奔走营救不及。李汉俊时年仅三十七岁。事后李汉俊的遗骸被葬在武昌伏虎山西坡卓刀泉寺后（其墓在文革中被毁，一九八一年得以修复）。

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给李汉俊家属颁发了由毛泽东签署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上写：“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自行脱党而又被中共开除的国民党人得此殊荣，李汉俊可能是独无仅有。

李汉俊原配为新旧各半的万姓千金小姐，育有一子李声簧和一女李声馥。第二任妻子为女工陈静珠，育有遗腹女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