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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随笔《从王粲的七哀诗到三年大饥荒,写在建党百年》

(2021-06-30 04:43:15) 下一个

            德尔塔( Delta )来了,接踵而至的是德尔塔+,不知其之后是否有“塔尔德”或“尔德塔”,一场完全真实而不知何时终结的“人和病毒”游戏在地球上活生生地展开,今天或许只是冰山一角,或许是导致人类灭种的开始,当然或许明天呼出一贴神药,病毒灰飞烟灭未尝不可。去年英国有位专家说,“和病毒共存,集体免疫。”遭到几乎全世界人痛骂,中国专家也说了,“人类终将战胜病毒。”目前为止,在最高领袖的亲自指挥下,中国国土上对病毒已成碾压优势,和那些被病毒蹂躏地人财两空,到处印钞抚恤的国家比的确如此。就在这个我们可以平视世界,时与势在我们这边的大好形势下,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病毒蹂躏人类贯穿整个人类史,欧洲的黑死病让文明进程倒退,一千八百多年前,中国土地上也曾有过一场大瘟疫夺走了人命无数。《后汉书,献帝纪》“建安二十二年,是岁大疫。” 这一年,已载入文学史的“建安七子”里,有五位被瘟疫夺走了生命,这七位还是各霸诸侯的公子王孙尚且如此,普通百姓可想而知。曹植在他的《说疫气》  一文里写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建安七子”    之冠冕王粲也死于这一年瘟疫。除了曹操父子三人,王粲在魏晋乃至六朝中有很高的文学地位。如果说曹家父子和“建安七子”   所形成的“建安风骨”是续《诗经》《离骚》后成为中国文学正统的一脉传承话,那么,王粲的五言诗也是后来诗圣杜甫的基石。
           
           提到王粲便想到他的《七哀诗》,“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董卓部队在长安大撕“三光政策”,百姓遭殃。“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王粲要再次离开长安投奔刘表。“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在离别之际,亲友扶着即将滚动的车轮依依不舍,一场生离死别之情油然而生。“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写多了真不如“无所见”来的直白真切。曹操的《蒿里行》也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蔽平原的规模远胜露于野,堪比前些时候,印度的国土上遍地堆木火葬,活人眼睁睁地看着火势蔽盖大地。诗的后面六句举重该轻之法,庶几用笔之玲珑影响诗圣杜甫,“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诗人亲眼看到一位不知饿了多日的妇人将自己的亲生骨肉遗弃在草堆中,将人性母子之情活生生砍断来点中此景之凄惨,我信王粲是真实遇见母子诀别而不是文学渲染。
             
           全球因新冠死亡在今年四月突破三百万人,按统计看很快将突破四百万,数字是冰冷的,一具具大体后面牵连着多少亲人依依不舍地离别感伤。是佛也要睁眼一看,是阴鬼也得关上黄泉之门。
             
           六十多年前的中国,也发生了大批非正常死亡,非天灾非瘟疫而是“人祸”。大跃进办起了公社食堂,为超英赶美,熔了铁锅炼起了“破钢”,求得好大喜功谎报丰收,亩产三万多斤比袁隆平老先生求一生之科学实验得到的一千一百多公斤还多出了十几倍。可叹中央从主席部长到省级高官大都下地劳作过,竟无一人像个男儿站将出来捅破谎言。于是农村开始缺粮,村干部们把守村口严禁逃荒,开始饿死人。二零一五年八月,孙经先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载文《“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痛批谣言。二零一二年在香港科技大学主办的《重读共和国史讲座》里,林蕴晖教授对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数,有根有据地列出了,一千七百万,两千五百万,三千万,四千万等四种提法作出了分析。无论哪个数字接近真实,都已将今天全球新冠死亡数甩得够远了。一九八一年六月,《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对三年大饥荒一字未提,可谓“这三年没有问题”之选择性遗忘。在后来的四十年,再也没有什么决议或者讲话来澄清国人所关心的党史问题,也堵绝对敏感问题的研讨。“莫谈国事”又从民国穿越至今,力争“头条”。
     
       
           历史似乎是部乏味的故事,故事可以虚构而历史唯求真实。“以史为鉴”本身是个悖论,惟有当时的时空和客观因素造就了历史,“时空”“客观因素”不能再造何来“为鉴”?回避历史或者选择性遗忘历史是弱者的表现,是鸵鸟心态。已经得“时”得“势”,眯起眼睛平视世界,执全球经济之牛耳者中国,已有行走太空之能事,何有弱者姿态?建党百年之机,澄清党史上的疑点和纠正错误,“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可惜了,这个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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